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战前日本左翼史简明教程｜序言

原编者按

很遗憾，就编者的知识范围而言，难以就文本所涉及的对象(日本左翼运动史)给出有意义的评论。但所幸，本文的内容也并非对日本左翼运动史的直接研究。不如说，这一“开篇”主要是关于方法的。

作者采取了一种相当值得注意的观察方法：不是就日本左翼的反复“失败”着眼，而是就日本左翼的反复“发生”，以及“失败”之前一度实现的影响与开启的“可能性”着眼。

这种方法看上去只是以“屡败屡战”代替“屡战屡败”的自我安慰之言，但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对日本左翼采取的这种观察方法，其意义绝不仅限于一时一地，毋宁说，对于世界所有地区的左翼运动和进步力量而言，这种方法反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屡败屡战”不仅对日本左翼和进步力量而言是成立的，自上世纪70年代之后，它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左翼和进步力量而言都是成立的。“失败”对于全世界而言具有一种(让人不由感到可悲的)普遍性，因此，采取何种观察“失败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方法，对理解19-20世纪所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而言，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至今为止不得不把“失败”当作我们观察和理解历史必须接受的“前提”，那么，从“失败”中看到与失败的阴翳同样顽强的“开始”，以及在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中形成的那些“可能性”，就是我们从历史中获得教益的关键途径之一。

前期链接：企划 | 关于《日本战前左翼史简明教程》的撰写和邀请

正 文

一、从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

今天谈起日本左翼，人们常常是从它的失败回望它的起点。战后保守政治的长期优势，近年来右翼保守与民粹倾向的上升，都会制造一种强烈的后见之明：仿佛日本左翼从一开始就虚弱，既没有真正改变日本社会，也没有像中国革命那样掀起巨大的历史浪潮。于是，一整段复杂的历史被压缩成一句话：它失败了，所以它本来就没有力量。

这种印象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近期，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随后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极右翼的日本维新会继续扩大影响，而立宪民主党、公明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等力量则明显受挫。这些都是我国读者所目见政的治结果，而这种结果很容易把一种判断推到读者面前：日本左翼不仅没有完成革命，甚至在今天的议会政治中也不断退缩。

但需要指出的是，选举结果只是一个如今日本民众心理的截面，不是实际的政治立场本身。就在此前不久，自民党与公明党的执政联盟也曾失去众议院多数，立宪民主党则出现明显增长。可见日本政治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周期性动摇，有民生不满，有政党信任危机，也有社会情绪的突然转向。用今天的结果倒推一百多年前的起点，是一种被结果论支配的理解方式。

所以，本书不从“日本左翼失败了，日本人天然保守，日本并不存在革命的基础”这些个结论开始。

我们回望历史，观察它曾经的波澜曲折，则要反过来追问：日本左翼为什么曾经不断生成?为什么在若干历史时刻，确实打开过思想、组织和群众行动的窗口?又为什么这些窗口总是很快被关闭，运动一次次转入分裂、压制、地下化和变形?

对于研究“失败”历史的人来说，真正需要解释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失败本身，而应当把重点放在失败之前的那些可能性。

事实上，日本左翼并非没有出现，也并非没有先行条件;问题在于，这些先行条件为什么没有稳定转化为持续的阶级政治，为什么没有形成能够长期且坚定统合工人运动、知识分子、农民的领导力量。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来重新理解。我们很容易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把“共产党—工农运动—革命组织”的关系想象成一条比较自然的道路：政治组织成立之后，介入仍在萌芽和扩展中的工会运动，推动工人斗争与革命政治结合起来。但日本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社会主义传播和劳工组织尝试，在东亚范围内并不算晚。1890年代，日本已经出现关于“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出现早期劳工组织化尝试，比如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组织的劳动组合期成会、铁路工人的矫正会;到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它面对的并不是一片等待开垦的空地，而是一个已经有社会改良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议会主义、工会组织传统和知识人网络相互交错的政治空间。

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尽管已经有无政府主义等运动在先，但中共依然能够直接介入仍在形成中的工人运动，在实践中争取领导权。更关键的是，半殖民地中国处于国家机器破裂与军阀割据状态，这为新生的政治组织在广阔的社会动荡中整合工农、确立领导权创造了历史机遇。然而，日本共产党成立时，面对的却是一个积累了二十多年思想输入、组织山头与路线分歧的复杂场域。它已经失去了简单“建立”工人运动的空间，必须在劳动组合(工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网络，以及严厉的国家压制之间艰难地争夺领导权——而这种压制，正来自于一个已经完成近代国家整合、迅速向外扩张的帝国。这样一来，日本左翼的问题就应当被重新理解为：为什么它在诸多方面起步较早，却没有因此自然形成统一的革命政治?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贯穿本书的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与劳动运动之间的分离、对立和统一。日本早期所谓“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共同命名出来的，他们的身份往往是生活上并不困苦的记者、翻译者、基督教社会改良者，比如幸德秋水这样的人物。在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稳定政治主体之前，“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往往先由知识人看见和传播。

这种先行是一个矛盾。即没有知识人的命名和传播，贫困、工厂惨状、矿山暴力和劳资冲突很难成为全国性公共问题;但知识人能够说出“问题”，不等于能够组织工人;工人能够发起抗争，也不等于已经形成统一政治语言;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早期政党后来介入工运，又必须面对工人既有的组织情况。知识分子的理论实践和劳动组织实践之间这种既结合又错位的关系，是理解日本左翼反复生成又反复受挫的关键。

此外，对于本书的撰写，同样重要的是，不能把日本工人阶级想象成一个从一开始就以男性重工业工人为中心的整齐主体。日本资本主义早期的产业工人中，纺织业女工占有极大比重。她们既是被剥削者，也是近代日本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最早、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之一。

1886年山梨县甲府雨宫制丝厂女工罢工，应当被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它是日本近代史上有明确记录的第一次近代意义上的罢工，而且完全由女工主导。面对工时延长、工资削减和劳动控制，这些女工集体离厂，占据寺庙，坚持抗争，最终迫使厂方让步。由此可见，日本工人运动的起点之一，恰恰出现在农村出身的年轻女性劳动者那里;因此，女性问题不是工人运动史的附属章节，而是理解日本阶级形成的重要入口。

由此看来，本书要提出的总问题，并不是“日本左翼为什么失败”这样一个简单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为什么日本左翼一再打开历史可能性，又一再被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压回去?

而这就是本书重新研究日本战败前左翼运动的出发点——把握住日本左翼的历史可能性和失败的机制，才能真正进入日本左翼史，而不是把它简单归结为一段“天然失败”的历史。

二、写法与具体形势：矛盾如何汇合

市面上的一些日本左翼史，常把明治以来到全面战争体制形成前的历史写成一种单纯的罗列——谁介绍社会主义，谁办报，谁组党，谁被捕，谁牺牲，谁转向;哪个组织成立，哪份报纸被禁，哪场镇压降临，如此将人物与事件排列起来，再做一番结论，似乎就完成了这部历史。而这种写法的弊端在于，虽然按照了时间线索汇集了史料，但却只会如流水般划过读者的大脑，很难留下被称为“思考”的砥砺，如果是消遣读物那倒也足够，但本教程显然不满足于此。

另一种常见写法同样是不能照搬的，通过梳理如下逻辑——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形成→社会主义出现→国家镇压→运动失败——来组织材料，这条链条逻辑上是通畅的，可却要让人误以为历史本该如此展开。

事实上，日本左翼史中有太多“本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环节(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举例来说，1868年以来，纺织女工和矿山工人长期处在严酷劳动控制中，其糟糕处境或许在亚洲早期工人中数一数二。按照一般的印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事实上，反抗确实会发生，但是，苦难本身并不直接变成阶级政治——也就是受苦的人很多，组织起来的人很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是政治)。另外，一战后米骚动和1919至1921年的罢工潮打开了新阶段，却没有带来稳定的胜利，以关东大地震为标志，革命高潮之后到来的不是凯旋而是退潮。如此的例子不胜枚举。

所以，这段历史的每一阶段都要重新分析：哪些矛盾在这个时刻汇合?工人处在什么组织条件中?国家机器采取什么法律和警察形式?哪些道路当时真实可见，哪些只是后来者回望时才显得清楚?借用阿尔都塞的说法,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条由经济基础笔直拉出的因果链,而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在具体形势(conjuncture)中相互汇合、压缩与凝结而成的复杂整体——他称之为"多重决定"。需要强调的是,"多重决定"并不意味着"多种因素平等地共同决定",而是说任何一个矛盾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它的形态和效力总是被它所处的整个社会结构所贯穿、所标记。

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主线。马克思主义分析仍然要把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放在基础位置，但正如恩格斯1890年致布洛赫信中警告的:把经济读成"唯一决定性因素",会"使这个命题变成毫无意义的、抽象的、空洞的话"。"基础"从来不是"直接决定",而是"在最后一级"(in der letzten Instanz)起作用——对此阿尔都塞补了一句更尖锐的话:"最后一级决定的孤独时刻从不来临。"

当然，这不是要取消经济基础的优先性,而是要否认存在一个上层建筑会"礼貌地让开"、让经济单独登场的纯粹时刻。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组织传统和国际冲击,既是基础得以表现的中介,本身也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特殊效能,它们反过来构成基础得以存续的条件。

因此,经济基础确实重要,但恰恰因为它太重要,才不能把它变成万能解释——万能解释等于什么都没解释。对矛盾的分析,不是把一切因素平摊在同一个平面上做加减法,而是看它们如何在特定形势中,围绕基础关系发掘哪些被压缩为主导,哪些退入从属,哪些从原本次要的环节因为汇合而上升为决定性的一环。用读者更熟悉的《矛盾论》语言来讲,就是在矛盾群中辨别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并注意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转化。

三、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研究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基本分析,以及列宁”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判断,是本书理解明治以降日本资本主义的基础工具。

前文已经借助恩格斯、阿尔都塞的论述以及《矛盾论》交代了本书在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上的立场。在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两条主线上，本书还吸收了阿尔都塞关于国家机器的另一组思路，这一点也受到了几位同志的提醒。具体说，本书不会把国家只理解为一套依靠暴力运转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与之并存，并共同服务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还有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学校、工会、传播媒介、文化机构等相对自主的装置。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发挥功能的方式不同：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暴力为主，同时辅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为主，同时辅以弱化、隐蔽或象征性的惩戒。

除阿尔都塞外，本书也会在具体章节中按需调用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资源，如葛兰西关于霸权、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卢卡奇的物化论，以及本雅明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考等。它们将用于处理特定问题，帮助展开局部分析，但不构成本书的整体方法论框架。

这里还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日本本土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本书中具有双重身份。户坂润、三木清、河上肇这一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也是本书方法论上的同行者。他们是日本战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受了这一历史的沉重后果。户坂润于1945年8月9日死于狱中，三木清同年9月死于狱中。作为思想资源，户坂润1935年的《日本意识形态论》尤其值得重视。它对“日本主义=日本法西斯”的论断，是从日本现场内部生长出来的批判。本书在分析日本统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法西斯化过程时，会反复回到户坂润已经打开的工作面上。

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还有1927年至1937年间讲座派与劳农派围绕日本资本主义性质展开的论战。它既是本书需要叙述的思想史事件，也是本书判断日本资本主义性质时必须使用的分析资源。这个论战不会被当作背景材料简单带过，本教程将设专章处理。

第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指令在本书中也具有特殊位置。就理论资源而言，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分析，仍是本书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纲领、指令和路线转向，又是日本左翼运动展开的外部条件。日本共产党的建党、解散与重建，1922年纲领、1927年纲领、1932年纲领，都与莫斯科方面的判断直接相关。本书会区分这两层关系：作为理论资源的部分，将被纳入分析;作为外部条件的部分，则会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

最后必须坦白，笔者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把握，对阿尔都塞理论的运用，对症候式阅读的实践，都还远远谈不上熟练。本书在许多地方只能说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难免存在理解偏差和处理不当之处。

同时，本书也无意把上述理论框架封闭为最终版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日本本土马克思主义”这类便利分类，笔者本人并不满意。这些分类带有冷战时期学术建制的痕迹，容易把革命实践与理论思考切分到不同地理区域，反而遮蔽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每一个具体历史形势中，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如何把普遍方法转化为具体分析?本书使用这些分类，主要是为了组织文献，不是为了划定阵营，也不希望后续同志被这一框架限制。

读者如发现错漏，请径直指出;如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也欢迎从各自的位置接续这一工作。还需要补充的是，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虽不在本书研究时段之内，但作为思想史伏线，并不能完全切断。梅本克己的主体性论争、广松涉的物象化论、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重新阅读，都与本书研究对象存在潜在对话。本书将在适当位置作出提示。

下面交代本书的四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

明治以后的日本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一个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通过独立的政治革命建立起来的。与英美式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它更接近一种由国家权力强力推动的后发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一点上，日本同俾斯麦时期以来的德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明治国家一方面引入近代工业、货币税制、学校制度、兵役制度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保留并改造了许多旧有支配关系，使其服务于新的资本积累和国家建设。列岛的农村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残余地带，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得以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国家也不是市场之外的中立裁判，而是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组织者、保护者和强制者。正是在这种后发的、国家主导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近代工人阶级、贫农、城市下层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才逐渐进入同一个历史场域。

第二条主线，是阶级形成。

统计分类可以告诉我们某个群体有多少人、分布在哪些行业，但它无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些人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开始意识到彼此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阶级政治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成立的。它是在生产关系、共同处境、生活经验、组织形式和斗争实践中逐步凝结而成的一种历史关系，是被制造出来的，是动态的——只不过制造它的不是理论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展开。

日本早期的工人阶级中的纺织业女工、矿山劳动者、城市手工业者、印刷工、铁路工、造船工，以及大量临时雇佣劳动者——他们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式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在生产技术、劳动纪律、收入水平和生活形态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许多人长期与农村家庭经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工厂与田地之间往返，流动性高，其组织基础相当薄弱。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把他们从不同的来路吸纳进来，却还没有把他们捏合成一个整体。与其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不如说他们是一群被不同路径抛入同一历史进程的人——而"阶级形成"要处理的，恰恰是他们如何从"一群人"变成"一个阶级"。

在本教程的第一部分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成为问题"的过程。一方面，工人、贫民、女工、矿工和城市下层被知识人、记者、改良者、官僚和国家机器看见，被命名和打包为"社会问题"。农商务省《职工事情》、横山源之助《日本之下层社会》以及围绕工场法的各类调查，都把长时间劳动、低工资、女工寄宿舍、童工、疾病、矿山事故和贫民窟等问题呈现为近代日本必须处理的社会病灶。横山源之助在调查制丝女工时曾记下“听来极乐，看来地狱”的说法，又写忙时女工“朝起即工作，夜工至十二时亦不稀奇”，寝室则“类似猪舍而丑陋不堪”。这些材料固然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关系的残酷性，但也说明劳动者首先是作为被调查、被保护、被改良和管理的对象进入公共视野的。

另一方面，劳苦大众当然不认为自己就只能成为被观察的受害的客体，也在罢工、结社和日常抵抗中表现出主体的行动能力，这一代点在早期运动中的人格主义倾向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1919年友爱会日本桥支部发会式上，曾在东京莫斯林工厂工作的山内发言说：“我也是劳动者，大家也是劳动者，本应是同样的人，可我却被轻蔑为纺绩工。我和大家一样独当一面地劳动，可社会并不把我当作同样的人来对待。”

第二天《万朝报》报道此事时写道：“女劳动者呼喊：要摆脱资本主的压迫，并且要获得作为社会之人的待遇。”

这里的关键词是“同样的人”“社会之人”“待遇”。工人们在运动中争取的不只是工资和工时，也是在争取首先被承认为有尊严、有人格的“人”。现代无产者作为日本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的产物，对彼时社会对工人的歧视感到愤怒，这点构成了日本阶级意识萌芽阶段独特的思想底色。

不过，对于日本的工人阶级来说，被官僚或者知识分子看见，不等于获得了自我表达的权利;被同情，同样不等于被承认为政治主体。人格主义的困境在于：当工人要求被当作"人"来对待时，谁来定义"人"的标准?如果定义权仍在知识人和国家手中，"承认"就极大可能变为进一步的控制。在命名者与被命名者之间，横亘着一条权力的裂隙——这正是此后阶级政治展开的真正起点。

一战后，这条裂隙一度出现了被突破的可能。1918年米骚动席卷全国，其规模与烈度超出了此前任何一次社会动荡。紧随其后的1919至1921年，罢工浪潮接连爆发，罢工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创下新的纪录。友爱会由此扩展为日本劳动总同盟，工人运动首次以全国性群众动员的姿态闯入政治视野。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标志着日本阶级政治进入新的阶段：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发生更直接的连接。

第三条主线，是国家机器。

在世界近代史中，战前日本是观察现代国家机器如何形成、扩张并深入社会毛细血管的典型案例之一。

相比于欧美与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战前日本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后发国家，又是迅速扩张的帝国;既拥有近代宪政的诸多因素，又在短时间内发展出高度体系化和密集化的社会控制机制。它的国家机器是在自由化、群众政治、社会政策、帝国扩张和思想管制同时推进的过程中，逐步构筑起来的。

因此，战前日本的国家机器始终是结构性的行动者。它不断规定什么可以组织，什么可以出版，什么可以公开讨论，什么会被认定为危险思想。国家机器并不只在罢工、集会这些显性的政治时刻出现，它也存在于学校训育、工厂纪律和社会改良事业之中。换言之，日本左翼运动的每一次发展，都不是在抽象的“社会空间”中展开的，而是在国家机器已经划定边界、设置风险、准备惩罚，并且不断制造正常性与忠诚感的场域中展开的。

第四条主线，是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本教程采取这样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诸多手段使人们以某种方式理解自己的位置，想象社会秩序，接受或反抗现实中的关系。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语言是极具复杂性的。纷繁复杂的流派同一个思想场中彼此冲突和借用。早期社会主义文本常常一方面批判贫困和资本权力，另一方面又保留着道德主义、国家主义或改良主义的结构。

北一辉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案例。他既是国家主义者，也曾以社会主义自称。在战前日本，"社会主义"并不总是与国家主义和亚洲主义彼此隔离，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叉与相互吸收。北一辉的思想轨迹——从早期对劳动阶级的同情，到以"国家有机体"置换阶级分析，再到以"国际无产者"为日本帝国扩张辩护——体现了这种耦合的意识形态。

到1940年前后，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的结合进入新的形态。大政翼赞会将原有政党吸收进国家体制，产业报国会则通过替代和吞并工会，把劳动者纳入战时动员。产业报国运动具有更值得注意的功能，它作为一套意识形态装置，定义了这样的国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机制中，劳动被想象为忠君爱国的一部分，想象为所谓东亚共荣的一部分，工人被要求以"产业战士"的身份服务于总体战。

处理这些对象时，本书也会尝试一种近似症候式阅读的思路：不仅看文本说了什么，也看它不能说什么;不仅看它的答案，也看它提出问题的方式。意识形态的力量，有时也不在它正面宣扬的内容，而在它必须回避与视为不言自明的那一部分。

四、本书的时间范围与分工

本书主卷处理的时间跨度，是从明治资本主义形成到1940年前后。选择1940作为下限，主要因为大政翼赞会成立、产业报国会全国化以后，左翼的政党、工会和社会组织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总动员结构，公开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走向低谷。

主卷暂按四卷推进。

第一卷可题为“明治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卷处理明治资本主义形成到日俄战争前后的历史，重点是日本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成，工人群体的生成和行动，底层困境与劳资冲突怎样被知识人和官僚命名为“社会问题”，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语言又怎样被知识分子舶来和改造。

第二卷可题为“反战、分裂与冬之时代”。这一卷处理日俄战争前后到一战前的历史，日俄战争前后的反战论述使日本社会主义第一次以鲜明的政治姿态进入公众视野，并与俄国的左翼形成互动，但这一政治突破很快遭遇国家镇压，进而引发了左翼内部的分裂。统治阶级借机制造“大逆事件”，迫使公开的社会主义运动全面转入“冬之时代”。此后，组织活动空间急剧收缩，许多思想只能退入私人阅读与零散的地下网络中求生。

第三卷可题为“大正春潮：阶级政治的形成与限度”。这一卷处理1918年米骚动到1925年前后，必要时延伸到1928年前后的历史。内容重点是米骚动、战后罢工潮、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发展以及日本共产党成立等一系列事件，与此同时，本卷也将剖析这一时期的核心政治问题——《普选法》的政治吸纳与《治安维持法》的思想镇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治理手段，实际上共同标定了大正时期阶级政治的真实限度。

第四卷可题为“制度化镇压、转向与法西斯化”，聚焦1925年至1940年前后的历史进程。面对这一时期密集的历史事件，本卷将其归纳为三个递进的分析层次：

首先是镇压机制的制度化，考察特高警察体系与连续的政治大搜捕如何瓦解左翼的组织基础;其次是思想、文化阵地的斗争与溃败，剖析讲座派与劳农派等理论论战，以及随后出现的大规模“转向”现象;最后是战时体制的合流，揭示剩余的合法左翼力量如何被官方机器(如产业报国运动)彻底吞并。这一卷的核心目的，是说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与战争动员如何逐步咬合，最终形成将左翼运动压入谷底的新统治结构。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女性劳动者和女性社会主义者将作为贯穿全书的研究对象进入主卷的撰写。制丝女工、纺织女工、女工寄宿舍、女工罢工，以及山川菊荣、伊藤野枝等人的理论和实践，值得被放在研究的重要位置。相关内容将在各卷中随具体历史进程展开;必要时，也会像讲座派与劳农派论战那样，另设专章集中处理。

此外，除了主卷外，后续我们还会撰写覆盖1940到1945的战时中间卷。它承担战前与战后的过渡功能。到这一阶段，公开左翼运动已经接近失去活动空间，左翼经验更多以转向、沉默、地下化、牢狱坚持、跨国反战和战后重建伏线等形式存在。中间卷要处理的，是左翼运动在公开形态几乎消失以后，怎样残存、断裂、变形，并在战后重新成为问题。

最后，本书会设置若干附节，处理不能完全纳入日本国内线性叙述的问题，包括中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交叉、鲁迅与日本左翼、东亚左翼文学政治和跨国反战实践等。这些内容也相当重要，它们关系到日本左翼史所处的国际思想输入、帝国主义扩张、亚洲革命想象和跨国左翼联系。

五、为什么叫"简明教程"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在苏联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产生过深远影响。它试图以一部统一文本总结革命经验，并为干部和群众提供政治教育材料。时至今日，无论如何评价这本书，都不能否认它曾经塑造了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运动理解自身历史的方式。

不过，此书是相当有争议的，有批评指出，党史本身也会被改写为以领袖为中心的路线斗争史。本书沿用这个名称，绝没有继承某种封闭叙述的想法，而是把它放在眼前，作为一种提醒。

笔者认为，教程也可以意味着责任。日本战前左翼史材料分散，人物关系复杂，组织谱系多次断裂，思想流派彼此交错。没有基本结构，读者很难进入;而结构过于封闭，又会取消追问的余地。

我们要做的，是把材料、概念、事件和判断组织成一条可以学习、可以核查、可以继续追问的路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显然，"简明"不是把历史简单化、庸俗化，而是在保留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让读者看清纷繁的现象。所以，把能讲清楚的地方尽量讲清楚，暂时讲不清楚的地方说明原因，材料不足的地方如实标出——这是本书写法上一个严肃而直接的要求。

值得说明的是，读者在阅读时不必认为阅读本书的门槛很高，读者无需一开始就熟悉日本近代史、劳工史或社会主义思想史。可以认为，只要愿意进入问题，愿意区分事实、判断和推测，愿意沿着材料检查论证，就可以在阅读中逐步建立自己的判断。同时，作者可以向读者提出问题，读者也可以追问作者：材料是否充分，解释是否过度，分期是否合理，概念是否用得太宽或太窄。这样的追问正是本书所说的“教程”应当具有的形式。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非没有自己的历史洞见。它在结尾处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安泰神话的说法：安泰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他始终同大地相连;一旦被举离地面，便会丧失力量。书中借此说明，革命政党一旦脱离人民群众，就会丧失力量，变成空架子。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判断也完全可以反过来用于审视那部教程自身：当一部党史把历史解释权集中于单一权威，把群众经验、历史分歧和追问空间压缩殆尽，它自己也就成了那个被举离地面的安泰。

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中写道，历史天使"把脸别过去，面对着往昔"——他看见的不是一连串事件，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没完没了的残片层叠在残片之上";他本想停留，唤醒死者，将打碎的残片拼接复原，却被一阵从天堂刮来的暴风击中，"被吹往他背向的未来"，而"被我们称为'进步'的，便是这场暴风"。

那些在镇压与失败中仍然坚持行动的人，那些日本的左翼运动中的人民，留下了什么?是被查禁的残卷、被冲垮的组织，是严刑拷打后的屈辱与沉默，是黑牢底下的坚持以及牺牲——是除了那个胜利外的东西。如果你站在胜利者的高台上俯瞰，这些全是不堪大用的废墟。但只要顺着历史天使的目光回望，每一块残片上都沾着活人的体温。它们在呼喊，在要求被重新回答一些除了胜利外更重要的问题。

本书叫"简明教程"，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仍然可以被整理、被传递、被核查、被继续追问。历史不是供人凭吊的废墟，也不是现成答案的仓库。历史是问题本身。我们从这些问题出发，也只能在不断研究、讨论和修正中继续前进。

愿与诸君共勉。

注释

第二节

·阿尔都塞《矛盾与多重决定》(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 1962),后收入《保卫马克思》(Pour Marx, 1965)。原文论1917年俄国革命时写道:"如此巨大的'矛盾'积累……来自不同起源、不同意义、不同层次和作用点的矛盾,但它们却'汇合'(merge)成一个断裂性的统一体(ruptural unity)……这一矛盾……可被称为在原则上是被多重决定的(overdetermined in its principle)。"原文见 [marxists.org](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62/overdetermination.htm)。理解要点:阿尔都塞用这个从弗洛伊德借来的词,是要说矛盾从来不以"纯粹"形式出现,它一开始就被它所处的整个结构所"标记"——这是对黑格尔式"简单矛盾"的反对。

·阿尔都塞同文中明确写道:"资本-劳动的矛盾从来不是简单的,而总是被它行使其功能于其中的、具体的历史形式与情境所规定(specified)";"纯粹"的矛盾只是"抽象的",它"只有通过这些情境、并在这些情境中才是可辨识的、可操纵的"。这就堵住了"多重决定=多元因素决定"这一最常见的误读——阿尔都塞研究者(如巴利巴尔)反复指出,surdétermination在精神分析意义上更接近"症候被多重力量过度刻写"而非"被多个原因共同决定"。参见 [Radical Philosophy: From 'Overdetermination' to 'Structural Causality'](https://www.radicalphilosophy.com/wp-content/files_mf/rp38_article2_strawbridge_althusserstructuralcausality.pdf)。

·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原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除此以外,马克思和我都从未肯定过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一点歪曲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意义的、抽象的、空洞的话(meaningless, abstract, empty phrase)。"这封信是反对当时德国社民党"青年派"经济决定论的关键文献,也是阿尔都塞建构"多重决定"概念的直接出发点之一。阿尔都塞在《矛盾与多重决定》正文与"附录"中分别用很大篇幅讨论该信。参见 [marxists.org Althusser正文](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62/overdetermination.htm) 与 [附录](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62/appendix.htm)。

·阿尔都塞最具标志性的一句话,出自《矛盾与多重决定》正文末段。英译原文:"From the first moment to the last, the lonely hour of the 'last instance' never comes."(Ben Brewster英译,Penguin/Verso版For Marx, 1977, p.113)。直译为"从最初一刻到最终一刻,'最后一级'的孤独时刻从不来临"。理解要点:这句话是对恩格斯"最后一级决定"(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的辩证补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长程的",但你永远等不到一个上层建筑全部退场、经济独自登台的"纯粹时刻"。它是用来防止经济决定论在论证末尾偷偷复活的"理论保险丝"。原文上下文见 [marxists.org](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62/overdetermination.htm)。

·阿尔都塞在同文中把马克思留下的命题概括为"链条的两端"(the two ends of the chain):"一端,(经济)生产方式在最后一级的决定;另一端,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uperstructures)及其特殊效能(specific effectivity)。"这一表述区别于庸俗马克思主义把上层建筑看作经济基础的"纯粹现象"。理解要点:上层建筑不只是"传送带",它有自身的存在密度,甚至会"反过来构成基础的存在条件"——这一点被阿尔都塞此后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进一步发展为"再生产"理论。参见 [Radical Philosophy](https://www.radicalphilosophy.com/wp-content/files_mf/rp38_article2_strawbridge_althusserstructuralcausality.pdf)。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原文:"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及 [光明网《矛盾论》](https://theory.gmw.cn/2012-09/25/content_5201761_12.htm)。理解要点:这是中文读者最熟悉的辩证法语汇,引入此处不是修辞,而是为了让上面的"等级化""赋予权重"获得一个有谱系的、可操作的方法名。

第五节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此书初版于1938年，是斯大林时代最重要的党史—理论教科书之一，长期被用作苏联党内教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标准文本。关于其编纂经过及其政治功能，可参见郑异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笼记》。 [marxists](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1.pdf) [独立中文笔会](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3015)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争议，学界通常指出其在统一党史叙述的同时，也将复杂的革命史压缩为以领袖、路线和党内斗争为中心的单线叙述，并服务于斯大林时期的正统建构与个人权威确立。参见郑异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笼记》;亦可参见《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研究。 [独立中文笔会](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33015) [黑龙江大学](https://rlls.hlju.edu.cn/__local/0/56/AA/EFAF30EF301959A2A24D9215260_F8352ED5_12B71F.pdf?e=.pdf)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9页。该页引斯大林关于安泰神话的比喻，大意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大，在于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力量，变成空架子。若你在正文中准备直接引用，建议按你手中版本逐字核对原文页码与措辞。

·瓦尔特·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见《启迪》，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你文中所引“历史天使”段落对应通常分段中的第九条。其英译通行文本可参见布朗大学所引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Where we perceive a chain of events, he sees one single catastrophe… This storm is what we call progress.” [Brown University](https://webhelper.brown.edu/joukowsky/events/violenceandcivilization/6843.html)

·此处并非直接引文，而是对本雅明“逆着历史梳理”“从废墟与残片中重新把握过去”的问题意识所作的转述和延伸。若希望在脚注中补一条理论参照，可加：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第六条中写道，历史地把握过去，并不是“认识它本来如何”，而是在危险时刻抓住一闪而过的记忆。此处与正文关于“失败者留下的不是废墟，而是尚未完成的问题”的写法，可以形成呼应。

结 语

"把大地吞下、把大海喝干"

再酿成人民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