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下岗，AI上岗：生产力的进步到底是好还是坏？

最近几年，我们或许都注意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在一些自诩或被认为属于左翼的声音里，面对人工智能、算法管理、平台经济这些新事物，常常能听到一种审慎的、甚至带着忧虑的语调。他们对劳动者的处境表现出极深的关切，对技术高歌猛进的姿态流露出某种不安。

这件事让我想了很久。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左翼思想和科技进步之间应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才对。马克思当年描述机器大工业的时候，并没有否定机器的进步意义，反而肯定它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那为什么在今天，一些左翼朋友面对AI时，脸上的表情不是乐观，而是担忧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左翼变保守了吗，还是说，我们对“进步”这件事的理解?

一、谁是技术进步的受益人　　

先说说我看到的现象。你或许也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这样的讨论：一边是技术乐观派的兴奋，他们说AI是新时代的曙光，会解放人类，会创造出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的美好生活。另一边，则是一些左翼朋友的冷水。他们说，AI确实厉害，但你看看那些被替代下岗的人都去哪儿了?你看看人工智能是怎么“能治工人”的?

有意思的是，这些左翼朋友并不是在否定技术本身。他们不会说“我们把AI都关掉吧”，不会说“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说的是：等等，这辆车跑得很快，但它要开向哪里?车上的所有人，是不是都能到达那个被许诺的未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忧虑，不是后退，不是开历史倒车，而是一种更深的追问。他们不是站在技术进步的对立面，而是试图站在技术进步的受益人之外，问了一句：受益人究竟包括谁?

二、衡量“有用”的标尺　　

为了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我试着往回退了一步，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上：当我们说一件事是“进步”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哪把尺子?

我自己梳理下来，发现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转变。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视野里，“进步”这把尺子，有一个很明确的刻度：生产力。机器比手工强，蒸汽比人力强，AI比传统自动化强——这都是生产力的飞跃。俗话说得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肯定技术进步，是左翼思想的底色。

但我注意到，今天一些左翼朋友，他们在不否认这把尺子的同时，却又加上了另一把尺子。这把新尺子量的是：一种生产力的提高，是让掌握它的人获利，还是让所有人一起受益?它是在缩短人的劳动时间，还是在制造新的不稳定?换句话说，尺子从单纯的“能不能做得更多更快”，变成了“这么做了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用教科书的术语讲，就是在“生产力”标准之外，加上了“生产关系”的维度。而用下里巴人的大白话说，就是在考虑，技术进步究竟是为了“谁”。

卢德分子捣毁机器，是因为机器生产落后吗?社会是属于人的，劳动也是属于人的。倘若忽略了人的实践，那么所谓的“价值”也只会变成空谈，既没人去衡量，也没人去比较。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转变很关键。它不是在扔掉老尺子，而是在说：一把尺子不够用。只用生产力这把尺子量世界，会漏掉很多东西。那些东西，恰恰是劳动者每天在经历的。

三、为文明的结晶标价　　

AI这种东西，它和过去的技术有点不一样。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它们当然也建立在人类知识的积累之上，但AI对公共知识的依赖，似乎更深、更直接。它吞进去的训练数据，是我们所有人写的字、说的话、拍的照片、留下的行为痕迹。它依赖的基础算法和数学原理，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的接力成果。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一件东西的原料，很大程度上取自我们所有人的公共积累，它最终被极少数人圈占，反过来向我们收费，这件事合理吗?

我不是在说创新不该有回报。我是在问：回报的边界在哪里?报酬和租金，是不是同一回事?“知识可以宝贵，但不应该高贵，更不应该昂贵。”当有人把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圈起来，标上价签，我们是不是至少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个价签的合法性，到底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一个自认为完备的答案。但我总觉得，提出它本身就有意义。——因为有些问题，在被认真问出来之前，我们可能都没意识到它是个问题。

四、生产过剩的必然规律　　

我们通常觉得，一个东西有用，它就有价值。AI当然有用，所以它当然有价值。这在直觉上没错。但在政治经济学里，有一个区分我一直觉得很受用：使用价值和价值不是一回事。使用价值是东西自己的属性——空气有用，水有用，不用花钱。但价值的实现，需要交换。得有人买。那么你想想看：如果AI的发展，持续地把越来越多的人从稳定的劳动岗位上替换出去，他们拿什么去买东西?没有收入，就没有购买力。没有购买力，庞大的生产力对准的是一个空空的市场。这是一个悖论——当“人”的社会不再属于人。

技术越强大、越有用，但在特定条件下，它造成的需求侧萎缩可能就越深，它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发卖不出去——不是说人人“心满意足”，不是因为东西不好，而是因为买的人被系统性地削弱了。谁不想过好日子呢，但人们还过得起吗?到那一天，所谓的企业估值、股价、利息，这些我们习惯当成“价值”载体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我不是在预言什么。我只是想说，价值不是机器自己长出来的，它始终嵌在人与人的关系里。把关系弄坏了，价值本身也会破碎。

五、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说到这里，如果只是在分析问题，未免太不够意思。我们总得问问：那么，出路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是：如果焦虑的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所嵌入的关系结构，那么解题的方向，就必然是对关系的调整。“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问题的症结一直暴露在世人面前，等候我们加以破解。具体来说，就是让那些本就建立在公共积累之上的关键技术，逐步回归它应有的公共属性。让它像水、像电、像网络一样，成为普惠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少数人的印钞机。

当人不再为了谋生而被技术筛选淘汰，而是从谋生的压力中真正解放出来，他们获得的是自由选择的空间：不是被问“你做什么工作”，而是被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图景听起来可能有点远。但我想说的是，远不等于假。思想的功能之一，就是在现实中辨认出那些超越现实的线索。

马克思所讲的“必然王国的彼岸”，从来不是幻想，而是基于生产力已经提供的可能性做出的历史判断。当一种技术系统性地解决了“物质匮乏”这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问题，它也就悄悄地为一种新的组织方式铺下了地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认真对待这个可能。不是把它当口号来喊，而是把它当严肃的命题来想、来讨论、来推动。

六、历史浪潮滚滚向前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那些面对技术面露忧色的左翼声音，我现在越来越不觉得他们是在倒退。他们的忧虑不是对技术说“不”，而是对未经审视的乐观说“等等”。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乐观，不是无视代价的轻松，而是看清代价之后还愿意去争取另一种可能。

如果说传统的左翼乐观，是相信生产力终将冲破桎梏;那么今天这份审慎，就是在多问一句：冲破之后，果实落在谁手里?这一步，不是后退。是把“进步”两个字，从一句喊口号的话，变成一个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做的功课。

“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