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阐释与误读

摘要

当代激进左翼政治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重新挖掘了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他认为，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转折性影响的伟大革命家，毛泽东主义是一种适应中国语境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矛盾论，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但是，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没有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把这一规律简化为彻底的否定，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齐泽克虽然很推崇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很多是错误的。不过，齐泽克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不失为我们了解西方左翼和反观自身的一个途径。

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对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2007年，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英文版写了长篇序言。2011年，齐泽克在与刘康教授的对话中连续写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三篇文章。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较长时间间隔，阿兰·巴迪乌和斯拉沃热·齐泽克这两位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袖人物，都可被描述为毛泽东思想的热情拥护者。”阿兰·巴迪欧是典型的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左翼激进思想家，其哲学和政治思考处处渗透着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齐泽克则对毛泽东充满了热情的关注。他强调，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次重大转折和重大创新，对于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的传承表示完全的赞同：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以及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

一、毛泽东主义与“具体普遍性”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齐泽克追溯了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的历史进程，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经了两大革命性变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发生在错误的国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

对这两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革命运动的重要转折，西方学者存在不同看法。齐泽克认为有四种观点：第一，极端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之间的传承存在直接的必然性;第二，比较温和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只不过是最不好的一种;第三，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和纯粹性的人，他们认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思想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原装”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背叛。齐泽克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在线性的历史观下僵死的、形而上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某种不变的教条。他指出，我们应该持第四种观点，即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似乎是表现为偶然性的，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应该反对线性的进化论的历史观，用一种回溯性的历史观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不变的，在其基本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则(辩证法、阶级斗争)、基本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不变的情况下，该理论必须适应移植到的新环境中的新情况和新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创新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范例。齐泽克指出：“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道路，和从列宁到毛泽东的道路，每条道路中都存在一个对原始事件的取代：从最先进的国家到相对落后的国家，从工人到贫穷农民的革命主力军的转换等等。”齐泽克认为，列宁改变了马克思的结论：革命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称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发达但对抗和矛盾却极为尖锐的俄国可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作为冒险性突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敏捷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革命时机，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逻辑必然发生的事情。毛泽东更是抛弃了列宁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革命的激进模式。他认为，革命可以发生在更不发达的地区，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中，资本主义发展还比较弱小，但中国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却是十分尖锐的，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学习俄国进行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武装斗争。

在中国，俄国革命的模式成为经典的神圣的模式，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还停留在俄国革命的模式之中，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只有在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之后，创建了新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使用游击战术，实行土地革命等，才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齐泽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革命领导阶级和主力军的转移——从工人到农民。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而农民则是被改造的对象，不具有革命性。但是，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之后指出，农民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换言之，俄国革命是工人革命，那么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革命军不过是脱下农民服装的士兵。中国革命依靠农民革命成功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洋”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了，其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齐泽克总结为：“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固有转变。”

齐泽克用“具体普遍性”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两次革命以及理论普遍性与语境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推理出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和中国发生的理论必然性，两者都是在偶然性的革命事件中回溯性地看到了必然性。换言之，革命的主体不是体现必然性的被动者，而是把革命必然性视角放置在事件之中的唯意志论者。在此，他认为，这种回溯性的革命观就是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普遍必然性不是从一开始就在背后操纵并推动历史发展的目的论力量，它不是一种必然胜利的担保;而“这种普遍的必然性是回溯性的，它出现在革命进程中的某个激进的偶然时刻，标志着偶然性的自我扬弃的时刻”。也就是说，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并不表现为必然，而是从内部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新建构。如果从目的论和线性历史观来看，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目的。但如果从偶然性向必然性转换的视角来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一种，不过是真实发生了并且最后取得了胜利的一种。因此，从回溯性的视角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齐泽克所谓的具体普遍性，就是毛泽东所论的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矛盾关系。1959年，毛泽东在与马特的谈话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不同国家语境中革命爆发的关系。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其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但是，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却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列宁改变了马克思的个别结论，认为革命在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俄国可以发生。

马特与毛泽东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列宁在革命前是否预料到了在俄国的胜利?马特认为，列宁指出，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先取得胜利，十月革命前并不知道，只是事后才发现。毛泽东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列宁在革命前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了革命在一个国家或东方国家爆发的可能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马克思个别结论的改变，并不是一种客观性的预见，而是主观的、能动的介入。换言之，就像齐泽克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的时间观一样，个人历史并不是必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回溯性的产生，这一产生过程需要主体的主观介入，只有主观介入了历史发展才能看出主体发展的脉络。这种主观介入的观念就像圣保罗所说的，只有信仰基督的人才能看到圣迹，只有皈依基督的人才会成为爱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深入人心中，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才会成为革命的主体，才会抓住语境中某个偶然性时刻并通过革命和奋斗使之产生必然性的结果，而后回溯性地总结该革命经验，即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矛盾论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发展 

齐泽克认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于唯物辩证法。“这就要求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他对矛盾观点的精彩阐述，我们不应当只把它们看做是没有价值的哲学工具。”齐泽克很准确地概括了毛泽东对矛盾学说的发展。他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一个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而其中核心观点在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毛泽东《矛盾论》的主要观点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他接着指出，在分析事物时，如果存在两种以上矛盾，那么找出其主要矛盾，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因为主要矛盾起着领导和决定性的作用，次要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同时，一个矛盾中存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矛盾的性质。不过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不是静止的，而是相互转化的。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意味着要研究矛盾运动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齐泽克强调毛泽东对辩证法的主要贡献在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分析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之中：第一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分析;第二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分析。

首先，齐泽克认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具体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比如残存的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等都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次要矛盾。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所论述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是决定性的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次要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时，比如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劳苦大众的矛盾暂时被降为次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受到了民族矛盾的支配，因此中共实行了联合国民党等力量建立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最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换言之，在不同的具体阶段中，某个特殊矛盾可能会成为一般的、主要的矛盾，因此矛盾的普遍性要在特殊性中存在。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

其次，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重大贡献是：“另一个主要观点则是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例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一般来说，生产力、经济基础和实践决定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理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对这一观点，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的目标是确认在政治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称之为主观因素的上层建筑和理论的关键作用。的确如此，毛泽东把只重视和关注生产力、经济基础和实践这一方面的人称为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在重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也要看到次要方面向主要方面的转化，看到次要方面的反作用力，毛泽东认为这才是辩证唯物论。

三、齐泽克对毛泽东辩证法的误读 

齐泽克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诠释，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尽管齐泽克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成就，认为毛泽东正确地反对把“辩证的综合”看成是对立面的妥协、围绕斗争的更高统一。然而，齐泽克指出，毛泽东实际上拒绝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综合，沿着坏的无限性(bad infinity)的道路发展出了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

什么是毛泽东的“否定辩证法”呢?“最多是正在进行中的斗争瞬间终止，这种终止并不是因为对立面的结合，而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面。”具体来说，齐泽克把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误解为“不断分裂，无限可分”;把矛盾的分析和综合、对立与统一理解成了只要分裂和斗争，不要综合;把毛泽东的三大规律以对立统一为核心误解为只重视矛盾，不讲否定之否定规律;齐泽克还把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绝对性、普遍性与矛盾的相对性、特殊性割裂开来，并把矛盾的绝对性误解为永远斗争的“否定辩证法”，进而认为由此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即“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在我看来，齐泽克的看法部分正确，但总体上他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论。这里，毛泽东强调的矛盾斗争的无限可分性和永恒性，实际上还是在讲矛盾具有的普遍性及绝对性。他把毛泽东的矛盾普遍性论述当成了一种新的否定辩证法，这是一种误解。

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的概括。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所谓对立统一，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这就是所谓主要矛盾，所谓自己运动的源泉。”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开篇就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937年7月，毛泽东在阅读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中写道：“将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这是目前我看到的毛泽东把矛盾论概括为“一分为二”最早的文献。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都是可分的，最后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这可能是最早公开的一分为二的提法。毛泽东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凡事都可以分。从自然科学来看，原子分裂，电子分裂，原子核分解为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因此，毛泽东指出事物是发展的，是无限的，从空间和时间、从至大到至小都是可分的，我们的认识是无穷尽的。同样，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可以分的，不仅充满了矛盾，而且也在发展中。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都在走向死亡，也就是走向更高的阶段，这就是辩证法。

齐泽克认为，这不是一种发展观，而是一种“毁灭观”;不是辩证法，而是非辩证法;不是综合，而是过度强调斗争，是一种恶的无限发展。“他的错误在于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拒绝：他坚持认为斗争、分歧具有高于一切综合或统一的优先性。用宇宙本体论的术语说就是‘对立面的永恒斗争’——因此，他陷入了过于简单的、完全非辩证法的‘坏的无限’(bad infinity)的观念的斗争中。”这种非辩证法的观点把毛泽东还原到了一种异教徒的智慧中：所有事物最终走向灭亡。齐泽克认为，更为可怕的是毛泽东把这种一味的分裂、斗争和否定的思想也引向了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领域。“他对每件事都这样分析，把这样的原则用于分析社会主义本身——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原子核可以再分为质子和反质子这个事实中完成了一个本体论的跳跃，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分阶段实现。”在齐泽克看来，由于毛泽东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都持一种“无限可分，无限斗争”的观点，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种‘宇宙观’对毛泽东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种不相关的哲学警句，它有确定的道德一政治后果……这种世界观也导致了毛泽东对人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不特别重视。”换言之，齐泽克最后结论是：“这是关键的根本态度：死亡是为了实现目标做出的无情努力，将人视为一次性的工具。”

齐泽克对毛泽东关于事物可分的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首先，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来概括矛盾论，实质上指出事物都是矛盾的，因为其内部存在矛盾，矛盾的运动才会使事物无限发展下去。一分为二不是永远分裂和斗争，而是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的辩证关系。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的矛盾就是无限可分，就是不断地分裂和斗争，直到事物灭亡，这是一种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其本身就不是辩证法。他把毛泽东强调的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误认为是矛盾本身，从而忽略了毛泽东对矛盾的相对性、联系性和统一性的论述。其次，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是与事物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矛盾是物质运动的内在动因，矛盾的对立统一才促进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如果没有矛盾，事物就会停滞不前。同样，人们认识世界也是一分为二的，是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世界。但是，齐泽克把一分为二理解成了只有分裂，乃至于生命的灭亡。他没有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过程的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的发生的东西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谈到的事物的灭亡不过是事物向更高阶段运动和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并不是对生命的漠视。

在此基础上，齐泽克进一步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的“否定之否定”观点。他指责：第一，毛泽东反对和抛弃了恩格斯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第二，在矛盾中只讲分析或分裂，不讲矛盾的综合，这就是毛泽东的“否定辩证法”。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根据这段话，齐泽克就认为，“这种‘恶的无限’的概念后果就是：毛坚持反对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在这段话中，齐泽克还是没有能全面理解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毛泽东实际上讲恩格斯总结的辩证法三大规律之间的关系，三者之中应该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矛盾观是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也就是说，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都应该在对立统一中予以阐释和统一。“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1936年，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材〉(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中指出：“所谓现实与认识发展之辩证法过程，就是质量互变、矛盾统一与否定之否定过程。”同时，他在其中多处详细论述了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理解。毛泽东所谓的“没有否定之否定”不是完全不要否定之否定，而是他对该规律的一种解读：即否定之否定是发展中的否定和肯定，某个事物的发展阶段中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在更高阶段的矛盾循环的开始。

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的“否定辩证法”是不承认存在矛盾的辩证综合，只是一味追求分裂、斗争、否定和分析，不要矛盾的联系、统一、肯定和综合。换言之，毛泽东的辩证法就是斗争永无止境，唯有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时候矛盾斗争才暂时停止。齐泽克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个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两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为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由于齐泽克对这段话引用时是断章取义的，所以本文中不得不全部引用出来。齐泽克认为，毛泽东讲到了综合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鱼吃小鱼，所以就理解综合是一方通过斗争消灭和彻底否定另一方。“毛泽东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毛泽东的错误就在于：他反对通过否定分裂而达到辩证综合，他认为综合就是毁灭或者服从于敌方，毛泽东嘲讽综合，他的错误就在于这种嘲讽的态度之中，他没有理解黑格尔的综合。”齐泽克的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事实并非如齐泽克所谈的那样。毛泽东的否定之否定不是绝对否定和彻底毁灭一方，而是在发展中一方包含另一方，一个阶段否定前一个阶段也即肯定后一个阶段。换言之，毛泽东辩证地理解了矛盾中的分裂和统一、分析和综合，即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

第一，否定不是彻底毁灭和否定某物，而是事物发展中的质变。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谈到否定之否定规律时的一个例子：如果把麦粒磨碎了，或把昆虫踏死，我诚然完成了否定之第一个行为，但第二个行为却成为不可能。毛泽东的批注是：“至理名言，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因此，否定是发展中的否定，第二个否定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复归于最初的东西，但是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了，不是单纯的量的循环，而是质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否定的否定不是蚕蛹蛾、茎花果、少壮老之类，不是事物的量变，而是质变。“而重要恰好不在量，而在发展之质的生涯。必须当作新生命的出发点，即新规律性之出发点之一的过程的否定，才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真义或本质，否则只是空虚概念的游戏。”毛泽东最后指出，把否定之否定视为绝对的否定，这是不理解现实的形式论看法。

第二，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性表现辩证综合，综合不是双方的妥协，也不是彻底否定，而是扬弃。齐泽克认为，毛泽东不懂得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认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第一个否定是历史事件的失败，第二个否定则是对偶然性历史事件的失败的超越，即第二次获得成功意味着内容上和政治思想形式上获得彻底胜利。在黑格尔意义上，否定之否定是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从偶然的历史事件转变为历史必然的过程。也就是齐泽克所谓的历史发展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例如，恺撒称帝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一次历史的偶然事件，是个否定的悲剧;但是奥古斯都经过战争之后终于称帝，并且用恺撒的名字作为帝王的称谓，这是对前次否定的否定，即从内容的偶然性获得了形式的必然性。“在当代英国政治中，正如很多精明的评论员观察到的那样，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就其本身而言，是混乱的、冲动的，被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所左右。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政府使之制度化了，并使之稳固为新的体制形式，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把(第一次表现为)偶然性、历史意外事件变成了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尔重复了撒切尔主义，把它提升为一种观念。”因此，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不是在某种思想—政治形式内部的否定，而是对这种思想—政治形式本身的否定，当然第二个否定实际上是否定了内容之后对形式更好更高的肯定。换言之，齐泽克所谓的二次否定也是对历史内容的扬弃，通过否定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而获得思想—政治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肯定。例如，在迷信与科学的较量中，科学获得胜利不在于科学观念对迷信的否定，而在于迷信借助于科学话语来说明自己。其实，毛泽东的否定之否定的综合与齐泽克的理解本质上并无根本不同。齐泽克从事件的偶然性到必然性、从内容到形式的过程来诠释否定之否定，而毛泽东则是从量变到质变、从否定到扬弃的发展来看待否定之否定。但是，齐泽克认为他理解的否定之否定才是辩证综合，而毛泽东则是无限否定，彻底否定，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坚持分析与综合的对立统一，认为否定之否定的综合是一种对旧秩序和旧事物的吸收和扬弃。毛泽东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综合中指出，国民党军队逼着共产党军队，不想和平共处，而是要吃掉共产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只好否定国民党军队，一口一口吃掉，这是第一个否定。但是，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掉(人体毁灭)，而是士兵、武器乃至于军队作战方式等都被共产党军队吸收了，这是第二个否定，即扬弃了。共产党军队由从前打游击战的红军、八路军变成了打阵地战和运动战的解放军。“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动，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因此，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事物(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予合法地位而保存起来。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者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辩证综合，是一种对旧事物的吸收和扬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髓的。

齐泽克认为，由于毛泽东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综合，而把否定之否定当作了单纯的肯定，发展了一种否定辩证法和斗争哲学，因此，“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的无限否定的必然结果。这种辩证法为毛泽东提供了政策的基本模式：一方面鼓励自由开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敌人表露出其真实的反动倾向;另一方面则开始无情的斗争，进行强硬的政治清洗，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始终在自由开放与强硬路线之间摇摆。齐泽克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消极的彻底否定，是对过去革命成果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任何稳定体系的否定。换言之，是一场看似革命的狂欢和行动的宣泄。他引用了巴迪欧在《世纪》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是为了表象的斗争，而是一种实在界的激情。

换言之，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设定未来的理想场景，也没有革命的创造力，只是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我净化，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齐泽克指出了革命(激进解放政治)失败的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被敌对势力打败;第二种是在胜利中失败，即夺取了国家权力后变质为新统治者;“第三种是最具真实性，也是最恐惧的方式：准确的本能告诉我们：每一次革命稳固化为新的国家权力，就等于背叛革命自身，但是又无法发明一种真实的可选择的社会秩序，并强加于社会现实之上，因此极左派把诉诸所有毁灭性的恐怖行动作为保护革命运动纯洁性的极端策略。巴迪欧把最后一种失败方式称之为‘对虚无诱惑的献祭’……解放政治最可怕的敌人不是被现有统治秩序所镇压，而是革命内部的虚无主义以及随着虚无而来的没有底线的残酷斗争”。因此，齐泽克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内部的净化运动的自我毁灭。齐泽克最后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赌注不仅是国家权力，还是新经济组织和日常生活的秩序。“文革”的失败就是在于对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破坏，始终是一场过度的革命狂欢。

总而言之，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矛盾论，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不过，毛泽东没有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把这一规律简化为彻底的否定，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齐泽克虽然很推崇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很多是错误的。不过，齐泽克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不失为我们了解西方左翼和反观自身的一个途径。

(作者简介：韩振江──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