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研究法家要古为今用——学习鲁迅论法家的一点体会

(原载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文汇报》)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以笔当枪，冲锋陷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不但对孔孟之道进行了广泛而猛烈的批判，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许多法家人物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也作出了正确的评论。鲁迅评论法家，同他批判儒家一样，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古为今用。鲁迅始终反对为了历史而历史。他之研究历史，研究儒法斗争，是为了现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了现在的革命任务。　　

古为今用，自然不是简单的类比。简单的类比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能帮助我们分清现象和本质、支流和主流，而只能引导我们去注意历史现象的表面类似，以致被许多假象所迷惑，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古为今用则要讲辩证法，要用唯物辩证法穷究底蕴，抓住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客观规律，以指导今天的革命。鲁迅对法家的评论所以能击中要害，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性，其原因即在于此。

“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这是鲁迅所总结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曾有许多人标榜“为历史而历史”，譬如胡适就说，他只有“历史癖和考据癖”，而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那都是骗人的。他们的“亚圣”孟轲不就公然招认孔老二为“圣之时者”么?“圣之时者”，鲁迅译为“摩登圣人”，实在再恰当没有了。孔丘死后“摩登”了两千年，道理何在?就在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帮反动的“权势者”“怀着别样的目的”拿他来当“敲门砖”，搞复辟，搞倒退，搞分裂。另一方面，他们还“怀着别样的目的”反法，骂申、商，骂秦始皇，骂韩非，……骂尽一切法家。总之，他们是既捧死人又骂死人，而目的则都是为了现在的话人，为了现在的反动派。惟其如此，历史上那些代表进步阶级和进步政治势力的人们，便也反其道而行之。批判孔老二，批判孟轲;肯定申不害、商鞅，肯定秦始皇、韩非。目的则是为了革新和统一，为了抗战和爱国。这样一来，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这个似乎是历史问题的争论，便具有最现实的政治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带有不同的特点。　　

因此，在鲁迅看来，他同各类反动派尊儒反法活动的斗争，从来就不是历史之争，而是现实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治之争。鲁迅善于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着眼，及时抓住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各个时期尊儒反法的新动向、新特点，着重揭露他们辩护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对法家人物的评论，也是这样，特别在他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这一点更为鲜明。　　

五四运动时期儒法问题上的斗争是相当尖锐激烈的。封建顽固派如林琴南等借反法以反革命，攻击鲁迅等新文化倡导者“拾李卓吾余唾”，恶骂“卓吾有禽兽行”。鲁迅当即给以迎头痛击，直认李赘为“我辈”，明白表示“不怕株连牵扯”。在这场斗争中，鲁迅重在证明“有禽兽行”的并不是李贽，恰恰是那些孔孟之徒，以此来强调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打击那伙封建顽固派。自然，这时的鲁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评论法家人物时，还不能科学地分析他们的局限。　　

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它的后期，随着整个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儒法问题上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北洋军阀政府拼命鼓吹“尊孔读经”，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引起鲁迅重视的是混在“国民革命”队伍里的某些人也大搞尊儒反法，并且为孔孟之道披上了“革命”的外衣。戴季陶之流就硬说，不懂孔丘的“仁学”便不能“革命”，因为“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正是孔孟之道。同时，便有一批反动文人跟着鼓噪，歌颂儒家，诋毁法家，积极配合。显然，国民党右翼虽还打着革命的旗号，却正通过尊儒反法来篡改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制定的路线，把革命拉向倒退。因此，这时鲁迅评论法家人物的重点，即在强调他们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并且在比较和对照中更深刻地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如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对王安石的评论就是这样。在《汉文学史纲要》和其它文章中，更对一系列法家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排除种种曲解，恢复了刘邦、吕后的法家本来面目;他肯定了刘恒、刘启“好刑名”、“不任儒”的历史进步作用;他第一次把晁错和贾谊一道载入文学史册，称赞他俩的著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在当时，鲁迅肯定这些在历史上起过不同程度进步作用的法家人物，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正确路线，否定和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打击了他们背叛革命的罪恶阴谋。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挥舞着尊儒反法的黑旗，叛变了革命。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如果说尊儒反法是反动派用来篡改正确路线、阴谋背叛革命的舆论工具，那么从此以后，尊儒反法便成了他们直接“围剿”革命的思想武器了。孔老二成了“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一些法家人物则遭到更为恶毒的咒骂和诬蔑，曹操是“乱臣贼子”，秦始皇变成了希特勒。但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结果，却是武装革命的发展和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尊儒反法的活动是文化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鲁迅即发表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针锋相对地大声宣告，“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肯定了曹操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历史功绩，肯定了曹操针对东汉末年的“党锢”，“尚通脱”，敢于“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的进步措施。在这里，鲁迅不但对曹操这个法家人物作了正确的历史评价，而且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实际出发，巧妙地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反革命的“清党”活动。鲁迅自己就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概而言”。　　

进入三十年代，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更加气势汹汹。他们多次制造捣毁进步文化机关、书店、影片公司事件，“书报检查制度”有如文网密布，与此同时，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甚至将秦始皇同希特勒相提并论，以期混淆是非，掩盖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鲁迅当即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因此只烧儒家的书，而农书和医书则是不烧的。而且他“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希特勒却专烧“非德国思想”的书，即反法西斯和宣传科学的书。这两者“是不能比较的”。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能与希特勒相比的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那些“黄脸干儿”，即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不是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希特勒脚下，把他那套法西斯政策拿到中国来强加推行吗?鲁迅指出，他们这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作为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种手段，反动派的尊儒反法是花样百出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某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彻底性，肆意歪曲，无限夸张，借以消除他们在群众中的积极影响，磨灭群众的革命意志。章太炎晚年，政治上倒退，从反孔蜕变到尊孔，尤其引起反动派的兴趣。其办法是用后期的尊孔否定前期的尊法，甚至于脆宣称，章太炎从来就是什么“儒学大师”。鲁迅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卑劣伎俩。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文章中，与反动派的做法相反，鲁迅特别强调章太炎前期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贡献，高度赞扬他同康、梁保皇党，同袁世凯尊孔复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称赞那时章太炎写的包括尊法反儒的著作在内的“战斗的文章”。当然，对他晚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则“心窃非之”;“心窃非之”而形诸文字，已经是公开的批评了。这样便排除了反动宣传制造的假象，引导群众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对待这个在近代革命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同反动派进行更坚决的斗争。　　

总之，为了现实的反革命目的，反动派的反法同他们尊儒一样，在不同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其手法会有不同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任务就在于及时识破这种变化，抓住要害，予以打击，使他们无以售其奸。鲁迅对法家的评论便具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　　

二　　

鲁迅对儒法斗争的历史研究，还教给了我们一个观察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方法。从历史上看，凡是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社会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变革;相反，一旦儒家路线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就一定会停滞、倒退，甚而至于灭亡。鲁迅是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中引出这一历史经验的。　　

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文章中，鲁迅说道：“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直到宋朝的灭亡。”　　

这就是说，宋朝的灭亡，并不象许多反动道学家一贯宣传的那样是由于王安石实行变法的结果;恰好相反，宋朝的灭亡，正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唱孔老二的老调子的结果。信奉孔孟之道的司马光等人，对内反对变革，力主守旧;对外反对抗战，投降卖国。这才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葬送了赵宋王朝。换句话说，宋朝的天下，是以儒法斗争中法家路线的失败和儒家路线的得逞而告终的。这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　　

宋朝是这样，以后各代王朝也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宋以后的各家王朝，每当它们有所前进、有所发展的时候，一定是法家路线起了作用;反之，它们的灭亡则莫不与唱老调子有关，而欢喜孔老二那套老调子又是一切行将灭亡的阶级和政治势力的本质所决定的。请看，“宋朝唱完了”，“元人也跟着唱……一直到灭亡”;明人“接着唱下去……一直到明亡”。后来的清朝，不也是让孔孟之道的老调子唱得不成样子吗?　　

历代如此，现代呢?鲁迅认为，只要抓住了儒法斗争的内部规律性，“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之流举起了尊儒反法的招魂幡，这就不能不引起鲁迅的高度警惕。这意味着，有人要背叛革命，开历史的倒车了!开倒车会有好结果么?不会的。无非是把中国弄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苦人会多起来”，因为“保存旧文化”，就是“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后来，鲁迅还更明确地说过，“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对历史上儒法斗争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鲁迅具有异常寻常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果然，就在鲁迅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月之后，蒋介石便举起了反革命的屠刀，公然叛变了革命。也由于在共产党内窃据领导岗位的孔孟之道忠实信徒陈独秀，顽固推行右倾投降路线，致使我们党在反革命屠杀面前无所措手足，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于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我国历史又进入一个倒退的时代。　　但是，毕竟“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二十多年，正如鲁迅所预见的，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同时，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武装革命的烈火也越烧越旺。到头来，孔老二的老调子成了蒋介石集团陷于灭顶之灾的一曲挽歌。也像鲁迅所说，他们“唱完了自己”。　　

高唱孔孟之道的老调子，最后一定要“唱完了自己”，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但绝不意味着可以“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而必须起来斗争，因为任何老朽的事物不打自倒的事是没有的。鲁迅之所以肯定历史上一些法家人物，就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反孔批儒的“骁将”。在鲁迅看来，中国所以没有被孔老二的老调子唱完，原因便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里主要指的是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和革命，其次也包括那些坚持变革和前进的法家人物的积极斗争。不革命，不斗争，任何反动派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儒法斗争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反映的一个侧面，它为整个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但又影响着整个斗争形势的发展，所以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斗争。从阶级斗争的总形势去观察儒法斗争的问题，又通过对儒法斗争的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整个阶级斗争的现实及其可能的发展，这便是鲁迅所用的方法。　　

从儒法问题上的斗争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不但如此，在鲁迅看来，从对儒法斗争的态度上，还可以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前进还是倒退，是革命还是不革命以至反革命。　　

有人曾把章太炎和高尔基作简单的类比，慨叹人们对章太炎的追悼不如对高尔基那样热诚。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两者是不能相比的。高尔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他无产阶级的作家，“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且不能跟着时代前进，落伍了。　　

很清楚，鲁迅评论章太炎，不但划清了阶级的界限，而且划清了前后期的界限，其主要着眼点即在章太炎对儒法两家态度的变化。鲁迅从未把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争论看做是纯学术问题，而是通过这种争论观察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判断人们在政治上的分野。作为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政治上的倒退必然会在所谓“学问”上表现出来，由尊法反儒的“骁将”而变成“参与投壶，接受馈赠”的“儒宗”。当章太炎坚持批判儒家、尊崇法家的时候，他是生气勃勃的和勇敢的革命者;而当他一变为尊儒反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在为反动政治效劳了。　　

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把章太炎对儒法两家态度的变化看成是纯学术观点的变化，是不能理解人民群众对章太炎态度的变化的。章太炎早年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到死的时候却十分冷清和寂寥。这不是因为他不再有“学问”了，而是因为他政治上堕落了。对章太炎这样，对其他搞“学问”的人也可作如是观。　　

鲁迅还特别从章太炎等法家人物前后期的变化中总结出又一条重要规律：“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章太炎怎么会走了下坡路呢?鲁迅指出，主要原因即在于他“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终而至于说出什么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的话，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了自己政治思想上的寄托。这里，鲁迅用形象的语言，对章太炎的变化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分析。章太炎“和时代隔绝”的“墙”是怎样造起来的?“别人所帮造”，这是外因，一切反动派都莫不希望用高墙深院将革命者同群众隔绝;但关键还是内因，即“用自己所手造”的“墙”同群众隔绝。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了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　　

在鲁迅看来，章太炎政治上的倒退并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阶级的现象，是他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使它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到胜利。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想和新的武器登上政治舞台，随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的加重，这种软弱性便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出来。章太炎的变化正是一个典型。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客观真理：不管一个人原来是如何革命，如何尊法反儒，只要他一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从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从革命变为不革命甚或反革命。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对法家人物的评论，总是同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也不是偶然的，实在是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规律的一种必然反映。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儒法两家从来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它们的斗争是这样尖锐而势不两立，尊儒者必反法，尊法者定反儒。因此，如果对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便不能在比较中更深刻地看到儒家的反动作用;反之，如果不认识儒家的反动性，自然也不能在对照中对法家作出正确评价。对法家的历史肯定和对儒家的彻底否定，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则必须首先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三　　

鲁迅为什么能在批儒评法的战斗中始终坚持古为今用的革命原则?为什么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又为什么能够坚持将彻底批判儒家和正确地评论法家结合在一起，甚至当他卧病在床时，仍要抱病撰写关于章太炎的文章?根本之点就在于他努力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在斗争中刻苦改造自己的思想，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鲁迅研究法家时，总是十分注意分析一定历史时期具体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着眼于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总形势，从而判断出那些人代表着反动的阶级或反动的政治势力，那些人代表着比较进步的阶级或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这样，他就有一种本领，可以拨开各种“正史”所布下的重重迷雾，给一些法家人物以适当的肯定，并科学地分析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曹操活动在黄巾起义失败和董卓大乱之后。那时豪强地主肆意兼并，企图复辟分封制。曹操能够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因而鲁迅便勇敢地肯定他，然而又明白表示“不是曹操一党”。鲁迅肯定王安石是“革新派”，同时又批判他的变法“半当真，半取笑”，不坚决，不彻底。对秦始皇等其他法家人物，鲁迅也都坚持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但是，仅仅对历史有一个正确的分析还是不够的，还不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更重要的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研究现状，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鲁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异常关心每个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从而决定自己的对策。为了不脱离中国革命这个具体的环境，他多次拒绝到国外治疗和养病。因为一离开中国便不能直接地观察中国的斗争实际，也便谈不上参加战斗了。鲁迅知道，关于儒法问题的争论，不过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总发展中的一个侧面。如果对整个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全局没有一个清醒的了解，是抓不住儒法斗争的实质的。因此，他一再强调，应深入到现实斗争的“旋涡中”去，深入到“旋涡的中心”去。　　

鲁迅的深刻体会，是“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　　

现实斗争是历史斗争的一个必然的发展。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研究历史同研究现状结合起来，把研究过去的儒法斗争和研究现在在儒法问题上的争论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寻出其必然的规律性，并加深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达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战线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服务的革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