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读一篇马恩经典|《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
《古代社会史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系统研读古代社会、原始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家庭形态和国家起源的一组读书笔记,主要包括对摩尔根《古代社会》、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的摘录与评注,学界也常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1879—1882年,马克思抱病读完了这批书,留下约四十万字的摘要与批注,生前未整理出版。1941年,苏联首先发表了《摩尔根笔记》,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系统整理四个核心笔记,在西方掀起了一场关于“晚年马克思”的大争论。

一、带有火气的批注与东方公社问题
柯瓦列夫斯基研究的是“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他在书里提到法国资产阶级在阿尔及利亚推行土地私有化,认为是“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旁边冷冷插了一句:“在法国资产者看来”。他注意到东方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土地公有,但房屋、宅旁园地、个人劳动成果私有。这种结构在西方公社里很快被私有制瓦解,但在东方,它与专制国家、灌溉农业结合,竟延续了一两千年。正是如此,马克思反对把印度、美洲等地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简单类比于西欧封建制度。他指出,不同地区的土地关系、权力结构和共同体形式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用单一模式机械套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他提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定稿中措辞则收紧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公社有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

二、在摘录中的结构性改造与“两种生产”的延伸五篇笔记之中,《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篇幅最大,也最重要。摩尔根原书按照“发明和发现—政治观念—家庭—财产”的顺序展开,带有19世纪进化论人类学典型的单线递进色彩。马克思在笔记中改变了这个结构,把“生存的技术”与“古代家庭”这两个分属不同篇章的部分放在一起,使论述落在物质生产与财产关系、亲属组织的内在联系上。这一调整透露的理论关切很清楚,社会形态变迁的根基不在政治形式的更替,而在家庭形式、财产关系与物质生产方式的演变。摩尔根关于氏族公社的实证材料使马克思确认,人类社会的原初形态不是孤立的家庭,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其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里涉及“两种生产”思想,史前社会既受物质资料生产制约,也受人本身生产即亲属关系和人口再生产制约。原始社会早期,血缘关系具有更突出的组织功能;随着私有财产和父权制发展,家庭逐渐成为财产传递和阶级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先于阶级社会的外部不平等,并为后者提供了组织原型。

三、对“法权永恒化”的批判与国家发生学的基础梅恩是从古代法律阐述历史的英国法学家,但他“根本不了解氏族的地位和作用”,把印度的父权制大家庭误认为社会的原始形式。马克思的批注集中于三点:其一,私有制并非自古以法律形式“自然”存在,土地关系的变化根源于生产力发展,而非法权观念的自我演进;其二,联合家庭的历史定位需要放在氏族与家庭的发展序列中理解,不能以父权制家庭倒推全部古代社会;其三,梅恩从“个人权利至上”“私有财产神圣”等现代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出发,把“从身份到契约”描述为从集体走向个人的普遍运动。马克思在笔记中留下一条批注:“这一‘道德的’表明,梅恩对问题了解得多么差;就这些影响(首先是经济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正是在这一批判中反向澄明了国家的发生学基础。国家不是先验的政治形式,而是从氏族—共同体—家庭的经济分化中历史地生成的。

四、氏族缺失与婚姻形式的“逆序”拉伯克的著作标题直指“文明起源”,马克思给出简短而锋利的批注,指出拉伯克同麦克伦南一样,“对基础,即存在于部落之内的氏族一点也不了解”。拉伯克接受麦克伦南的框架,把“群婚”和“淫婚”等同起来,并以此作为婚姻史的开端。马克思批注:“实际上清楚得很,淫婚是一种以卖淫为前提的形式(卖淫只是作为婚姻之对立物而存在的)。因此这是逆序法。” 卖淫是婚姻形式分化的历史产物,不能反过来被设定为原始状态的起点。氏族作为原始社会的基础单位一旦缺席,婚姻史就只能从文明社会的范畴出发倒推。拉伯克笔记从反面确认的,正是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笔记从正面建立的原则。原始社会史必须从公社—氏族的结构出发,而不能从文明社会的法权或道德范畴出发。

五、村社结构与“封建”概念的误用菲尔笔记最为简短,但马克思的态度最为直白。菲尔把印度和锡兰的村社结构称为“封建的结构”,马克思的批注毫不留情:“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这句评语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拒绝将印度历史“封建化”的批判一脉相承,菲尔笔记因此成为马克思拒绝“封建”概念泛化的一个标志性文本。它以最不留余地的方式划定了“封建”范畴的适用边界。村社结构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西欧中世纪的封建范畴不能作为普适尺度强加于东方。马克思对“封建”概念的这种警惕构成晚年笔记中一条连续的方法论红线。

总结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放下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转去研究氏族、亲属制度和土地公社?他追问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消失的“远古阶段”,而是一个至今仍然有待探讨的问题:共同体究竟应当由财产来组织,还是由联合起来的人来组织?当酋长把选举产生的职权转化为世袭财富,当殖民权力把公社土地变成可以买卖的私有产权,被瓦解的从来不只是一种“落后的制度”,而是一种不经过私有财产中介而组织共同生活的可能。
今天,平台资本通过占有海量用户数据与核心算法,重构了社会权力的配置。用户在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条社交关系、每一段停留时间,都在为资本增值贡献力量,却无法分享数据收益。马克思所揭示的原始积累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演,不是剥夺农民的土地,而是剥夺用户的数据所有权。这种现象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圈地运动” 。平台所构建的“算法共同体”看似连接了所有人,实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显性的数字劳工和隐性的“产消者”,其时间、情感和社交都被纳入剥削链条。一种新的“私有化”被包装成技术“进步”,而被侵蚀的恰恰是共同体成员对自身劳动条件的公共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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