【补档2】捂嘴、封号、资产阶级专政

人们常以为在自己互联网平台上的账号是属于自己的所有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像地主随时有办法抢走农民的土地，就像老板随时有办法将工人们降薪裁员，在互联网上，平台企业同样随时可以对你限流、禁言，将你创作的产品强行下架，只靠着笼统的“违规”裁定。如果你恰好做出了揭露企业不当行为、抨击资本剥削本质、曝光产品质量缺陷或劳工权益受侵的行为，那么，这些掌握着庞大用户群体和舆论渠道的互联网PT，甚至可能对你做出短期乃至永久封号的处理——以保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的名义。这种动辄捂嘴封号的行为，本质上正是在数字舆论空间里的资产阶级专政，是资本借助技术权力对广大劳动群众实行的舆论和意识形态镇压。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明，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而资产阶级专政，其内核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镇压的权力体系。这种专政不仅体现在资产阶级控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上，也体现在思想文化、新闻出版、舆论传播等意识形态控制领域。

历史反复证明，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都不会容忍反对自己的进步声音的广泛传播。当年的国民党如此，今天的资本平台同样如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围剿革命文化，颁布了《出版法》、《宣传品审查条例》、《查禁反动刊物令》等一系列控制舆论的严苛法律，仅1934年就一次性查禁进步书刊149种，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作品均在焚毁之列。他们还以“危害民国”这一极度模糊的罪名肆意查封报馆、逮捕办报者，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因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腐败而被迫停刊，史量才因为在《申报》上发出正义呼声而惨遭暗杀。那个时代，国民党反动派用警棍、监狱和子弹来回答揭露他们黑暗统治的正义之士，其本质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极端恐惧的专政本能。如今，互联网PT虽然不再直接使用警棍与子弹，但其封号、禁言、下架作品的权力运作逻辑，与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钳制言论的白色恐怖在阶级本质上如出一辙——它们都是站在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立场上，对危害其根本利益的声音进行系统性的清除。

平台之所以能够且必然实行这种资产阶级专政式，在于资本自身的天性。利润率是资本的生命，为了维持和扩大利润，资本必然要隐藏一切对其不利的真相，尤其是那些有关剩余价值榨取、劳动条件恶化、环境污染、产品质量欺诈等涉及企业“不正当行为”的理论与信息。于是，维护企业与企业家的权益，在资产阶级法权体系中就被神圣化为保护私有财产与市场自由，而揭露这些问题的个人账号，则往往被扭曲为侵权者、造谣者或破坏营商环境者。当平台以“维护企业权益”为旗号来封禁用户账号时，实际上正是在履行其阶级职能——以技术手段，对胆敢威胁资本增殖逻辑的人进行直接镇压。

尤其能够体现资产阶级专政本质的，是平台在捂嘴、封号时所采取的那种专横模糊、拒绝说理的姿态。无数案例表明，当创作者向平台申诉询问究竟何处“违规”时，得到的往往只有机械重复的“违反社区规定”，违反相关法律，而无法说明到底是哪句话、哪张图、哪段视频，如何违反了究竟具体哪个条文，更无有效的举证质证的程序——一副“莫须有”的嘴脸。动辄以“违规”二字轻易抹除一个账号几年甚至十几年累积的劳动成果与社会联系，却给不出确凿合理的违规依据，不正是这一资产阶级专政传统在互联网的投射吗？显然，规则的解释权、执行权和裁决权完全握在平台这一“数字资本家”手中，而被封号者既无辩护空间，也无对质可能，只能被任意处置。

还应该看到，平台动辄封号这一行为，不仅是在维护自身平台或个别资本家的私利，更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充当看门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大企业间的利益高度交织，资本家阶级们无论在各个领域有何竞争与冲突，其在面对劳动者阶级时早已结成了兄弟般的联盟。为了防止因为某一企业被揭露出丑闻，牵连出整个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进而动摇公众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信任，资产阶级需要一种能够迅速隔离、消音和抹除信息的机制。而PT作为覆盖数亿用户的超级媒介，完美承担了这一为资产阶级实施整体专政的职能。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国民党统治的实质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政权不仅是在消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也是在替江浙财阀和买办资产阶级清除一切敢于反抗的工农力量，查封总工会、农民协会和进步学生团体，此时，其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都服务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整体专政。今天，我们会发现，平台虽然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但其通过捂嘴封号实施的压制行为，客观上充当了稳定整个资本世界的信用体系、防范劳工和消费者自觉意识凝聚的管控工具。每当有用户将不利于企业的信息发布出来，迅速遭到限流删除时，平台行使的显然并不是一个中立企业的管理权利，而是整个资产阶级授予其的治安权力。它的捂嘴封号便是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争取经济权、休息权、健康权、知情权、环境权等斗争的数字化镇压。

倘若只把封号视为平台正常的市场行为而不见其专政实质，那便落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陷阱。资产阶级善于将一切具有阶级压迫性质的事物去政治化，将其包装成技术问题、契约问题或市场选择问题，这是一种将阶级专政自然化、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欺骗。列宁就曾痛斥考茨基之流用“纯粹民主”的论调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血腥事实，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只能是阶级的民主，自由只能是阶级的自由。显然，平台上的自由，也绝非什么抽象的、人人平等的自由，而是清晰标明着阶级界限的自由：资本拥有不受控的积累自由，企业拥有遮掩丑闻的自由，富豪拥有操控舆论的自由，而普通劳动者、消费者则没有揭露真相、对抗资本暴力的自由。当后者试图行使这种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利时，封号就立即被作为专政手段泰山压顶而来，从而暴露出PT上的所谓自由，只是资产阶级内部有限度的放任，一旦跨越危险的界限，这样的自由就要瞬间被剥夺。

今天的平台社区中，资本之间的商业诋毁与冷嘲热讽的文章常常可以畅通无阻，然而一旦有普通账号写出文章或做出视频，揭示诸如某企业如何通过复杂股权架构逃避劳动法责任，即使其文章或视频再怎么实事求是，往往也会立即面临“涉嫌侵犯企业商誉”为由的全面压制。这不正是只许资本家放火，不许劳动者点灯的资产阶级专政逻辑吗?

这种网络空间里的资产阶级专政，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当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延伸与强化。平台依靠对数据、算法和社交关系的私有化控制，构建起一座座庞大的数字领地，用户看似以自由的身份进入，实则丧失了对自身言论与劳动成果的支配权。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指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在平台经济中，广大内容创作者被剥夺了对传播渠道这一关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能租用平台提供的阵地来发声，一旦他们的发声威胁到作为平台主要利润来源的大资本集团，平台便通过行使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性私有权，斩断其与受众的联结，使其劳动顷刻间化为乌有。这正是平台对无产阶级在数字领域进行镇压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专政得以日常化和自动化的技术前提。若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掌握和利用网络平台这一当今最迅速最广泛的传播工具，去揭露批判那些侵蚀人民利益的不正当企业行为，那么他们在舆论战场上就会处于赤手空拳面对全副武装的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危险境地。

我们能坐视这种资产阶级专政在数字空间肆意蔓延吗?当然不能!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压迫越是加剧，反抗就越是激烈，资产阶级把专政工具打磨得越是精致，无产阶级就越必须洞悉其本质并建立起自己的反抗阵线和替代性力量。历史上，面对国民党残酷的新闻封锁和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转入地下，用油印小报、秘密电台、手抄传单继续传播真理，在白色恐怖中让革命的声音不绝于耳。今天，平台的封号固然可以将一个账号瞬间抹除，但绝封不住万千觉醒的群众心灵。每当一个揭露企业压榨劳工的账号被消灭，就会教育和号召更多觉醒的劳动者用新账号、新平台、新方式来继续发声，并在此过程中更加认清平台所谓“违规"背后的阶级实质并采取更加灵活和积极的斗争策略。从整个阶级斗争来看，重要的不是某个单一账号的存活，而是整个阶级意识的生长：要使最广大的劳动者意识到，平台封号不是孤立的管理行为，而是整个资产阶级为实现资本专政而采取的系统性镇压;要使大家明白，争取网络言论自由，揭露企业黑幕与社会不足的权利，必须与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整体斗争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说，要彻底终结平台动辄捂嘴、封号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行为，就必须改变数字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平台真正成为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成为人民群众监督资本、维护公共利益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现阶段，则需发动群众力量，通过立法、行政和群众监督，严格约束平台私有权力的行使，强制要求封号必须公开详细理由并诚恳接受申诉，对恶意封号造成损失的必须严肃追究资方赔偿责任，并支持劳动者和消费者团体建立自主的数字传播渠道，逐步打破资本对舆论工具的垄断。资产阶级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集团越是坚决反对揭露企业不正当行为，越是急切地拥护用模糊违规来封禁账号的自由，无产阶级就越要坚决地拥护人民的知情权、批评权和言论自由，就越要坚决反对平台不受约束的封号权力。这是一种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