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巴以问题——第三章：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分裂与阶级分析

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最大的悲剧，不是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而是抵抗力量内部的分裂。

从1948年至今，巴勒斯坦人从未形成过统一的领导核心。法塔赫、哈马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巴勒斯坦人民党(PPP)、巴勒斯坦共产党(PCP)、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些派别之间的分歧，有时甚至比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分歧还要尖锐。

法塔赫与哈马斯在2007年爆发了内战，哈马斯武力夺取加沙地带，法塔赫退守约旦河西岸。此后的十几年间，双方在埃及、卡塔尔、沙特、土耳其等国的斡旋下签署了十几份和解协议，但没有一份得到真正执行。

为什么会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派系斗争”“领导人恩怨”的表层叙事，必须回到阶级分析：这些派别代表谁的利益?它们的阶级基础是什么?这些阶级基础如何塑造了它们的战略选择?

二、法塔赫：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兴衰

法塔赫(Fatah)成立于1959年，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最大的派别。它的全称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从名称本身就可以看出它的性质：这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不是一个阶级政党。

(法塔赫标志)

法塔赫的创始成员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事贸易、开店和低层职业。20世纪50年代末，一批在加沙和科威特的巴勒斯坦青年——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创立了这个组织。他们代表的是被战争和流离失所摧毁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巴勒斯坦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失去了家园、土地和传统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没有变成无产阶级——他们仍然保持着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法塔赫的政治纲领从一开始就是去阶级化的。它宣称“巴勒斯坦革命没有阶级属性，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被压迫者”。这个口号在动员阶段是有效的——它把所有巴勒斯坦人团结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但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去阶级化”的代价就暴露出来了：当所有阶级都被说成“同等被压迫”时，真正决定斗争方向的，必然是那些掌握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阶级。

法塔赫的领导层几乎全部是逊尼派穆斯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它的支持基础在早期确实包括了一部分工人和难民，但它的核心始终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中，法塔赫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是因为它的“大众吸引力”——它不需要深入组织群众，只需要站在已经爆发的群众运动前面，就能获得领导地位。

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变成了一个准国家机器。阿拉法特和他的亲信们从革命者变成了官僚，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安全部队指挥官。法塔赫不再是一个解放运动，它变成了一个管理被占领土的承包商——负责维持秩序、镇压异见、与以色列协调安全事务。它的阶级基础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动员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变成了一个依附于以色列和西方援助的官僚资产阶级。

三、哈马斯：宗教动员与底层基础

哈马斯(Hamas，全称“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起源与法塔赫截然不同。它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1940年代中期，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分支，1948年战争后分裂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两个部分。

(哈马斯标志)

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和西岸之后，穆斯林兄弟会长期采取“静修主义”(quietism)立场：专注于社会、宗教和慈善活动，不参与政治活动，不攻击以色列。这种立场使它获得了以色列的默许——以色列当局认为一个专注于宗教和慈善的伊斯兰组织，比法塔赫这样的民族主义武装组织更“可控”。

但静修主义不能永远持续。随着巴解组织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后实际上放弃了武装斗争、转向“两国方案”，加沙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开始认为，抵抗以色列的时机已经成熟。1987年12月，第一次大起义爆发，穆斯林兄弟会决定不再袖手旁观，成立了哈马斯。

哈马斯的阶级基础与法塔赫不同。它从难民营中招募成员——难民营是“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温床”。它的社会服务网络(学校、诊所、慈善机构)覆盖了加沙最贫困的阶层。它的宗教框架——“把真主的旗帜插在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上”——为那些被世俗民族主义抛弃的底层群众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解放叙事。

哈马斯的崛起，本质上是对法塔赫路线的阶级性否定。法塔赫代表的是中产阶级民族主义——他们可以通过谈判、外交、妥协来争取利益，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管理的国家”。哈马斯代表的是底层群众的宗教激进主义——他们不信任谈判，不相信妥协，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他们失去的是家园、土地和尊严，谈判不能把它们还回来。

四、左翼的分裂：从PFLP到PCP

巴勒斯坦左翼的历史，是一部分裂的历史。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成立于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由乔治·哈巴什创立。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组织，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和工资劳动者的先锋队”。在成立宣言中，PFLP将巴勒斯坦革命的敌人定义为“以色列、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全球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

(PFLP旗帜)

(乔治·哈巴什)

PFLP的阶级分析是明确的：它认为巴勒斯坦的解放不能仅仅靠民族主义，必须与更广泛的阿拉伯解放斗争和全球反帝运动联系起来。它一度采纳了“亚洲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和武元甲的著作为基础，强调武装斗争优先于政治活动。

但PFLP从一开始就面临内部矛盾。1968年的大会上，组织分裂为两翼：以哈巴什为首的“右翼”和以纳耶夫·哈瓦特迈赫为首的“左翼”。哈瓦特迈赫一派认为，巴勒斯坦革命必须建立在“最低纲领”基础上，必须完全独立于任何外部控制。1969年2月，哈瓦特迈赫派分裂出去，成立了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

(DFLP标志)

DFLP的纲领中有几个关键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小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对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及其与阿拉伯群众关系的批评。这实际上是对法塔赫路线的直接批判——DFLP认为法塔赫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走向彻底胜利。

巴勒斯坦共产党(PCP)的历史更为复杂。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但长期受制于约旦共产党。1991年苏联解体后，巴勒斯坦共产党改名为巴勒斯坦人民党(PPP)，主张“暂缓阶级斗争”直到解放之后。这个改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投降：它不仅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也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左翼民族主义政党。

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转向。1991年12月，部分党员重组了巴勒斯坦共产党(PCP)，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武装抵抗是主要斗争手段。PCP的声明明确重申：“我们党将忠于巴勒斯坦工人阶级的使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直到实现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

(重组后的巴勒斯坦共产党党旗)

巴勒斯坦左翼的分裂，根本上是阶级路线的分裂。PPP选择了“暂缓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融入法塔赫主导的民族权力机构，成为一个在体制内运作的“忠诚反对派”。PCP选择了坚持阶级分析，但它在组织上极其弱小，影响力远不及PPP。而PFLP和DFLP虽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它们在“抵抗与治理”的两难中逐渐被边缘化——它们既不愿意像PPP那样完全融入体制，也不愿意像哈马斯那样完全放弃政治参与转向纯军事斗争。

五、分裂的根源：阶级利益的对立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分裂，不是“领导人性格不合”或“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果。它是不同阶级利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必然反映。

法塔赫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它的利益在于建立一个可管理的巴勒斯坦国——这个国家可以由它来统治，可以与以色列和西方建立正常关系，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提供就业和商业机会。奥斯陆协议之后，法塔赫变成了一个依赖国际援助和安全合作的官僚机器，它的阶级利益已经从“解放”变成了“治理”。

哈马斯代表的是底层群众的宗教激进主义。它的利益在于保持抵抗的纯粹性——因为一旦它像法塔赫一样进入谈判桌，它就会面临同样的阶级困境：谈判意味着妥协，妥协意味着放弃“从河流到海洋”的完整领土主张，而放弃完整领土就意味着背叛了那些在难民营中等待回归的底层群众。

左翼(PFLP、DFLP、PCP)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革命路线。它的利益在于将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不仅解放巴勒斯坦，还要改变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但左翼的悲剧在于：它的阶级基础——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在以色列的占领和巴勒斯坦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极其弱小，无法支撑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

PPP代表的是左翼中的改良派。它的利益在于在现有体制内争取最大利益——参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获得部长职位，参与国际援助的分配。它已经放弃了革命，变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

六、分裂如何被外部势力利用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分裂，被以色列、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系统性地利用。

以色列利用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分裂，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以色列在2007年哈马斯夺取加沙后，对加沙实施封锁，同时与法塔赫主导的西岸权力机构保持安全合作。以色列的逻辑是：让西岸“好过一点”，让加沙“烂下去”，从而制造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分化。以色列官员甚至公开表示，一个分裂的巴勒斯坦比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更“安全”。

美国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视为“温和派”，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并通过援助和安全合作来强化这种分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调停”，从来不是要解决巴勒斯坦的内部矛盾，而是要管理这些矛盾，确保巴勒斯坦方面无法形成统一的谈判立场。

阿拉伯国家则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支持不同派别。埃及和沙特支持法塔赫，卡塔尔和土耳其支持哈马斯，叙利亚和伊朗支持PFLP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巴勒斯坦人的分裂，成了阿拉伯国家之间博弈的延伸。

七、2007年加沙内战：分裂的顶点

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赢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席。这是巴勒斯坦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哈马斯的胜利是对法塔赫腐败和奥斯陆进程失败的公投。

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美国推动法塔赫组建“紧急政府”，并向法塔赫安全部队提供武器和训练，试图推翻哈马斯的选举胜利。2007年6月，哈马斯先发制人，武力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法塔赫退守西岸，巴勒斯坦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

这场内战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证明：当抵抗运动的领导权被不同阶级力量争夺时，外部势力就会利用这种争夺来破坏抵抗本身。美国和以色列不需要直接打败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它们只需要让巴勒斯坦人自己打败自己。

八、北京宣言：和解的可能性与限度

2024年7月，在中国的斡旋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签署了《北京宣言》，同意“结束分裂、加强团结”。哈马斯等奉行武装斗争路线的派别主动向巴解组织立场靠拢，并明确巴解组织是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哈马斯也认可了“两国方案”。

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但它能否真正实现巴勒斯坦的和解，取决于一个根本问题：不同阶级力量能否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达成真正的妥协?

法塔赫是否愿意放弃对权力机构的垄断，接受一个真正代表所有派别的联合政府?哈马斯是否愿意放弃对“完整巴勒斯坦”的宗教主张，接受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巴勒斯坦国?左翼是否能够重新获得群众基础，成为真正的“第三力量”而非法塔赫和哈马斯的附庸?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没有阶级分析，就没有真正的团结。如果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只是“团结”在法塔赫的官僚机器周围，或者“团结”在哈马斯的宗教旗帜下，这种团结就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随时可能被外部势力瓦解的。

真正的团结，必须建立在对共同敌人的共同分析之上——这个敌人不仅是锡安主义殖民结构，也是巴勒斯坦内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宗教保守势力，是那些从分裂中获利、从妥协中牟利的力量。

九、结论：阶级分析是团结的前提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分裂，不是“团结不够”的结果，而是阶级利益对立的必然表现。

法塔赫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哈马斯的底层宗教激进主义、左翼的工人阶级革命路线——这三者之间的分歧，不是可以通过“对话”和“和解”来解决的。它们代表了巴勒斯坦社会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而这些利益在殖民占领的条件下无法同时满足。

但这不意味着团结是不可能的。它意味着团结必须是有原则的、有阶级基础的、有明确方向的。如果团结只是把不同阶级力量拉到一张桌子上签个协议，而不改变它们之间的阶级关系，那这种团结就是纸面上的，随时可以被撕毁。

巴勒斯坦解放的真正出路，不是法塔赫的“治理”，不是哈马斯的“抵抗”，也不是左翼的“革命”——而是这三者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重新整合。只有当巴勒斯坦工人阶级成为解放运动的主导力量时，只有当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被真正统一起来时，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才能从分裂走向团结，从失败走向胜利。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