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纪律和自由》连载02

接上文：《谈谈纪律和自由》连载01

三、社会主义纪律和个人自由

在阶级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劳动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就必须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自由。超阶级的自由，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时共有的自由，是根本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为了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做斗争，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人民还必须组织起来，在自己内部建立严格的纪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纪律约束自己”。(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同反映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的资本主义纪律完全相反，它反映的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我国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生产资料已基本上成为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制。随着剥削制度的基本消灭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纪律，是历史上崭新的人类关系的反映，是维护人民群众集体利益的工具。它保证我国人民在争取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共同生活中密切协作。

这种革命的纪律是必要的、绝对不可缺少的。人民群众在同反动统治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如果没有纪律，就会象一盘散沙一样，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深刻体验到了的。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争取自由解放的理想，化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在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严格的纪律仍然是很必要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严格的纪律呢?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那种分散的无政府状态，城市和乡村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整体。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任何部分、任何环节都必须在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单就国民经济的范围说，如果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事业等方面不统一在国家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人力、物力、财力就一定不能得到合理使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计划就一定不能有效实现。就工业说，工业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又分为若干不同的系统。每个系统又分为许多种企业。各个企业间、重工业和轻工业间，在产品、原料的供应、配合上都是联系得很密切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说，煤、电供应不上，什么企业都要停工;机器、钢铁供应不上，许多企业的生产都要受影响。扩大一点范围说，如果农产品供应不足，不仅许多需要用棉花、油料等农产品做原料的企业受影响，而且粮食供应不好，就会影响整个工业的发展;文教事业不和工农业发展配合好，人材的需要就不能满足;这些方面都搞好了，如果商业或交通运输业上有问题，也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脱节的现象。就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合作社内部，生产过程、业务活动过程都也是紧密联系着的，要搞好也要大家互助合作地进行活动，这就要求在生产管理上必须有共同遵守的纪律，必须严格地执行计划。如果每个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成员都闹独立性，都不听指挥，不守纪律，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那就一定使生产过程或工作过程混乱，或者陷于停顿，就一定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

列宁教导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卽社会主义之物质的和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必须有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来指挥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底共同工作。这一点的必要，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非常明显的，——一切对社会主义思索过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底一个条件。”(列宁：《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任何违背国家计划和政策的行为，喷工、怠工、破坏工作制度、不服从指挥等违反纪律的行为，都会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或大或小的损害。所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纪律，乃是保证我国人民团结一致，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

社会主义纪律同资本主义纪律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纪律是在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基础之上产生的强制工人的饥饿纪律，在我国，这种纪律随着企业的由私有变为公有，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今天人民群众是为自己、为集体、为社会劳动，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主人，新的纪律是人民为了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必须遵守的自己的纪律。因此，决不能拿着旧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纪律，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纪律同社会主义纪律混淆起来。

右派分子说，你们既要自由，为什么还要纪律呢?我们说，我们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有纪律，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纪律正是保证人民自由的。

我国人民享受着最广泛的自由和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且规定国家给予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宪法还规定人民有劳动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但是，人民同时必须遵守纪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的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主要是指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个的关系。在我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必须首先谋得国家的繁荣，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保证。坚持社会主义纪律，用集体的力量消灭剥削、发展生产、繁荣文化，正是保证我国人民获得永远摆脱贫困、奴役的自由，用辛勤的劳动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的自由，逐步享受高度物质文化生活的自由。因此，维护集体利益，遵守社会主义纪律，不仅不排斥个人自由，而且正是使人民获得充分自由的条件。人民内部如果没有纪律，也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去对付敌人和改造自然界，社会就会陷于混乱状态，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例如，在我们的工厂、企业、合作社里，取消了纪律，大家都随意喷工、怠工，那么，除了劳动组织解体、大家坐待贫困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获得改善物质生活的自由呢?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遵守纪律和个人自由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个人的根本自由是为社会主义纪律所保证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局部性的或暂时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地有下列几种情形：一种是不违反纪律的或在纪律约束范围之外的个人的某些兴趣、爱好，暂时的或部分的要求，例如业余时间个人正常的文化娱乐(或打篮球或散步，或看小说或读诗，以及其他)、家庭生活等等。如果不适当地划分纪律约束的范围，对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妨害集体利益、公共秩序、不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个人活动干涉过多，限制太死，把纪律变成清规戒律，那就会妨碍个人的一些自由。例如有的单位组织业余跳舞晚会，不管人家愿跳不愿跳，硬要大家一定参加，谁不参加就说谁是不愿参加集体活动。这就对个人自由干涉过多，限制太死了。这是需要在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纪律的前提下加以调整的。

其次，纪律约束的范围和限度及其具体规定，是需要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加以调整的，应该调整而未及时调整，往往就会出现应该约束而不加约束，或不应该限制而仍旧限制的情况，这也会使纪律和自由之间发生暂时的矛盾。例如，农村中在初级合作化时规定的某些制度和规章，在高级合作化后就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而需要废除或修订，同时还要根据新情况的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和制度。如果情况变了，而纪律约束的具体范围和规定不作相应的修改，那就会影响生产。在工业企业中，随着技术的改进、合理化建议的采用，也需要不断地修订技术操作规程和其它规定。对于这些因纪律约束的范围和具体规定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发展而发生的矛盾，应当及时地加以调整。最后，就是有些人的要求和行动同集体利益和公共秩序有抵触，他们的个人自由也会同社会主义纪律发生矛盾。现今，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许多人还对新制度、新纪律不大习惯，因此这种矛盾是比较普遍的。例如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不服从组织分配，做工作挑肥拣瘦，违反工作制度等等，都是这样一些矛盾。形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人民群众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它们经常以个人主义、散漫性、无组织性影响群众。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措施，是不断地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认清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而自觉地遵守纪律。

由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的纪律和自由是统一的，又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局部的、暂时的矛盾，也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对于少数人为了个人利益、破坏公共秩序的自由，我们是必须给以限制的。没有这种限制，它就必然会妨碍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如果我们允许那些破坏合作社、破坏统购统销搞投机买卖的自由，就会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允许为了个人私利破坏集体生活的自由，就会妨碍大多数人的自由。其实，片面地夸大个人自由，为了个人私利而破坏人民的集体生活的秩序，其结果并不会使个人更加“自由”，相反地是影响或丧失个人的真正自由。在任何一个集体里，如果大家都强调个人任意行动，那里就再没有个人正常的劳动、学习和休息的自由，只会出现各种行动自由之间的相互冲突，秩序混乱。例如，在集体宿舍里，有一个人喜欢在大家睡觉时唱歌，对别人的批评根本不听，说是自己有“自由”，后来，大家都这样干起来，他也无法休息了。有人把不好好劳动、随意破坏劳动纪律叫作“自由”，如果这种“自由”泛滥起来，就会延缓甚至损害社会主义事业，影响或丧失改善个人生活的自由。

社会主义纪律是以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在大生产条件下训练出来的工人阶级看来，他们孤立存在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组织起来的集体。阶级解放了，个人也就获得了自由;反之，阶级受压迫，个人也不能摆脱奴役。因此，他们在集体里，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图谋个人名利，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热爱集体，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当每个革命者具有了无产阶级思想，懂得了服从革命纪律正是以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团结一致的力量保证个人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真正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取消个人自由的时候;当懂得了服从纪律是革命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要求的时候，纪律对他就不再是什么“强制”、“束缚”，而成为自己自由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必要条件。革命者无产阶级思想愈强，他的自由也就愈大，这可算是个定理。

当着一个人思想上还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摆得不恰当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往往不可避免地碰到组织纪律的约束。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成天埋怨纪律，为这种约束而愁眉苦脸，而没有看到他们自己追求个人利益、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似乎是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的意志自由之表现的种种行为，只不过是“象囚徒一样被禁锢在最卑微的利己主义的利益上”(马克思语)，是以对客观规律的盲目无知为基础的。这种在表面上似乎是社会主义纪律同他们个人自由的对立，实际上正是他们的盲目性(虽然这种盲目性是为各种私心利欲所支持的)同客观世界规律的对抗。当一个人不懂得客观规律，还存在着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时候，就始终不能摆脱这个矛盾。只有他们懂得了这一点的时候，社会主义纪律对他们才能由限制变成自由。因此也可说，自觉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右派分子鼓吹“绝对自由”，照他们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不自由的，因为还有纪律，还对个人自由有一定限制。这完全是一种反动的谬论。在前边我们已经说过，在社会主义共同生活里的纪律、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它虽然是人为的，但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客观需要，和反动统治势力企图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挽救必然死亡的命运所制定的适合他们利益的纪律，是根本不同的。这种共同生活中的纪律，不仅现在有，卽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为使人们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协调一致，也必须有(虽然那时的纪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会和现在有很大差别)。当然有纪律，也就有对个人自由的一定限制。绝对自由是从来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人民群众需要的是在自己制定的共同遵守的各种制度和纪律范围之内的自由，而不需要那种无限制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是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追求绝对自由，反对纪律，是一种粗暴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宣传没有阶级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反对对革命的敌人实行专政，也不赞成在人民内部实行集中领导和必要的纪律。他们不懂得，在任何社会生活中，只要人们一起活动，就必须有领导，有纪律;因此也就有服从和对个人自由的一定限制。恩格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指出：“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坚持这种观念，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反动派效劳”。(恩格斯：《论权威》)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曾多次指出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纪律的必要性，他教导我们，否认集中领导，否认纪律，就等于解除无产阶级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没有战胜那……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则社会主义胜利便无从设想。”(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资产阶级右派之所以特别喜欢传播“无限制的自由”这一反动透顶的观点，正是要毁灭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人民重新拖回黑暗反动统治的深渊，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四、革命的纪律性和创造性

资产阶级右派在攻击社会主义纪律时，还说：“强调纪律，加强纪律性是束糐创造性、窒息思想的。”这种混淆是非的说法，也迷惑了一些人。

纪律性一般是指人们遵守社会组织纪律的精神、习惯和素养等等的综合，它是有阶级性的。服从资本家的纪律，为资本主义制度尽忠效劳，就是对剥削者的恭顺。资本主义制度，把亿万工农群众抛向愚昧贫困的深渊，扼杀了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埋没了无数的天才。“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则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共产党宣言》)人民群众不消灭反动统治对自己个性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秩序，就谈不上什么发挥个性和创造能力。革命的纪律、社会主义纪律是人民群众自己制定的。革命的纪律性集中表现于在行动上自觉地、无条件地服从集中统一的意志(方针、政策、计划等)，服从多数，服从组织，以保证革命行动的一致。我们国家及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决定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纪律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经过讨论、批评，集中群众的创造性和经验的成果制定的，并在斗争中不断检验和总结群众的经验而获得丰富、发展和巩固的。我国工厂、农业合作社的纪律，既是在新的经济制度下，依据客观条件和集体生产的需要，在劳动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同时又保证工农群众顺利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没有党领导的几年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没有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丰富经验，就不会产生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样，谁能设想，没有作为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统一意志的党的方针、政策，我国农村能够在短短时间内改变面貌?不正是由于这些方针、政策指导农民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才保证了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吗?谁能设想，在合作社中没有一定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劳动纪律，农民能够顺利地、协调一致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呢?因此，统一的意志和革命的纪律，既是群众创造性的集中反映，又是保证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为了胜利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是必须加强人民群众的纪律性的。但是我们提倡的纪律性，决不是什么唯唯诺诺，盲目服从。要人民盲目服从，实行“愚民政策”，这是剥削阶级巩固剥削阶级的纪律所需要的，因为那种纪律是和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而我们历来认为，只有真正集中了群众的要求和经验的方针、政策和纪律，才能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为广大群众自觉地拥护，从而保证人民达到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

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和纪律的一些具体规定，都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获得这种发展的源泉，是群众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党的方针指导下，广大干部发挥创造精神，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群众的经验，也就是发现客观事物运动的具体规律，领导机关集中了这些经验，加以分析、综合，就会使党的政策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的要求，这样当然就更能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地拥护，革命的纪律也就愈加巩固。相反的是，任何正确的政策、方针，如果在执行中不考虑具体条件，机械执行，就会发生偏差。因此，决不能把盲目性和纪律性混为一谈，盲目性是以对客观规律的盲目无知为基础的，它是妨碍创造性的，因此，我们党历来是反对盲目性的。但是，革命的纪律性的加强，正是以充分发挥群众创造性为条件，而不是排斥个人创造性的。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人民群众中出现了无数的劳动英雄，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我国八年建设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总和，这些伟大的成就，不正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获得的吗?不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纪律保证着人民充分发挥创造性建设自己新生活的明证吗?

所谓创造性，不论生产上的革新，科学上的发明，或革命理论的发展，都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进一步发现和掌握客观规律的结果。为了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必须通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普遍规律，而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正是客观规律的深刻反映，是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方针政策，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地进行革命工作。同时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的集体事业，是任何人都不能一手包揽的。分散着的个人创造性，如果不成为集体的财富，便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个人的创造性总是有限的。要使个人创造性充分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它成为集体的财富，并且按照革命组织的原则，服从纪律，对个人的创议、办法加以探讨，经过争论和补充，使之更为正确、丰富。这正是使个人的创议在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共同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我们国家千百万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创造独立、自由、繁荣的新中国的愿望，不正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把它们集中起来，变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才胜利地实现么?谁能设想，没有党的路线作指导，没有革命纪律保证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能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呢?因此，服从统一意志，遵守纪律，同样也是个人发挥创造性的条件。革命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愈高，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得愈深刻，纪律性愈强，也就愈能充分发挥创造性。加强革命纪律性和发挥革命创造性，是一致的、统一的。人民团结一致，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违犯纪律，破坏统一的方针，使革命队伍发生混乱，固然不能设想个人还能发挥什么创造性，就是在坚持正确的倡议的时候，如果破坏了组织原则，也会使好的倡议变成破坏集体的行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党的正确政策，为广大群众发挥造性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保证我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和科学艺术的繁荣昌盛。党和政府历来是重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性，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创造性”。党和政府提倡与奖励每个干部在党的方针政策下，善于独立思考、支持新鲜事物、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坚决反对离开党的方针政策，“自成系统”、“自作主张”，甚至闹“独立王国”等违犯纪律、破坏国家建设的行为。我们提倡广大人民努力创造先进经验，进行发明创造;同时反对不遵守劳动纪律、无根据的标新立异——因为这些是妨碍生产的。我们提倡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反对借口“具体条件不同”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宣扬修正主义。决不是任何创造性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我们必须把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同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性区别开来。革命者的创造性，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右派分子却提倡不要立场、不问效果的“创造性”。他们真的不要立场、不问效果么?这不过是种借口，目的在于反对无产阶级立场，涣散人民的意志，破坏革命组织，他们正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为反动势力效劳的。因此，为了正确地发挥创造性，必须彻底肃清借口发挥“创造性”，而贩运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私货的思想和行为。窒息这种“创造性”，正是人民利益所必需的。右派分子所说的“创造性”，正是要贩运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私货，对这些毒草是必须铲除的。

当然，我们说纪律性和创造性是统一的、互为条件的，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片面地夸大创造性或片面地强调纪律，都可以使它们发生矛盾。因此，我们不仅要善于把破坏性和创造性区别开来，在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方针政策、服从纪律的基础上发挥创造性，避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要把纪律性和盲目性区别开来，在党的统一方针指导下，善于独立思考，认真分析具体情况，总结群众经验，支持新鲜事物，生动活泼地工作，使高度的纪律性和高度的创造性相结合，努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每个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必须具备的品质。

结束语

综合上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随着社会制度的不同是有不同的内容的。没有抽象的自由，也没有抽象的纪律。脱离时代、脱离历史条件，离开阶级观点，抽象地看待自由，把自由当成目的，认为只要是自由就是好东西的那种论调，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资产阶级之所以须要自由和统治劳动人民的纪律，就是为了保证他们剥削劳动人民发财致富，资产阶级的自由只是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纪律是他们压迫奴役人民的一种工具。我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自由，是因为取得了这种自由，人民就能按自己的意志建设新的国家，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因此，在阶级社会里“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以自由自在的纪律代替旧的剥削阶级的纪律，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的转变;新的纪律是建立在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它是维护人民利益和自由、保证我国人民用创造性的劳动建设新生活的工具。社会主义的组织性纪律性，对个人自由来说，是有一定约束的，但这种约束，和个人自由是相反相成的，它是保证个人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人们能够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需要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纪律的。共产主义(其初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组织，就是靠这种“劳动群众本身的自由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便意需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列宁：《伟大的创举》)

毫无疑问，解放8年来，我国人民的纪律性是空前加强了，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人们的思想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社会意识的变化常常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的。我国的经济制度虽然基本上改变了，但是农业合作社的广大社员不久以前还是个体农民，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是解放以后进入厂矿企业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小生产者的散漫习气，对新的纪律还不习惯，常常以旧眼光看待新的集体，看待劳动和公共财物。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竭力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利己主义、无纪律性和放荡性，来腐蚀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纪律。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和人民进攻时，疯狂地宣传个人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表现。因此，继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纪律，以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克服资产阶级和几千年来剥削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影响，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动摇、散漫、不能坚忍、不能团结等积习，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彻底驳倒右派分子关于自由和纪律的种种谬论，必须不断地加强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强纪律性，从而有力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发展。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