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教员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态度，再看决议问题

看起来，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有些人还是不懂，或者懂而装不懂、暗中搞破坏——名为“解放思想”，实为“束缚思想”；名为“实事求是”，实为“书中求是”或“文件中求是”。难道没有吗？故此，有加以解释说明之必要。

马克思说过，“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

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人，归根到底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评价，或别人对他的评价作根据，而应当以他实际的所作所为作根据一样：评价一段历史，归根到底，只能以那段历史本身的面貌为根据，而不能以出自任何人的主观意见为根据。

张三说他自己是个君子，李四也说张三是个君子——张三就是个君子了吗？我们就可以“断定”张三是君子了吗？不，不可以。我们要看看张三这个人，到底做了些什么，是怎么样做事的，看他究竟有无调戏妇女，有无祸害百姓等等。

研究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李世民说他是被迫的（如果他真的说过的话），李世民时期或唐代的官方记历史的人也说他是被迫的，并把他的对手写得一团漆黑，简直混蛋——于是我们就“断定”李世民方面是被迫的而毫无主动性、毫无谋划，以及“断定”建成、元吉是混蛋了吗？如果蠢成这样，那正中了某些历史制造者的下怀。

当然，主观意见，是可以而且必须作为参考的，但不能将其作为根本的唯一的标准。主观意见的可参考性，不等于根本的唯一的标准性。研究玄武门之变，不能说唐代编的史书我就不看了；但，也不能说只能以唐代编的史书为准，不能说谁敢质疑唐代官方记述谁就是“歪曲历史”。

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历史教条主义。

根本的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只能是客观存在的唯一的“历史真实”，或者叫做“第一历史”。

历来的史书，归根到底，也只是修书的人对于客观历史的还原罢了。我们研究史书，不是要把史书上写的东西就给直接等同于历史真实，而是要通过史书去接近，去探究，去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的“书”，本来就是指的《尚书》，即我国最早的史书。

当然，任何史书，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只不过，有的结合得好些，有的结合得很差。结合得很差的，或者说严重歪曲历史的，归根到底，也是对历史实际的不确切反映，也要取材于历史实际。这才会有某些人说的，把史书上的某一段给倒过来看，就能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这种情况。即便结合得较好的，也总有结合得不好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去质疑，去发现问题并指出，去进一步还原真相。完美结合，即百分百结合的，很难或者说基本不可能有；因为，历史全貌是一个很庞杂的体系性的东西，即便身在其中的人，也往往只能接触到历史全貌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好比，你现在身在21世纪20年代初，你能说你对21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了么？谁敢说这个大话呢？！

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简直可以算是常识；有人却非要在这个问题上，人为地强行地制造混乱、制造禁区、制造迷信，甚至于要禁绝议论、禁绝质疑、禁绝批判。就这么一帮人，还好意思讲什么“实事求是”吗？？还有脸充作什么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斗士”吗？？？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束缚思想”的人，哪里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呢？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侮辱，也是对群众智商和判断力的侮辱。

要不得！要不得！

从历史实际出发！

反对历史教条主义！

历史上，毛教员就没有把（第一个）历史决议给神圣化、教条化，给当成某种圣物来加以崇拜。

1967年3月16日，几位同志请示《毛选》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毛主席当即作出了指示。当天，人民出版社作出传达：“1967年3月16日下午，我们向主席请示，要不要修改毛选一、二、三、四卷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主席有如下指示”，其中第二条指示正是：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于是，到1967年7月出版《毛选》合订本时，撤去了第三卷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笔者手头有一部1970年10月广西印刷的旧《毛选》，跟目前环境下最容易看到的第2版《毛选》相比，第三卷就没有收录第一个《历史决议》：

应当说，毛教员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态度，为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