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马克思主义、未竟的女权主义革命与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再生产

原编者按

原标题：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再生产与未竟的女权主义革命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Unfinished Feminist Revolution (2008)

作者：Silvia Federici

校译：革利牙

文章来源：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零点革命：家务、再生产与女权斗争》)

引用格式：Federici S.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M]. PM press, 2012: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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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未明子事件引发的讨论，至少在其标榜自身为社会主义者的背景下，为网络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直面马克思主义内部性别权力结构的契机。这一现实提醒我们，任何旨在从资本主义中解放的社群和讨论，若不能彻底审视并挑战包括性骚扰在内的性别压迫，其批判便是不完整的。费代理奇的这篇文章正呼应了此事带来的警示：一部份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因未能超越商品生产范畴，忽视无偿的、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再生产劳动而存在盲区，特别是忽视了女性所承担的无偿再生产劳动对于资本积累的基础性作用——这恰恰是性别不平等在当代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本文所指，这一忽略不仅遮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真实广度，亦使工资在工人阶级内部——首先沿性别分野——制造分裂的机制未被充分揭示。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全球重组正以原始积累的持续深化、国家从再生产领域的撤退、以及再生产劳动市场化与跨国转移等方式，加剧着社会不平等与性别压迫。

因此，网络青年可以从中学习的是，必须将女权主义视为反资本主义斗争不可分割的内核，而非次要或附属的议题。这意味着实践和理论的构建都需要超越生产中心主义，将再生产、身体自主和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劳动分工同样置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也正是围绕再生产的斗争——从女性拒绝无偿家务劳动到社区互助经济的涌现——显示出了更多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任何旨在解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都必须将再生产同样置于理论与实践的中心，从而克服资本所制造的分裂，重构生命再生产的集体条件。

本文不完全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供读者参考。

作者介绍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生于 1942 年，居住在纽约的意大利裔美国学者、教师和女权主义活动家。1972 年，她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

和 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共同创立了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该组织发起了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1990 年，Federici 共同创立了非洲学术自由委员会

(CAFA)，并与 Ousseina Alidou 一起担任 CAFA 公报的编辑十多年。她还是非洲学者学术协会(ACAS) 的成员，也是为非洲大陆和美国学生的斗争提供支持的声音之一。

其研究涉及资本主义批判、女权主义、妇女史、哲学等，主要著作包括《零点革命：家务、再生产与女权斗争》《工资父权制：对马克思、性别和女性主义的评注》《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超越身体边界》《对女性的恐惧 : 女巫、猎巫和妇女》等(后三本均已有中译本出版物)。

费代里奇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妇女历史、政治哲学以及公地历史和理论领域的主要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她最著名的著作《凯利班与女巫》经常被评价为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概念相对应，它重审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强调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对妇女劳动的征服、奴隶贸易和殖民化之间的连续性。它被评价为第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历史。费代里奇在《凯利班与女巫》的工作使她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经典的一员。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Silvia Federici)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Unfinished Feminist Revolution (2008)

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再生产与未竟的女权主义革命(2008)

女性的工作与劳动深埋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大卫·斯特普尔斯，《无处是家》(2006)

显然，资本主义导致了对女性的超量剥削。如果这仅仅意味着加剧的痛苦和压迫，那将不会带来多少慰藉;但幸运的是，它也激起了反抗。资本主义已经意识到，如果它完全忽视或压制这种反抗，反抗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激进，最终演变成一场争取自给自足的运动，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新社会秩序的核心。——罗伯特·比尔，《新帝国主义》(2000)

在第三世界新兴的解放力量，是那些尚未因其工作而与生命经济脱节的无酬女性大军。她们服务于生命，而非商品生产。她们是世界经济隐藏的基石，据估计，她们这些服务于生命的工作若以工资等价计算，价值高达16万亿美元。——约翰·麦克默特里，《资本主义的癌症状态》(1999)

因为太多的捶打，杵已经断了。明天我要回家。直到明天，直到明天……因为太多的捶打，明天我要回家。——尼日利亚豪萨族妇女的歌谣

导论

下文是对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再)生产重组的一种政治解读，但这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不同方式发展的、对马克思的女性主义批判。这一批判最初由“家务劳动工资化运动”的活动家们，特别是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塞尔玛·詹姆斯、莱奥波尔迪娜·福图纳蒂等她人阐明，后来由澳大利亚的阿丽尔·萨利赫以及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女性主义者们——玛丽亚·米斯、克劳迪娅·冯·维尔霍夫、维罗妮卡·本霍尔特-汤姆森——进一步发展。这一批判的核心论点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受到其局限性的阻碍，除了商品生产的形式之外，他没有再构想其它形式的价值生产劳动，并因此忽视了女性无偿再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忽视这种劳动限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劳动的真实广度、以及工资在工人阶级内部(从两性关系开始)制造分裂的功能的理解。如果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必须依赖于大量无偿的家务劳动来再生产劳动力，并且依赖于对这些再生产活动的贬值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可避免和进步的。至于我们，在《资本论》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必须挑战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假设，至少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五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已几近耗尽了地球的资源，而非通过以大规模工业化形式扩张“生产力”，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资本主义并未使“稀缺性”——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类解放的主要障碍——过时。相反，全球范围内的稀缺性如今直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第二，虽然资本主义似乎在商品生产组织中促进了工人之间的合作，但实际上它以多种方式分裂了工人：通过不平等的劳动分工、通过使用工资(给予有酬者支配无酬者的权力)、以及通过制度化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这些主义通过假定不同人格来自然化和神秘化 差异性劳动制度的组织)。第三，从墨西哥革命和塞里斯革命开始，上世纪最反体系的斗争并非仅由或主要由马克思所预期的革命主体——有酬的产业工人——进行，而是由农村的、原住民的、反殖民的、反种族隔离的、女性主义的运动进行。今天同样如此，这些斗争由自给农民、城市贫民窟居民以及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塞里斯的产业工人进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斗争是女性参与其中的，她们不顾一切困难，无论市场对其生命的价值计算如何，都在再生产着她们的家庭，珍视她们的存在，为她们自身而进行再生产，即使资本家宣布她们作为劳动力毫无用处。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革命”指南的前景如何?我通过分析全球经济中再生产重组来提出这个问题。我的主张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话，它就必须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再生产”问题。反思再生产我们生命的活动，可以驱散“生产自动化”可能为非剥削社会创造物质条件的幻象，表明革命的障碍并非缺乏技术知识，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的分裂。事实上，当今的危险是，除了掠夺地球本身，资本主义还释放了更多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那种战争，这些战争是由企业决心占有地球所有自然资源并控制世界经济的动力所引发的。

马克思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马克思理论精湛，他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存在。他承认，劳动力与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必须被生产，并且就其具有货币价值而言，它代表了“对象化在其中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但是，虽然他细致地探讨了纺纱生产的动态和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在论述再生产劳动问题时却非常简略，将其简化为工人用工资购买商品的消费以及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劳动。换句话说，正如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一样，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也只是商品生产和市场。没有其它劳动介入来准备工人消费的物品，或在身体和情感上恢复其工作能力。商品生产与劳动力生产之间没有区别。一条装配线同时生产两者。因此，劳动力的价值是通过必须提供给工人以“更新其生命过程”的商品(食物、衣服、住房)的价值来衡量的，也就是说，是根据生产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

即使在代际基础上讨论工人的再生产时，他的论述也极为简略。他告诉我们，工资必须足够高，以确保“工人的更替”——他的子女——从而使劳动力能在市场上持续存在。但是，再次地，他在这个论述过程中认可的几乎唯一相关主体是男性的、自我再生产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及其生存资料。工人的生产是通过商品进行的。关于女性、家务劳动、性和生育，几乎只字未提。在他提及生物再生产(生育)的少数情况下，他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认为正是通过生产组织的变化，才周期性地创造出剩余人口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求。

为什么马克思如此忽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例如，他为何不问，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材料必须经历何种转变，其价值才能转移到产品中(就像他对其它商品所做的那样)?我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照点——部分地解释了这一疏漏。马克思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那个时代的工业无产阶级状况，而女性的家务劳动几乎没有被包含其中。家务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定分支，至少在工业工人阶级中，处于马克思的历史和政治视野之外。尽管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尤其是重商主义时期开始，再生产劳动就已经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积累，但直到19世纪晚期，家务劳动才作为再生产工业劳动力的关键引擎出现，由资本根据工厂生产的要求组织，为资本服务。直到19世纪70年代，与倾向于“无限延长工作日”和极力压缩劳动力生产成本的政策相一致，再生产劳动被削减到最低限度，导致了《资本论》第一卷“工作日”一章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中生动描述的情形：即一个几乎无法自我再生产的工人阶级，平均预期寿命二十岁，因过度劳累而夭折。

直到19世纪末，随着积累形式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要求更严格的劳动纪律和一种不那么羸弱的工人类型，资产阶级才开始投资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再生产劳动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全职家庭主妇的出现，是从作为剥削劳动模式的提取“绝对”剩余价值向提取“相对”剩余价值过渡的产物。难怪，马克思在承认“工人阶级的维持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同时，可以立即补充道：“但资本家可以放心地把这交给工人自我保存和繁殖的本能去完成。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

我们还可以推测，对一种不受货币估值约束的劳动形式进行分类所带来的困难，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对此保持沉默。但还有另一个原因，更能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想解释为什么不仅仅是马克思，而且几代马克思主义者——ta们在家庭劳动和家庭生活盛行的时代长大——继续对这种劳动视而不见，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我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因为他仍然固守一种技术决定论的革命观，在这种观念中，自由通过机器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被假定为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被视为历史理性的最高典范，为包括劳动力再生产在内的其它一切生产形式所效仿。换句话说，马克思未能认识到再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因为他接受了资本主义关于什么构成工作的标准，并且相信有酬的工业劳动是人类解放之战的舞台。

除少数例外，马克思的追随者都重复了同样的假设，这表明将科学技术视为解放力量的理想化，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革命观的基本组成部分。即使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承认资本主义中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存在，但在过去往往强调其据称是过时的、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特征，并设想以合理化过程的形式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其生产率水平提高到资本主义生产主导部门所达到的水平。

在现代，这一盲点的一个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法把握二战后女性反抗再生产劳动(如妇女解放运动所表达)的历史重要性，忽视了其对什么构成工作、谁是工人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性质的实践性重新定义。只有当女性离开左翼组织时，马克思主义者才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重要性。直到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大量再生产劳动的性别化特征，即使是像保罗·伯克特这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或者只是嘴上敷衍，如哈特和奈格里对“情感劳动”的构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常比马克思本人更不关心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工厂儿童的状况，而今天，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很难找到任何关于儿童的提及。

我稍后会回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注意到其无法把握新自由主义转向和全球化进程的意义。目前只需说，到20世纪60年代，在反殖民斗争和美国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影响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的论述遭到了萨米尔·阿明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第三世界主义政治作家的激进批判，ta们批评其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将产业无产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贡献者和革命主体的特权化。然而，是欧洲和美国女性反抗家务劳动，以及后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传播，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重新思考。

女性反抗家务劳动以及女性主义对工作、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危机的重新定义

劳动的价值通过对其的拒绝来证明和或许创造，这似乎是一条社会法则。家务劳动的情况肯定如此，直到一场女性运动出现，拒绝接受再生产工作作为她们的自然命运之前，它一直是隐形且无价值的。正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对这种工作的反抗，揭示了无偿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重新构建了我们社会的形象，将其视为一个由“家庭种植园”和装配流水线组成的巨大回路，其中工人的生产在每日的和代际的基础上被组织起来。

女性主义者不仅确立了劳动力再生产涉及的活动范围远比商品消费广泛，因为食物必须被准备，衣服必须被清洗，身体必须被抚慰和照料。Ta们认识到再生产和女性家务劳动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这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重新思考，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和基础及阶级斗争的新理解。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种女性主义理论逐渐成形，它激进化了第三世界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所开启的理论转向，确认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不一定等同于有酬的、契约性的劳动，论证了本质上它是非自由的劳动，并揭示了再生产劳动贬值与女性社会地位贬值之间的本质联系。

这种范式的转变也具有政治后果。最直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左派口号(如“总罢工”或“拒绝工作”的理念)的拒绝，这些口号从未将家务劳动者包括在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过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过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世界无产阶级中一个有限部类的利益，即白种的、成年的、男性的工人，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资本工业生产的主导部门工作，处于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从积极的一面看，对再生产劳动的发现使我们得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依赖于特定类型工人的生产——因而也依赖于特定类型的家庭、性、生育——从而将私人领域重新定义为生产关系的领域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场所。在此背景下，禁止堕胎的政策可以被解读为调节劳动力供应的手段，出生率的下降和离婚数量的增加可以被解读为反抗资本主义工作纪律的实例。个人变成了政治，人们发现资本和国家已经将我们的生活和再生产收归其下，直至卧室。

基于这种分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是资本主义政策制定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迈出了对世界经济进行新自由主义重组的第一步——许多女性主义者可以看到，正在展开的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对工厂斗争、也是对女性拒绝家务劳动、以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新一代对殖民主义遗产日益增强的抵抗的回应。对此视角做出关键贡献的是“家务劳动工资化运动”的活动家，如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塞尔玛·詹姆斯、莱奥波尔迪娜·福图纳蒂，她们表明，女性反抗家庭纪律的隐形斗争正在颠覆作为福特主义协议支柱的再生产模式。例如，达拉·科斯塔在《移民与再生产》(1974)中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女性一直在进行一场反对生育的静默罢工，这从出生率崩溃和政府推动移民中可见一斑。福图纳蒂在《再见丑陋》(1976)中考察了意大利女性二战后逃离农村地区背后的动机、她们将家庭工资重新用于新世代再生产的导向，以及女性战后追求独立、对子女投入增加和新一代工人战斗性增强之间的联系。塞尔玛·詹姆斯在《性、种族与阶级》(1975)中表明，女性的“文化”行为和社会“角色”应被解读为对她们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回应与反抗”。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女性的斗争不再“隐形”，而是公开否定性别劳动分工及其所有推论：经济上依赖男性、社会从属地位、被局限于一种无酬的、自然化的劳动形式、国家控制的性和生育。与普遍的误解相反，这场危机并非仅限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相反，可以说美国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主要是由黑人女性形成的运动。正是受民权运动启发的“福利母亲运动”，在美国领导了首次争取国家资助的“家务劳动工资化”(以“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名义)的运动，主张女性再生产劳动的经济价值，并宣布女性拥有获得“福利”的权利。

女性也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行动起来，联合国决定介入女性主义政治领域，作为女性权利的倡导者(始于197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全球妇女大会)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在别处曾提出，联合国在对待日益传播的国际妇女运动方面，扮演了与其在20世纪60年代对待反殖民斗争时相同的角色。正如其在(选择性)倡导“非殖民化”时一样，其自命为负责促进女性权利的机构，使其能够将妇女解放政治引导到符合国际资本需求和新自由主义议程发展的框架内。事实上，墨西哥城会议及其后的会议部分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女性围绕再生产的斗争正在将后殖民经济引向增加对国内劳动力的投资，并且是世界银行农业商业化发展计划失败的最重要因素。在非洲，女性一贯拒绝被招募去为其丈夫的经济作物工作，反而捍卫自给导向的农业，将她们的村庄从梅拉苏所描绘的那种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场所，转变为反抗剥削的阵地。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抵抗被认为是世界银行农业发展项目危机的主要因素，促使大量关于“女性对发展的贡献”的文章涌现，随后又出现了旨在将女性纳入货币经济的举措，如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创收项目”和小额信贷计划。鉴于这些事件，世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重组引发了再生产的重大重组，以及一场以“人口控制”为名针对女性的运动，就不足为奇了。

在下文中，我将概述这种重组的方式，识别其主要趋势、社会后果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但首先，我应该解释为什么我继续使用“劳动力”这个概念，尽管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其具有简化性，指出女性生产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孩子、亲戚、朋友——而非劳动力。这个批评有道理。劳动力是一种抽象。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劳动力“除非被出售和利用，否则什么都不是”。然而，我保留这个概念，基于多种原因。首先，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再生产工作并非按照我们和ta人的欲望自由地再生产我们自身或ta人。就其直接或间接地与工资交换而言，再生产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工作组织和生产关系对其施加的条件。换句话说，家务劳动不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它是“生产与再生产资本家最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工人”。因此，它受制于所有因其产品必须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而产生的约束。

其次，强调“劳动力”的再生产揭示了再生产劳动内在的双重性和矛盾，从而也揭示了这种工作的不稳定性和潜在的破坏性。就劳动力只能存在于活的个体之中而言，其再生产必须同时是对理想的人类品质和能力的生产与珍视，以及对劳动市场外部强加标准的适应。因此，正如无法在活的个体与其劳动力之间划清界限一样，在再生产劳动的两个相应方面之间划清界限也同样不可能。尽管如此，保留这一概念凸显了这种张力、潜在的分离，并暗示了一个充满冲突、抵抗、矛盾的世界，这些都具有政治意义。除此之外(这一理解对妇女解放运动至关重要)，它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反抗家务劳动，而不必担心会毁掉我们的社区，因为这种工作禁锢了生产者以及被其再生产的人。

我还要为我继续坚持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区分进行辩护，以反对后现代潮流。当然，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的斗争，特别是学生和女性主义运动，教育了资产阶级阶级，投资于未来一代工人的再生产“不划算”。这并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仅国家对劳动力的投资急剧下降，而且再生产劳动被重组为工人必须购买和支付的价值生产型服务。这样，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价值被立即实现，而不依赖于被其再生产的工人的表现。但服务业的扩张丝毫没有消除以家庭为基础的无偿再生产劳动，也没有废除其根植其中的性别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仍然根据活动主体以及工资的有无所起的歧视性功能来划分生产与再生产。

最后，我使用“再生产”劳动，而非“情感”劳动，因为在其主导性的特征描述中，后者仅描述了人类再生产所需工作的有限部分，并且抹杀了女性主义再生产劳动概念的颠覆性潜力。通过强调其在劳动力生产中的功能，从而揭示这种工作固有的矛盾，“再生产劳动”这一概念承认了生产者与被再生产者之间关键联盟和合作形式的可能性：母亲与子女、教师与学生、护士与病人。

记住再生产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那么让我们问：经济全球化如何重组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重组对工人，尤其是传统上作为再生产劳动主要承担者的女性，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从这种重组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时代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地位，我们学到了什么?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分为两部分。首先，我将简要讨论全球化在社会再生产和阶级关系一般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变化，然后我将更广泛地讨论再生产劳动的重组。

命名难以忍受之事：原始积累与再生产的重组

世界经济重组以五种主要方式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斗争周期，并改变了再生产的组织和阶级关系。首先，劳动力市场扩大了。全球化通过一场使数百万人与其土地、工作、“习惯法土地使用权利”分离的全球性“圈地”过程，以及通过女性就业的增加，使世界无产阶级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并非出人意料的是，全球化已经以原始积累的过程呈现，其形式多样。在全球北方，全球化表现为工业分散和转移、工作的灵活化和不稳定化以及即时生产。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工业的去国有化、农业的去集体化和社会财富的私有化。在全球南方，我们目睹了生产的出口加工区化、进口自由化和土地私有化。然而，全球化的目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通过摧毁自给经济、使生产者与生存资料分离并使数百万人依赖于货币收入(即使在无法获得有酬就业时)，资产阶级重新启动了积累过程并降低了劳动力生产成本。二十亿人被添加到世界劳动力市场中，这证明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大量活劳动、因为它据称依赖于日益自动化的工作”的理论的谬误。

第二，资本的去领土化和经济活动的金融化(“计算机革命”使之成为可能)创造了条件，使得原始积累通过资本几乎瞬时地在全球移动，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工人反抗剥削对资本施加的约束，而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过程。

第三，我们目睹了国家通过结构性调整计划和“福利国家”的解体，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了系统性的撤出投入。如前所述，20世纪60年代的斗争教育了资产阶级，投资于劳动力再生产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出现了一种政策和意识形态，将工人重新塑造为“微企业家”，负责其自身的投资，据称是花费在ta们身上的再生产活动的唯一受益者。相应地，在再生产与积累之间的时间性平衡上发生了转变。随着对医疗保健、教育、养老金和公共交通的补贴都被削减，对它们征收高额费用，工人被迫承担其再生产的成本，劳动力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变成了直接的积累点。

第四，企业占有和破坏森林、海洋、水域、渔业、珊瑚礁、动植物物种已达到历史峰值。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从非洲到太平洋岛屿，大片农田和沿海水域——众多人口的家园和生计来源——被私有化，供农业综合企业、矿产开采或工业捕鱼使用。全球化如此明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的代价，以至于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那样谈论资本的“文明化影响”(来源于该书中“对自然的普遍占有”及“生产出一个社会阶段[在那里]自然仅仅成为人类的对象，纯粹是效用问题，[在那里]它不再被认为是自有其权利的力量;而对它独立规律的理论承认，似乎只是一种旨在使其服从人类需求的策略，要么作为消费对象，要么作为生产手段”)，变得不可想象。

在2011年，在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和福岛核事故等企业造成的灾难之后，当海洋正在死亡，被垃圾岛困住，当太空也变成垃圾场和军火库时，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只会有不祥的回响。

这些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所有人口。目前，新世界秩序最适合被描述为一个再殖民化过程。它远未将世界夷平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而是将其重构为一个金字塔结构，加剧了不平等和社会/经济两极分化，并深化了历史上曾标志着性别和国际劳动分工的等级制，而这些等级制曾被反殖民和妇女解放运动所削弱。

原始积累的战略中心一直是前殖民世界，历史上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底层，是奴隶制和种植园的地方。我称之为“战略中心”，是因为其重组是全球生产重组和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和前提。事实上，正是在这里，我们目睹了最初也是最激进的剥夺和贫困化过程，以及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最激进的撤资。这些过程有充分的记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于结构性调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失业率飙升到如此之高，以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可以提供“以工换食”来招募工人。工资下降得如此之低，据报道出口加工区的女工按杯买牛奶，按个买鸡蛋或西红柿。整个群体被去货币化，而ta们的土地被政府项目占用或给予外国投资者。目前，非洲大陆一半地区依赖紧急粮食援助。在西非，从尼日尔到尼日利亚到加纳，电力被切断，国家电网被禁用，迫使那些负担得起的人购买个人发电机，其嗡嗡声充斥夜晚，使人们难以入睡。政府的医疗和教育预算、对农民的补贴、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持，都被掏空、削减和砍掉。结果，预期寿命在下降，一些现象重新出现，这些现象本应早就在资本主义文明化影响下从地球上消失：饥荒、饥饿、反复流行的流行病，甚至猎巫。在“紧缩”计划和土地掠夺无法触及的地方，战争完成了任务，为石油钻探和钻石或钶钽铁矿的开采开辟了新地盘。至于这些清场的目标，ta们已成为新离散群体的一部分，数百万人从土地被抽吸到城镇，这些城镇越来越像营地。迈克·戴维斯用“贫民窟星球”一词来指称这种情况，但一个更准确和生动的描述会说这是一个隔都星球和全球种族隔离体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通过债务危机和结构性调整，“第三世界”国家被迫将粮食生产从国内市场转向出口市场，将耕地从粮食作物种植转向矿产开采和生物燃料生产，砍伐森林，成为各种废物的倾倒场以及企业基因猎食者的掠夺场，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国际资本的计划中，现在有些世界区域被指定为“近乎零再生产”。的确，今天，以各种形式毁灭生命，在塑造资本主义关系、作为获取原材料、处理掉不需要的工人、削弱抵抗力和降低劳动力生产成本的手段方面，与生命权力的生产力同样重要。

劳动力再生产被极度不发达的程度，可以从全球数百万人为了移民而面临难以言表的艰辛以及死亡和监禁的前景来衡量。当然，移民劳动不仅是一种必需，也是走向更高层次斗争的出走，一种重新占有被窃取财富的手段，正如扬·穆利耶·布唐和迪米特里斯·帕帕多普洛斯等人所论证的。这就是为什么移民劳工获得了一种自主性，使其难以用作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调节机制。但毫无疑问，如果数百万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往不确定的命运，距离家园数千英里，那是因为ta们无法再生产自己，至少无法在足够的生活条件下做到。当我们考虑到一半的移民是女性，许多已婚且有子女必须留下时，这一点尤其明显。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做法极不寻常。女性通常是留下来的人，不是因为缺乏主动性或传统约束，而是因为她们被教导感觉对其家庭再生产负有最大责任。她们是必须确保孩子有食物的人，常常自己挨饿，也是确保老人或病人得到照顾的人。因此，当数十万人离开家园，面对多年的羞辱和孤立，生活在无法给自己所爱的人提供ta们给予世界另一端陌生人同样照顾的焦虑中时，我们知道世界再生产的组织中正在发生相当戏剧性的事情。

然而，我们必须拒绝这样的结论，即国际资产阶级对全球化造成的生命损失漠不关心，这证明了资本不再需要活劳动。事实上，大规模的人类毁灭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是其结构性组成部分，作为劳动力积累的必要对应物，这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暴力过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非洲目睹的反复出现的“再生产危机”就植根于这种劳动积累与毁灭的辩证法。同样，非契约劳动的扩张以及其它在“现代世界”看来像是暴行的现象——如大规模监禁和血液、器官及其它人体部位的贩卖——也应在此背景下理解。

资本主义滋生了永久性的再生产危机。如果这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那么明显，至少在环北方的许多地区，那是因为它所造成的人类灾难大多被外部化，局限于殖民地，并被合理化为文化落后或固守错误传统和“部落主义”的结果。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全球重组在北方的影响几乎感觉不到，除了有色人种社区，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工作的灵活化和不稳定化)可能表现为解放性的替代方案，以摆脱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如果不是无工人社会的预兆的话。

但从工人-资本关系的整体性来看，这些发展表明了资本持续分散工人和破坏工人在有酬工作场所组织努力的力量。这些趋势结合起来，废除了社会契约，放松了劳动关系管制，并重新引入了非契约形式的劳动，摧毁了一个世纪工人斗争赢得的共产主义小阵地，并威胁着新“公地”(公共化社区)的生产。

在北方，实际收入和就业率也下降了，获得土地和城市空间的机会减少了，贫困甚至饥饿变得普遍。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美国有三千七百万人挨饿，而根据2011年的估计，50%的人口被认为是“低收入”。再加上，引入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远未减少工作日长度，反而大大延长了它，以至于(在日本)我们看到人们过劳死，而“休闲时间”和退休已成为一种奢侈品。在美国，兼职对许多工人来说已成为必需品，而许多六十至七十岁的人在被剥夺养老金后，正在重返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劳动力的发展，ta们被迫游牧，总是在移动，在卡车、拖车、公共汽车上，只要有机会出现，就到哪里找工作，这曾经是美国追逐作物的季节性农业工人的命运，像候鸟一样穿越全国。

与贫困、失业、过度工作、无家可归和债务相伴的，是工人阶级日益加剧的犯罪化，通过大规模监禁政策(让人想起17世纪的大禁闭)，以及一个由无证移民工人、拖欠学生贷款的学生、非法商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以及性工作者组成的“法外”无产阶级的形成。这是一个多重的无产者群体，在阴影中存在和劳动，提醒我们，生产没有权利的群体——奴隶、契约仆役、苦工、罪犯、无证件者——仍然是资本积累的结构性需要。

尤其严厉的是对青年的攻击，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黑人青年，ta们是黑人权利政治的潜在继承人，却什么也没得到，既没有稳定就业的可能性，也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对于许多中产阶级青年来说，未来也成问题。学习的成本高昂，导致负债和可能拖欠学生贷款还款。就业竞争激烈，社会关系日益贫乏，因为不稳定性阻碍了社区建设。难怪，在再生产重组的社会后果中，青年自杀率有所上升，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包括杀婴)也有所增加。因此，我们无法分享哈特和奈格里等人的乐观主义，他们在近年来认为，全球经济重组所创造的新生产形式已经为更自主、更合作的工作形式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对我们再生产的攻击并未未受挑战。抵抗采取了许多形式，有些一直隐形，直到被认可为大规模现象。通过使用信用卡、贷款和负债来实现日常再生产的金融化，尤其在美国，也应从这个角度看待，视为对工资下降的回应和对随之而来的紧缩的拒绝，而不仅仅是金融操纵的产物。在全球范围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场运动中的运动也在发展，它通过大规模示威、占领土地、构建团结经济和其它形式的公地建设，挑战全球化的每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最近蔓延的持久性大规模起义和“占领”运动，在过去一年席卷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从突尼斯到埃及，穿过中东大部分地区，到西班牙和美国，开辟了一个空间，使得重大社会变革的愿景再次成为可能。在经历了多年看似封闭、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衰落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之后，“阿拉伯之春”以及“帐篷”在美国大地上的蔓延(加入了无家可归者日益增多而早已设立的众多帐篷)，表明底层正在再次崛起，新一代正在广场上行走，决心夺回ta们的未来，并选择那些有可能开始跨越主要社会鸿沟的斗争形式。

全球经济中的再生产劳动、女性工作与性别关系

在此背景下，我们现在必须问，再生产劳动在全球经济中状况如何，其经历的变化如何塑造了性别劳动分工以及两性关系。在这里，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也很突出。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生产通过世界经济关键领域的技术飞跃进行了重组，但在家务劳动领域却没有发生技术飞跃，尽管家庭外就业的女性人数大幅增加，却并未显著降低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在北方，个人电脑已进入大部分人口的再生产，因此购物、社交、获取信息甚至某些形式的性工作现在都可以在线完成。日本公司正在推广陪伴和交配的机器人化。它们的发明包括给老人洗澡的“护理机器人”以及可由顾客根据其幻想和欲望组装、定制的交互式爱人。但即使在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家务劳动也并未显著减少。相反，它被市场化了，主要转移到来自全球南方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妇女劳动者肩上。而女性继续承担其大部分工作。与其它形式的生产不同，人类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机械化，它需要高度的人际互动和满足复杂的需求，其中物质和情感因素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再生产劳动是劳动密集型过程，这在照顾儿童和老人方面最为明显，即使在其最身体性的组成部分中，也涉及提供安全感、安慰、预见恐惧和欲望。这些活动没有一项是纯粹“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也无法以使其可能被机械化或被在线通信的虚拟流所取代的方式进行分解。

这就是为什么，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没有被技术化，而是通过其商业化和全球化，被重新分配到了不同主体的肩上。随着女性，尤其是全球北方的女性，参与有酬工作的程度极大增加，大量的家务劳动已从家庭中抽离出来，通过服务业的虚拟繁荣以市场为基础进行重组，从工资就业的角度看，服务业现在已成为主导的经济部类。这意味着更多的餐食现在在家庭外消费，更多的衣服在自助洗衣店或干洗店清洗，更多的食物被购买时已是准备好可食用的。

由于女性对婚姻和育儿及其纪律的拒绝，再生产活动也有所减少。在美国，出生率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每千名妇女118个孩子下降到2006年的66.7个，导致首次生育母亲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30岁增加到2006年的36.4岁。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西欧和东欧尤其高，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和希腊)，女性反对生育的“罢工”仍在继续，导致零人口增长，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扩大移民呼声的主要因素。婚姻和已婚夫妇的数量也有所下降，在美国从1990年占所有家庭的56%下降到2006年的51%，同时独居人数增加——在美国增加了七百五十万，从两千三百万增加到三千零五十万——增长了30%。

最重要的是，在结构性调整和经济转型之后，再生产劳动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了重组，大都市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再生产现在由来自全球南方的移民妇女承担，特别是为儿童和老人提供护理，以及为男性工人的性再生产提供服务。从许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发展。然而，从它所产生的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其所暴露的再生产商业化局限性的角度来看，其政治含义尚未在女性主义者中得到充分理解。当政府庆祝“照护劳动(照料护理)的全球化”(这使得ta们能够减少对再生产的投资)时，很明显，这种“解决方案”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不仅对移民女性个体劳动者如此，对她们所来自的社区也是如此。

无论是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重组，还是“护理的全球化”，更不用说再生产劳动的技术化，都未能“解放女性”或消除当前形式再生产劳动固有的剥削。如果我们从全球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不仅女性在每个国家仍然承担着大部分无偿家务劳动，而且由于社会服务削减和工业生产分散化，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量(无论有酬还是无酬)实际上可能增加了，即使她们有一份家外的工作。

有三个因素延长了女性的工作日并将工作带回了家庭。第一，女性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吸收器，她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弥补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国家日益撤资劳动力再生产所造成的经济条件恶化。这在受结构性调整计划影响的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完全削减了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和基本必需品的支出。由于这些削减，在非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女性现在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取水、获取和准备食物、以及处理疾病——在医疗保健私有化使得大多数人看不起诊所，而营养不良和环境破坏增加了人们疾病易感性的时代，疾病更加频繁。

在美国，由于预算削减，医院和其它公共机构传统上承担的大量工作也被私有化并转移到了家庭中，利用了女性的无偿劳动。例如，目前病人几乎在手术后立即出院，家庭必须承担各种术后和其它治疗性医疗任务(例如，对慢性病患者)，这些任务在过去本应由医生和专业护士完成。对老年人的公共援助(家务、个人护理)也被削减，家访时间大大缩短，提供的服务减少。

第二个将再生产劳动重新集中在家庭的因素是“家庭工作”的扩张，部分是由于工业生产的分散化，部分是由于非正规工作的蔓延(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生产)。正如大卫·斯特普尔斯在《无处是家》(2006)中所写，家庭为基础的劳动远非一种过时的工作形式，它被证明是一种长期的资本主义策略，如今在全球城镇、村庄和郊区雇佣着数百万妇女和儿童。斯特普尔斯正确指出，工作被无偿家务劳动的引力不可抗拒地拉向家庭，因为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组织工作，雇主可以使其隐形，可以破坏工人组织工会的努力，并将工资压到最低。许多女性选择这种工作，试图调和赚取收入与照顾家庭;但结果是陷入一种工作的奴役，其工资“远低于在正规环境中从事该工作的中位数工资，并再生产出一种将女性更深地固定在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

最后，女性就业的增长和再生产的重组并未消除性别劳动等级制。尽管男性失业率上升，很多女性的工资仍然只是男性工资的一小部分。我们还目睹了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增加，部分由对经济竞争的恐惧引发，部分由男性因无法履行其家庭供养者角色而产生的挫败感引发，最重要的是，由男性现在对女性的身体和工作控制力减弱这一事实引发，因为更多的女性拥有一些自己的钱并在家庭外度过更多时间。在工资下降和失业普遍的背景下，许多男性难以组建家庭，他们也将女性的身体作为交换和进入世界市场的手段，通过组织色情或卖淫。

这种针对女性的暴力上升难以量化，当从质的角度考虑其采取的新形式时，其意义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在一些国家，在结构性调整的影响下，家庭几乎解体。这常常是双方同意的结果——如一方或双方迁移，或双方分离以寻找某种形式的收入。但很多时候，这是更创伤性的事件，例如，在贫困化面前，丈夫抛弃妻儿。在非洲和印度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对老年女性的攻击，她们被赶出家门，甚至在被指控为女巫或被魔鬼附身后被谋杀。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在面对资源迅速减少时，家庭对被认为不再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的支持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也与正在进行的共有土地制度的解体有关。但它也是再生产劳动及其主体在货币关系扩张面前所经历的贬值的一种表现。

其它可追溯到全球化进程的暴力例子包括印度嫁妆谋杀案的增加、贩卖人口及其它形式的强迫性工作的增加，以及被谋杀或失踪女性人数的纯粹增加。数百名年轻女性，主要是出口加工区女工，在墨西哥华雷斯城和美国边境的其它城镇被谋杀，显然是强奸或生产色情制品和“实录谋杀片”的犯罪网络的受害者。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也记录了女性受害者被谋杀数量的可怕增加。但主要是制度性暴力升级了。这是绝对贫困化、非人工作条件、秘密移民条件下的暴力。虽然移民劳工也可以被视为通过逃亡争取更大自主权和自决的斗争，作为寻求更有利权力关系的探索，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一事实。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争取有酬工作或争取“在职场加入工人阶级”，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并不能完全成为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有酬就业可能是一种必需，但不能成为连贯的政治策略。只要再生产劳动被贬值，只要它被视为私事和女性的责任，女性与资本和郭嘉对抗时，将总是比男性拥有更少的权力，并处于极端的社会和经济脆弱性之中。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再生产劳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减少或以市场为基础进行重组，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例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或商业化对儿童、老人、病人的照顾，而不对那些需要照顾的人施加巨大代价?食品生产的市场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健康的恶化(例如，导致即使是儿童中肥胖率的上升)具有启发性。至于通过将再生产劳动重新分配到其她女性肩上来实现其商业化，这种“解决方案”只会延伸家务劳动危机(现在转移到有偿护理人员的家庭)，并在女性之间制造新的不平等。

所需要的是重新开启一场围绕再生产的集体斗争，夺回对我们再生产劳动物质条件的控制，并在资本和市场逻辑之外，围绕这项工作创造新的合作形式。这不是乌托邦，而是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的过程，并可能在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背景下扩展。各国政府现在正试图利用这场危机，在未来几年对我们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但通过占领土地、城市农业、社区支持农业，通过占屋、创造各种形式的物物交换、互助、替代性医疗保健——这只是再生产重组较发达的一些领域——一种新的经济正在开始出现，这可能将再生产劳动从一种令人窒息、带有歧视性的活动，转变为人际关系中最具解放性和创造性的实验场。

正如我所言，这不是乌托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后果本应远比现在更恶劣，但多亏了数百万女性为确保其家庭得到支持(无论其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如何)所做的努力。通过其生存活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直接行动(从占领公共土地到城市农业)，女性帮助其社区避免了彻底的剥夺，扩充了预算并为锅里增添了食物。在战争、经济危机和货币贬值中，当周围的世界分崩离析时，她们在废弃的城市空地上种植玉米，在街边烹饪食物出售，创建公共厨房——例如在智利和秘鲁的社区公社——从而阻挡了生命的完全商品化，并开始了一个再占有和重新集体化再生产的过程，这对于我们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2011年充满节日气氛的广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过程的延续，因为“诸众”已经明白，任何运动，如果不将其参与者的再生产置于中心位置，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抗议示威将转变为集体再生产和合作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