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骏|突破劳动价值论所适用的历史阶段贯彻劳动价值论意欲何为?

作者:丁堡骏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202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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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紫虬文章的标题《突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意欲何为?》,我们可以断定紫虬是要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而且是要更加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可是,我们分析了紫虬的文章以后,我们就会证实紫虬自己就没有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什么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最近读到紫虬的题为《突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意欲何为?》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标题我们似乎可以判定,作者是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为切入点,批判和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但是,读罢此文,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说,它不仅不是对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错误思潮的批判,进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完全相反,它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把中国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理论。

一、阉割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紫虬在这篇文章首先列举了胡义成于1978年从“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突破”,“在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的统一中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研究的一个思想史案例。但是,紫虬并没有对胡义成的这个方面的观点和论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也没有以此为契机阐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反,紫虬却转向考察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一种历史通病”即“混淆两种劳动价值论”。

在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史”这个提法问题,按照紫虬文章所涉及的学术思想范围,“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概念指向似乎是我们学术界所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或苏东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但是,紫虬似乎不知道“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史”这个用法是有歧义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对此曾经有所澄清。恩格斯指出:

“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这一段话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社会改造的“社会主义”称谓,而更加愿意接受还有些出于本能的粗糙的共产主义称谓。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社会的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运动,而不叫社会主义运动。目前世界范围内几乎所用的工人阶级政党都仍然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叫做国际工人运动。当然了,后面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展,列宁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叫做社会主义阶段,如果在明确意义的前提下,我们也不是不可以使用“社会主义运动”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史”这个称谓的。但是,后面我们会看到,紫虬对“社会主义运动”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史”概念的运用是完全混乱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紫虬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通病即混淆两种劳动价值论的分析。紫虬写道:

“正如马克思说的,亚·斯密和李嘉图的根本缺点之一,是‘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98),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上,69)这种混淆是从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开始的,再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最终导致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

在第一段文字中,紫虬标注出了他所援引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两个片段思想论述的文字出处:第一段是援引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段文字,第二段是援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手稿中的文字。但是,紫虬对于自己从马克思著作中援引来的这两段文字并没有做任何的说明,也没有进行任何分析,更没有说这两段文字放到自己的文章这里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是紧跟在引文后面加上了一段自己的结论性的话。然而,这个结论性的话又是含糊其辞的混乱表述。现在我们就来做具体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段引文。对于这段引文我们前面已经肯定了紫虬实事求是地标注出了它的著作出处。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指出紫虬在这段引文处理上的不足之处。这就是,紫虬没有说明他在对马克思第一个片段思想进行援引时作了顺序的颠倒和做了内容上的取舍,这是紫虬不诚实的表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中的注释32原文是这样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这段文字马克思是概要性地阐述了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架构的重要思想。我们解析如下:

第一,马克思断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这是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缺陷和理论局限性的一个基本断言,其事实根据要在后面详细说明;

第二,马克思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例说明古典经济学的这个缺陷:“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为什么斯密和李嘉图忽视价值形式的分析就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是也都忽视这个繁琐的一只绵羊交换两把石斧吗?是不是马克思小题大做了?我们且看马克思的第三层次的说明;

第三,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犯这个错误的浅层次原因和根深蒂固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资产阶级经济学被价值量的分析给吸引住了注意力,是浅表层面的原因。而更加深刻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所在。因为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分析得出结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如果深入研究价值形式,就必然要:第一步从价值形式的发展分析,推论出货币的产生。第二步从货币对于交换过程其媒介作用和使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货币必然转化为资本。第三步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发展资本主义矛盾必然会激化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第四步,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马克思最后说由于存在这样理论上的必然逻辑,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是最优秀的代表亚·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也最终放弃对商品形式和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这一段的精髓就在于以商品拜物教研究的积极成果——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来说明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为什么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对于商品和价值形式进行分析。什么叫“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逻辑中,所谓最抽象的、最一般的形式,也就是最没有发展的形式,也就是细胞形式。所谓发展了的形式,就是细胞繁殖并长大了以后的形式。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比作是一个婴幼儿,那么,商品和价值形式就是一个受精卵。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理解为一个大的癌症肿瘤,那么,商品和货币就是没有发展起来的癌细胞。资产阶级恐惧癌症肿瘤后果,就是从否认身上有癌细胞开始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经过紫虬的颠倒顺序有选择的摘录以后,马克思的这个完整思想还剩下了什么?第一句话——就是紫虬从马克思完整段落中掐头去尾剩下的那句话,意思就是简单地宣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形式;第二句话——就是紫虬从马克思完整段落中掐头去尾剩下的那句话,意思就是宣布斯密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的东西。经过紫虬这样掐头去尾有选择地摘引以后,马克思这一段论述的精髓不见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样犯忌讳的语言被隐匿下去了!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尽情地享受其“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和谐美满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乐园了!

顺便在这里说明一下,在紫虬援引马克思第一段论述中,马克思并没有责难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和“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方面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并不在这段文字里。事实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区别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划分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的。马克思曾经特别细心地总结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其最优秀代表大卫·李嘉图,在这一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或思想萌芽。在紫虬引证的第32注之前的第31注,马克思说“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用语中“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就是指抽象劳动,“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就是指具体劳动。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但是古典经济学有时从量的方面考察劳动,有时从质的方面考察劳动,就是在无意中做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分。(从量的方面考察劳动,就是侧重考察的抽象劳动,因为劳动质的差别被舍弃了。从质的方面考察劳动,就是侧重考察具体劳动,因为劳动量的方面的差别被舍弃了)。马克思还特别关注到在表示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庸俗说法,李嘉图的庸俗说法中塞进了自己更深刻的思想,这就是,“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马克思高度评价李嘉图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劳动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的思想。可见,马克思并没有埋没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其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在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方面的思想贡献。马克思在系统阐述劳动二重性学说之前特别说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所谓批判地证明的,就是在肯定和否定中证明的。换言之,马克思承认自己是从古典经济学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吸收了劳动二重性的思想火花,又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在这方面的不系统性和不连续性,提出了系统化的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据为自己所独有。因此,对于古典经济学,我们不能像紫虬那样随意给它加上一个罪名:“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和“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

现在我们来分析紫虬所援引的马克思的第二段文字的原始意义。这一段是紫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手稿中马克思论“亚当·斯密”一章中摘录出来的。这段文字对于不懂辩证法的人简直就是在绕口令。但是,如果我们熟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研究工作,我们熟悉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围绕李嘉图学说体系所展开的大论战和李嘉图学派解体的那一段经济思想史,那么我们就会清楚:马克思在这里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亚当·斯密的杰出贡献,他“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亚当·斯密的理论缺陷,“他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对于前者,马克思通过对亚当·斯密的著作原文的耐心细致的考察得出结论:斯密把资本家的投资所带来的“余额”,归结为工人所提供的超过再生产工人工资等价物的那部分劳动之上的追加劳动量。在马克思的科学的概念体系中,工人所提供的超过再生产工人工资等价物的那部分劳动之上的追加劳动量,被定义为剩余劳动,其所形成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说斯密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从剩余价值学说历史的高度对于亚当斯密学说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紧接着马克思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斯密的这种研究的不足之处。这就是斯密没有独立的剩余价值范畴,而直接将剩余价值和它的现象形态——利润相混淆。这就是被紫虬所援引的马克思第二段文字的全部意义。

在这段文字之后,马克思继续分析了斯密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两个范畴的危害。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由于没有能力纠正亚当·斯密的这个错误,以至于这个错误被李嘉图所承袭,在李嘉图学说中发展成为李嘉图体系的两大矛盾之一,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规律的矛盾。李嘉图体系的另一个大的矛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产生剩余价值的事实与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矛盾。由于李嘉图及其学派不能科学地解决这两大矛盾最终导致李嘉图体系解体的悲惨命运。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通过科学研究第一次对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现象形态的范畴进行了科学抽象,抽象出了一个剩余价值范畴。剩余价值范畴表明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共同本质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生产的新价值中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或实现过程,《资本论》第三卷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创立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马克思通过成本和利润分析,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实现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从剩余价值的本质形态又回到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的现象形态。在这个分析过程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证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在这样深入的理论研究之后,马克思判定斯密“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斯密“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这是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局限性的一个总括性的说明。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混淆剩余价值和它的具体现象形态,其理论重点是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从这种混淆中所掩盖的理论体系的矛盾和后果。可见,紫虬在这里还是仅仅抓住了斯密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这种一般性的说法,而丢掉了马克思的重点分析。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前面的分析。被紫虬所援引的马克思的第一段文字,马克思在那里要强调的不是一般地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马克思要重点强调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忽视分析交换价值形式!在那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一点同时也就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浴火重生的结果,一定是不以商品生产为一般特征的。这一思想是《资本论》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可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精髓却被紫虬用这样一种颠倒语句顺序、有选择地舍弃原文内容的巧妙的引证手法给阉割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背叛!

马克思的第二段文字,强调斯密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马克思的着重点不在于一般地说明斯密将二者混淆,马克思的重点是要说明这种混淆背后掩盖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深刻的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从现象形态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现象形态,抽象出剩余价值这个本质范畴,同时也不能从剩余价值这个本质范畴出发通过必要的中间环节再说明利润、利息和地租等现象形态。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紫虬在马克思的这两段引文之后说了什么。

“这种混淆是从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开始的,再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最终导致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

按照紫虬原文来理解,“这种混淆”显然指的是“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紫虬这里说,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是从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开始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与“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是对同一个事物即商品二因素,认识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这两个方面,是现象外表和背后本质的问题。二者在理论分析上要有谁先谁后,但在经济过程上却属于同一个过程,不存在时间上谁先谁后问题,也存在空间上谁经过谁的问题。马克思是从剖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科学地认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出发,揭示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一致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逻辑展开顺序,是商品二因素分析在前,劳动二重性分析在后。但是,我们不能说,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是混淆的第一阶段,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是混淆的第二阶段,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又通过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到达到混淆的某一个新阶段,云云。至于,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它和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有一定的内在因果关系,但这又是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而不是一下子用紫虬这样的直线思维能联系起来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紫虬所谓的什么混淆两种劳动价值论,紫虬并没有说清楚混淆的究竟是哪两种劳动价值论?混淆两种劳动价值论,究竟是怎么混淆的?对于这样的涉及整篇文章中心论点的核心概念,紫虬通篇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交待!紫虬就是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使全文偏离正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以及奠定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科学社会主义都不见了!

最后我们必须要强调指出,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共同缺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达到了它的最辉煌的顶点以后资产阶级走向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各个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通病。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马克思对他的评价也是不同的。至于,紫虬把“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贴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头上了,将这说成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通病。我们说,它不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通病!紫虬这样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无益。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谁不知道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问题?按照紫虬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纠正所谓的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关系问题,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

后面我们会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折不扣地贯彻劳动价值论会是什么后果。

二、什么是劳动价值论一元论?重提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意欲何为?

从紫虬文章的标题《突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意欲何为?》,我们可以断定紫虬是要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而且是要更加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可是,我们分析了紫虬的文章以后,我们就会证实紫虬自己就没有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什么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在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时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泛泛认为“劳动所创造的归社会的产品是社会的纯收入”,并且他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进行利润核算时,将利润回避了他所谓“联合劳动中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云云。紫虬强调这样就

“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令劳动价值论离开生存条件,如离开水的鱼,被供奉在至高无上的祭台上。如在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中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效果是避开它产生的条件——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首先,我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受其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利润核算回避了紫虬所谓“联合劳动中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没有错,因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哪一位能够将自己的理论降低到不消灭私有制、不消灭商品生产、而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捏造什么自主联合劳动的水准。

其次,紫虬责难这个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

“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令劳动价值论离开生存条件,如离开水的鱼,被供奉在至高无上的祭台上。”

对于这个责难,我们倒是要做一些辩证地分析。

第一,劳动价值论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经济规律。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并经过浴火重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虽然从一个局部的范围来看,我们的中国社会主义不是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作为新的社会制度,作为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时代来看,它仍然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因此,尽管它必然会带有更加浓重的它所从中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历史痕迹,但是它又不能不具有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因此,它不能急迫地消灭商品生产,让价值规律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基因形式,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所不得不利用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标或目的。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最终是要消亡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观点。

第二,如果误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作是共产主义本身的特征或共产主义本身的规律,并把它应用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要遭到解体。马克思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集中阐述了这个著名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历史性的理论命题。对于这个问题详细论证,我们把它留到本文第三部分进行讨论。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紫虬因为无知,所以他才无所畏惧地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坚持劳动价值论及其一元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不能像紫虬所说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令劳动价值论离开生存条件,如离开水的鱼,被供奉在至高无上的祭台上”,但是也绝不能像紫虬所主张的那样,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贯彻始终。实践证明,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许多实践中的做法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正向在数学领域里以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观点来看黎曼几何学中的几何原理不可思议一样。

最后,我不得不指出紫虬在劳动价值论ABC上的无知。紫虬在这里搬出了所谓《哥达纲领》,从这段文字的上下文来看,紫虬援引《哥达纲领》中的观点是想印证一下“令劳动价值论离开生存条件”。就是说,紫虬是认可《哥达纲领》中所说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效果是避开它产生的条件——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但是,这里紫虬却露出了自己的破绽。事实是,《哥达纲领》中根本就没有这一命题!我手头没有《哥达纲领》,但是,我从马克思逐句逐字所援引的《哥达纲领》原文中,我只见到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没有看到《哥达纲领》中有什么“效果是避开它产生的条件——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倒是我从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发现了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回避了使“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能够成立的条件。马克思说: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惟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

马克思的完整意思是,第一,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就是用价值生产来说,劳动只是生产要素之一,其他自然资源和劳动所形成的生产资料也都是财富的源泉。所以,从使用价值的生产来说,马克思不主张财富(使用价值)源泉一元论,马克思是财富(使用价值)源泉多元论者。第二,劳动要成为某种财富(使用价值)的源泉,也不是无条件的。劳动要成为财富(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必须拥有相应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在纲领里加进去资产阶级宣传说法。资产阶级宣扬什么劳动可以创造一切时,实际上是回避掉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能自由地成为物质财富源泉的事实。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条件,工人阶级要劳动,必须要满足资产阶级的剥削条件要求。

在明确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以后,我们就看清楚了,紫虬望文生义,将《哥达纲领》中所主张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与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里拉萨尔所宣扬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时所指出的拉萨尔的错误——回避掉了劳动的结果和劳动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条件——统统都列在了《哥达纲领》的名下,误认为是《哥达纲领》的观点。紫虬自己还表示赞成这一观点,这是乱点鸳鸯谱!对于紫虬的这种荒谬说法,《哥达纲领》的起草人拉萨尔不能接受,批判《哥达纲领》的马克思也同样不能接受!

现在我们再来看,紫虬更为混乱的地方。紫虬说: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首句提出‘劳动不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是为了肯定‘一切劳动条件(包括不花钱的自然力)’的作用,是批评拉萨尔把劳动要素强调到至高无上,否定其他生产要素的片面性。”

首先,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首句没有提出“劳动不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没有这句话,马克思永远也不会写出这样的话!我查阅了一下,《哥达纲领批判》的不同版本在对马克思原文的所谓“首句”翻译都是高度一致的。针对拉萨尔“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说法,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可见,马克思的原话是“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从马克思把财富理解为是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而言,马克思这里的提法“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就相当于“劳动不是一切使用价值的源泉”。但是它无论如何也不等价于“劳动不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马克思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与紫虬的“劳动不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的提法,意义是大相径庭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由此可以推断:存在有的财富不以劳动为源泉的情形。而“劳动不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意味着一切使用价值其源泉都不是劳动。这显然是紫虬杜撰出来的马克思的观点,并把它强加给了马克思!马克思批评拉萨尔主张劳动是一切财富(使用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主张财富(使用价值)的源泉可以有多个。但是,这和马克思主张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交换价值或者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即劳动惟一源泉并不矛盾。马克思否定拉萨尔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为了纠正拉萨尔的错误:拉萨尔在社会主义纲领中,在非商品生产的社会中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直截了当地纠正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紫虬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荒唐的错误,主要原因在于他在事实上已经明白无误地混淆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价值的生产!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紫虬是如何混淆使用价值生产和交换价值生产的。紫虬说:

今天的西化派把马克思歪曲为否认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其目的就是操弄庸俗经济学近200年来的手法,夸大其他生产要素作用,回避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认识这里的“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中的“生产”?如果这个“生产”,是指使用价值的生产,那么,马克思承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在使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紫虬所谓的“今天的西化派把马克思歪曲为否认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命题可以成立。但是,接下来的今天的西化派“其目的就是操弄庸俗经济学近200年来的手法,夸大其他生产要素作用,回避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就文不对题了。

既然这里的“生产”是指使用价值的生产,那么,各种要素作用的大小就和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没有关系了,如此我们何以能够再将“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中的“生产”理解为交换价值的生产。如果这样,我们说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对于交换价值生产有任何作用。那么,紫虬所说的“今天的西化派把马克思歪曲为否认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就是无稽之谈了。不需要今天的西化派的歪曲,马克思本来就“否认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至于,今天的西化派如此歪曲马克思,如何更有利于“其目的就是操弄庸俗经济学近200年来的手法,夸大其他生产要素作用,回避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只能说是由紫虬的主观想象而决定的。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追求上述的“生产”的意义,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紫虬写作的主观主义倾向。如前所述,紫虬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现在我们再按照紫虬的说法,承认今天的西化派是“夸大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没有被歪曲的马克思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程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紫虬一方面说马克思承认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紫虬另一方面又说西化派是“夸大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言外之意,马克思承认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作用的程度是比较适中的,而西化派把马克思适中的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作用的论点给夸大了。在紫虬那里,不承认“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对的,夸大了“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也是不对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最合适的适中地承认“其他生产要素和供求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紫虬没有给出作为取舍程度的客观标准。紫虬明明知道马克思没有给折中留下任何空间,为什么自己也要搞折中呢?

紫虬在这篇文章中到处贴标签“从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开始的,再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标签居然贴到紫虬自己的额来了,而且对于紫虬来说,这个标签如此名副其实,以至于再也没有人在怀疑其是否恰当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紫虬口号震天响,可是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却发现:紫虬居然不懂得劳动价值论为何物,也更不懂得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为何物。

在以一堆自己也不清楚的材料论证所谓混淆两种劳动价值论以后,紫虬便开始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追究责任了。他认为

“这种混淆产生了两种结果。1、在计划经济探索时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统帅关系,曾被变成绝对对立关系,从逾越商品经济的角度,出现离开劳动价值论的“左”的偏离。……2、回避剩余劳动对资本增殖的决定作用,站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对立面,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通路。……在今天的意义,如果空泛的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而否认剩余劳动,必然违背历史趋势,约束生产力,背离工人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

紫虬在这里已经是以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出来左右同时出击:一方面反“左”,另一方面又反 “右”了!他认为“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了谬误,变革越过一步,就踏入了资本主义。”真理越过的那一步在哪里?变革越过的那一步在哪里?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越过了这临界点的关键一步呢?对于这样的关键问题,紫虬没有交代,看来一切都在紫虬的掌握之中,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谁都不能把握!不过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一下,紫虬反“左”,究竟反的是什么,他反“右”,究竟反的又是什么?

先来看第一点,“在计划经济探索时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统帅关系,曾被变成绝对对立关系,从逾越商品经济的角度,出现离开劳动价值论的‘左’的偏离。”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什么叫“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统帅关系”?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就是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计划经济探索时期坚持计划经济,商品和货币关系没有占主导地位,当然没有什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什么“统帅关系”。剔除这些混乱的半吊子的说法以后,我们不难发现,紫虬是要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而鸣不平。紫虬的意思计划经济探索时期就不应该进行计划经济探索,就应该让价值规律统帅一切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这是什么新东西吗?抱有要让价值规律统帅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观点的人,看毛泽东领导的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然会得出毛泽东属于“左”的结论。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回避剩余劳动对资本增殖的决定作用,站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对立面,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通路”,这些说法从反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各种错误说法来看,固然是反“右”。但是,紫虬说“在今天的意义,如果空泛的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而否认剩余劳动,必然违背历史趋势,约束生产力,背离工人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不能“空泛的承认劳动价值论”,紫虬的意思是在今天我们要把劳动价值论做到实处,将“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和剩余价值论切实贯彻到底!

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明明是马克思研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现的经济规律,怎么就被栽倒社会主义经济上了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说: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紫虬转弯抹角,他不直接从《共产党宣言》原著中原原本本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而是从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来间接援引。在引证过程中加进自己的私人黑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段中明确地讲共产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最后一种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消灭以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自然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可是,紫虬却在一个“怎样把‘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表述好?”的题目下,把中国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表述为不折不扣贯彻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1、首先在经济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应回归统帅地位。……把坚持剩余价值理论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死攸关的高度去看待。2、全党要学习剩余价值理论。……在今天提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时,尤其要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自觉与现实联系起来……3、必须在社会各个领域树立以劳动为中心,而不是资本为中心。……公有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核算体系中,带头增加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率科目核算,增加公共服务正负收益核算。……国企改革的实践要求弥补建立。……4、鼓励私营企业向华为学习,尊重员工主体,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以激发企业活力。对于以市场效果为检验,为实现自身市场价值,开展劳动合作改革提供政策支持。……5、加强政治经济学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领导。长期坚持西方庸俗经济学观点的学者,应当离开各级领导岗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应当改造学风,避免从观念到观念。把自己的学术观点,主动自觉的放到工人运动中去检验。”

紫虬的这一方案,第一、第二、第三都是强调在经济思想领域里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统帅地位,把坚持剩余价值理论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死攸关的高度去看待,具体贯彻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的。方案的第四,宣扬华为私有制企业和鼓吹所谓劳动者联合的,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联合,是不可能改变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紫虬的这一套方案中,第五“加强政治经济学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领导。长期坚持西方庸俗经济学观点的学者,应当离开各级领导岗位。”这是唯一有一点实在意义的建议。但是只可惜,紫虬这里仅仅是提出了一句口号而已。后面我们会以事实说明,紫虬并不知晓,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总之,紫虬的由上述五条构成的共产主义方案,核心论点是贯彻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

三、将“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

紫虬以“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在今天的实践”为题,描述出来一幅员工持股的人民资本主义的画面。关于以企业员工持股的人民资本主义模式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凯尔索和阿德勒合著的《资本家宣言》一书提出来的。人民资本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点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驳过了,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伪了,我们不想在这里赘述。我们要在这里说的是,紫虬宣扬人民资本主义居然是以援引马克思著作的形式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道靓丽的理论风景线。紫虬写到:

“在劳务市场向劳动力市场的营造中,是按照自由市场的方式恢复或复制雇佣劳动制度还是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统帅作用下,在承认劳动力流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宏观引导,将其限制在有益补充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这段话中“劳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在劳务市场向劳动力市场的营造”,这些似是而非的词语你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变革中,就有一个重要的创新之点,这就是把资本家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的说法,规范化为资本家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紫虬所谓的“在劳务市场向劳动力市场的营造”就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后面的,“按照自由市场的方式恢复或复制雇佣劳动制度”还是“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统帅作用下,在承认劳动力流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宏观引导,将其限制在有益补充地位”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矛盾提法。“复制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自然就是“自由市场的方式”。“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统帅作用”,“劳动力市场”就至多能有“宏观引导”,而不能再有什么“将其限制在有益补充地位”!换言之,如果你要将“劳动力市场”“限制在有益补充地位”,那就不能有什么“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统帅作用”。

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开场白以后,紫虬进到了实质性的话题。紫虬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中马克思说:“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这样一段完整的话表达了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思想。可是,紫虬对此却要加以取舍,截取了马克思这段话中讲发展生产的部分,丢掉了其中所讲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部分。紫虬写道:

“马克思指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644页)怎样让商品经济‘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有宏观遏制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私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劳动合作企业恰好符合了这两点。”

紫虬不愧是戏法大师,这戏法变得真高!马克思这里明明白白地说了两个方面的事实:1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会发挥出全部潜力;2与此同时,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紫虬就能把自己和读者的眼睛遮上一只,只能看到1的结果,而不能够看到2的结果。问题是,1和2的结果是同时发生的。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将“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彻底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他在这两部重要著作中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起源和历史作用,对于未来社会的消亡做了全面的分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共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这里所谓的“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就是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商品经济消亡价值规律退出历史舞台的明确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在公有制的未来社会中劳动产品不是商品,由于未来社会不是商品经济,因而价值规律也不再是对于社会生产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这里所谓“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这也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除了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作为结论,是以马克思《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进行科学分析为基础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从商品二因素出发进行分析、分析了商品二因素背后的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分析了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如何又转化为资本。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中强调: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性,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针对蒲鲁东对于商品生产所有权的错误认识,马克思批评道:

“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可见,蒲鲁东想要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来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用蒲鲁东的“机智”来嘲讽蒲鲁东的愚昧无知。可见,马克思是坚定地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要消灭商品生产的,既然没有商品生产了,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舞台了。

其次,我们来看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退出历史舞台的理论论证。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消亡的思想,由于受到《资本论》辩证逻辑的表述方式的影响,并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甚至出现了对于马克思这一思想的严重的误解。无独有偶,在蒲鲁东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以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者自称的杜林。杜林为社会主义设计了把价值规律永久化的模式。为了澄清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于杜林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恩格斯说: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具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这里“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

这表明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没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了。这里“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这表明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分裂了,就是说没有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了。针对杜林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来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认为这是杜林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的说法。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会很快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恩格斯强调指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外表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权利,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必然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必然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根本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来说明。”

事实上,恩格斯不过是针对杜林的错误又一次向人们讲述了一遍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积累和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理论论证。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坚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恩格斯还谈到自己早期著作中关于价值规律的那个认识,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在这里,恩格斯承认自己当年所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断是有局限性。作为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意义上的价值,并不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它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消亡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所留下的东西。如何从商品生产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凝结的价值,推导出这种价值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各个阶段的价值,最后到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商品经济消亡,共产主义产品经济产生,到那时原始意义价值不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社会生产调节者的劳动时间的分配所依据的价值,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意义上的价值。可见,对这个过程论证只有马克思才做到了。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进一步论证了,在杜林所倡导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新经济体之中,仅仅就是价值规律,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仅仅就是价值相对表现的货币起作用,新经济体就会被解体。恩格斯说: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末,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 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公社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其实,恩格斯这里讲的还是《资本论》第一卷所揭示的以商品经济为开端的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逻辑。商品必然转化为货币,货币必然转化为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的实现,同时劳动者的劳动力必然转化为一种特殊商品,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以及矛盾必然不断深化,以至于工人运动的爆发,再次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可见,恩格斯强调企图要在共产主义社会用全面贯彻价值规律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那就跟用制造“真正的”教皇来消灭天主教一样荒诞无稽。恩格斯认为,只要在共产主义社会引进了商品和价值,后面就会丛生出货币,货币就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资本,资本就会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如此循环下去,共产主义社会就这个“真正的”教皇统治的社会,就会恢复到和天主教统治的社会无异的社会!

恩格斯苦口婆心以杜林的社会主义为经典案例讲解科学社会主义道理,却不能说醒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梦中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全盘否定斯大林,经济学家更是以批判斯大林商品经济外壳论为快乐,走上了恩格斯所说的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多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斯大林商品经济外壳论!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当年孙冶方关于价值规律的言论,你回头看一看《反杜林论》的有关杜林在其社会主义模式中发现“真正的”价值的批评,你会看到一个巍然屹立的不朽的恩格斯,和孙冶方等那么一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称的小矮人!至于紫虬,经过自己的努力或许在其中也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座位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宣传一个思想: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必然要走向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充分发展必然要指向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社会,用彻底地贯彻落实价值规律的办法来纠正作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反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那么,这就是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复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紫虬不折不扣地贯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本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目标的南辕北辙!因此,我们说,紫虬既反“左”又反“右”是假,他实实在在反“左”才是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已经造成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我们依然还在反“左”,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四、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

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总结苏联共产党是如何走完最后一公里的,而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总结的是,苏联共产党究竟是如何走到最后一公里的?

首先要从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说起。究竟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说清楚,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有人认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是相当肤浅的。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矛盾而对未来社会所做出的一种设想。言外之意,马克思恩格斯如果要是活到今天,面对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还会有另外一种设想。这是十分错误的!这种说法看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实质上却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普遍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它必将在属于它的那个历史时代发挥作用。习近平同志说:“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恩格斯说: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

现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矛盾运动以及对这种过程进行反映的结果。可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引起的以工人阶级作为一种阶级力量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指向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运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显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集体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非商品生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价值规律已经不在起作用了。这里有一个理论阐述的难点就是,未来社会劳动性质是直接社会劳动。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那么,个人的劳动“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理解上的困难,其根源在于马克思“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的阐述。实际上,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部分,马克思力图说明,就是20码麻布=1件上衣的等式中,就已经将人们的劳动关系转变为或者说折射到上衣数量关系上了。处于等价形式上的上衣,一直到最后的金属货币黄金,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由于顾及《资本论》整体逻辑,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提到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为止了,而将进一步的颠倒留到《资本论》以后各篇去讨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后,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就出现了,资本及其物质形态对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统治,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统治和被统治的现实关系。只有这样通盘阅读和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个人劳动“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转化为社会劳动。就是说,经过交换用另外一个商品(货币商品)间接表现出来的生产商品所凝结的劳动,这种表现方式就是“迂回曲折的道路”。相反,不经过这样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就直接被社会所承认的劳动,这种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个人劳动一段走上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道路,那么,后面社会生产的发展就会沿着《资本论》第一卷的道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征程。到现在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

如前所述,如果把资本主义比喻为患者身上的一个癌症肿瘤,那么,商品形式就是这个患者身上早期存在的癌细胞。按照这一理论分析,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经济学界反斯大林运动。苏联经济学界逐步否定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非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所代替的理论。在实践中搞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以至于量变到质变,就发展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一公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一致地将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非商品生产和非价值生产的社会。

可是,偏偏有人要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去寻找关于共产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论述。例如有人引证《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如下一段话:

“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厘清马克思这一段论述中所涉及的经济关系,确实需要我们做一些解释工作。注意这里说的是在个人消费品领取中才有所谓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形式,仅仅是形式而已。因为,全部社会劳动只有体现为消费资料的部分,才是按劳分配的劳动对象。劳动者给予社会的,包括扩大再生产基金、保险基金和保障基金等等的劳动都不在此衡量范围内。为社会所付出的那部分劳动则直接就是社会劳动,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共同所有。毋庸讳言,《哥达纲领批判》使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判,因此,他必然要打上批判纲领的痕迹。因为拉萨尔在纲领里讲到工人的劳动所得要不折不扣,而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批判,就论证出有折有扣。因此,公认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共劳动部分,马克思就把它对照拉萨尔的提法说成是对劳动贡献的“扣除”。事实上,这种用折扣的范畴来表达用于社会生产资料的部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阐述中是很容易被误解。既然工人的劳动已经有了那么一大部分作为直接社会劳动贡献给社会了,既然是仅仅个人消费品部分采取按劳动贡献进行按劳分配,所以,作为工人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就仅仅是以等价交换的形式来表现了,因而,其实质和价值规律没有关系!

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最困难的还有一个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有人望文生义,一说共产主义社会要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就说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旧社会差不多,这是极端错误的。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列出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等等,这是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没落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死灰复燃。要坚决地旗帜鲜明地破除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妥协的,必须要坚决做到的。但是,这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他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会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这些方面所造成的不平等是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认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有用,该不该应用是一回事。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这些方面所造成的不平等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或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一时不能完全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还要让他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要利用价值规律,也是我们党的政策选择。但是,把它归结为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不准确的。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界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会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和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或潜在的资本主义因素。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按劳分配本身政策范围内的不平等或差异。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以后,工人阶级再按劳动能力向社会做贡献,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时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而体现出来的差异。

马克思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旧社会痕迹还仍然存在。马克思说: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力,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定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和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马克思还具体举出了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例子。马克思认为“这些弊病,再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法权,说的是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以后,作为生产资料共同主人的劳动者,因为个人劳动能力和个人家庭人口等条件的差别,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和个人消费品分配中所努力实现的个人利益的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承认这个差别,并允许和鼓励劳动者通过劳动对社会多做贡献以后多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有积极意义的。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劳动者这中追求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权利,是与旧社会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下的资产阶级权力根本不同的。

1975年2月18日毛泽东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毛泽东强调“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界限,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不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而是跟旧社会有天壤之别的。相反,“货币交换”、“商品制度”确实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按照毛泽东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不能一下子简单粗暴地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又不能任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自由发展,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程中逐步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要保护和完成的任务。为了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进行伟大斗争,争取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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