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革命”,成为总统:《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五

作者:青弋主人 来源:阿拉拉特的水手 2026-11-17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作者:布赖恩·J·彼得森(Brian J. Peterson)

译者: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然后我们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启动计划。8月4日是独立日前夕,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总统会在当晚向全国发表讲话。”当高级军事将领都被召集去听总统演讲时,这是夺取政权的最佳时机。得知消息后,布莱斯·孔波雷和波城的突击队员立即行动起来。但该国精锐战斗部队只有一辆可用的军用车辆,于是他们征用了十几辆来自加拿大建筑公司拉瓦林(Lavallin)的卡车,这家公司当时正在修建道路。车队中的一些司机甚至自愿开车前往瓦加杜古,却并不知道他们所支持的是什么行动。其中一人在瓦加杜古不幸丧生。总统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Jean-Baptiste Ouédraogo)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试图寻找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在托马斯(桑卡拉)的家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卡博雷回忆道,“这时玛丽亚姆(Mariam,桑卡拉的妻子)走进房间,说总统正在打电话。他提出了一个提议。布莱斯已经在来的路上,但他们决定去见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让 - 巴蒂斯特・菲利普・韦德拉奥果 布基纳法索(原上沃尔特)军医出身的前国家元首,1982 年政变上台执政仅 9 个月,1983 年被托马斯・桑卡拉发动政变推翻

桑卡拉来到韦德拉奥果总统的家中,当时塔米尼上校(Colonel Tamini)、亨利·宗戈上尉(Captain Henri Zongo)和其他军官正在讨论局势。韦德拉奥果总统提出了从权力高位退下的可能性,以促成一个过渡政府。据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说,桑卡拉表示赞同:“桑卡拉试图避免任何流血冲突,也许他对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怀有某种情感。他希望找到和平解决方案。”然而,孔波雷却决心进军瓦加杜古。他在夺取政权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甚至表达了想当总统的愿望,但遭到了同事们的反对。当总统进行广播讲话时,孔波雷和突击队员抵达了首都郊区。其他士兵则乔装成平民,乘坐驴拉的柴车、民用车辆和轻便马车潜入城内。平民们占据了战略要地,在断电后的十字路口等待,以引导突击队员进城。大约九点钟,枪声响起,许多人以为这是独立日庆祝活动的烟火。但枪声很快变得密集,正如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所描述的那样:“规模较小的多数‘袭击者’制造了高度的‘戏剧性效果’,他们行动迅速,是相对较小的部队,开枪时声音很大。”很快,军事空军基地和炮兵部队被占领。让-克洛德·坎布勒(Jean-Claude Kamboulé)的装甲师被击败,坎布勒设法逃到了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后来他以那里为基地试图推翻桑卡拉。

对总统住所的袭击由文森特·西盖(Vincent Sigüé)领导,这是最激烈的战斗。“我家周围躺满了尸体,因为那里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们寡不敌众,最终投降了。西盖满怀自豪地来逮捕我。布莱斯·孔波雷上尉大约在10点左右出现,我们交换了几名守卫。然后大约11点,托马斯(桑卡拉)到了,韦德拉奥果被拘留。”他向我保证会保护我的安全以及我家人的安全,并表示他已准备好安排我和家人撤离。”不幸的是,韦德拉奥果总统突然重病,所以桑卡拉试图寻找医生。韦德拉奥果被送往法国治疗,但回来后就被软禁了。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瓦加杜古广播电台(Radio-Ouagadougou,现 RTB 国营广电总台)主楼照片,1965年

大约凌晨1点30分,桑卡拉在瓦加杜古广播电台(Radio-Ouaga)坐下,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是他在政变后的首次声明,随后响起了军乐。桑卡拉提醒听众,中低级军官和准军事部队是应“恢复国家独立与自由”的迫切需求而进行干预的。他谴责“旧政权为‘人民的敌人’,即为‘外国统治和新殖民主义’服务”。他谈到了“爱国热情的高涨”,但却忽略了平民左翼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疏漏预示了某些平民团体与军事派别之间最终的分歧。桑卡拉宣布成立全国革命委员会(CN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借鉴了阿尔及利亚的模式——作为中央管理机构,并立即呼吁成立类似古巴风格的革命防卫委员会(CDR,Revolutionary Defense Committees)来保卫革命。桑卡拉表示,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决裂:“不言而喻,各政党将被解散。”其目标不是举行选举让精英们参与政治游戏,而是“捍卫沃尔特人民(Voltaic people)的利益”,以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桑卡拉以宣称“我们国家光辉的爱国战斗”结束了讲话,这句话借用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名言:“无论生死,我们必将胜利。”

8月5日清晨,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和游行。由于当天是独立日,官方游行队伍与革命支持者在独立大道上汇聚。男女老少都沿着主街步行或骑车,挥舞着上沃尔特的旗帜、革命旗帜和绿叶树枝。国家广播电台不断播放革命节目。上午中旬,人群前往总统府,在那里聚集等待桑卡拉发表讲话。在某个时刻,桑卡拉从车上下来,人们把他扛在肩上,高呼革命口号。然后他回到车里,这时他发现一名名叫阿卜杜拉耶(Abdoulaye)的男子坐在驾驶座上。“你在我的车里做什么?”桑卡拉问道。这个名叫“阿卜杜拉耶”的男子坚持要当他的司机。“但我甚至不认识你。”桑卡拉拒绝道。男子仍坚持,桑卡拉最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奇怪的提议,让他开车在城里转。就这样,前邮政职员阿卜杜拉耶·古埃姆(Abdoulaye Guem)作为桑卡拉的司机加入了革命队伍。最终,来自波城的突击队员德尔·松达(Der Somda)接替了桑卡拉的司机一职,但古埃姆仍然是桑卡拉圈子的一员。然而,古埃姆和德尔·松达都在1987年10月15日桑卡拉遇刺时一同遇难。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库卢巴宫(Koulouba Palace),位于瓦加杜古北郊库卢巴高地,殖民时期修建,韦德拉奥果、桑卡拉、孔波雷三代元首共用同一座总统府

桑卡拉前往总统府,在那里会见了他的军事同僚。平民左翼领导人自发组织集会支持全国革命委员会。菲利普·韦德拉奥果描述了那个时刻:“8月4日之后的那天,真是不可思议。每个人都来到总统府。桑卡拉、林加尼(Lingani)、宗戈和布莱斯站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并表示祝贺。场面非常壮观。看到如此庞大的人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回忆说,1983年8月4日“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他看到了国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可能性:“在过去的21年里,我一直期待着我国革命力量的到来,特别是自从1962年我加入共产党,希望在上沃尔特建立社会主义以来。”的确,虽然桑卡拉努力让“社会主义”这个词保持一定距离,但全国革命委员会中的其他人显然在设想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普通民众大多将其描述为充满希望和热情的日子。当时的一名高中生回忆道:“8月4日之后的那天,我们走上街头,表达对革命的喜悦和兴奋之情。那是一段充满喜悦的时光。托马斯·桑卡拉给年轻人带来了希望。”但也有人回忆起相当大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商人、企业主和旧政治阶层担心他们会被征收更多税款,或者权力会被夺走。天主教神职人员担心“共产主义接管”带来的宗教影响。由于媒体对穆斯林宗教权威的隐晦批评,穆斯林也对全国革命委员会持怀疑态度。许多穆斯林商人很快就停止了商业活动,搬到了邻国。事实上,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差异很大,年轻人拥护革命,而他们的父母、传统首领、外国人和长辈们则持观望态度,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长辈们常常反对革命。他们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他们不喜欢莫罗·纳巴(Moro Naba,瓦加杜古的传统首领)和其他首领被降职。但许多首领并不是真正的传统领袖;他们是被殖民政府赋予权力的人,因此他们并不想放弃权力。”穆斯比拉·桑卡拉(Mousbila Sankara)解释道。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托马斯·桑卡拉

关于谁发起了革命防卫委员会,说法不一。阿达玛·图雷表示,这个想法在7月25日桑卡拉、林加尼和PAI领导人的会议上就已经讨论过。然而,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和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则记得在8月4日晚上才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此外,一位来自瓦加杜古的PAI基层领导人回忆道:“在8月4日晚上,托马斯·桑卡拉宣布革命后,我们立即开始在实地建立革命防卫委员会。我们知道,一旦桑卡拉掌权,我们就会立即受到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攻击。”事实上,正如古巴的情况一样,上沃尔特的革命防卫委员会最初旨在训练和武装成员(通常配备简单的弯刀和棍棒),以组建民兵组织,建立检查站。但很快,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成员就参与到公共工程、维修和铺设主要城镇的道路、清洁社区、植树以及在干旱地区分发食物等工作中。在农村地区,传统首领成为了革命政权的基层支柱;他们是传播革命政策、组织发展项目和提高政治意识的主要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系统扩展到了中学、大学、军事驻地、公务员部门和私人企业。作为革命防卫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见证了它的成立。卡博雷回忆道:“我从一开始就有了这个想法。托马斯让我担任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负责人。组建这些委员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和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édraogo)一起在社区里建立当地的革命防卫委员会。”然而,后来卡博雷认为,作为一名热情的培训师,他更适合担任公共卫生部长。他的继任者是皮埃尔·韦德拉奥果,一名年轻的航空中尉。当时,人们对刚从法国回来的皮埃尔·韦德拉奥果知之甚少。但这个任命立即引起了工会领导人的强烈反应。

作为左翼沃尔特工会联合会(CSV,Confédération Syndicale Voltaïque)的负责人,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似乎是这个职位的理想人选,许多人认为他会得到这个任命。他立即对任命一名缺乏经验的军官担任如此关键的角色提出了质疑。“我对托马斯说,‘让一个没有组织群众经验的军官担任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什么商业决策?’”图雷说,“‘这些都是平民。在这个国家,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如何组织平民。士兵们甚至不了解平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不再像在马里(Mali)那样生活在营地中。我们担心会出现像在马里那样的民兵组织。’”图雷最终被军事派别监禁,他的证词反映了深深的痛苦。此外,很快大家就发现,皮埃尔·韦德拉奥果能力不足,结果,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被一些机会主义者接管,他们滥用新获得的权力。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苏马内·图雷

分歧越来越深,这揭示了不同团体对革命政府的设想存在严重分歧。除了与军方的争端,苏马内·图雷还发现自己与最近从法国回来的大学生经常发生冲突。“我觉得这些年轻学生缺乏一定的成熟度和经验。”图雷回忆道,“他们似乎陷入了无休止的学术辩论中,这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劳工斗争的现实。”但主要问题还是代表权问题。尽管在政治舞台上地位较低,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Union de Lutte Communiste)仍争取尽可能多的部长职位,而根基稳固的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则决心阻止这种情况。桑卡拉在对立团体之间周旋,身边围绕着亲密的朋友,这表明他不愿将治理置于友谊之上。但内部派系斗争只会随着竞争团体争夺革命领导权而加剧,桑卡拉的军事同僚们进一步采取行动,将平民左翼边缘化。

政变后不久,约里安·索梅上校和菲德尔·盖布雷上校(Colonel Fidèle Guebré)被捕。然后,在8月7日晚上,瓦加杜古实行宵禁后的平静被自动武器的声音打破。第二天早上,有传言称索梅和盖布雷在“试图逃跑时”被杀。许多人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我叔叔约里安·索梅的死是我第一次经历革命的残酷,”瓦莱雷·索梅严肃地回忆道,“这对我影响很大。最重要的是,因为事实与官方版本大相径庭。”目前尚不清楚谁应对这起杀戮负责。大多数人认为是孔波雷,他当时负责安全事务。但这些谋杀与桑卡拉不流血革命的目标相悖,开创了一个坏先例,正如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所不祥地指出的那样:“通过处决他最害怕的对手,他改变了上沃尔特的政变规则,而且人们很可能担心这些规则有一天会反过来对付他。”的确,两位上校的处决引发了旧政治阶层的强烈愤怒,几乎可以肯定会引发一场后续的政变企图。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上沃尔特是布基纳法索的旧国名,“沃尔特” 指境内三条沃尔特河(黑沃尔特、红沃尔特、白沃尔特),上沃尔特意为 “沃尔特河上游地区”,因国土地处河流上游得名

随着全国革命委员会(CNR)的核心架构逐渐成型,桑卡拉开始着手处理传统的莫西人(Mossi)权力结构问题。正如克劳德特·萨翁内-居约(Claudette Savonnet-Guyot)所观察到的,针对莫西族首领的行动比以往政权更为激进。尽管莫里斯·亚梅奥果(Maurice Yaméogo)曾削弱过这些首领的权力,但首领制度的角色和地位从未被“如此无情地质疑”。早期的革命行动之一便是因欠费而切断莫罗·纳巴(Moro Naba,莫西族的重要首领)住所的电力供应。这场“针对莫西族首领的战争”以及他们的反应在口述资料中十分突出。一位来自瓦加杜古的前革命防卫委员会(CDR)代表指出:

桑卡拉试图推翻整个社会秩序。他向这些首领宣战,因此遭到他们的厌恶。他反对首领们落后的统治方式,以及他们享有不劳而获的特权。于是政府切断了莫罗·纳巴住所的电力供应。但莫西族首领进行了报复。在国家电力公司(Sonabel)的一名员工在一次切割电力的事故中不幸身亡后,人们认为他是被神秘力量杀害的,因为这是一场“意外”。在民众的想象中,他们认为是莫罗·纳巴通过神秘主义手段杀害了这名员工。在一些村庄,莫西族首领也渗透进了革命防卫委员会体系。他们派自己的儿子或亲信加入革命防卫委员会,为自身利益而战,并维持对村庄的控制。

8月17日,桑卡拉召开会议,邀请所有前任总统和主要政治人物,包括莫里斯·亚梅奥果、桑古莱·拉米扎纳(Sangoulé Lamizana)、萨耶·泽博(Saye Zerbo)等人。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他们可在和平安全环境中平静生活,但他们之前所属政党将被解散。两年后,社会主义人民阵线(FPV)领导人、历史学家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Zerbo)被桑卡拉邀请参加会议,桑卡拉鼓励他参与革命。然而,尽管两人都对国家有进步愿景,基-泽尔博却选择流亡达喀尔(Dakar)以对抗国内敌对势力。被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冷落的桑卡拉,展现出年轻革命领袖与长辈间的代际矛盾。观察家们认为,桑卡拉和基-泽尔博未能达成共识令人遗憾。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约瑟夫·基-泽尔博

因持续面临反革命政变威胁,桑卡拉和全国革命委员会将总部设在“协商委员会”(Conseil de l’Entente)建筑群围墙内。数周里,桑卡拉与许多平民住在协商委员会大楼,白天与不同民间领袖会面。除桑卡拉、孔波雷、林加尼和宗戈四人组外,全国革命委员会中其他杰出年轻军官还有布卡里·卡博雷(Boukary Kaboré)、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édraogo)、洛朗·塞多戈(Laurent Sedogo)、希恩·基利米特(Hien Kilimité)、达乌达·特拉奥雷(Daouda Traore)、米歇尔·科阿纳(Michel Koama)和克里斯托夫·萨巴(Christophe Saba)。随着全国革命委员会在首都军事地位巩固,他们清洗军队,让高级军官提前退休,用更忠诚的年轻上尉和中尉取代。同时设立军队高层指挥职位,让-巴蒂斯特·林加尼(Jean-Baptiste Lingani)担任指挥官。全国革命委员会在法达恩古尔马(Fada N'Gourma)和加奥亚(Gaoua)建立新军事单位。孔波雷负责国内安全,然而,他和桑卡拉掌权后都未贸然提升军衔,桑卡拉直到最后都是谦逊的上尉。

组织架构上,全国革命委员会由三个组织组成:军队的革命军事组织(OMR,Revolutionary Military Organization),由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任发言人;两个平民政党,即非洲独立党(PAI,African Independence Party)和经分裂后重组的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R,Union of Communist Struggle-Reconstructed,前身为共产主义斗争联盟 ULC)。极左翼以上沃尔特阿尔巴尼亚模式建立的共产党(PCRV,Communist Party of Upper Volta)拒绝加入全国革命委员会,但约六十名成员最终加入了。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是政治局,由十八名成员组成。全国革命委员会的确切组成出于“安全原因”而保密。他们名义上支持“民主集中制”:在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进行自由辩论,但最终决策基于大多数人的意见,且全国革命委员会应“行动一致”。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全国革命委员会(CNR)无独立专属徽章,其官方视觉符号为1984–1987革命时期国徽

然而,实际上全国革命委员会并非主要决策机构。尽管桑卡拉和其他领导人将其塑造为“中央政治机构”,即进行激烈辩论然后决策,但前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回忆,这个过程并非充满活力,而是更倾向于自上而下。问题在于全国革命委员会主要由大多没学过政治、经济或法律的军官(非委任军官 NCOs)组成,在人数上远少于受过大学教育的平民。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回忆:“当我们提出想法时,我得坦率说,很多成员觉得全国革命委员会不是学术辩论的地方。我感觉决策似乎在委员会不知情时就做出了。”但当政府行动时,又以“全国革命委员会”名义行事,掌控整个国家机构。美国国务院分析报告指出,虽然“关键决策者”是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但“无证据表明它是正式决策机构”。此外,与其他革命政府不同,“无迹象表明存在秘密运作的经典政党结构,向从属政府下达政策指令。我们也认为在这个充满流言的小城,这种现象短时间内不会无人知晓”。四年后,另一份报告称:“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决策有时在总统办公室产生,没人注意到任何形式的会议……有时全国革命委员会只是被告知重要决策,有时甚至在决策做出后才知晓。”相比之下,部长会议在“几乎所有政府领域”被视为“关键机构”,“协调广泛决策”。部长会议每周三全天开会,主要专注制定法令和其他正式事务,“为桑卡拉在其他领域,尤其外交事务,留出很大个人决策空间”。

的确,考虑到部长会议重要性,分配部长职位竞争激烈。核心问题是不同团体的代表性,存在对政府看起来过于“共产主义”的担忧。比如,一些军官反对任命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为信息部长,担心他作为亲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在国外知名度高,会给国家带来不良形象,还担心他作为前军事学院教授,对以前学员影响力过大。最后,在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成员不情愿完全退出后,军方同意图雷进入政府。

当全国革命委员会第一届政府——部长会议——公布时,成员包括十五名平民和五名军官,显示出权力的代际转变。平均年龄仅三十岁的桑卡拉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布莱斯·孔波雷被指定为“二号人物”,担任“驻总统府部长代表”。四人核心小组中,让-巴蒂斯特·林加尼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亨利·宗戈被任命为经济促进部长。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提供六名部长,包括阿达玛·图雷(信息部长)、阿尔巴·迪亚洛(Alba Diallo,外交部长)和菲利普·韦德拉奥果(通信和交通设备部长)。共产主义斗争联盟提供三名部长。桑卡拉的朋友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被任命为工程、社会安全和公共服务部长,他的兄弟欧内斯特·农加·韦德拉奥果(Ernest Nonga Ouédraogo)被任命为内政和安全部长。政治局关键人物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选择作为桑卡拉的政治顾问专注“理论问题”,而非担任部长职位。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布莱斯·孔波雷,“二号人物”,暂时的

事实上,桑卡拉掌权时国库空虚,他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大幅削减政府官员薪水和特权。这可说是“结构性调整”的先声。美国电报报道,桑卡拉的“紧缩措施”在没有外部指导下自豪推行,这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兴。然而,与当时许多采取紧缩措施的政府不同(通常通过削减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项目来保护富人特权),桑卡拉采取不同方式,努力确保紧缩措施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自独立以来,裙带关系导致上沃尔特官僚机构极其臃肿且效率低下,约三万名公务员。公务员将办公室变成私人领地,滥用职权,公共支出严重超支。除削减薪水,全国革命委员会还减少住房补贴和汽油补贴,如减少政府车辆使用,限制公务员收入。桑卡拉说:“政府官员不得不放弃一些福利,我们对政府成员实施这些牺牲措施。”然而,即使削减开支后,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上沃尔特后来国名)的公务员薪水仍高于邻国同行。整顿官僚机构时,全国革命委员会还解雇涉及腐败、旷工或其他违规行为的人。“作为部长,我负责处理解雇事宜。”菲德尔·托埃回忆,“腐败现象极其严重,我们甚至不知从哪开始整治——盗窃、挪用公款、欺诈和旷工。有些公务员领薪水却无所事事,这种情况通过家族关系网引发广泛不满。”美国大使馆电报报道,公务员一直生活在被停职或处分的恐惧中。

尽管桑卡拉多数决策心系人民福祉,但必须承认,他为革命带来严格军事纪律。革命爆发后,他以常“突然视察”各部委闻名,确保政府雇员按时到岗,办公室整洁。许多公务员、部长和高级官员不欣赏这种管理方式。国家电视通信局局长塞尔日·泰奥菲勒·巴利马(Serge Théophile Balima)描述了桑卡拉对迟到的严厉政策:“他实施的惩罚措施对成年人来说并不合适。如果你上班迟到,哪怕只迟到五分钟,就会有一张纸条放在桌上,上面写着‘你迟到了,7:05到岗,你将受罚,周末来加班,周六和周日全天工作’。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无论你是车出了问题、交通堵塞,还是送孩子上学……只要稍有迟到,就像孩子一样受罚,这种做法太过分了。”

事实上,桑卡拉希望他人效仿的军事风格纪律,在他身边的人看来常常难以实现。阿尔弗雷德·萨瓦多戈(Alfred Sawadogo)指出,在早晨升国旗仪式的情境中,桑卡拉有着完美主义的冲动。他曾从阳台上报道了一次升旗仪式,当时总统在办公室里。仪式结束时,桑卡拉喊道:“这太懒散了!那些不想参加升旗仪式的人就别来!那样会更好!你怎么能低着头升国旗,还像盯着自己的鞋子一样?当国旗升起时,你们的目光必须随着国旗上升而注视,语气要热烈,而不是像你们现在这样含糊不清。”他的同事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大多数平民并不习惯这样的军事纪律。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红 = 革命牺牲,绿 = 土地农业,黄五星 = 革命理想之光,1984 年更名布基纳法索时启用

尽管桑卡拉倾向于秩序,但他也愿意尝试新事物。例如,在那个很少有非洲国家元首会考虑台式电脑的时代,桑卡拉却接受了这项新技术。1984年,他通过美国大使馆购置了一台电脑,很快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并要求所有部门负责人都接受培训。在其他领域,他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自发性和智识灵活性。相比之下,他的一些军事同事“无法接受听取平民的建议或指示”,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道,桑卡拉“深入与平民讨论事情的细节,并公开辩论”。“然而,在某些方面,桑卡拉对接受他人建议的意愿存在一些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顾问或部长都不愿意与他发生冲突。批评者认为,自从桑卡拉掌权以来,他的自信使他常常忽视他人的意见。”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在他有些偏见的回忆录中写道:“桑卡拉非常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倡议,并且坚信,从表象上看,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革命的领导者。他希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视为创新者,并且不接受与其他革命者分享他认为特别壮观的措施的功劳……他不会容忍矛盾,因为他总是表现得像一个伟大的有远见的人,不会挑战自己作为伟大远见者的品质。”

大多数人都认同桑卡拉很没有耐心,并且厌恶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对他来说,革命意味着学会“快速工作、快速思考、快速行动,并完全负责地做出决策”,正如萨瓦多戈所总结的那样。所以桑卡拉希望与那些对特定主题了解最多的人直接接触,而无需不必要的政治过滤或官僚中介,这些中介往往试图为事情邀功。“托马斯(桑卡拉)有一种新的领导风格,是人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当有问题需要解决时,他有能力找到非常实际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托马斯会跳出常规思考,他会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在我们的系统中,当有紧急情况时,我们称之为‘红色’。这意味着必须立即处理。他会收到原始文件,仔细阅读文件。我们的革命性结构使他能够尽快完成工作。他觉得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正在参加公务员电子考试的布基纳法索青年,2026年

桑卡拉完全致力于革命事业,结果他的个人生活受到了影响。玛丽亚姆·桑卡拉(Mariam Sankara)回忆说,自从她丈夫成为总统后,他感到持续工作的巨大压力,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离家几天甚至几周,频繁出国旅行。这让他经常对玛丽亚姆说“widow”(寡妇),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将此解释为“他的一种宿命论,一种他可能因为所冒的风险而过早死亡的感觉”。当玛丽亚姆操持家务时,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上尉处理其他所有事情,因为“总统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个人问题,就像他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一样”,宗戈说。有很多事情需要协调,尤其是对于一个似乎永远坐不住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宗戈是桑卡拉的门卫,他随时都能联系到桑卡拉,“或者说托马斯是一个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的人。而且他睡眠很少,”宗戈回忆道。“他的要求非常高,但同时,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工作非常努力,但工作之余,他会开玩笑,和别人聊天,讲故事。”事实上,桑卡拉的耐力和工作节奏是出了名的。他的日程安排相当不规律,经常在半夜进行突发的公路旅行到农村地区。结果,他常常在会议中睡着,正如他的同事们所记得的那样。他的随行人员经常评论说“当上尉午睡时,就意味着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托马斯与玛丽亚新婚照片

在日常生活中,桑卡拉早起锻炼,比其他人早很多到达办公室。他每天都把闹钟带到办公室和家里,因为他不戴手表。当他不在办公室时,他有问别人时间的习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以严格的纪律和质朴而闻名,但他有一种放纵的社交习惯,投入地参与各种活动和谈话,经常开会和参加活动迟到。无论如何,一旦到了办公室,他通常会花二十分钟进行冥想,或者如他所说的“集中注意力”。他从不使用空调——他经常抱怨难以忍受的炎热。他在通信方面非常细致,手里拿着铅笔仔细编辑发出的信件,纠正他紧凑笔迹中的任何错误,并在纸张的两面都使用,以节省资源。他的办公室是简约和实用的典范:窗帘是当地妇女编织的纯白色织物,椅子是基本的木凳;据萨瓦多戈说,桑卡拉不想要“提供舒适的椅子,因为他知道,当椅子舒适时,人们往往会坐得太久”。他的扶手椅上覆盖着一块印有切·格瓦拉(Che Guevara)肖像的大布;房间里有马克思主义的元素,桌子上有一尊列宁的半身像,他最珍贵的藏书包括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事实上,他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工作图书馆,书籍不断地进进出出。他总是把书分发给朋友和同事,在阅读完后鼓励他们阅读。他旅行时会带着一个装满书的手提箱,在飞机上、酒店房间里阅读,只要有安静的时刻。虽然桑卡拉阅读广泛且无所不包,但在讨论他精确的知识影响时,我们相当不清楚。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左翼革命著作对他的思想有一定的中心地位,但不太清楚他担任总统时具体在读什么。在一次采访中,他承认读过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书,偶尔也会读一些间谍类型的书,比如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的书,这些书揭示了“大国的两面性”,他说。但他更喜欢涉及“具体问题”的书籍,比如劳动组织和发展问题,或者军事战略。在他的业余时间,他通常会弹吉他,睡前会切换到收音机或电视。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1938.8.25—2025.6.9)英国殿堂级国际政治 / 间谍惊悚小说大师,前皇家空军飞行员、路透社战地记者、军情六处兼职情报人员

桑卡拉经常去教堂,据说也经常祈祷。1986年,当被问及他的信仰时,他解释说:“我的宗教是我对非理性、难以理解和无法解释的事物的信仰。”他将耶稣基督视为“一个革命者”,其教义“能够把我们从生活的真正苦难中拯救出来,作为一种对世界的定性转变的哲学”。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对宗教有更普遍的看法,他从各种信仰和人文主义形式中汲取灵感。他认为《圣经》和《古兰经》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然而,桑卡拉很少有时间进行最虔诚的宗教活动。许多非洲政治领导人涉足“巫术”以维持权力。事实上,有传言称孔波雷与有权势的巫医保持密切联系。桑卡拉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并告诉他的顾问们,他“不需要任何保护性的护身符”。但是同事和家人总是主动为他寻找仪式专家来保护他。有一次,他的叔叔们在帕斯潘加(Paspanga)与一位仪式牧师见面,牧师带来了一只黑色的公山羊作为祭品。桑卡拉告诉他的顾问:“在黑暗中,我摸索着寻找这只黑山羊,那只野兽一边咩咩叫着,一边绕着我的腿转,然后从后面的小门逃走了。”桑卡拉笑着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就开始了在家庭庭院里追捕山羊的行动。”

即使身为总统,桑卡拉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吃着简单的米饭或小米配蔬菜。他最喜欢的食物是小米粥(aloko)。当他去农村地区旅行时,他会和村民们一起分享食物(小米菜肴),或者吃沙丁鱼罐头。他刻意避免饮酒,甚至不喝咖啡。当其他人喝啤酒时,他满足于一杯水,或者偶尔喝一杯芬达(Fanta)。但他喜欢和朋友一起分享美食,在家里招待同事。“几乎每个星期三,部长会议结束后,军事派别会去玛丽亚姆的家里,我们会在那里吃午饭,”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她会为我们准备一顿普通的饭菜。但这就是桑卡拉的魅力所在,他的简朴。”事实上,虽然玛丽亚姆在革命政治方面远没有托马斯那么理想主义,但在处理家庭生活方面,据安德里亚米拉多(Andriamirado)说,是玛丽亚姆“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布基纳法索妇女制作小米面团

实际上,桑卡拉把他的家,也就是总统府,当作一个军营,一个革命行动的基地,这常常模糊了他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他的同事、记者们经常来来往往,讨论、辩论、策划和分享食物。然而,矛盾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家庭和政治之间保持距离。除了帕斯卡尔(Pascal)和保罗(Paul),他的家人很少参与革命。“对托马斯来说,革命或政治不是家庭事务,”保罗·桑卡拉回忆道。“他不想让家人或朋友卷入革命。”但是当桑卡拉做出重大决定时,他经常向他的父亲寻求建议。他也在与母亲交谈、祈祷和唱歌中寻求安慰。然而,他对玛丽亚姆隐瞒了政治事务。考虑到他对妇女问题和权利的承诺,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将这些更多地融入革命中。但是家庭朋友观察到,玛丽亚姆更喜欢远离聚光灯。玛丽亚姆也表示,托马斯经常不让她参加政治活动或旅行,因为他更喜欢保持某种朴素的形象。甚至外交官也评论说,他们很少在公共活动中看到桑卡拉夫人。

与大多数非洲政治精英不同,桑卡拉没有利用他的新权力来改变他的家庭命运。保罗·桑卡拉解释说:“在革命之前,领导人利用国家来使自己致富。托马斯想打破这一切。所以他对家人非常明确。他告诉我们所有人,包括家人,任何参与腐败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他警告我们不要接受礼物,因为接受礼物的人会用这些礼物来换取回报。”当他的姐姐弗洛伦斯·桑卡拉(Florence Sankara)因涉嫌“贩卖身份证”而被拘留时,托马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她被捕。她最终被释放,但只是因为她没有被证实有罪。他观察到:“在这个国家,我的姐姐没有特权。如果我的姐姐被发现有罪,她就必须坐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桑卡拉的家人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恩惠或晋升。他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uerite)仍然在帕斯潘加的当地市场工作,玛丽亚姆在上沃尔特航运公司(Shipping Company of Upper Volta)保持全职工作。据安德里亚米拉多说,考虑到她的资历和经验,她本应在1986年得到晋升。但是托马斯劝阻她不要接受晋升,因为他想避免任人唯亲的指责。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桑卡拉弟弟瓦伦丁・桑卡拉站在帕斯潘加家族土坯宅院前,这里是桑卡拉全家在首都的居所,1987 年政变当天玛丽亚姆・桑卡拉就在此家中。房屋简陋朴素,是当地典型平民夯土民居

源于桑卡拉的极度节俭和革命理想主义,批评之声也随之而来。他的姐姐玛丽-德尼丝(Marie-Denise)强烈批评他没有帮助父母摆脱贫困。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édraogo)也因为他“让他的弟弟妹妹们陷入贫困”而严厉指责他。其他人则表达了遗憾,认为他允许孔波雷与桑卡拉家族套近乎。“布莱斯(孔波雷)每周都来这里,他和我们的父亲用同一个盘子吃饭,”瓦伦丁·桑卡拉(Valentin Sankara)回忆道。“家里很多人不喜欢或不信任布莱斯。他就像试图接管、试图成为约瑟夫(Joseph)儿子的人。”帕斯卡尔·桑卡拉回忆说,与他的哥哥不同,孔波雷经常带着礼物出现,比如一只山羊或一袋大米,送给家人。这种送礼的行为延伸到了桑卡拉的工作人员身上。艾蒂安·宗戈回忆说,虽然桑卡拉“拒绝给政府中的人送金钱礼物”,但孔波雷“不断试图收买人们的忠诚,甚至包括总统卫队的成员”。这种看似琐碎的习惯表明,孔波雷在获取权力的方式上与桑卡拉有着深刻的分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孔波雷后来扩大了他这种送礼的习惯,将其作为恢复精英特权和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

同样地,孔波雷和桑卡拉相互补充。他们是彼此的对立面,但又相互吸引。他们可能觉得对方拥有自己所缺乏的品质。桑卡拉大胆、热情、外向且有学识,而身材更高、更健壮的孔波雷是一个善于建立人脉的人,在幕后工作,给人一种威严、沉稳、内敛但精明的印象。桑卡拉在孔波雷身上找到了一种令人平静的存在和可靠的参谋。事实上,他们在闲暇时间经常一起吃午饭,并且大多数晚餐也在一起。在1985年结婚之前,孔波雷几乎每天都住在桑卡拉家,这让玛丽亚姆开玩笑地称布莱斯为她的“共治妻子”(co-épouse)。由于他们关系亲密,桑卡拉完全信任孔波雷,并在公共事务和总统安全方面给予他很大的自由度。孔波雷有很多女朋友,而桑卡拉的工作习惯和理想主义近乎超凡,他在瓦加杜古和波城都保持着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在仅仅三年的时间里,“人民总统”桑卡拉成为了镜头前的焦点,发表演讲并接受记者采访。然而,桑卡拉却一再转移人们对他角色的关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最近的政治事件时,他甚至开玩笑说:“这真的很尴尬,当观察者们看着这些政治问题时,就好像它们是连环漫画。一定有一个佐罗(Zorro)。一定有一个明星……不管代价如何,必须有一个人被看作是英雄。”的确,桑卡拉作为革命面孔的大众形象在媒体上被积极塑造,这得益于桑卡拉与记者们的密切关系。《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的编辑胡加·萨达(Huga Sada)回忆道:

“在《青年非洲》杂志工作时,我得以见证桑卡拉神话的塑造过程,看到他是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又是如何被外界构建的。他是一个崭露头角的人物,因此备受关注。从他的受欢迎程度和争议性来看,他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报道对象。从新闻角度而言,他非常引人注目,许多记者都被他折服,成为了他的支持者,并且几乎只写对他有利的报道。桑卡拉也在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他遵循着诸如卢蒙巴(Lumumba)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等伟大英雄的传统。在大学环境中,比如在巴黎,人们常常会在墙上看到桑卡拉和切·格瓦拉的照片并列挂着。”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青年非洲》桑卡拉大案专题封面,2021年10月

当时,西方媒体大多对桑卡拉持高度批评态度,而这些记者和学术盟友提供了大量的反制言论。他们大力宣扬上沃尔特的这场革命,使其在非洲同胞中广为人知。当然,这其中存在一定的英雄塑造成分,为新兴的英雄传记提供了素材。但他们也确实在长时间的采访中,忠实地传达了桑卡拉所表达的内容。

桑卡拉在与外交官的私人会面中极具魅力且能说服他人。1983年12月的一份美国大使馆电报对他有如下描述:“他极具个人魅力,这种魅力难以言表,这位政治家一言一行都散发着强烈的感染力,在言辞中展现出的深度令人印象深刻。”他以“折衷主义与政治活力的结合”而闻名,被视为“有魅力、穿着得体、办公桌面整洁的人”。然而,他的公众形象可能大相径庭,正如一份电报所观察到的:“他对人群的反应就像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说出一些在冷静时刻可能不会考虑的话。”美国外交官罗伯特·普林格尔(Robert Pringle)甚至将桑卡拉的政府描述为“革命戏剧国家”。在桑卡拉看来,这与他在政治“戏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在某些方面,他私人形象与公众形象之间的差异带来了一定的外交挑战,这一点我们稍后会看到。

许多人对瓦加杜古出现的新政治文化发表了评论,其中包含晦涩的革命口号和仪式。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以典型的第三世界风格,围绕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展开晦涩的辩论,激进的政治宣传册在瓦加杜古四处传播。此外,从他掌权的那一刻起,桑卡拉就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不断创新的革命者,借鉴以往革命的理念、符号和主题,试图为人民构建一种真正的新身份。但他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并在言辞和修辞上做到恰到好处。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托马斯·桑卡拉

桑卡拉的演讲和集会备受瞩目。人们通过广播收听,或者亲临现场聆听他的演讲。他擅长调动观众情绪,从台下获取灵感,倾听民众的心声,从而吸引他们。他经常创造新的短语,运用形象的语言。“这是一种教育风格,旨在揭示我们的现实。”桑卡拉解释道。“这些演讲针对的是习惯了口头传统的听众。在非洲文明中,演讲往往曲折多变。我通常以愉快的方式表达,让我的话语以对话、辩论和交流的形式呈现。”据布基纳法索历史学家罗杰·比拉·卡博雷(Roger Bila Kaboré)说,桑卡拉的话语“真诚坦率……充满幽默、玩笑、轶事、抒情、愤怒、热情、精神和文字游戏”。在极少数情况下,桑卡拉被迫照稿宣读,他会觉得“不自在”且受到限制。因此,为他撰写演讲稿的同事们常常会重新修改这些稿件,以免他在讲台上感到不适。

尽管桑卡拉具有出色的演讲技巧和魅力,但他对个人崇拜并不感兴趣。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身着印有桑卡拉标志T恤的支持者,他们高呼他的名字。1983年11月,《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描述了在瓦加杜古的场景:“现在,首都的许多年轻人都互相称呼为‘同志’,并穿着印有桑卡拉形象和国家口号的中国棉T恤:‘宁死不屈,我们必将胜利。’”美国大使馆人员也报告说,在瓦加杜古市场上有类似的T恤出售,而且这些T恤并非由革命政府分发。流行歌曲赞扬他:“桑卡拉不腐败。这就是我们追随他的原因。桑卡拉不搞欺诈(magouille)。这就是我们追随他的原因。桑卡拉不是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追随他的原因。桑卡拉不搞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追随他的原因。”记者保罗·巴穆尼(Paul Bamouni)和电视台台长塞尔日·巴利马(Serge Balima)都促成了桑卡拉在革命中角色的过度个人化。官方报纸《非洲十字路口》(Carrefour Africain)以桑卡拉为故事中心,政府甚至发布了印有他形象的邮票。然而,即使没有政府对桑卡拉形象的推动,民众也自发地支持他。非洲独立党领导人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在访问加奥亚时报告说:“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民众都自发地欢迎我,就好像我是桑卡拉本人一样。他们高呼桑卡拉的名字,邀请他亲自访问这些地方。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民众如此积极地参与政治了。”的确,在某些方面,桑卡拉代表了葛兰西(Gramsci)所观察到的“伟大的英雄人物”或“命运之人”。在“政治艺术”中,一种旧的体系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有机体”所取代,围绕着一个魅力非凡的个体。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安东尼奥・葛兰西“当社会代表体系彻底失效,舞台便留给依靠强力的命运之人。”——《狱中札记》

然而,桑卡拉常常对这种对他个人的关注感到恼火,并且坚决要求将焦点放在人民身上。1986年,他在一次高调演讲中恳请人们停止对他的赞扬。“我们必须停止形成那些表达不充分、抑制不充分、未经充分提炼的反射性赞扬,比如‘全国革命委员会,托马斯·桑卡拉,我们的总统——这不好’,”他说,对这种空洞的赞扬表示不满。“我们应该摒弃那些乏味、无用且最终令人恼火的口号——比如我们示威活动中的口号。”库利滕加省(Kouritenga)的高级专员热尔梅娜·皮托伊帕(Germaine Pitroipa)回忆说,桑卡拉不希望人们的形象只围绕着他个人,而是希望反映革命本身。在一次访问库佩拉(Koupéla)她的办公室时,他解释说:“人们尊重我们的革命,不是因为我的照片。如果人们相信革命,他们就会尊重革命。”事实上,桑卡拉的形象最终出现在公共场合,如广告牌或政府办公室。尽管如此,对桑卡拉的提及无处不在。当人们打开收音机时,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一位年轻的和平队志愿者马克·迪布瓦(Marc Dubois)回忆道:

“在努纳(Nouna)这样的地方,桑卡拉是革命的象征。他是那个谦逊、健康的年轻人,人们真的很想见他。即使桑卡拉不断强调要关注人民,但人们对他的关注依然不减。当然,政府并没有努力张贴他的照片,办公室里也没有这样做。这是人民自发的行为,在非洲,个人崇拜的情况时有发生。他成为英雄之后,个人崇拜的现象也在不断增长。”

在民众的记忆中,许多人自豪地回忆起他们的总统是如何为他们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当公民们看到桑卡拉在贫困社区的小餐馆用餐时,他们感到自豪。他被视为“与人民同在的人”,那些在农村地区度过大量时间的人将他视为与农民一起劳作的伙伴。他在业余时间会像普通公民一样进行社交活动,每周与同事一起运动,与新的革命乐队一起弹吉他。一位支持者回忆道:“桑卡拉是一个脚踏实地、亲民的人。他不带着保镖在城里骑自行车——我亲眼见过他很多次——他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各个地方,或者在路边停下来与人们聊天。他工作努力,并且对这个国家有着额外的责任感。他是我们努力的榜样。”尽管在当地的认知和民众记忆中存在这些积极的形象,但很明显,桑卡拉的强硬态度和革命理想主义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在公共服务部门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这些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时,公务员和传统首领最终开始破坏革命,就像上沃尔特的邻国采取措施阻止他们所认为的革命“传染病”蔓延一样。革命自开始以来就面临着来自内部敌人的持续组织抵抗。从8月4日晚上到桑卡拉去世,这一直是一场持续的斗争。

“1983年8月4日清晨,我从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信到波城(Pô),告诉布莱斯(Blaise,即孔波雷 Compaoré)我们将在当天夺取政权。”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道。他换上便装,带着一名女性同伴作为掩护,驾车离开瓦加杜古,送达政变计划后,又返回了首都。“

托马斯·桑卡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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