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雄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性-资本-劳动”的批判性思考及启示

【摘要】

理性、资本、劳动构成现代社会的“三重向度”,对社会历史和个人生活都有深刻影响。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核心的“三重向度”,即“理性-资本-劳动”是一种颠倒性结构。通过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以自由劳动为核心的“三重向度”更能体现现代美好社会理念。在社会主义社会，异化劳动转换为自由劳动，僭越的理性转换为审慎的理性，二重性资本得以规范和引导。马克思“以劳动为本”的理念构成了对启蒙理性的扬弃，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资本观的超越，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

【正文】

当今时代交织着理性、资本和劳动“三重向度”。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审视这“三重向度”,把握其内在逻辑和批判关系，可促进人们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科学理解和实践认同。立足马克思的劳动理念对理性和资本的扬弃，还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今中西方社会的深层差异及其批判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我国社会未来的走向，为21世纪中叶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哲学支持。

一

文艺复兴把人从“神权”中解脱出来，确立了“人权”。随之而来的启蒙哲学确立了理性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标志。“神权”下人的信仰，转变为“人权”中人的理性。“现代启蒙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概念。”康德把启蒙概念定义为人的理性自主。“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时，欧洲从千年“黑暗时代”走出来，各种文学、艺术、哲学由对神的讴歌变成了对人的讴歌，尤其是对人的理性的讴歌。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不禁感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政治学家们把人权确立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写进了《人权宣言》。哲学家们，诸如黑格尔，把理性提高到了人的本质的高度，理性乃至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要素。

在现代社会，理性原则被运用到各个方面，形成“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依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包含经济理性化、行政理性化、法律理性化、文化理性化乃至个人的理性化。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理性逐步远离了价值理性，更偏向工具理性。韦伯基于“文化决定论”基础，认为工具理性导致了：第一，意义的丧失;第二，价值多元性及其冲突;第三，自由的丧失。注可见，韦伯对理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没有意识到理性的形而上学局限性，这就需要跳出韦伯的社会学视域，追溯到康德的认识论批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的限度进行了认识论剖析，这种理性批判具有形而上学意味。康德把矛头主要指向独断论的理性和怀疑论的理性，理性的这两种倾向都是一定程度的“僭越”。康德一方面批判了独断论的狂妄，即知性从“现象”僭越到“物自体”,将导致先验幻相。经验知识应该坚守“现象”领域，而不是对“物自体”进行经验推导，“我们永远不能借这种能力超出可能经验的界限”。康德也驳斥了怀疑论，认为怀疑论侵蚀了知识的确定性。他以先验观念论和经验实在论消除怀疑论的僭越，为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和形而上学奠定理性根基。消除僭越的理性，就要为理性“划界”,即区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思维准则告知人们求知的边界，实践准则告知人们恰当行为的边界。也就是所谓的“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前者解决“人可以知道什么”的问题，后者解决“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康德对理性的形而上学反思表明：第一，理性的限度，僭越理性是消极的，需要“划界”,区分理性在“现象”和“物自体”领域不同的作为;第二，个体的维度，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之一，并且与自由、启蒙等挂钩;第三，社会的维度，理性为文明社会提供思维准则和实践准则，通过理性人方可洞察自然和道德。康德对僭越的理性反思，以及对实践理性的强调，预示了理性的限度及其哲学变革的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包含了现代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注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内在的包含了对僭越的理性的批判，真正实现了对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马克思认为僭越的理性具有局限性，他支持的是审慎理性，从而实现对僭越的理性的哲学变革。“启蒙理性在破除迷信的同时确立了对自身的迷信，在反抗权威的过程中确立了自身的权威。”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应该奠基在实践基础上，而不仅仅是理性基础上。就此而言，马克思和康德具有类似的理性批判旨趣，马克思和康德在哲学领域掀起了同样的“哥白尼革命”。康德是在认识论领域，马克思是在社会本体论领域。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看穿了僭越的理性和资本主义的“共谋”关系。“理性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它在理性的口号下，坚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及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目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世界包含自然、社会、精神，马克思聚焦的是社会。可以说，马克思的“哥白尼革命”在于两个关键点，分别是辩证法和实践，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特征。辩证法构成方法论基础，实践构成本体论基础。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体基础是实践，而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么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定位就应当有所改变。就思维准则而言，不是理性为知识奠基，而是实践为知识奠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就实践准则而言，不是理性为道德律奠基，道德律作为上层建筑是依据生产关系，即生产实践。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批判内在包含了对理性的反思，实现了从僭越理性到审慎理性的变革。僭越的理性为资本主义秩序辩护，而审慎的理性是在承认启蒙理性具有局限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理性为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服务。第一，个体的维度，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理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要是实践或劳动关系;第二，社会的维度，实践为文明社会提供思维准则和实践准则，纯粹理性让位于生产实践，需要去掉僭越理性的形而上学的光环;第三，理性的限度，作为形而上学思维的理性被辩证法思维的理性取代，对理性进行合理“划界”。在马克思这里，现代社会实现了世界观的切换，即由形而上学思维的“对象”切换为辩证法思维的“过程”,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在一致的。

总体上，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但是对之要审慎。在西方社会，依然是启蒙理性主导，理性未曾得到彻底的反思，其“僭越”情况依然存在。一方面，理性成为抽象人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理性构成现代西方人思维和实践的抽象指导原则。尽管韦伯、康德对理性进行了反思，但只是对理性的“僭越”进行了“划界”,并不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理性。理性经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得到了重新定位，这是一种审慎的理性。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僭越的理性让位于实践辩证法的审慎的理性;另一方面，审慎的理性明确了其“疆域”,规避了可能在意识形态层面产生的“先验幻相”和“二律背反”。

二

“如果说，康德是第一位新兴资本主义秩序重要的‘哲学代言人’,那么斯密就是第一位新兴资本主义秩序重要的‘经济代言人’。”资本至上是由斯密等人倡导并确立的，马克思认为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说是一种“启蒙国民经济学”,在西方现代社会“资本逻辑是理性与资本的联姻”。资本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概念，理性是启蒙哲学的核心概念，二者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斯密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扬弃，而自由主义学说被西方学者推崇。启蒙的自由理念，在斯密这里，是被资本保障的，一方面指资本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指经济自由的物质基础就是资本积累。斯密认为，一国财富增长的原因，除了劳动力提高，还有资本的积累。他认为资本就是用来创造收入(利润)的资产，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资本进行明智的投资，对一国财富影响很大。资本常见的投资领域有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其中农业是基础性的。产业资本应当尽可能地投资生产性劳动，一国的资本如果大部分投入非生产性劳动，这个国家就会慢慢变穷。“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是致贫的途径。”生息资本应当尽可能贷给产业资本家，而不是地主或乡绅。劳动投入之前应当有资本的积累，并且资本不能闲置，应当尽可能地运作起来，闲置或停滞的资本是不能盈利的。斯密还把资本盈利与否跟道德品质联系起来。“资本增加的原因是节俭，资本减少的原因是奢侈与妄为。”

总体上，斯密肯定了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努力确立“资本物神”地位，认为投资获利是天经地义的。他并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个利润的来源及其性质，让人误以为资本利润仅仅来自合法经营以及勤俭节约。斯密极力论证利润是资本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资本永恒”,从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形成资本拜物教的来源。而马克思却认为资本的利润是来自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认为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和土地地租构成商品价格的三个部分，是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构成了“斯密教条”。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中，实践及其经济形式(劳动),才是本体性的，资本和土地是围绕劳动这个核心而存在的，三者并非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在斯密这里，资本是非批判性的存在，这与启蒙哲学对理性的非反思性是殊途同归的。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和启蒙哲学这里，资本和理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奠基理念，也是他们反对封建统治、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两大支柱。

马克思既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也批判了其消极性，这构成对二重性资本的祛魅。首先，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方式是基于雇佣劳动，相对于奴役劳动和徭役劳动，压迫方式确实有所进步。其次，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就如斯密所说，推动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最后，资本及其推动的生产力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奠定了社会前提条件。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工作日的缩短、社会物质产品的丰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

马克思也对资本的消极面进行了剖析。首先，马克思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其主体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因而“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其次，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认为资本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自身增殖的同时又会导致自身贬值，资本逻辑是自我否定的逻辑。“资本逻辑乃是作为物化的生产关系的资本自身运动的矛盾规律。”再次，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存在，虽然带有各种神秘性光环，但是不能遮蔽其内在矛盾，“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最后，资本的无限扩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人类社会无法承受的。资本无止境的盈利欲求，其盈利的载体在于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而资本扩张的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而是满足资本盈利需求。这样，资本扩张进程中，人和自然也只是增殖的工具，最终酿成人的发展危机，自然的生态危机，社会的发展危机。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是个二重性存在，而不是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单面的积极性存在。一方面，在西方现代社会，资本呈现了其统治力，“它在某种程度上更代表着一种规则、尺度、秩序、进步甚至文明”。另一方面，资本展现了其消极性乃至破坏性的一面。因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对资本进行适当“划界”,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防止平台资本的无序扩张，加强对资本的规范和引导。

马克思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理性和资本这两大支柱，采取的是“扬弃”态度。在哲学层面，以实践哲学作为基础，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僭越的理性进行了批判，采纳了审慎的理性，理性相对于实践是第二位的;在政治经济学维度，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揭示了资本的颠倒性结构，对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进行合理限制并利用。因而，马克思理论中的未来社会主义以劳动为中心，理性和资本依然发挥适当作用，但不能是“僭越”的“三位一体”结构。

三

马克思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方面真正确立劳动奠基性地位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以前，对劳动的认识经历了从贬低到正视的过程。首先，把劳动和惩罚、低贱联系在一起。在宗教维度，《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必须“汗流满面才吃得饱”。劳动是上帝对亚当的惩罚。在政治维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劳动归属于“思辨-实践-创制”当中的创制活动，思辨是贵族们的主要活动，物质创制是奴隶们的主要活动，因而是低贱的。“那些能够用身体去劳作的人是被统治者，而且是天生的奴隶。”其次，把劳动当成实现某种特定目的的手段。在法律维度，洛克、卢梭等人认为，劳动是确定私有财产权的依据，人因为对自然物施加劳动才具有占有这个自然物的合法性。“除了加入自己的劳动，人还能添加什么让他有理由将并非他创造的东西据为己有呢?”在洛克等人这里，相对于神圣的私有财产，劳动不过是手段而已。在经济维度，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确立了财富来自劳动创造，这是正视劳动地位的重大进展。但是，在斯密等人眼里，劳动是“辛苦和烦恼”,将被资本支配，是确立“资本永恒”的一个前提。最后，把劳动当成人的主体性确立的关键。在哲学维度，“劳动进行塑造”,黑格尔在“主奴辩证法”中认定奴隶通过劳动成为了物的主人，自我意识得以呈现，从而具有主体性;反之，主人由于依赖劳动产品而失去主体性。在道德维度，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劳动是光荣、幸福的，要形成人人劳动的社会风尚。“对劳动的新的道德认知，是建立在‘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的基本认识基础上的。”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劳动的认识受到了黑格尔对劳动的哲学肯定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劳动的道德肯定的双重启发，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尤为凸出。第一，马克思认为劳动对人之为人具有决定意义，这与黑格尔是一致的，“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不过，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在抽象的范围内肯定了劳动的本质。第二，马克思用劳动解开“历史之谜”,“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并默认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的合理性和道义性。第三，立足于劳动的积极性作用，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和阶级斗争的根源，这是与空想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不过，空想社会主义对劳动的肯定是基于人道主义经验视角，马克思上升到了辩证逻辑高度，“纳入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在劳动的消极意义中看到积极意义，在异化劳动中看到孕育中的自由劳动”。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共产主义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就劳动而言，从认识论肯定转向了本体论建构，其演变逻辑就是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古典经济学不谈剩余价值(暗线),只谈利润(明线),不谈异化劳动(暗线),只谈雇佣劳动(明线)。劳动力和剩余价值都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空场”。《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中，剩余价值成为“明线”,而剩余价值是劳动产品异化的对应物，因而异化劳动顺理成章的退居“幕后”了。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资本来自于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和积累，劳动相对于资本是更为本源性的存在。“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从某种层面可以说，就是劳动本体论。”这样，社会主义则应当是“以劳动为本”取代“以资本为本”的建构，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而言，称之为劳动本体论。

作为社会主义出发点的劳动不是异化劳动，其起点是生产劳动，其理想状态是自由劳动，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完全实现。首先，异化劳动的经济形式是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的劳动形式。依据《资本论》,雇佣劳动状态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劳动者在生产中处于被动地位，结果是劳动者生产越多，其对象化劳动力量(资本)越强大，劳动者越弱小，这就是劳动异化状态。其次，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劳动者依据按劳分配原则获得劳动成果，劳动者也具有了主人翁的身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生产劳动不是雇佣劳动，更不是异化劳动。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资本赢利的需要。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劳动不再拘泥于生产劳动，还有艺术劳动等形式。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劳动是体现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自由自觉的行为。自由劳动脱离了资本的宰制，成就了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如果说异化劳动处于资本牢笼之下，那么自由劳动则解锁了资本牢笼。异化劳动加强了资本的本性，自由劳动则加强了人的本质。

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建构，体现了“以劳动为本”,乃至“以人为本”。一方面，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生产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他们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成为了社会历史的主体，这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是一致的。资本为劳动者共同体所用，这样可以规避资本逻辑悖论给整个社会发展导致的潜在矛盾。另一方面，把启蒙理性引导向人的劳动本质方向，作为实践或劳动的主体，在社会生产实践关系中，人与人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协作关系，人也不是天生的“自利人”,马克思的人本质理论超越了抽象人的理性本质观。同时，抽象理性及其原则也不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结构，而生产关系或实践关系才构成社会的基础结构。马克思劳动理念是基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界定，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框架下进行的。马克思的“以劳动为本”的社会历史思想，扬弃了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建构，以及黑格尔观念论的抽象理性建构。黑格尔认定社会支柱是抽象的精神，马克思用实践取代了精神，把黑格尔社会历史观中的观念性转换为经验性与现实性。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是颠倒的本体，真正的本体是劳动，这构成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的本体论;发现精神的辩证发展是抽象的，真正辩证理性的实体是实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的方法论。

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构，并不排除理性和资本的积极作用，依然具有“三重向度”:“理性-劳动-资本”,其中心是劳动而不是资本。经过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启蒙理性，其遗产是审慎的理性，这种理性纠正了独断论的狂妄，清除了怀疑论的毒素，依然是现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维准则和行为指导。与西方社会的理性原则有所不同，审慎的理性是依据于实践而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实践基础去抽象的谈论理性及其作用。同样，经过马克思批判的资本，去掉了其“抽象成为统治”的权力，对资本主义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进行了祛魅，揭示了其凌驾于劳动之上的“颠倒性的结构”,这将是一种降低消极性，保留积极性功能的资本。这是一种可以为社会主义乃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物质条件的资本。资本，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生产要素将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

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也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在对现代社会“三重向度”的批判性思考中，确立了“以劳动为本”的思想，理性、资本应当服务于劳动本体。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劳动作为核心支柱，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支持。

首先，劳动对共同富裕的本体论作用。第一，按照“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价值的资本是由劳动创造的，这构成共同富裕的实体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和启蒙哲学家苦心经营的现代社会“以资本为本”“资本永恒”的意识形态观念，被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所祛魅。资本奠基在劳动的基础上，因而现代社会实质上是以劳动为本，劳动才是自然的、必要的社会根基。第二，共产主义社会内在包含共同富裕，其中自由劳动是标志。未来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是自由劳动，即必要劳动的减少乃至为零。“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必要劳动减少的外在标志就是工作日缩短，必要劳动在必然王国奠定的物质基础成为了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前提。第三，共同富裕的现实主体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劳动从现实和抽象维度促成了自由的人，人的本质不能仅仅以理性来衡量。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并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劳动促成自由人的现实维度。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还是人的类本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是劳动促成自由人的抽象维度。

其次，劳动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论作用。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中，劳动是实践的主要方式。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在其中幸福感、获得感的建立，不仅有舆论宣传影响，还有沉浸式体验途径。人人参与劳动，实现共建共享，就是沉浸式体验的主要途径。在劳动中，不仅改变了自然，而且也改变了人自身。人自身的改变，除了劳动技能的改变，还有对世界和社会的改观。以参与劳动获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认同，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区别于传统认识论的主要支点。第二，共同富裕除了物质富裕以外，还有精神富裕，也离不开劳动的建构。精神富裕离不开社会和谐，指向人与人的关系，还需要内心平和，也就是指向人和自我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劳动，人与人是竞争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自由劳动，人与人是协作关系。同时，在自由劳动中，人愈发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上述两个方面，劳动的认识论功能促进了社会和谐和自身内在和谐，通过推动精神富裕达成共同富裕。第三，党中央基于人民劳动实践基础上对共同富裕的界定有凝聚全民共识的作用。毛泽东同志首倡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把共同富裕界定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党中央在带领人民不断地生产劳动中，对共同富裕认识不断深化，这是凝聚全民共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最后，劳动对共同富裕的方法论作用。第一，按劳分配作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方法。共同富裕包含两层涵义，即“共同”和“富裕”,涉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原始社会有“共同”但没有“富裕”,有公平但效率欠缺。资本主义社会，以美国为例，有“富裕”但没有“共同”,有效率但公平欠缺。按劳分配较好的解决了公平与效率的对立。资本主义主要是“按资分配”,但问题是大多数劳动者并不掌握资本，所以对普通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大多数普通人具有劳动力，所以“按劳分配”对普通劳动者是公平的。同时，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适当的体现了效率，再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作为补充，这就较好的体现了以公平为基础，兼顾效率的分配原则，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并符合共同富裕的分配方法。第二，“以劳动为本”体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政权建构原则。共同富裕包含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涵义，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主人是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人是资产阶级，其依据是现代西方政权建构原则是“以资本为本”,我国基本原则是“以劳动为本”,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方略。人民群众是从事各种劳动的主体，“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因而，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共同富裕是“以劳动为本”理念的现实化。

五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现代性“三重向度”为“理性-资本-劳动”,其核心是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一个内含矛盾的社会结构;其理性是僭越的理性，或者是独断的，或者是怀疑的理性;其劳动只是异化的劳动，现实形态就是雇佣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其现代性“三重向度”调整为“理性-劳动-资本”,其核心是劳动，现实形态是生产劳动，理想形态是自由劳动。其理性是审慎的理性，不再是与资本“共谋”的理性，并且是基于实践的理性。其资本是作为生产要素，去掉了其统治权力的资本，这种资本为劳动者服务。

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劳动的基础性地位。第一，劳动创造实体财富，这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的，劳动是社会建构的本源性力量;第二，自由自觉地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存在形式，劳动人内在包含理性人;第三，劳动以及无产阶级是取代资本统治地位的根本性力量，这是《资本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劳动本体论的推论;第四，劳动是超越工具理性统治的依据，当代技术理性也具有了意识形态性，这是需要规避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自由劳动为目标，包含审慎的理性和祛魅的资本，这种“三位一体”结构，代表人类未来的社会前景。

在当今中国，中华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征途中，历经审慎理性、资本批判之后的劳动理念，是凝聚全民共识的重要支撑。劳动，尤其是创造性劳动，给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支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劳动理念构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理性的“扬弃”,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乃至西方经济学中资本观的祛魅;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标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其核心理念是“以劳动为本”,反衬出西方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的内在悖论，增强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作者：邓雄雁

文章来源：《理论与评论》2022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