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雅芸，赵月枝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的妇女与传播研究再出发

摘要：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长期忽视性别维度，改革开放后引入的传播学研究则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议程的影响，这导致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开展的妇女与传播研究寥寥无几。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实践化的内在要求，还是新时代妇女与传播研究范式转型的必然逻辑与迫切需要，都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妇女与传播研究的彼此互补性发展提供了契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为视野，反思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依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采用社会性别知识生产方式的理论桎梏，旨在于解构中重建、以批判促发展，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妇女与传播研究的四维框架，以回应新时代的理论范式转型需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妇女与传播；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女性媒介形象；社会性别

1995年，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新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全球性会议，其参会人数在联合国历史上亦属空前。作为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性别问题为核心的政府间盛会，大会旨在通过确立政治议程实质性推进妇女解放进程。中国政府在这次会上将男女平等确立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这一承诺标志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为全球性别平等事业绘制了战略蓝图，其中《行动纲领》将“妇女与媒体”列为12个关键领域之一，首次系统性地将性别议题纳入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2025年10月，正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30周年之际，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再度携手于北京举办全球妇女峰会。《全球妇女峰会主席声明》指出，期待以此会议为新起点，为全球妇女事业开启新篇章，加速落实《北京宣言》《行动纲领》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站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无论是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学术议程影响的中国妇女与传播知识生产，还是被新自由主义话语收编、矛盾日益突出的性别议题实践，都亟需新的起点与方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将新闻学明确列为需“加快完善”、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重点学科之一。如今，正逢已10周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为完善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与论述框架注入了核心动能，对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发挥了支柱性作用。然而，当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建设仍待进一步发展，学理建构的系统性与严密性尚显不足;尤其是，经典理论体系的当代转化和学理逻辑的中外融通仍需进一步深化，使其既能回应当今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势，又能扎根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土壤，形成具有时代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性的理论成果。在国外，人文社科研究中对种族、性别与阶级的批判性思考，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然而，阶级议题在去斗争化的语境中已被边缘化、种族议题在“政治正确”的肤浅化与民粹主义的兴起间面目模糊，性别议题的讨论却在过往60年间不但未曾“褪色”、而且愈加深刻影响了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这恰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关键切入点与契机。

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妇女与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型需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需要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根本体现，不仅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行业与舆论形成的观念，还囊括了对于“大传播观”下包括信息生产、新闻传播活动及其相关规律在内的广义新闻传播学各个分支的思想体系引领。若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及学理演进的脉络进一步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系统性地建立传播学科以来，便长期处于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深刻影响之下，而后者本质上即为美国冷战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带有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在中国新闻传播学仍发挥着影响，而妇女与传播这一分支领域亦概莫能外。因此，在如此复杂的学科演进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建构必然要经历一个“先破再立、欲立先破”的过程，即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引领，对既有本土新闻传播学理脉络进行检视、辨析与扬弃，从而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在辩证的回顾中走向“否定之否定”的探索道路。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为视野，旨在重新认识、思考妇女与传播研究脉络的尝试，正是对这一“在解构中重建、以批判促发展”理论建构过程的具体运用。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系统性回溯、梳理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过去30年间的发展脉络，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野中对其移植西方研究议程、依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根本桎梏进行反思，进而在明确当今中国妇女与传播研究应当具备的价值立场之上再出发，探索构建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妇女与传播研究理论框架，以回应新时代的理论范式转型需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有意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和“妇女与传播研究”区分使用，旨在更为清晰地展现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作为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学术脉落，而后者则指代内嵌突破媒介中心主义、检视传播活动各个环节的“大传播观”、同时具备中国学术立场的范式转型。

一、历史进路：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两大核心议题

如前所述，由北京承办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为迄今已长达30余年的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拉开了序幕。在此之前，尽管传播学于20世纪80年代已被引入中国，但性别议题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一状况也与当时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关注不足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西方传播学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几乎踪影难觅。例如，出版于1983年的《大众传播学通论》对女性主义、性别议题只字未提。直至1993年，尽管相关学术研究仍缺乏资金支持，但随着期刊发文量的稳步增长，性别议题在学科内的可见度逐渐提升。正因如此，这届大会及其筹备过程中对“妇女与媒体”议题的探讨，为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研究议程与学术框架：与会者一方面批评了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性化呈现以及对其社会贡献报道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新闻机构性别失衡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这种基于信息传输流程、叠加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分析思路,使得“媒介内容与性别”与“传播者与性别”逐渐发展成为该领域两个核心的研究议题。

对于女性媒介形象议题而言，学者风笑天在1992年于《社会》上发表的、对《中国妇女》杂志40年间的女性形象研究成果，成为国内首篇系统探讨该主题的学术文章。这项研究以该杂志1950—1990年间报道的325位典型人物为样本，梳理了女性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脉络，即从单一化的劳模形象，到个人成就与集体奉献并存的多样化女性模板，再到凸显个人成就的“女强人”型形象。区别于上述历时性考察，首篇发表于新闻传播学期刊的该主题论文则沿用了西方学界更常见的批判视角，发现香港地区广告常将女性描绘为“性象征”的角色，而受众对此偏差普遍缺乏敏感，批评态度较为温和，且男女受众之间并无显著差异。随后，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促进该研究问题受到更多媒体人士与传播学界的瞩目。美国妇女运动代表人物贝蒂·弗里丹访问中国，并在北京怀柔举办的NGO论坛上与新华社特稿社社长熊蕾一同作了发言。两人分别介绍了美国与中国的媒体监测项目机制、分发操作指南，对国内媒体工作者及性别研究学者起到了启发作用。此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牵头联合多位学者与新闻工作者，共同启动了关于大众媒体中女性形象的专题调研，并联合组建了“妇女媒介监测网络”项目。这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妇女运动整体推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议题之所以能够持续吸引大量学者关注并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源于它对社会化理论观点的继承，即认为性别角色学习本质上是行为建模的结果，并着重强调了父母、教师、媒体等在性别角色行为习得过程中所起到的示范与强化作用。这一视角与新闻传播学领域对形象塑造与传播效果的关注高度契合。也正因如此，在过去30年间，该议题始终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最具生命力、持续受到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直至今日，新闻传播学者仍在不同媒介形态中探索女性的形象建构及其对受众的影响，批评传统的性别成见，并呼吁提升女性在公共领域多样化、真实的可见性。随着媒介形态日益丰富，相关研究也从20世纪90年代集中于杂志、电视与电影，逐步扩展到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如通过网络民族志方法考察社交媒体短视频中女性群体的自我呈现与他者塑造,流媒体综艺节目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叙事悖论,电子游戏中女性虚拟角色的形象打造等。尽管媒介形式不断变化，但此类研究的核心关切始终着力于批判刻板化的女性形象，或指出女性在特定类型议题中的缺席现象。从研究对象来看，过去30年间，学界关注的女性群体也呈现出不断细化与分众化的趋势，包含了女性运动员、晚婚女性、女性网络红人、中年女性等曾引发社会热议或成为新闻热点的群体。

在此过程中，中国学界亦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形成了两种认识路径：“真实反映论”与“再现论”。前者作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典型预设，最初源于女性文学形象研究，假定存在某种本质性的、真实的妇女形象与女性经验，以检验媒介是否如一面镜子一般，如实映射、“客观”呈现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的状态。后者则强调媒介的建构性力量，认为媒介通过对社会现实进行重组，以影响受众对真实的判断。正如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学者范祖农所指出，媒介生产并非镜像的反映过程，“真实”亦非客观现实的集合，而是在特定权力关系中被社会建构的结果。就中国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而言，多数文献虽然已关注到媒介的塑造与建构作用，但往往未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与权力运作逻辑，即多停留在描述“症状”层面，而对“病因”的探讨仍显不足，更未曾触及大众传媒与阶级结构的关联，而这才是市场化改革中媒介之于深化社会既有不平等的作用力。

与此同时，以媒体行业女性从业者为主体展开的学术研究，则成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发展30年间的另一条主轴，其亦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传播学者视为媒介内容纠偏的解决路径之一。该理论来源于盖伊·塔奇曼在著作《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中提出的学理假设，即女性在大众媒介中往往遭受“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被刻板化、被琐碎化、被边缘化，关键原因之一在于新闻行业长期由男性主导。因此，该理论主张媒体机构应当聘用和晋升更多女性从业者，从而促进对女性更为积极、多元的内容生产。将这一批判视角引入中国语境的是印度学者Vijayalakshmi Balakrishnan,她在《亚洲媒介与妇女》一文中明确倡导增加女性从业者与媒体领导人，旨在通过该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媒介中歧视女性的现象。从根本上看，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通信行业，只要女性从业者在数量上与男性相当甚至占据优势，媒介中的女性刻板形象便有望得到消除。在这一分析脉络下，学界引入政治学中“临界质量”的概念，将30%设定为能够改变原本由男性主导新闻业现状的女性从业者比例，并乐观地推断：一旦女性在新闻传播行业达到这一临界规模，便不再处于边缘地位，而人数的“量变”也将引发媒体内容的“质变”,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也便由此不再刻板化。然而，学者所假设的理想愿景并未成为现实。当大众媒介行业中性别比例逐渐趋于平衡，媒介内容却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于是，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媒体行业的领导层，将增加女性领导者视为“临界质量”理论失效后的另一可能路径。例如，刘利群指出，尽管中国女性记者数量已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但相较于男性，女性媒体人仍处于边缘地位;在中高级决策层中，女性占比不足10%,这使得媒体行业中的性别关系呈现出服从与被服从的特征。

然而，正如范祖农前文所指出的，这类理想化的解决方案不仅草率对待了女性主义，更在极大程度上化约了新闻生产。从女性主义视角而言，对从业者性别比例的统计方式，仍遵循本质主义的性别认知逻辑，将性别简化为基于生理特征的固定属性，并默认其必然对应特定的行为与认知模式。但现实情况远比这一预设复杂。从反女性主义的美国女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到否认慰安妇事实、高举极右翼旗帜的高市早苗，种种现实案例表明，女性身份并不必然导向女性主义立场，甚至可能基于政治利益需要，以性别身份为掩护，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

从新闻生产的视角而言，这类隐含自由主义前提的媒介生产研究，通常建立在媒体机构或新闻业“完全自主”的假设之上。这种“媒介中心主义”论述，过于强调记者与编辑性别比例等内部因素，不仅无视采访信源、受众需求、时间限制这类工作流程之外因素的中观层面影响，更抹除了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而这些被忽略的结构性因素，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正如彼得·戈丁和格拉汉姆·默多克所指出的，对于传播体制的不平等分析应与宏观背景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不平等相连。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并未意识到这一议题本身的局限，相关讨论直至近年仍在持续。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所聚焦的两大核心议题——“女性媒介形象”与“媒体行业女性从业者”,虽然在揭示性别不平等现象层面具有重要的批判意义，但对于推动实质性的性别平等事业而言仍颇具局限性。首先，这两类研究在问题意识上均倾向于现象描述与表征批判，而非对深层结构的剖析。无论是分析媒体如何塑造刻板化的女性形象，还是统计新闻行业中女性的比例与层级，这类研究都更多地指向了性别不公的“症状”,即媒介在呈现与生产环节中的性别偏差。然而，症状本身并不能自动导向对“病因”的诊断，即那些隐藏在媒介背后制度性、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逻辑。正如前文所述，即使女性从业者比例提升，甚至部分女性进入管理层，也未必能改变媒体的性别叙事，原因正在于性别权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媒介与职业规范、市场压力与国家治理等多元力量的复杂互动之中。其次，这两种研究路径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了自由女性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理论前提。前者隐含了“增加可见度即能改变现实”的乐观假设，将性别平等简化为一个代表权与呈现比例的技术性问题;后者则往往将女性视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范畴，忽视了女性群体内部因阶级、地域、种族、代际等因素产生的差异与分化。更进一步看，这类研究在方法论上极易陷入媒介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它们将媒体视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认为改变媒介内部的性别结构或表征方式便可辐射至社会整体，却未将大众传播进程中的各个层面与社会结构相互关联，而媒介既是性别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场所，也是更广泛社会权力结构的被形塑者。

二、理论反思：中国妇女与传播研究的价值立场

上述对两大核心问题的反思与阐释，并非意在否定既有研究的重要贡献。事实上，从企业改制中女工大规模下岗、农村妇女拐卖、买卖婚姻，到有关婚姻法规修订引发的离婚潮，再到教育招生、就业分配中的性别差异，这些改革开放后集聚爆发的社会性别问题成为了推动当时中国妇女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阶级话语逐渐淡出的背景下，性别作为一种批判性分析视角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并转化了对“平等”价值的社会追求。同样，女性媒介形象与媒体女性从业者这两大核心议题，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落地于中国的起步阶段，也切实地昭示了彼时社会性别不公在媒介领域的征候表现。

诚然，这些研究有效检测到了中国媒介在处理性别问题时的诸多矛盾，但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希望超越现象揭示的层面，则不仅应当探究媒介如何呈现性别和媒体行业的性别比例，更须深究其背后是何种权力机制决定了性别得以如此呈现和女性媒体人何以可为。因此，对这两大议题背后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范式进行反思，不单出于对重复性知识生产模式的审视，或基于前文所述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与建构性不足，还关涉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应以怎样的理论视野与价值立场，来指引当前及未来中国的妇女与传播研究?少数具有探索性的研究已对当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存在的学理桎梏有所察觉，其反思的关切点指向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对于西方研究议程、分析框架的移植问题。尽管在引介“外来”理论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对西方知识霸权保持了一定警惕，强调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但“本土化”这一概念所导向的讨论，仍将问题置于中西二元框架中加以理解，其中体现的是外来学理知识单向移植于本土经验之上的逻辑，难以跳脱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正如宋少鹏对中国引介社会性别理论所总结的，这是一种“基于本土需求的拿来主义”。

不过，若仅着眼于移植“外来”研究议程与分析框架，或是更宏观的全球南北方知识生产权力关系视角，仍不足以解释中国妇女与新闻传播所面临的困境。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包含了多元的女性主义思潮，由此形成了多面向、甚至彼此冲突的学术立场。它们均将性别视为身份建构与经验形塑的核心维度，聚焦于媒介内容、传播主体与传播过程，但其认识论视野与方法论指导皆植根于所引入女性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立场与价值原则。但女性主义绝非“铁板一块”,至少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流派，不同女性主义及其相伴的社会运动，因应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变革目标与论辩焦点，在实现妇女平等权利的路径与方法上出现了显著分歧。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潮，其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与实践路径发生了显著偏移。加之市场化背景下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公私界限日益清晰，妇女研究学界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采用的“以劳动推动妇女解放”的传统路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在此背景下，学界与业界转向了一种与前一时期背道而驰的“解放之路”:在改革前，妇女主体性建构原本通过与国家的紧密勾连来实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女性主体性则被认为需要通过与国家关系的“脱钩”方能激活。而这一基于中国内部经验的历史性反思，恰恰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共享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甚至无政府主义倾向产生了话语接合(articulation)关系。

上述对于西方女性主义脉络与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梳理恰恰反映了从来没有抽象的“西方”与“本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妇女与新闻传播研究，应在怎样的意识形态与方法论视阈下，与中外理论资源进行碰撞、对话并实现自觉转型。更为细致地分析，“外来”理论资源与“本土”问题意识、跨国知识流动在“告别革命”与“历史终结”语境中的选择性“理论翻译”、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研究者自身社会经验和立场定位的交错碰撞，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今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理论视阈与意识形态立场，使得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在选择性的“引入”与“本土化”中被抛弃。这对于高度自由化的美国传播学界不足为奇;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却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国革命所孕育的、独特的妇女解放实践脉络。因此，以“移植西方”或“尚未充分本土化”来总结当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理论桎梏，反而遮蔽妇女与传播问题应当具备的理论视野与意识形态立场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林春针对西方主流政治学所提出的核心论点，在剖析既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症结时同样鞭辟入里：西方学术的根本问题或许并非仅源于“西方中心主义”,而更在于其深层的“资本主义中心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分析视野，则可更为具象化地透视当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理论桎梏。首先，其所延用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范式，未能纳入阶级分析的方法与阶级立场的观点。具体而言，无论是媒介内容分析中对性别表征的批判，还是对媒介行业内女性从业者比例提升的呼吁，其理论框架大多仍沿用以贝蒂·弗里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范式。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刚被引入中国时，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学界往往不自觉地以美国媒介体系作为参照标准。例如，曾有研究通过对比中美主流报纸的作者署名情况，得出“美国媒介环境更具性别友好性”的结论，并以此推导出中国需要提升女性在媒体行业地位的政策建议。而这一自由主义范式长期面临的核心批评在于，其理论视野被白人、高学历、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主导，并将这一特定群体的诉求普遍化为全体妇女的共同命运。以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为例，该研究通过对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访谈，批判了二战后媒体将女性局限于家庭角色的刻板描绘,却完全忽视了同时期黑人女性与其他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对这些女性而言，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经历与困扰并未反映她们的生活;甚至，以上群体根本从未出现在作者及后续公共讨论的视野中。黑人女性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在美国俄亥俄州妇女权利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正是对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振聋发聩的控诉。这种以特权群体经验为中心的理论建构，非但未能促进性别平等的整体实现，反而在女性内部形成了基于种族与阶级的新压迫结构。

所幸的是，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因萌发于联合国所主导的妇女解放事业，往往与发展、减贫等社会课题相交织，使得相关学者回到中国现实的发展语境，探索妇女与传播问题与发展框架的相互兼容性与互促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中产阶级城市视角的视野局限。尤其是，以卜卫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长期扎根于中国发展实践与城乡维度视野，开拓了兼具研究创新性与中国在地性的一系列研究，考察了新兴传播技术对于性别平等的影响，并主张将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作为中国性别平等的发展战略。然而，即便是此类研究依旧未能在性别维度上兼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立场，理论进路犹显不足。例如，对于提升女性从业者比例的追求，正是由于仅从单一化的性别视角切入，无视阶级分析，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新闻编辑室的女性化(feminization)作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媒介市场化的伴生现象，却恰恰加剧了中国新闻业的“性别分化”现象，劳动合同与薪酬制度皆反映出媒体商业化环境中女性工作者劳动关系不平等的加剧。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技术与性别研究领域也呈现出类似问题：在引介西方参与式范式、技术赋权等概念时，中国学者却将妇女问题退回至西方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权利诉求框架中讨论，一如对待劳工、“环境正义”的态度，寻求“自下而上”的抗争，看似进步、实则保守。事实上，随着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影响力的衰退，妇女运动逐渐从具有整体性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后撤，转而将女性个体的自主性与人文解放置于首要目标。这种转向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不自觉地契合了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个体化与消费主义文化所依赖的原子化逻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发生与展开始终深植于民族存亡危机与阶级压迫的历史脉络之中。在这一结构下，劳动妇女承受着多重压迫体系中最底层的重负。因而，中国的妇女解放斗争从未孤立存在，而是内在融汇于民族解放、社会革命和国家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之中，其所追求的平等，本质上是要求对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领域的剥削与压迫制度进行彻底的系统变革。

其次，受世界妇女大会影响，社会性别范式在此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知识生产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区别于观照到新闻传播活动各个环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社会性别理论造成了既有研究的“媒介中心主义”。具体而言，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范式及其衍生的身份政治运动得以浮现，既与二者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的国际背景相关，也与中国市场化转型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密不可分。诚然，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媒介研究大多具有批判性，根本关怀亦同样在于揭示媒介霸权的结构与生成过程。然而，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主张的“向外探寻”社会结构、关切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环节的方法论不同，社会性别理论采用了“向内探寻”的方法，即从女性内在观念与精神层面寻找不平等根源。这种脱离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乃至整体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析路径，犹如隔靴搔痒，往往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例如，一批聚焦商业广告如何塑造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虽指出了消费主义的桎梏，却因未能深入考察宏观的经济体制与生产关系，无视媒体市场化后的私有属性与逐利本质，最终提出“广告商应承担公共责任、平等塑造性别形象”这类充满学术想象而无现实效力的泛泛而谈,又或将广告中女性刻板印象的塑造归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所致。

纵观30余年的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大多将媒介背后的资本默认为与西方同质，国家角色则被悬置或模糊处理，与政党的关系更是近乎隐匿。少数研究即便触及国家层面，其对媒介与国家关系的阐释也多语焉不详，或将国家简化为推动妇女形象发生变动的“中立”力量。然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征，恰恰在于其与政党、国家的密切关联。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消费文化中一度出现个体化女性意识的萌芽，但其始终受到反帝反殖民、建设现代国家这一宏大历史任务的制约，从家庭中走出的女性直接便与国家建立了联系，以确认自身的主体身份与意识。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来看，性别危机从未脱离民族危机而独立存在，妇女解放是一种国家建构运动，这与欧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主要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存在根本差异。

总之，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理论依托的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确实在激发性别敏感、推动平等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性别分析是方法论而非目的论，它难以揭示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根源，也无法为妇女解放的条件与道路提供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总体框架。当西方已然走入身份政治的“死胡同”、百年大变局中全球政治经济博弈和不同社会思潮碰撞日益激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矛盾仍未消解、性别议题争议与分歧愈加显著,是选择强化对性别不平等的敏感认知，还是更为实质性地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高度推动妇女解放事业的进程，答案不言自明。

三、迈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的妇女与传播研究框架

在西方学界，随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至21世纪初，在探讨妇女与传播问题时，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已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甚至被戏称为一场“不幸的婚姻”。诚然，西方传播学近年来亦作出一些开拓性尝试：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剖析女性政客的意识形态，揭示了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彰显出全球不断涌现的右翼女性政客现象背后阶级政治与性别政治的复杂互动;同时，传播学界亦意识到了自身西方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故而邀请了生态哲学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在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批判了父权制及其衍生的现代科学体系，指出其贬抑了自然创造力并加剧了生态危机。然而，这些努力尚未能形成理论框架以系统回应当代性别与传播议题层层叠叠交织的内在张力，更遑论对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产生指导意义。

在中国，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长期忽视性别维度;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改革开放后引入的传播学研究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议程的影响，导致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下开展的妇女与传播研究仍寥寥无几。近年来，一个新的演变趋势是，部分中国学者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从劳动视角切入，运用数字劳动、情感劳动等概念，关注到了信息传播产业或新媒体社会中的女性工作者，聚焦于数智技术之于她们的赋权或“负权”。还有少数学者借助双重劳动的概念，进一步关注到了零工经济中的妇女群体，指出她们在看似便捷的用工时间、空间条件下，却不得不背负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双重负担。但此类研究大多平移了对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回望与怀恋，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野简而化约地批判当下中国“资本对劳工的剥削与控制”,却对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与国际秩序内中国的边缘位置视而不见，更忽略了承载着此类矛盾的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与世界深度接轨的复杂性。

传播学黑人议题(Blacknes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作为美国民权运动三大核心议题之一，其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传播学领域的黑人批判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本质上应紧密相关，却在实践中各自独立发展;若要开展一种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以黑人研究为根基的传播分析，其起点则应体现在如何超越媒介中心主义，并将种族维度与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延续这一思路，并结合中国作为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体的现实语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妇女问题研究的结合显得迫切，尤其是在性别议题日益凸显、不同思潮碰撞逐渐激烈的当下：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言，实现男女平等既是革命传统的历史延续，也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与妇女问题的对接，亦是破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知识断层的内部僵化问题、实现知识生产与理论阐释时代化的关键路径，从而得以直面“性别议题”这一当前中国亟待巩固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妇女与传播研究而言，仍需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影响，本文第一部分所梳理、总结的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是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支配与塑造下的产物。就此而言，10年前甘惜分在论及中国新闻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时所提出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在妇女与传播问题上同样适用，即唯有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及其整全性视野重新融入性别问题的分析中，才能够驱动中国妇女与传播研究走向“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探索道路，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系统性批判与建设性引领，为实现妇女解放提供具有历史纵深与实践指向的理论路径。

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强调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两大脉络理论资源,对应至妇女与传播研究，则可被细分为三个具体维度：历时性维度意味着从纵向历史脉络回顾中国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妇女解放实践及与之逐一对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共时性维度一方面包括了中国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与妇女解放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需以全球视野观照，进而调动世界各地妇女与传播实践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同时，考虑到“发展”既是全球南方妇女最根本的需求，也是其与北方国家妇女的关键差异所在,本文在上述基础框架中特别纳入这一维度，以强化范式转型的中国主体立场。基于此，下文将具体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妇女与传播研究范式转型的四个核心维度。

一是对历史的回归。一方面，近代中国历史与妇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因此妇女与传播研究应被置于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漫长历程中进行审视。正如林春所指出的，重返历史意味着评估中国反殖民斗争与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思想遗产,这种价值重估直接关乎我们如何认识当前妇女解放与新闻传播交叉领域中的诸多原则、现象与问题，为处理妇女和其他社会单元的关系提供指引。尤其是对于妇女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访、反思而言，其既构成了中西妇女解放视野的根本区别，于构建中国妇女与传播自主知识体系而言尤为关键;又因不同的理解、阐释方式，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截然相反的妇女解放道路。在此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的妇女与传播研究至少涵盖双重历史维度：首先应追溯历史与意识形态谱系，深入梳理、挖掘新闻战线中涌现的优秀女性新闻工作者史事，阐释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与妇女解放事业在历史上的有机结合;同时，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妇女解放事业被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方式受到挑战，须在反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基本原则之上，重新阐释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妇女的媒介形象及其背后的生产逻辑的意义，因为脱离历史，便意味着丧失政治洞察力。例如，对“铁姑娘”等符号的认知，就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审视。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妇女与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型在回归至中国革命史的同时，也须进一步“通三统”,依托于“第二个结合”的思维路径，将目光延伸至中华文明处理性别关系的历史传统深处，实现一种具有自觉性与自反性的文明观照。如苏力所言，虽然儒家纲常等中华文明传统长期存在压制妇女主体性、妇女角色边缘化的倾向，但中国农耕文明中村庄社区的构成、组织及其治理秩序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性关系的具体展开;同时，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阴阳观与男女关系认知，而这恰恰构成了从伦理维度理解本土性别与传播问题的历史语境。不过，对文明历史的回归须同时警惕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尤其须避免将儒家传统视为另一种普世价值，否则将严重低估新文化运动及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必要性。具体到性别维度，须意识到，农耕中国的村落社会所形成的基本原则、制度安排、教化体系与规训机制，必然高度偏袒并维护以父子、兄弟关系为核心的族权、父权与夫权，进而系统性地导致对妇女的歧视与压制。正是在这一辩证认识的基础上，“第二个结合”得以展现出其方法论意义，即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为主轴的同时，进一步与礼乐、伦理传统等文明视野展开对话：既包含批判性的辨析，也追求融合性的创造，旨在更深入理解本土性别与传播现象复杂性的基础上，突破西方中心的理论框架，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夯实其历史与文明根基。

二是回嵌发展议题，与其进行深度有机的整合。如前文所述，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在联合国框架的推动下，始终将性别平等议题置于全球发展议程之中加以思考。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社会语境中，“发展”概念的意涵存在着本质差异。发展话语最初起源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其核心在于将非西方世界定义为“欠发达地区”,借助发展传播学等理论，通过输出资本、技术和制度，将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遏制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终结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一范式在西方学界内部被逐步解构，却未能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替代理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发展观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理论，强调后发国家可以依托自身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具体到妇女解放与发展议题的内在关联而言，“发展”既是2025年全球妇女峰会的主题，即“命运与共：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也作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讲话的关键词，拓展了“全球发展倡议”的妇女解放与发展内涵。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讲话中的“发展”概念既指向了妇女作为自身发展的主体，亦代表着妇女群体即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包括了世界和平、国际秩序多极化、国家现代化建设等宏大愿景，深刻揭示了妇女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之间的互构关系。因此，在妇女与传播研究中，必须清醒认识到西方发展话语的历史局限性与语境特殊性，超越既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依附性理论框架，构建立足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意味着应将“发展”理解为一个总括性、结构性的分析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将性别问题与阶级、城乡、生态等维度有机整合在一起，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叙事与动态社会历史过程中，系统阐释妇女解放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与历史意义。

三是全球视野的观照。前面对中国引介西方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反思，并非意在否定知识生产跨国交流、碰撞的积极意义，更无意倡导一种封闭自囿的本土主义学术立场。相反，当跨国文化产业的媒介消费已成常态，“东亚女性命运共同体”话语在中国社交平台甚嚣尘上，上野千鹤子超越本土学界成为著作最畅销的女性主义学者，“厌女”概念主导着青年女性群体的性别不平等论述，我们尤须立足全球视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框架下审视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跨国流动。一方面，需保持国际主义的关怀，调动全球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资源，与之对话并共同探索，最终以中国自身社会历史发展逻辑检验其理论效度。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可基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丰厚的理论资源，通过南南合作、对话，调整当今全球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南北失衡格局;同时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阈下，以中国经验引领妇女与发展问题研究，并以对全球南方而言至关重要、且定义方式区别于北方的“发展”问题为锚点，构建从全球南方妇女群体视角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路径。另一方面，置身于国际格局深度重构、话语权之争渐至白热化的全球舆论场，也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阶级与民族的交叉分析视角，警惕“跨国女性话语联盟”中蕴含的复杂权力结构。以“东亚女性命运共同体”为例，这一被本土中产阶级、都市女性频繁采用的热点词汇，代表了一种去历史、去革命的“阅读”中国视角，其仅凭看似共同的微观经验，抹去了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与日、韩的本质区别，并通过建构作为“彼岸”的西方以承载理想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性别平等道路，而实现上述目的的关键路径之一便是当今中国受众对“韩流”、日本文化的跨国媒介消费。也就是说，媒介作为呈现与传导全球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场域，促使我们必须关注各类媒介现象，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进程如何塑造新型性别想象，以及这些想象何以复现殖民逻辑并衍生国家间的新型压迫机制。例如，将中东女性塑造为受宗教或文化迫害者的媒介叙事，长期为美国在该区域推行帝国主义提供道德借口;而相似的话语策略，近期已开始被系统应用于对中国妇女形象的建构之中。

四是实践的转向。中国新闻学的传统知识生产方式遵循实践论逻辑，长期与实践场域紧密互动;但在学科演进过程中，特别是与传播学交融之后，其对现场经验与在场感知的执着逐渐松动。新闻理论的当代发展与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应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于新时代语境中不断丰富的背景下，重新回归实践，既包括新闻文本、新闻活动主体，也包括新闻生产机制的存续与演变。置身于性别话语被新自由主义高度收编的社会语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的妇女与传播研究应当一方面批判假借女性之名的“偷梁换柱”,另一方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社会主义新闻传统，捕捉、关注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的前沿或“另类”媒体实践，以把握社会性别议题的文化领导权。这意味着不仅应发挥媒介的监督批判功能，也要突出其价值引领的社会功能，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批判与引领辩证关系中，把握媒介之于社会主义妇女事业先进文化的推动、塑造作用。换言之，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自信不断增强的新时代，妇女与传播学界应坚持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和注重引领作用的传统，着力挖掘实践中涌现的积极案例，以建设性姿态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而非陷入单纯的批判循环。

2024年末播出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是一个展现出媒介引领作用、衔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妇女解放问题的典型案例。这部收视、口碑双丰收的作品，重构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与性别议题的耦合，激活了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意识形态，并重塑了“党的女儿”作为女性先锋的形象。该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历史在当代的深沉回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力量的生动再现。因此，相较于欧美女性主义强调的性别权利意识，张桂梅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不仅在于其对性别平等的呼吁，更在于它复苏了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形成的追求性别、阶级、教育等多维度社会平等，终结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与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的整全性愿景。

四、结语

本文以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确立“妇女与媒体”分支议题为起点，系统回顾了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发现该领域在平移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议程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媒介内容中的女性形象”和“媒介机构中的女性从业者”两大研究议题为核心的学理发展议程。尽管这些研究有效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表征，但其理论阐释力仅作用于“症状描述”而非“病因诊断”。从根本而言，这一理论桎梏实则源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在选择性的“引入”与“本土化”中被抛弃，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今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意识形态立场。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分析视野，不难发现既有研究一方面延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范式，未能纳入阶级分析的方法与阶级立场的观点，使得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遮蔽了阶级、城乡、种族等交叉性压迫，难以触及中国妇女与传播问题根源，更遑论剥削制度的系统根除与全面瓦解。另一方面，不同于观照到新闻传播活动各个环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张“向内探寻”方法的社会性别方法论造成了既有研究的“媒介中心主义”。此种倾向于将媒体视为自主场域的理论进路，忽视了国家、市场与国际秩序等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形塑作用，既未能充分对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传统，也无力回应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带来的复杂挑战。上述既有研究议程的理论局限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妇女与传播研究结合的紧迫性。

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的妇女与传播研究，既有助于进一步破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知识断层、实现理论阐述时代化，从而得以直面性别议题这一当今中国亟待巩固的意识形态阵地;又能推动妇女与传播研究重新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走向“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探索道路，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系统认识，为妇女解放提供具有历史纵深与实践指向的理论路径。基于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强调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两大理论资源脉络基础上，融合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发展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妇女与传播研究的四维框架，包含历史回归、回嵌发展、全球观照与实践转向。具体而言，为实现妇女与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型，应重新回归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历史脉络、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倡议”的语境中理解妇女解放与发展的一体性、辩证性理解“跨国妇女联盟”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内部可能隐含的的权力关系、并在实践转向中以建设性姿态聚焦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引领作用。同时，本文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妇女与传播研究的四维框架，只是一种探索性尝试，期望能激发学界更多讨论与思辨，进而推动妇女与传播研究系统回归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形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原文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第90-103页，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