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规律、场域与外部

一、马克思的经济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用词汇里，“规律”大概是最少被追问却又最常被使用的词之一。人们往往默认“规律”的意义自明，剩下的工作只是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现象上去。但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每一条规律的使用都具有一定的场域，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规律当作现实存在的自然对象，这反而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而是把规律当作认识现有材料的工具。

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给规律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存在一个极其简单也使用相对频繁的表述，即“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这两个定语是值得考虑的，即哪些东西是内在的哪些东西是外在的，内在的东西又为什么具有必然联系。“在竞争中，从而在竞争当事人的意识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规律——我指的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也同样如此”，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想要说，内在的是规律而外在的则是表面的杂多或矛盾，但这实际上又回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中，那么规律所要走向的也就只有对表面杂多的同一。但马克思明确否定黑格尔的这一点，“对立中所包含的矛盾，如果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找到一种解决运动，而‘逻辑东西’的第三个‘方面’——即‘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就由这种解决运动构成，那么这个矛盾就被理解为辩证的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随后马克思指出，这种思辨同一即概念始终与实在保持距离，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那么，同样是思辨而来的规律，也就符合这一方法论设定，即内在规律所指涉的对象与实在毫无共同之处，规律的内部不是实在的内部，而是概念场域的内部。抽象也就不是单纯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共同点，而是概念为自己开启了一个场域，并排除不符合自身的规定。

这样，内在规律作为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就不是单纯的内外部，而是一个场域的必然联结与该场域所不能容纳的杂多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本质与现象现在是平行的。使用价值之所以位于价值理论之外，不是因为使用价值是表象，而是因为它属于价值理论场域之外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即对实在物理属性的供需规律)。

如果我们单独谈论价值规律，那么它只要求单一的价值概念;但剩余价值规律不同，剩余价值要求整个资本结构，其中包含着诸多概念，例如资本、竞争、信用、人口、生产力。因此，这里就不单单是一个概念自身展开规律的问题，而是涉及概念吸纳其外部的过程。此时还存在规律内外部的情况吗?还是说总体性已经完全统摄了实存?

二、规律在实现过程中所呈现的内在矛盾

既然各个概念会自行展开规律，那么我们现在就有许多规律，而这些规律所面对的对象则是相同的。此时便发生了诸规律的结合，它发生在现象领域：价值规律与供需规律并不相互取消，而是在商品中被结合了起来，此时所面对的反而是规律自身的局限性——它并没有完全统摄现象的诸方面。规律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其外部，而这个外部不仅仅是偶然的、不能被理论化的，相反每一次外部因素都改变了规律的表述，也就是说，它是规律的历史条件。没有它们，规律就不会以它所是的方式存在。

因此，《资本论》并不只有、也不恰恰具有它所呈现的那种统一性，相反尽管规律在概念上是纯粹的，在历史中却是不纯粹的。概念上的纯粹性保证了规律的必然性，历史中的不纯粹性则使这种必然性永远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在《资本论》中加入使用价值、劳动生产力、阶级斗争与原始积累等这种明显处于规律外部的分析，实际上这些并不是处于外部的偶然例外，而是对规律的重新表述：阶级斗争在工作日的确定中起决定作用、工人抵抗迫使剩余价值率的规律“重新表述”、劳动生产力的进步使价值规律变成资本自行增殖的规律。此时，就不仅仅是多条规律反映同一现象这种简单的共时性结构，而是涉及一规律取代另一规律的历时性环节。

此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就是，规律如何在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同时，经受住场域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又或者它无法经受中变化，那么从一规律到另一规律的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实现的?我们不能把概念和规律仅仅当作认识过程的工具，这样依旧是本质与现象的二分，就此理论所做的也就只能是对现象的变化作出事后的解释，同样对于现象的描述上，也意味着“什么是规律这个问题的答案”的问题最终落在规律如何被使用者使用上。例如说，工资规律不能是经济规律，因为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等于工人阶级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一数额的考虑是从一种纯粹物质的角度加以考虑，涉及的是工人自身生存的自然规律，所以它并不纯粹是经济领域的，工资规律也就不是经济规律。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工资规律必然处于经济规律外部?工人的生存资料不是一般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商品买到的、其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只有存在雇佣关系才会有工资这一概念，此时这个外部反而是经济场域自己生产出来的外部，而不是与它不相交的另一个逻辑总体。

要回应这一困难，也就需要我们先抛弃规律是认识论工具这一说法。既然规律来自概念，概念来自对现象的把握，那么规律本身已经包含了对它实现条件的把握，因此其例外完全可以从规律自身中推出，而不是诉诸解释者的立场与目的。通过这种内在批判的视角，我们也就可以解释一个规律在什么情况下只是该规律的变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另一个规律。

三、从地租到绝对地租

我们从地租理论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一次可能的论证。

地租，无论是级差地租还是绝对地租，都表现为利润的一种形式，“支付这种地租的产品，也就是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其总价格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的产品……也就是说，土地和矿山的产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然而，地租不是产生于所用资本或这个资本所占有的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而似乎来自被垄断的自然力。也就是说对于地租而言，它不决定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而是以一般生产价格为前提收取超额利润，“它总是产生于支配着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在这个意义上，它表现为利息的形式，因为土地作为固定资本可以附加投入并赚取超额地租，此时“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因为他贷出了资本”。然而，地租的这种资本化以地租为前提而不是地租以地租的资本化为前提，土地所有权终究不是单纯的商品可以转手，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

土地作为固定资本，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是从物理主义的视角加以考虑的，也就是作为自然属性的“土地自然肥力”。因此“地租似乎不是由级差肥力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绝对肥力决定的”，“如果生产价格是既定的，那么无论其大小如何，地租都可以通过追加的资本支出而增加”，因为肥力始终是处于经济领域之外的一个外部因素而属于物质规定的体系。这在马克思对级差地租的考察就能看出，在那里他假设最坏的土地不提供地租，但就现实来看这几乎不可能，因此这一假设与现实情况几乎无关系，它只是一种理想考察。而实际存在的是绝对地租，它以土地所有权为前提，并作为“垄断价格”而存在，因为它能使生产者能够占有比他所投入市场的产品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且这个价值或价格不受价值规律制约，似乎只来自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意愿，马克思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地租只能来自严格意义上的垄断价格，这种价格既不由生产价格来决定，也不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由顾客的需求和购买力决定，对它的研究应当放在竞争理论中，那里将考察市场价格的现实运动”。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级差地租不存在，而是说级差地租必须以绝对地租为前提，也就是说以土地所有者对这种地租的占有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受一般生产价格调节。在这里我们似乎就有了三个层次：价值、生产价格、市场价格。这三个层次的数值关系必须以同一量纲为前提，不然作为概念不可能存在关系。因此这样一种论证过程是不合适的：土地所有阻止资本自由流入农业，也就阻止了利润率平均化;但农产品价格只高于生产价格，不超过价值;所以它只是农业资本所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因平均化受阻而留在农业，被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绝对地租的形成条件有二：(1)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2)土地私有。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等量资本能够推动更多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多于平均利润，这个差额由价值规律决定，也就是说此时弄也只不过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而已，在无外部干扰的情况下必然参与利润率平均化。但这与垄断没有关系，因为垄断只是单个资本的竞争策略，它决定这笔差额是否会被平均，以及它最终归谁所有。

垄断在分析位置上处于价值已经转化为生产价格之后，那么对于绝对地租的考察也应该以观念形式的生产价格为前提。或者，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生产价格，一种是以劳动价值为计量的生产价格，一种是货币形式的生产价格。但无论如何，垄断与绝对地租都是脱离价值规律抽象的另一领域。

然而我们的考察并没有结束，我们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会容许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这个问题是被掩盖的，“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以及土地因此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买卖这一事实，成了某些辩护士替土地所有权辩护的理由，因为购买者为土地所有权，像为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并且大部分土地所有权是按这个方式转手的”。这一问题超出了本文想要论证的范围，我们会在日后有更为细致的考察，因为它不仅涉及土地所有权，更涉及更深层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但这已经提示我们，在考虑概念有效的场域的同时，不能再次回到内外部的本质-现象二分当中，而是考虑到那个外部可能也是概念与规律自身的产物，它们在自己生产自己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