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消费中国:消费主义如何影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书评
译者按:本文译自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第27卷第2期,第179-181页。译文曾发表于公众号“零号笔记本”,现重新发布。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Karl Gerth(葛凯) 著。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通过《消费中国》一书,历史学者葛凯(Kerl Gerth)加入了有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权性质的讨论。通过“国家消费主义”的视角,葛凯认为与其将那一时期理解为“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毛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呈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国家权力通过中央计划委员会与全民所有制主导着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进而形成的一种工业资本主义。”(原书p4)作者认为贯穿于毛泽东时代始终的消费主义因素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但这一目标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生产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的变体。”(原书p4)
本书第一章研究了有关“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洗衣机)的生产与消费。作者认为尽管国家把获得三大件的机会增加设定为经济成功的象征,但是当人们是基于满足物质需求而视购买三大件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就偏离了官方宣传的“勤俭节约”的轨道。在作者看来,国家政策不仅促进了新商品的生产,事实上也促进了人们的物欲。
第二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废除资本主义来变革社会关系,而是向资本家保证,只要私人资本主义可以为国家快速工业化服务,那么新社会就会为他们留有一席之地。
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何种手段促进了国家消费主义。在中苏蜜月期,中国的老百姓通过苏联专家、苏联展览和苏联的大众媒体了解了苏联式的消费主义。然而,当党的领导人开始把苏联的消费主义视作“资本主义复辟”的迹象时,一种关于消费和克制的混合论调开始占上风,希望“用更加社会化的、国家认可的消费主义取代消费主义中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利用宣传将消费需求引导到预定的方向。”(原书p102)
第五章则强调了商店在中国共产党扩大和引导国家消费主义方面的作用。通过对资本主义零售业的改造,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工业消费主义的基础设施”,并“建立了使消费主义价值化并成为受到推崇的制度”,并试图“通过宣传运动来限制基于勤俭节约而产生的物质欲望。”(原书p217)
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了文革时期的消费主义,尽管红卫兵想要通过“破四旧”来消灭消费主义,但他们反而扩大了消费主义的影响。因为有更多的人可以借此看到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耐人寻味的是,围绕着毛主席像章的交换与收集活动进一步反映出“消费文化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持续与扩张”(原书p217)
在本书中,作者把“消费主义”作为一个组织概念,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消费主义自身的三个“决定性方面”即“大规模生产下的消费品制造与分配、关于这些商品的话语的扩散,以及通过这些商品的消费来沟通身份”(原书p7),使作者能够参与不同的话题,如国家政策、宣传与日常生活。由于许多新浪博客并没有留存下来,书中使用的许多来自于网络上的回忆文章是及时且令人耳目一新的。
但是,消费主义可能并不是支持本书论点的最合适的概念,因为消费主义是否可以等于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争议。如本书中引用的巫仁恕的著作——《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此书书名即表明了早在工业资本主义尚不存在的16世纪,消费主义早已兴起,但这只能说与市场经济相关而非与资本主义相关,而马立博(Robert Marks)在《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也指出,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商业化。
该书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对消费主义与消费两个概念的混淆。正如消费主义的定义所指出的,当我们在衡量消费者的消费活动是否具有消费主义因素时,我们必须厘清消费者的真实意图。例如,作者使用陈一林(音译)的案例去证明人们会通过选择最时兴的手表品牌来购买手表以“区分他们自己”(原书p38),但是,相关资料显示影响陈做出选择的主要因素是手表的质量。此外,购买更好的商品可能与官方勤俭节约的宣传并不冲突,因为选择更好的商品往往是因为它们更耐用。因此,如果想对人们的购买意图进行“深描”,就需要获得更多决定性的信息来源,比如进行访谈。
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被消费主义所“否定”的说法仍然需要更多的讨论,因为这种说法的有效性取决于论者采取何种标准来探讨革命的有效性。革命可能在某些方面尚有推进的空间,但它成功的建立并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例如作者关于毛主席像章的讨论,虽然作者把毛主席像章的流行解释为消费主义的标志,但最终是毛主席像章而非其他物品“成为通过鉴赏和拥有来区分自己的一种方式”(原书p208)这一事实的背后,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接受。不过,瑕不掩瑜,本书依然是对中国经济、比较社会主义以及文化研究感兴趣者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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