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美｜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危机、逻辑解构与未来走向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新自由主义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并在学术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它既被其拥护者视为保障个人自由、激发市场活力与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真理”，亦被其批判者指认为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乃至催生了周期性危机。新自由主义已超越单纯的经济政策范畴，演变为一种渗透社会与国家、影响市场与个体关系的话语体系。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奉为圭臬，把“自由”窄化为资本的无度扩张，将效率凌驾于公平之上，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有关学者，旨在梳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审视其在不同语境下的实践形态并探讨其在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深刻挑战与未来走向。

理念与实践的复杂组合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女王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约瑟夫·科恩(Joseph Cohe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代表了西方社会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府放弃了对经济的控制。新自由主义是一套阐述社会应如何制定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非常盛行，但此后便持续衰落。具体来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20世纪70—9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意识到原有治理体制已然失效，对政府包揽一切、全面管控社会经济的传统观念进行大力批判。在后续发展阶段，学界与社会层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发生转向，不再局限于具体政策变革的技术与工具层面，而是上升为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并逐步形成自由市场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主流论调。这一阶段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表现得尤为突出。

“新自由主义往往笼统指代一种由多元理念、实践和历史发展共同构成的复杂综合体。”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高级讲师安东尼奥·切雷拉(Antonio Cerella)向本报记者解释道，从一个层面看，它指的是与一系列思想家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说，这类学说不仅将市场视为资源配置机制，还将其视为一种能够通过自我调节来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协调的规范性制度。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系列具体政策方案，如里根和撒切尔所推行的改革，旨在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不断拓展市场涵盖的范围。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不应仅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学说、一套政策举措或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它重塑了个体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理解方式，更应被看作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意识形态。

“剖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会让人们明白，谈论多种新自由主义而非单一的新自由主义更为恰当。”加拿大约克大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基恩·伯奇(Kean Birch)表示，新自由主义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渊源，且每个流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市场机制的固有局限

对伯奇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无论人们身处世界何处，市场是管理社会的最佳机制和手段。在强制推行市场的情况下，人们会发现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在这些市场矛盾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们之间会不断、持续地对市场交易进行协商和重新协商。如果每一种互动都是市场行为的话，就会变成一种新的契约关系，而如果每一次互动都需要市场进行协商、监督和执行的话，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快就会变得难以管理和无法实现。因此，市场根本无法支撑社会生活，人们需要其他机制来实现正常生活，如信任、友谊、家庭等。

在切雷拉看来，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至上”的承诺建立在一系列具有高度限制性的假设之上，即准确信息、有效竞争和机会均等，而这些假设在实践中很少甚至从未实现过。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往往会将不平等现象“自然化”，将其重新定义为在一个看似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所导致的结果。表面上呈现的平等实际上是由“结构性不平等”所支撑的。“市场会奖励才能”的观点掩盖了在资源获取、教育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理论内部的紧张关系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具有构成性的特点：新自由主义通过将不平等现象归咎于个人责任，来调和其对平等的规范承诺与实际不平等现象之间的矛盾，从而掩盖了导致不平等的系统性条件。

“新自由主义本身并不能必然地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繁荣。”切雷拉说，相反，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往往会导致精英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例如，近期与不平等相关的数据表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掌控了全国经济收入的1/5。这种集中态势并非偶然现象，一旦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它往往也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影响，尤其是在那些选举官员依赖捐赠者、游说网络和大型企业利益集团的情况下。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不仅受到思想理论的影响，还受到国家、国际金融组织和跨国集团的制度力量的推动，这些力量将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视为普遍的解决方案。

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削弱

伯奇说，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所不同。在里根领导下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经济自由化;在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既进行经济自由化，又对公共资源，如公用事业、公共住房、基础设施等进行私有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推行或引入市场的尝试通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一尝试导致了不同结果，总体上产生了诸多问题。依据“华盛顿共识”推行的各类政策，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了放松管制、资本自由流动、私有化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这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治理本国经济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长期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表现得极不均衡。”切雷拉以拉丁美洲为例解释说，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宏观经济的规范性，但往往是以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更薄弱的劳动保护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并非只是扩大了市场边界，还常常以削弱民众权益的方式重构社会和政治生活秩序。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重大决策越来越不由民众或他们的代表决定，而是由经济精英和组织掌控。

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转移与隐性延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危机的集中爆发。在切雷拉看来，十多年过去了，金融监管与市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真正得到调和，只是被转移和暂时掩盖了。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如今又在新的领域中出现。尽管相关概念看起来清晰明确，但其背后实则是多样化的实践、软件系统和技术的混合体，它们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往往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审视。这种扩张的趋势似乎并非由明显的社会需求所驱动，而是在全球技术市场内竞争、投机和资本积累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就此而言，人们所目睹的并非是监管与市场自由之间矛盾的解决，而是这种矛盾在新领域的重新显现。因此，这场危机并未得到解决——而是被转化和延后了。

伯奇表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进行的金融改革和重组，导致了一系列持续的后续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逐渐崛起，它们利用廉价资本投资于数字技术并在多个不同的市场中建立了垄断地位。此外，投资者开始将大量资金从公开市场转向私人市场，从而推动了一批科技“独角兽”企业的出现。因此，金融危机后的金融再监管实际上破坏了竞争性的市场动态，使得那些寻求市场垄断地位以及破坏市场竞争的大型公司愈发吸引投资。

伯奇说，如上所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纷纷针对金融机构和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政策。这些财政开支造成巨额预算赤字，各国政府继而推出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最终损害了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近年来，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持续抬头，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转移或释放。针对这一观点，切雷拉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转移，更应被视为其最直接的政治影响之一。

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通过调整教育机会、资源分配以及社会参与规则等方式，致使大量民众陷入系统性边缘化境地，同时也瓦解了社会凝聚力。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催生出越来越严重的裂痕：代际裂痕、融入资本循环的群体与被排除在外的群体之间的对立、本土民众与移民群体之间的隔阂。

实证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在诸如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的总统选举中，投票数据表明，经济社会失序、地域不平等与民粹主义思潮高度关联。民粹主义运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新自由主义社会长期积压的民众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在这种背景下，诸如移民控制和保护主义等问题重新成为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自由主义深层逻辑的再审视

一些学者声称“新自由主义即将终结”。倘若如此，其后续形式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面对气候危机、数字垄断以及全球不平等现象，是否存在能够提供可行制度替代方案的后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切雷拉说，若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经济政策或许会有所变化，理论体系或许会发展或者被抛弃，然而，从社会和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个体意识和集体想象。即便新自由主义作为政策范式逐渐退居幕后，但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层影响仍可能持续存在。它不仅改变了各类机制，还重新塑造了个人对自身的认知方式——作为创业型角色、作为人力资本的承载者以及作为普遍市场逻辑下的竞争者。这种转变并非仅靠经济治理方式的转变就能轻易逆转的。

伯奇说：“我逐渐认同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从来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拥护者。”市场并未在所有社会中全面推行，只是各国和社会群体在尝试新的治理方式的过程中，部分引入了类市场化机制。然而，这些尝试大多最终演变成了有利于商业的补贴或支持类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垄断势力的崛起。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推动的是向垄断格局的转变，而非真正的市场自由化，这一转变导致了企业对社会资产、土地、基础设施等核心资源的全面掌控权的不断扩大。

“基于此，核心问题并非仅仅从制度层面探讨新自由主义后续形态的演变，而是要探究是否存在替代性范式，能够切实改变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现状。”在切雷拉看来，后续形态无论是朝着生态可持续性、更强大的公共机构，还是更平等与和谐的再分配形式发展，或许都能提供一些局部的修正方案。然而，这些模式的可行性最终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在重塑政策的同时改变社会生活的文化和伦理基础。因此，当今最紧迫的挑战在于保护和扩大个人能够行使批判性判断的空间——这些空间使人们能够超越市场的强制要求进行思考和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任何宣称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都可能只是表面的，其更深层的逻辑仍会保持不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