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
释义:1845年春,马克思旅居布鲁塞尔,正值其思想发生决定性转变的时期。此前他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曾有过思想共鸣,但到这一时期,马克思已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这位一度被奉为偶像的哲学家展开批判。当时西欧社会矛盾尖锐,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世界观,而费尔巴哈式的直观唯物主义恰恰无法承担这一使命:它把人仅仅视为感性直观的对象,不理解人通过实践对世界的能动改造,因而在历史观上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写下了后来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段引文出自《提纲》第八条,位于全文的总结性部分,其锋芒所向,正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根本缺陷。这句话的核心涵义在于,马克思把实践确立为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基石,并由此指明了消解理论神秘性的现实路径。所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意味着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意识乃至历史变迁,都不是某种超验力量或抽象观念的产物,而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与形式:实践既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又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理论脱离这一实践根基,便必然走向神秘化。鲁品越指出,唯心主义以抽象的精神运动来把握世界,最终只能归诸神学;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客观实在性,却由于仅从直观形式理解对象,无法说明主客体之间的现实互动,也只能依靠“神秘主义的凝思”来构想彼岸世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便是典型例证:他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这本是合理的一步,但他没有进一步追问世俗基础何以会从自身中分裂出宗教这一独立王国,更不懂得只有通过实践对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进行革命改造,宗教的“神圣”幻象才能真正瓦解。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合理的解决”,既不是把神秘的东西简单宣布为幻觉,也不是用另一种理论去“解释”掉神秘,而是要求把理论放回它得以产生的实践土壤之中,在实践中揭示其世俗根源,并在改变实践条件的过程中使之失去存在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批判的范围,它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凌驾于实践之上的传统哲学姿态,宣告哲学的任务不在于静观世界,而在于从实践出发理解世界并参与对世界的改造。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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