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只有不平等才能真正平等

一、平等的悖论

一个概念上的陷阱，当我们谈论两性平等的时候往往深陷其中，也就是把平等理解为消除一切差异后完全的等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尤其擅长制造这种幻觉——它承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相同的机会。但这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阶级社会中，形式上的平等往往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最终我们会发现，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平等权利，恰恰需要借助于形式上的不平等。

举个看似不相关的简单例子，一般来说男生吃的多女生吃得少，情侣同吃一顿饭AA形式上是平等的，但是女生实际上A的那部分钱要多于她本身吃的量应付的钱，恰恰是男生多付一点女生少付一点才是更加接近实质上的平等。

虽然处理两性平等问题不是A饭式的斤斤计较，但这个逻辑显然同样适用于家庭以及社会的广阔领域。

二、历史与现实

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性别压迫从来不是单纯的观念问题，而是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私有制出现、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务劳动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时，基于已经形成的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女性就不可避免地将被置于从属地位。发展至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除这种压迫，而是以新的形式使其更加精致化了：它一方面允许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却继续将再生产劳动——生育、养育、家务——视为女性的“天职”，既不给报酬，也没法有报酬。资本支付一份工资，但是能收获两份劳动：打工人上班创造价值一份，回家再生产劳动又一份。后者是隐形的，无酬的，且被排除在关乎社会荣誉与权力的计算之外。这些反映在老保男拳的意识里就是：女人到底在哪些方面比男人多干了，承受了什么所谓的家庭责任?凭什么贡献少还要求多?

在当今社会，虽然年轻女性的不育声量很大，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对“你必须结婚生子”的旧有社会意识压力的反抗姿态，不代表她们真的打心底坚定就是不婚不育，大多数女性或早或晚还是会选择生育，不管是因为向各种压力屈服又或是“心态变了”。那么，当她选择生育时，往往要因为为了方便带孩子等等原因不得不面对职业生涯的中断和收入的下降，而男性很少需要面对这样的抉择，反而在日益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同时被鼓励职业上的进一步发展。

这就是形式平等下的实质不平等，而且都还没有算上女性月经、生育可能带来的认知与身体影响，以及漫长的私有制社会造成的女性体质退化。形式上双方都在社会上“公平竞争”，实质上女性整体上根本就没法全力以赴。有人说“社会讲的是贡献和能力，怎么女权就应该白嫖?”，这种论调，既无视历史，也缺乏基本的公正。

即便抛开生育不谈，女性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照样面临着系统性的排斥与贬低。历史上性别分工的形成基于两性的生理差异，这个差异我认为并不主要是生理素质和机体强度，而是女人要生育而男人不用——正是由于生育才逐渐形成了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格局，并随着进入私有制社会遂产生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最终固化为一种压迫制度。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将旧有的性别分工和父权制稍加改造继承了下来，以作为资本追求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体系的一部分。在“男性养家”的传统意识形态掩护下，女性劳动力首先就已经被预先设定为不稳定的、次要的、随时准备为家庭责任让渡职业发展的“后备军”。其工资是被系统性压低的，职业发展通道是被有意设限的，从事的行业也往往被集中在所谓“女性化”的服务、文职、护理等领域——这些领域的特点通常是薪酬低、晋升难、价值被社会性地低估。比如货代行业，操作单证客服等等“稳定”、繁重、收入低的岗位大多是女生在做，甚至只招女生，这就是默认女生只要能“经济独立”就行，但并不需要作为家庭经济支柱，而社会与家庭也使得无数女性做出这样的“选择”。结果导向的“公平竞争”其实根本不公平，要求女性在这种处境下“公平竞争”整体上拥有与男性等同的“贡献和能力”，何止是无耻，简直就是无耻!

资产阶级社会是在要求女性适应一个由男性主导、按男性经验设计的社会规则，然后再用这套规则去评判她们“不够平等”，是“女人在压迫男人”了。

一个背着沙袋的人，和一个轻装上阵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赛跑，这是什么公平竞争?

这不是平等，这是用平等的名义，固化不平等。

如今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理论，往往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前提下争取性别平等。要么要求女性“像男人一样”在现有体系中“公平”竞争，要么幻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下“让弱者能够被尊重”。这类方案，不是将社会结构问题转化为个人努力问题就是使得实践局限于文化批判、话语争夺和个体态度改变而收效甚微。这么看来，前一种的根本逻辑与上文男拳分子的言论并无根本不同，其实是一体两面;而后一种在耗尽仅有的改良空间之后，只会沦为软弱无力的价值观说教或者两性在身份意识形态上对立空耗。

三、只有“不平等”，才能抵达真平等

那么，怎么打破这种僵局呢?

真正的性别平等，从来不是抹去差异、强行同一，而是正视差异、补偿差异、修正历史与现实的亏欠。

这要求我们首先承认历史形成的巨大鸿沟——数千年私有制与阶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身体素质等各方面对女性造成的削弱。一个刚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你要求他与从未遭此磨难的人进行“公平”赛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要实现实质平等，就得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采取针对性的、补偿性的、形式上“不平等”的政策。

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制度、资源、机会分配上，向长期处于弱势的一方倾斜，在形式上采取“不平等”的做法，才能在结果上逼近实质上的平等。

这种“不平等”，不是歧视，而是矫正。

就像给受伤的腿多一点支撑，不是对健康腿的不公，而是为了让两条腿最终能一起正常行走。

那么，给被压迫了几千年的群体，一段时期的政策倾斜，这不是特权，而是人类社会对自己的历史亏欠还债。

这正是一些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曾经探索过的方向：例如，在代表机构中规定女性代表的最低比例，以强制打破男性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招生、招聘中向女性倾斜，以快速弥补关键领域性别结构的极端失衡，为女性的一些特殊时期提供更高水平的福利等等。

但是最核心和重要的还得是对家庭功能的革命性改造。这不仅仅是提倡“夫妻分担家务”——在个人的工作时间尚未大幅缩短的条件下，这种分担容易往往流于形式或引发新的家庭矛盾——而是要将烹饪、保洁、育儿、养老等劳动，从分散的、私人的、无偿的苦役，转化为集中的、社会的、有酬的职业。通过建立遍布城乡的公共食堂、普惠性托育所、专业化养老机构及各种同样是福利性质的社区服务体系，将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从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能真正自由地投身于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

这些政策，从资产阶级形式平等的视角看，或许是“不公平”的，是“逆向歧视”。但从无产阶级的、实质平等的立场看，这是对历史债务的偿还，是对不公正起点的纠正，是为最终消灭性别阶级而创造条件的必要步骤。

两性平等的真相，恰恰是一句听起来刺耳的话：

在一个长期不平等的世界里，绝对的等同就是最大的不公;适度的、有针对性的“不平等”，才是走向真正平等的必经之路。

这种真相，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能够将其揭露，也唯有共产主义社会能将其真正付诸实现。

对历史上受压迫最深的群体给予制度性的扶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不平等”的优待，其目标正是为了消灭优待得以存在的基础——那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本身。它不是要制造新的特权，而是要真正彻底摧毁一个古老的特权体系。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女人变成男人”，不是“消灭性别差异”——这做不到，而是：

无论何种性别，都可以不再被性别绑架，不再被旧社会性别分工在内的一切狭隘分工限定，能够在一个真正实现了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去工作、去爱、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