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唯物史观解读

[摘要]

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在世界历史上总体表现为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在个别民族国家则表现为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历史的更替总体呈现出社会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规律性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多国无产阶级联合行动的"多国胜利"和单个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一国胜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些都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生动体现。

[正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此起彼伏。“过时论”的流行,一般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平稳发展时期或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苏东巨变后,“过时论”更是甚嚣尘上。“过时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往往抓住某一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比如,有人抓住“多国胜利论”结论,攻击“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一国胜利论”;有人用“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一国胜利论”,攻击“多国胜利论”。在此基础上,有人否定唯物史观,有人修正唯物史观,其目的就是通过制造三者之间的矛盾,来否定当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人认为中国应当补资本主义的课,因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所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错误的。这些言论虽为陈词滥调,却很有市场,直接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廓清迷雾,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攻击。

一、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结论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未来社会时,始终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条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种客观上必然的也是历史上暂时的“交往形式”,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而且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财产公有”制度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的,它必须“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随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哪一个国家发展的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仅是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动力,而且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物质基础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证明了这一结论。他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势必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牢笼,必然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并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他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所蕴育的共产主义因素: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不仅产生了工厂制度,而且产生了合作制和股份制等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现代教育即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预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机器大工业为工作日的显著缩短和自由时间的显著增加奠定了技术条件,为“为共产主义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把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然而,当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成为现实的时候,有人认为马克思否定了他前期的结论。而当现今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时候,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道路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结论呢?

第一,未来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

马克思在谈到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方式时说,把劳动时间作为消费品分配的计量尺度,这种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表达了未来社会因生产方式和发展程度不同而区分为不同阶段的思想。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叫做社会主义阶段,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即“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或“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时期。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从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观点,不仅包含了社会主义建立时就具备较发达的生产力,而且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是对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是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直至高度发达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初级阶段,我们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出发,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之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集中在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从经济上来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只有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有农村公社公有制传统的俄国这种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强调,俄国与资本主义处在同一时代,“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也就是通过充分利用和学习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建立社会主义,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把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并且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变的观点。

二、各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是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结果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唯物史观做出了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根据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论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据此,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并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即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人类历史大体上经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及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或者“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1919年,列宁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同时强调了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化了,并将五种生产关系看作是依次递进的。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形态的具体划分,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

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或轨迹的,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各个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经过程或轨迹。唯物史观作为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既承认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整体的和一般的规律性,也承认体现规律的具体运动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多样性、特殊性的统一,归根到底是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结果。

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力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人类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生产力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使人类历史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然而,具体到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既可以表现为对本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世代传承的继承性,也可以表现为继承或学习别的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缓慢的演进和逐步提高的过程,这种依赖本民族国家自我继承和发展的生产力,决定了这些国家或民族社会形态更替的渐次性和顺序性,即循着五种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然而,在民族迁徙或对外扩张的情况下,会出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进而带动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比如公元4-6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并征服西罗马帝国之前还处于氏族社会的末期,此时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正处于衰落时期,于是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以后,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生产力,使日耳曼人的生产力呈现“跨越式”发展,并与西罗马帝国一同过渡到封建社会。马克思在研究欧洲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时,就认为日耳曼社会具有跨越式发展的性质。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斩断了一切封建的羁绊,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主义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经济体系日益开放,为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提供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就不再具有民族性或国家性,而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为各民族国家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比如,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用了七八十年时间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美国用了大约60年时间、法国和德国分别用了大约40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这正是生产力的世界性所产生的单个民族国家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效应。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迟早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北美跨越了封建社会,使印弟安人从奴隶制时代一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并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不长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了它的母国。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美国正是借助于英国的工业发展这种“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跨越。

马克思正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一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及其可能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或跨越式发展。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从现代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视野,批判了李斯特的民族主义,辩证地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性特征。他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以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像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在马克思看来,某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有可能呈现跨越式发展,但从全人类“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呈现出连续性和继承性。当一个民族国家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时,必然迫使生产关系“跨越式”地冲破原来生产关系的外壳而发生革命性变革。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指出的:“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带来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跨越,从而使某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呈现出跨越性。然而,人类历史并没有因为这些跨越式的、多样化的道路而改变它的总的和一般的轨迹,跨越式、多样化的发展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生动体现,因为不管是遵循一般规律的发展,还是跨越式发展,都是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结果。

三、苏联和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唯物史观的成功实践

1861年以废除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得以迅速发展。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在经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后,出现了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农业在俄国也得到发展。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俄国在政治上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经济上也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俄国农村公社是当时世界上保存时间最长、最完整的农业公社,它不仅是农业经济组织,而且是社会政治组织,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社合一的组织。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受沙皇的压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蚀、高利贷的盘剥,加上公社内部的利益冲突,使农村公社几乎陷入困境。是在继续保持公社公有制性质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还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来摆脱困境?这一问题不仅在俄国革命者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而且那些反动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企图肢解农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俄国社会状况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他指出,“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面对俄国公社的困境,马克思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已经占据主要地位,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五的工业国家,工业产值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2%。这正是俄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处于同一时代,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发展自身生产力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发展,制造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基础。尽管当时俄国没有西欧资本主义发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尖锐,但是在十月革命前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蔓延到俄国,使俄国的社会矛盾不仅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交织着农民和农奴同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富农的矛盾、俄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沙俄帝国主义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正是俄国生产力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的集中反映。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部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所以,为了及时遏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蔓延,把俄国人民在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下解放出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抓住俄国这个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通过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及封建的和帝国主义的残余,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以后,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理论家认为,俄国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违背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批驳了这一错误观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革命尽管表现出与以前西欧各国不同的特殊性,但是“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他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原理在俄国的应用,俄国道路的特殊性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具体表现,它的基本特征和基本道路都具有国际意义和时代特征,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经验。他还指出,俄国虽然生产力赶不上西欧发达国家,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事实证明,俄国农村公社农民在十月革命期间积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农村公社后来成为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良好基础,“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工业强国,并成为唯一可以与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国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是唯物史观的胜利!

“十月革命”给黑暗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至今仍然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完整地经历资本主义因而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总体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国家,官僚资本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广大劳动人民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勾结只能继续加深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并进一步加深殖民地化。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才能彻底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在革命中争取农民站在革命一边,并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实现这个变革。”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冲破西方的封锁,以制度优势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因为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时代,不仅“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结果”,而且免于“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这正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社会主义能够在与资本主义相互依存、相互竞争中发展自己,为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贡献。

总之,俄国和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在“世界历史”事件中的生动表现。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不仅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被证明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意。

四、完整准确理解“多国胜利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一国胜利论”

“多国胜利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恩格斯在1847年回答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谈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恩格斯在1847年11月《关于波兰的演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这些表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理论,也就是常说的“多国胜利论”。马克思晚年把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东方社会,他通过对俄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得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前文已叙述)。“一国胜利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列宁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来的。1916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第一国际”于1876年宣布解散,加之资本主义此后不断进行社会政策的调适(比如相继推出社会保障政策),于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因而,“多国胜利论”至今在实践上没有变为现实。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之后中国等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却证明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正确性。于是有人以为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比如“多国胜利论”)过时了,从而制造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对立。苏联解体后,一些人对“一国胜利论”提出批判和质疑。这些否定和质疑都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第一,“多国胜利论”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联合行动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条件保证,否则,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能是局部的胜利,而不是最终的胜利。因为一国的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必然要遭受到另一个或几个国家资产阶级的攻击和破坏。当一个国家无产阶级奋起革命时,促使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由于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彻底的经济革命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单独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在《革命运动》一文中分析的:“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对抗的事实,都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胜利论”的深邃性和科学性。

但是,就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过程来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各个国家发生革命的先后顺序的不同。恩格斯在提到“同时发生”后,接着说:“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恩格斯说道:“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这些都表明作为世界性的共产主义革命有快慢和先后之分,其根本条件是“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说来已把劳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发生这一革命的必要高度为前提。”同时,还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发育程度。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并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然后依次才是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在其中所受的压迫程度不同,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后就不同。

可见,“多国胜利论”既包含了共产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条件也包含了共产主义运动过程的先后,是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综合体现。

第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没有否定“多国胜利论”。“多国胜利论”强调了共产主义革命要最终取得胜利就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国胜利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从“多国胜利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说,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符合东方的情形。马克思晚年没有囿于他前期对西欧资本主义研究的结论,而是开始对东方社会尤其是对俄国的研究,从俄国历史和现实中得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为落后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可见,只要了解了两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和适用性,就不会把二者对立起来。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仅“限于西欧各国”,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在1877年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诺夫斯基脱离历史和现实从本本出发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他本人观点的歪曲。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今天,我们同样有人在把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所得出的一般结论,生搬硬套到当今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而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或认为马克思当年的结论过时了。岂不知,这是对马克思极大的“侮辱”。

第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一国胜利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运用。“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俄国社会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尽管列宁生前并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可以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但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不谋而合、一脉相承,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强调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进行。可见,“一国胜利论“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在实践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成为现实。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证明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一国胜利论”的科学性。

结语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世界无产阶级反抗剥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都是“消灭现在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多国胜利论”至今在实践上没有变为现实,并不能证明它的过时,恰恰说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有效联合起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必将证明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苏共在西方和平演变中丧失立场,忘记初心,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前途,但这只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大的波折,绝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列宁“一国胜利论”理论的光辉。风景这边独好,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最好诠释。在当前西方和平演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谭虎娃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