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翻修正】卡尔·马克思与身体：迈向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

作者：Søren Mau

https://doi.org/10.1177/1357034X261428998

摘要：本文认为，身体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对他对人类与自然其他部分关系的辩证理解以及他关于身体组织、劳动、工具和新陈代谢的概念进行批判性重建，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以及人类历史性和自由的身体根源提供了基础。

1.身体转向中的马克思主义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投身身体转向研究的学者当中，卡尔・马克思并非核心参照对象。批判理论界的身体转向思潮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而这一时期恰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鼎盛阶段走向终结之时。尽管这两次理论史上的转向均有着复杂的成因，但二者并非毫无关联。发起身体转向的学者，其研究往往聚焦于以性、性别与种族问题为核心的政治斗争和压迫形式，而这类斗争恰恰在某些僵化、秉持阶级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被置于次要地位。新一代学者在推动身体议题进入学术视野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从其他理论传统中汲取资源，其中部分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论争关系，例如现象学、后结构主义，以及稍晚出现的新物质主义。在此背景下，一种思想开放、非还原论且具备真正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与守旧僵化的列宁主义式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乃至激烈分歧)，常常被学界忽视，最终前者的价值被对后者的正当批判所淹没(马克思本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也遭遇了同样的境遇)。由此，身体转向逐渐被某种后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所主导。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多元的身体研究领域中，完全没有对马克思的正面引述。最常见的研究路径是：大体上绕开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特定理论洞见融入更宏大的理论框架与具体分析之中，使其在身体思想研究的历史谱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或是将其视作资本主义社会下身体社会学的先驱与早期倡导者。在选择前一种路径的研究中，被重点阐发的马克思洞见，通常与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者身体造成的损害相关。福柯曾将马克思关于工厂规训的分析纳入自身研究，便是这一路径的典型范例。这类文献除了聚焦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身体维度(而非更高抽象层面上关于人类身体性的一般性理论)，还偏向于对(青年)马克思进行人本主义解读，以异化概念为核心，并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分析适配于对晚期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浪漫主义批判。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马克思关于身体的理论洞见远多于当下学界所认可的程度。这并非出于某种神化马克思的意图，试图证明他早于所有人洞悉一切，而是因为笔者认为，马克思独树一帜的身体研究理论，能够为身体转向提供极具价值的学术贡献。

2.马克思主义中的身体转向

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路径研究身体或能产出极具价值的洞见，笔者此举是追随马克思主义研究各异质领域中日益兴起的学术趋势。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并未将研究框架设定为身体议题，却是最早强调身体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分析中核心地位的群体之一。围绕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与代际再生产、资本主义特有的雇佣劳动者商品生产与无酬家务劳动者生命再生产的分裂，以及构建具有历史敏感性的理论以替代父权制这一非历史的激进女性主义概念的探讨，催生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建构与怀孕、育儿、性相关的身体差异的重要洞见。费代里奇的研究在此值得特别提及：从 1975 年的《为何性亦是劳动》，到经典著作《凯列班与女巫》，再到《超越皮肤的边缘》，资本主义下女性身体被剥夺的问题始终是其研究的核心议题。

沉寂数十年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过去十五年间强势复兴，且常以“社会再生产理论” 为旗帜展开研究。依托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其他女性主义传统的理论成果，近年兼具酷儿与跨性别研究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身体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对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 —— 正如亚菲近期针对福格尔与费代里奇的评述，该时期女性主义将资本主义下女性受压迫的分析建立在生物学主义的性别概念与 “非历史、自然主义的身体阐释” 之上。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另一明确聚焦身体的分支，是探究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身体的影响。此类研究既包括弗拉基亚所提出的“马克思贫困化概念的身体深层维度” 阐释，也涵盖在不同语境下对马克思分析的延续研究，例如布雷弗曼关于美国工业生产中 “科学管理” 的经典研究、里乌对 19 世纪 “身体危机” 的研究，以及桑斯特对 20 世纪 40 年代加拿大生产皮草大衣的原住民女性劳动身体的分析。在此还需提及的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对残疾研究的贡献，该领域同样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依托并再生产基于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身体等级秩序。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低迷期，学界对马克思的普遍偏见之一，是将其视作推崇人类以技术支配自然的 “普罗米修斯主义者”。福斯特、伯克特的开创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后续斋藤幸平、马尔姆的研究，有力破除了这一迷思，证明马克思文本中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极具现实意义的深刻批判。快速发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成功消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议题的回避，其论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能仅满足于研究特定历史社会形态，还必须探究“经济形态与具体物质世界的相互关联”—— 这一学术追求，也必然要求凸显人类身体性的重要地位。

最后，一批更具理论性与哲学性的研究亦推动了身体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核心地位的提升，这类研究常试图构建身体乃至人性的一般理论，例如：赫勒与索珀对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建构尝试;莱文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身体化理论与梅洛 -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相结合的研究;卡拉德、奥泽克将马克思主义视角引入地理学身体议题讨论的探索;以及福克斯对身体在马克思人性观中作用的人本主义阐释。麦克纳利依托达尔文、弗洛伊德与马克思构建语言身体基础理论的尝试，以及弗拉基亚对马克思 “身体组织” 概念的创新性解读，同样是构建马克思主义身体理论的关键理论资源。

综上，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一场略显迟滞的身体转向。然而，现有文献仍存在一处缺失：对马克思本人关于身体的文本阐释。这也正是笔者在本文余下部分试图完成的工作，且研究将有所侧重：鉴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存条件下身体的论述已获较多关注，笔者将聚焦其身体思想中最被低估的维度，即身体在其人性观以及历史与社会一般理论中的核心作用。

3.反对抽象

人类身体性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主题，得益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自然主义观念及其对黑格尔批判的影响。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性与身体性，并将宗教与思辨哲学阐释为人类的爱、理性、意志等能力的抽象化与异化。对抽象的敌视、对自然的、感性的、具身的人的推崇，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 日益失去耐心、并将关注点从哲学转向政治问题的倾向高度契合。1841 年毕业后，马克思投身新闻工作，却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陷入了 “必须要去处理所谓物质利益的尴尬境地”。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 “过多地诉诸自然，而过少地诉诸政治”，他试图以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补充费尔巴哈对黑格尔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的批判，从而完成费尔巴哈式对黑格尔的解构。但他很快意识到，要完成对作为抽象物的现代国家的批判，就必须考察其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根基。与此同时，恩格斯与赫斯均以浪漫主义、费尔巴哈式的视角将货币阐释为人的本质的异化，深受二人启发的马克思由此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研究也成为他未竟的毕生事业。

在死后出版的未竟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控诉资产阶级社会使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与他人、与劳动产品以及劳动过程本身相异化，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工人的非人化状况视作自然状态。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大量借鉴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类学，提出“现实的、肉体的人，立足于坚实大地上的人，吞吐着自然界一切力量的人”，以此对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扭曲 —— 在黑格尔那里，人仅仅表现为纯粹精神。尽管对身体的强调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重要一步，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将身体作为对抗唯心主义的解药之外，马克思并未对人类身体性展开过多论述。这些手稿的另一缺陷在于，马克思依旧沿袭传统观点，将自我意识视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并将其塑造为类本质，使人能够以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反观自身。

在政治经济学手稿未完成的情况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在《神圣家族》中直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延续并拓展了对抽象的批判。不久后，费尔巴哈式的抽象批判矛头转向了费尔巴哈本人，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戴着抽象的神学光环”。这对身体在马克思著述中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1845 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降格为纯粹被动的存在，秉持抽象的、非历史的 “人的本质” 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对宗教与哲学的人类学批判 “撇开历史的进程”，并将人理解为 “抽象的 —— 孤立的 —— 人类个体”。在死后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进一步展开对费尔巴哈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这引发了一场对抽象的全面抨击，近乎走向反理论的唯名论经验主义：

因此，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当这种描述开始的时候，独立的哲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环境。它最多只能被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所取代。

然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非历史的、浪漫主义的异化概念决裂，并未使其抛弃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而来的对身体性的强调。恰恰相反，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决裂，正是弗拉基亚所言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一场“身体转向”—— 最初由费尔巴哈对身体性的强调助力马克思阐发的对抽象的敌视，在此被深化并转而指向费尔巴哈本人。马克思此时将人类身体的特定结构 —— 这一结构可 “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作为其唯物主义社会(反)理论的出发点。在一段部分被划去的著名论述中，他指出：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身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

下一段落似乎是对同一思想的再次表达：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与以思维、意识或宗教界定人的传统观点不同，马克思在此将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的独特本质规定;人类并非如大多数动物那样仅仅消费生活资料，而是主动改造物质环境，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生活资料。考虑到我们可以设想人类仅通过消费他人生产的物品生存，这一论断必须被理解为类层面上的命题。同时需要注意，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明确意识到 “动物也进行生产”：“例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因此，这一论断并非主张人是唯一进行生活资料生产的动物，而是人类的生产程度远高于其他动物。在论证的第二阶段，马克思提出，人类对生产的独特依赖源于其身体的特定结构。这在哲学史上，至少在 20 世纪之前，是极为独特的理论建构：即以身体为核心，阐释人之独特性的哲学人类学纲要。

数页之后，马克思写道：“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这一观点的内涵在于，人类的历史性源于其人类学意义上的非确定性 —— 人类能够以多种方式生产生活资料，即不存在先验的、自然的物种再生产方式：“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而这种非确定性，归根结底源于人类的身体组织。

由此可见，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决裂，非但没有放弃对人类身体性的强调，反而使其得到强化。但人类身体结构究竟如何催生了人类的历史性?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未给出答案，只是指出：“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考虑到二人除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与进行经验性历史研究外，对其他一切研究均持敌视态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此阶段拒绝展开对人类 “身体组织” 的论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随后数年中，马克思大体遵循《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唯名论与经验主义研究纲领。1846 至 1857 年间的著述并未构建新的理论，而是以对他人的批判为主，如《哲学的贫困》;政治介入性文本，如《共产党宣言》;以及对特定时期经济与政治的分析，如《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新闻评论(正是在此期间的 1852 年，马克思开始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除此之外，他还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书信与笔记本可资佐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第四卷第 4—12 册)。这一时期的著述，对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并无值得关注的内容。

4.工具中介的新陈代谢

1857 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马克思终于整理其政治经济学笔记，着手撰写十余年前便已宣告的资本主义研究著作。其成果 —— 即 1939—1941 年首次出版、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广为人知的未竟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清晰展现了马克思方法论思想的新转向。得益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与 1857 年偶然重读黑格尔《小逻辑》的启发，马克思摒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验主义，转而采用一种更为精微、更具理论包容性的社会科学观念。这一转向可通过追踪马克思对抽象观念的演变加以理解：早期著作中，他曾狂热地试图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彻底消除一切抽象;而撰写《大纲》时，他不仅认识到资本主义下某些抽象已成为社会现实的真实组成部分，更开始重视概念抽象的理论价值。在《大纲》导言中，马克思摒弃政治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推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为 “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即通过概念的辩证展开，逐层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由此，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马克思曾反复指责李嘉图过于抽象，而 1857 年后的马克思却批评其恰恰相反：抽象程度不足。

这一切与身体有何关联?其重要性在于：马克思不再反对系统阐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勾勒的人类身体理论。尽管他仍聚焦资本主义批判而非构建哲学人类学，但基于 19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的著述，仍可重构这一理论的纲要。时隔十余年，马克思重返身体议题，对 “身体组织” 概念作出了可被视为迟来的明确界定。

这一界定的核心要素是劳动概念。1844 年《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主张其应从资本主义桎梏中解放。1845 年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决裂、批判抽象观念后，他摒弃了这一超历史的劳动概念，转而将劳动界定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 —— 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劳动”。他以 “活动”“实践” 或 “生产” 取代超历史的劳动概念，并在 1857 年前的经验主义阶段始终沿用这一术语;直至 1857 年，他重新引入超历史的劳动概念，将其界定为 “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 独立于一切社会形式”。这并非回归《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劳动观。马克思本质上是以 “劳动” 取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活动” 与 “生产”—— 保留其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立场 —— 并将劳动确立为其社会本体论的核心。伴随这一术语转变，他补充了两个关键概念：新陈代谢与工具。

“新陈代谢” 是德语 “Stoffwechsel”(字面意为 “物质交换”)的译法。马克思于 19 世纪 50 年代从化学家与生理学家处借用该术语，用以描述自然界普遍的物质变化过程，涵盖个体与物种层面人类与其自然环境间维系生命的物质关系。作为生命体，人类需要氧气、食物、水与阳光等物质输入，这些物质在体内发生转化后，以二氧化碳、粪便、尿液、汗液等形式排出。这一兼具生态性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凸显了人类的身体性与物质性：它打破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传统观念，强调人是更大能量物质循环的一部分。作为马克思所称 “普遍新陈代谢” 的一环(其举例包括 “铁生锈、木材腐烂”)，人类本质上不仅与所有生物相似，更与一切物质存在相通。

若说“新陈代谢” 概念凸显人类与自然的共性，“工具”(或 “劳动资料”)概念则揭示了人类新陈代谢的独特性。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必须依赖工具改造环境，将其转化为满足需求的生活资料。因此，工具是人类新陈代谢的必要中介：“正如人需要肺来呼吸，他也需要‘经人手塑造之物’，才能生产性地消耗自然力”。基于此，马克思赞同本杰明・富兰克林将人定义为 “制造工具的动物”。此处需注意两点关键：其一，工具使用的必要性仅存在于人类共同体层面，而非个体层面 —— 马克思当然意识到所谓剩余劳动的 “自然基础”，即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部分个体可依靠他人劳动生存;其二，他也承认 “某些动物会创造并使用劳动资料”。人类新陈代谢的独特性，不在于工具使用本身，而在于人类工具使用的复杂性及其在物种再生产中的核心作用。正因如此，马克思将工具称为 “器官”—— 即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对马克思而言，人类身体并非止于皮肤，还包含经历史与社会过程形成的物体;这些物体可与身体分离、在社会环境中流通、附着于其他身体(甚至同时附着于多个身体，形成集体身体)，或作为废弃物回归“普遍新陈代谢”。人类身体天生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

马克思显然深受达尔文影响：1860 年，他在着手技术史研究之际阅读了《物种起源》，并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称，达尔文的著作 “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基础”。在 1861—1863 年手稿与《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达尔文，探讨资本主义分工如何推动工具高度专门化与分化，并将其比作 “动植物的自然器官”。人类高度专门化的 “工具 — 器官” 的核心意义在于：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专门化工具会将物种局限于特定生态位，人类工具的可分离性与可组合性，使其能够适应极为多样的社会 — 生态环境。

5.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

若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性、生产与历史的洞见从其经验主义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将其与马克思 19 世纪 50 至 60 年代著述中的劳动、新陈代谢和工具概念相结合，把后者视作对 “身体组织” 概念的进一步界定，便可形成一套极具说服力的唯物主义哲学人类学纲要，同时也构建出关于历史性与自由的身体根源，以及自然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理论。这一哲学人类学的核心观点是：人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其理智能力，而在于其身体结构，更具体地说，在于其以工具为中介的新陈代谢使人具有 “生物学意义上的非决定性”。人类的新陈代谢必然以工具为中介，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指向某一套特定的工具或某种具体的社会分工。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 —— 工具 — 器官 —— 能够在社会环境中流通，并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分离与组合，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意味着，人类物种并不存在所谓 “自然的” 再生产组织方式。这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经典命题的唯物主义论证：正如彼得・霍夫曼所言，“人类生活并非沿着预设的轨道流动”，因此人类再生产的组织方式始终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政治问题。

这种哲学人类学蕴含着自由之身体根源的概念，将自由视为人的本体论属性，无论具体的人类社会形态具有何等压迫性。由此，马克思的身体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对萨特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口号“存在先于本质” 的社会性与唯物主义重释。在 1945 年的著名演讲中，萨特提出：“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我们就永远无法参照一种既定的、不变的人性来解释自身的行动。” 换言之，“不存在决定论 —— 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马克思与萨特的关键区别显而易见：萨特将这种非必然性理解为个体的属性，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而马克思则在物种层面把握这一特征，并将其植根于身体之中。

至此，我们终于能够充分阐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断：“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由于自身的身体组织，人类必须与他人合作 “生产自己的生活”，但又不存在自然的、直接给定的生产方式，因此人类必须自行探寻这种 “一定的方式”。人类历史不过是社会再生产得以组织的各种 “一定的方式” 的更迭序列。与唯心主义(谢林、黑格尔)、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解释学(狄尔泰、伽达默尔)对历史性的阐释不同，历史性并非源于人的理智能力，而是源自其身体构造。

这一视角并未在历史与自然之间划出绝对界限，而是使我们在坚持自然的历史性观念的同时，理解人类历史的独特性。马克思早年便坚持自然的历史性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自然史与人类史…… 不可分割”。马克思将达尔文进化论融入其批判社会理论，使我们得以将人类身体理解为辩证的交汇点，它同时标志着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同一与非同一：在支配一切生命体的进化进程中，经由自然史，一种独特的生物得以诞生，其身体组织开启了自然中前所未有的生物学非决定性 —— 人类自由与历史的领域就此敞开，如同自然之中的一道本体论裂隙。这一观念在本质上是反决定论的。人类拥有历史，是因为人类是自由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任何组织方式都不具有必然性的证明。

6.结论

至此，笔者希望已论证：身体在马克思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它不仅是分析对象，更是其关于人、社会与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奠基性部分。但本文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马克思在身体思想谱系中确立应有的位置，而是参与构建马克思主义对身体转向的理论贡献。作为这一研究规划的导论，笔者将在文末通过对比主导身体转向的其他理论传统，反思马克思主义身体视角的独特性。

首先来看现象学。早在身体转向出现的数十年前，现象学便已对西方的“身体恐惧症” 提出挑战。至少在胡塞尔经典形态中，现象学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相容，但这并非源于其对身体的特定观点。现象学身体研究的核心特征，是对经验的第一人称视角聚焦。法农、波伏瓦、梅洛庞蒂、扬等思想家的研究已证明，这一视角能够产出重要洞见。就身体议题而言，笔者认为，对身体经验的现象学分析与本文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并无冲突。两种传统的差异主要在于研究旨趣：尽管对经验的关注对马克思而言并不陌生(其对资本主义贫困化的论述可佐证)，但他对身体的哲学进路立足于第三人称视角，而非第一人称。

后结构主义身体理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福柯、巴特勒、格罗兹的理论，它们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身体研究中影响深远。该传统倾向于将身体视为话语的产物，其立论基础如格罗兹所言：“表征与文化铭刻实实在在地构成身体，并促成其生成”。与将身体视作非历史、前文化客体的自然主义观点不同，后结构主义的身体观强调历史性、多元性、变异性与差异性。在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共识：二者均反对还原论自然主义，主张身体具有社会与历史可塑性。但同样重要的差异在于，马克思主义拒斥后结构主义的典型主张，即我们无法谈论外在于话语或先于话语的身体，也无法谈论人类身体具有普遍性与超历史性特征。换言之，与斯皮瓦克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视角承认存在 “身体本身”。

对外在于话语的物质性的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与其新近的论敌—— 即巴拉德、哈拉维、拉图尔、贝内特等人的所谓新物质主义—— 形成某种共通之处。如果说这批思想家有何共性，那便是以唯物主义立场强调能动性，反对后结构主义最终预设的、将身体视为被动产物或中介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主张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 “旧唯物主义” 的批判相呼应：旧唯物主义忽视实践与主体性，致使 “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它同样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新陈代谢概念相契合：该概念将人类不仅与其他生物，更与一切物质归为同类，并将自然理解为动态的能量流动，而非静止的僵死物质。但两种传统的关键差异在于，马克思主义拒斥新物质主义的平面本体论，因为它坚持人类身体及其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具有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的新陈代谢在自然中开启了一片非决定性领域，因此我们必须区分自然与社会。

马克思主义既拒斥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一元论，也拒斥新物质主义的物质一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回归人与自然界的传统二元论本体论。恰恰相反，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辩证关系，即一个具体总体在自身进程中展现出内在否定性。这里所说的总体便是自然，其自身的演化动力催生了这样一种动物：它的身体组织开启了一片本体论非决定性领域—— 即人类自由、政治与历史的领域，这是自然中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一理论既能够坚持 “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同时又将人类生命的再生产理解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本文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身体理论，并非要穷尽关于身体的全部真理。它并非试图构建唯一的身体理论，而应被视作对身体转向的一项贡献，能够提出其他理论传统难以清晰表述的特定洞见。身体转向各流派的一个核心共识，是强调身体的历史性，以对抗将身体视为不变生物客体的传统自然主义阐释。与通常将历史性作为理论出发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身体理论能够对历史性做出解释：它不仅将身体理解为历史的结果，更将其理解为历史性本身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