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鼓动到政治鼓动——《列宁的政治思想》第五章

「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及至世纪之交的时期，列宁开始形成一套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革命进程的完整而独特的观点。」

接上文：理论基础- 经济与社会分析——《列宁的政治思想》第四章

编者按

哈丁将列宁的实践策略锚定在「辩证目的论」上：意识的每一阶段须匹配相应的组织形式。本章澄清一个常见倒果为因——「经济鼓动→政治鼓动」并非机会主义权宜，而是意识阶段论的应用;列宁接受「意识源于斗争经验、须经历阶段」的命题(出自马尔托夫/克列默《论鼓动》)，并非其发明。更关键的是：列宁早在1897年就已主张建立集中化的全俄政党、职能专业化与秘密工作，这些《怎么办?》的胚芽在遭遇「经济主义」之前便已存在。「政治来自经济」——专制政府自己把罢工赋予了政治性质，社会主义者只需确认。

《火星报》第12期，1900年，1900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及至世纪之交的时期，列宁开始形成一套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革命进程的完整而独特的观点。他在此期间的主要关注点是为社会民主主义制定一套连贯的策略，既能满足当下的需求，又能引导其朝着最终目标的方向发展。正如列宁的理论工作只有在其内在目的论的框架下才能被理解一样，他关于实践的思想也是如此。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要根据其对工业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贡献来衡量，那么，以完全相同的推理，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的每一次进步，也要根据其对充分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和组织程度的贡献来评价。正如资本主义的增长要求其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一样，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也是如此。根据列宁的观点，每一个前进的阶段都有其适当的劳动分工、其恰当的集权程度和职能专业化。对列宁来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能够认识到一个特定阶段何时已经耗尽其进步的可能性，因此，何时有必要开启一个新的意识进步阶段，从而为运动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在双重意义上是并行的。从历史上和时间顺序上看，前者孕育了后者。从概念上看，它们都参与了在演变阶段中逐步实现其本质特征的同一过程。因此，列宁的目的论概念必须规定某种时间表，或者至少是一个朝向终点的特定进程。在这一程度上，他早期的宣传工作，设想将工人的意识水平从一个非常原始的水平一举提升到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列宁早期的纲领性声明同样反映了这种特定进程的缺失。如果我们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与列宁大约三四年后的著作相比较，差异是惊人的。《什么是“人民之友”……》非常笼统，语气充满劝诫，却很少提供具体的组织建议。关于充分的革命意识将降临于工人阶级的设想，似乎植根于一种信念行为或历史决定论的推断——这种蜕变的方式、手段和阶段并未被提及。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列宁关于实践建议的整个基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的动力来自于当时爆发的大规模罢工运动以及他相应地接受了《论鼓动》的策略。

始于1894年底的罢工运动在1895年积聚了力量和势头，并在1896年圣彼得堡大规模纺织品罢工中达到高潮。正是这场运动迫使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列宁，修正了他们的策略。这些罢工通常是相当无政府主义的事件，准备不充分，组织和资金不足，缺乏领导，而且几乎总是提出非常有限的要求，这些要求源于关于工作时间、工资支付、计件工资率等的特定弊端。这必定显得琐碎而平庸。追求微不足道的地方性改善，与社会民主主义所设想的激进的系统性变革相比，几乎可以说是倒退的。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被短暂声望的前景所诱惑，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并从此沦为单纯的工会领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同样严重的危险，即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与劳工运动——无论其多么原始和有限，工人已经开始进行的斗争——完全疏远。我们已经看到，谢米亚尼科夫工厂工人知识分子疏远的证据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论鼓动》正是小册子/纲领《论鼓动》为列宁提供了必要的视角，来设定一条(他希望)既能避免堕落为工联主义的威胁，又能避免与工人阶级隔绝的危险的路线。正是罢工运动和《论鼓动》小册子相互加强的影响，使列宁认识到实践在发展革命意识中的至关重要性。当这个概念与列宁的理论分析——特别是他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阶级的思想的阐述——相结合时，他整个革命理论的骨架就暴露无遗了。

《论鼓动》是当时在“栅栏区”(即俄国犹太人被限制居住的帝国西部和南部省份)更为先进的犹太工人运动的产物。此时，犹太工人的组织比俄国工人更好、更广泛。他们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和街头示威，并建立了一个坚实的组织联系，后来正式成为“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正是两位在维尔诺活动的犹太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在反思罢工运动中获得的经验后，撰写了小册子《论鼓动》。他们是尤里·马尔托夫和阿尔卡季·克列默。后者实际上负责制定了后来被称为“维尔诺纲领”的主要思想。根据马尔托夫的回忆录，他的任务纯粹是编辑性的;他只是为克列默的原始论文制作了一个润色版本。从他们的反思中得出的核心结论，他们在小册子的第一段就表达了出来，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初步骤是不正确的，为了事业的利益，他们的策略必须改变”。在小册子的后面，这种批评被放大为对“宣传”时期特点的旧式、深入的小型讨论小组的全面谴责。通过筛选出工人阶级中最有教养和最富战斗性的分子，社会民主党人(据称)只是培养出了一些“比理解自己活动条件更理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活动条件的人”。他们的活动不仅因为过于学术而毫无用处;它更具有积极的危害性，因为那些本应成为工人在日常斗争中天然领袖的人，被带离了他们的阶级环境，这本身就延缓了工人斗争的发展：宣传有一个直接的有害方面——它削弱了群众的智力。创造一个脱离群众的工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我们就损害了无产阶级发展的事业，我们损害了我们自己的事业。

最后的控诉对于圣彼得堡那些不耐烦的活动家来说，正变得越来越不言而喻，但其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肯定让他们感到震惊，就像所有逆耳的忠言一样。在小组中进行宣传，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取得微不足道的成果。

这本小册子对列宁思想后续演变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对运动出错之处的诊断。它提出了两个密切相关的论点。第一个是，无产阶级意识并非源于理论推导和知识分子及工人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它起源于，并在工人群众自身的生存斗争过程中得到提炼和发展。其次，它认为，想象群众，即使有成群的工人知识分子相助，也会一蹴而就地从其原始的黑暗中直接进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万丈光芒，是乌托邦和不符合历史的。它认为，恰恰相反，通过自身活动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必须带领工人阶级经历一系列过渡阶段，才能实现这一点。每个阶段都为下一个更高阶段的意识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是其必要的前提。工人阶级意识演变存在可辨别阶段的观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成为列宁革命理论的一个中心点;似乎很清楚，《论鼓动》为他提供了这一思想的萌芽。

克列默和马尔托夫反复坚持认为，在政治意识在工人中普及之前，也就是说，在他们能够认识到争取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之前，他们首先必须巩固自己，并意识到经济利益的共同体。

政治自由的观念既不简单也不明显，在一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更是如此，只要工人阶级仍然窒息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就不可能被灌输这种观念……

据称，工人只有在经济斗争中并通过经济斗争，只有当经验告诉他们试图在没有法定保障的情况下实现其状况的普遍改善是徒劳的时候，才会被引向政治意识。只有经验才会教导他们，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斗争，必须成为不仅是与特定雇主的斗争，而且是与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支持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家的斗争。

利益对立的意识必须先于政治阶级自我意识。那么，当这种对立出现在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时，利益的对立才会被认识到。

在此基础上，为琐碎且最初非常地方性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根据小册子的说法，将产生工人阶级能量的复苏。

它培养和促进了那些在此之前迷失在群众中的个人，并为其他工人提供了如何成功地与业主斗争的榜样。即使在为琐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工人们也必须不由自主地联合起来，在实践中满足于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实践在教育群众方面意义重大，它比谈论同样事情的书籍更有说服力。

只有在持续的经济斗争中，阶级才能统一起来，并为下一个政治阶段做好准备。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发展“一个由生活本身组织的阶级，具有强烈发展的阶级利己主义，具有所有工人利益共同体及其与所有其他人利益对立的意识”。9

《论鼓动》不仅指出了认识工人阶级意识发展几个阶段的重要性，它也含蓄地认识到，需要改变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其不断变化的目标。值得长篇引用这份相当难得的文件。

为琐碎要求而斗争的第一阶段，工人被一种易于理解的算计所推动——业主的剥削被毫不费力地解释清楚——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精力和一致性。在第二阶段，当任务涉及整个资产阶级，而政府会立即赶来帮助时，将要求更高程度的耐力、团结和勇气，以及将其利益与同一生产部门，有时甚至是另一生产部门的其他工人的利益联系起来的能力，但这种意识只有当工人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即在局部斗争的基础上为个别工厂工人的利益而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时候，才能形成。与个别业主的斗争将在工人阶级中形成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耐力、团结、独立感和阶级自信，当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词语的本义上)摆在它面前时，它将需要这些。进入这个阶段后，工人运动将开始逐渐带有政治色彩。10

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的抵抗，1901年，1901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当然，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作用的观点的一个公理是，要使其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它需要全国性的组织和一个政党来表达其利益。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地方，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不拥有生产资料是阶级定义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因素。“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11这句话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马克思阶级定义的信息，普列汉诺夫为《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选择的马克思的格言也是如此：“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2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熟悉这些文本;他们不确定的是，如何最好地帮助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走上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道路。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论鼓动》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毫无疑问，它所建议的进程给列宁的革命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通过坚定地支持后者，帮助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静止的决定论和实践之间的内在困境。它教导说(与当时流行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相反)，通往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道路在于斗争的经验——首先是反对地方雇主，然后是反对雇主作为一个阶级，最后是反对支持和维持那个阶级的国家。意识将是坚决的群众实践的产物。起初，这将采取经济或工业实践的形式;后来，向政治实践的过渡将被标志出来。

[9]同上，第12页

[10]同上，第13-14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4-15页

经济通向政治之路

毫无疑问，这些思想由于列宁接触了《论鼓动》的论点而在他脑中盘旋。看一眼他在被监禁后不久，即1895年底或1896年初写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3，就会发现列宁非常自觉地将这些准则制定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战略。这份文件中表达的大部分思想在他1897年的纲领性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4中得到了重复和放大。这两份文本构成了列宁在1902年《怎么办?》出版前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战略和策略——最重要的贡献。要评估列宁在这后一部著作中所写的内容是否与他早期所写的一致，我们必须停下来，考虑一下列宁在1897年之前的战术建议。

列宁以其关于俄国资本主义性质和广度的理论发现为基础。正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俄国已经被资本主义所主导，15因此，大多数人已经依赖于雇佣劳动，16这使他得出结论，大多数俄国人，即雇佣劳动者，是能够接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的。然而，他认识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因此，工人阶级的发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有城市无产阶级才能够表达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不满并发起斗争。

大工厂正在创造一个特殊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够与资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本身就摧毁了他们与自己小生产的一切联系，并且通过共同的劳动将工人们联合起来，把他们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从而把广大的劳动人民凝聚在一起。17

这个“特殊阶级”，被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所集中和联合，必须承担起动员和激励工人阶级中更落后部分的责任。“在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进行鼓动，是唤起(随着运动的扩展)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最可靠和唯一的方法。”18出于这些原因，列宁说，社会民主党必须将其活动集中在工业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和政治上最发达，并且由于其数量和在该国大型政治中心的集中而最为重要。19

所有这些几乎都不是新的;这是列宁从其经济或理论分析中得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先锋作用观点的重复。列宁分析中的新内容是他对无产阶级如何意识到其职责的过程的概述。在他对无产阶级走向充分意识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评价中，实践的作用现在在列宁的思想中被赋予了卓越的地位，他或多或少明确地将此与向《论鼓动》纲领的“过渡”联系起来，这并非偶然。

工人们向着为自己的切身需要而进行的坚定斗争，为争取让步、改善生活条件、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斗争的这种转变，现在已在全俄国开始，这意味着俄国工人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和所有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注意力应该主要集中在这场斗争上，集中在其推动上……我们说过，俄国工人向这种斗争的转变表明了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场斗争将工人阶级运动引向了康庄大道，并且是其未来成功的可靠保证。广大的劳动人民从这场斗争中学到，首先，如何逐一认识和考察资本主义剥削的方法，将它们与法律、与自己的生活条件、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进行比较。通过考察不同形式和案例的剥削，工人们学会了理解建立在劳动被资本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其次，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们考验自己的力量，学会组织，学会理解组织的必要性和意义。这场斗争的扩大和冲突频率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团结感、一致感的发展——起初是在一个特定地区的工人中间，然后是在全国的工人中间，在整个工人阶级中间。第三，这场斗争发展了工人的政治意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没有(不能)拥有闲暇或机会来思考国家问题。另一方面，工人为自己的日常需要而与工厂主进行的斗争，自动地、不可避免地促使工人们去思考国家、政治问题，思考俄国国家是如何治理的，法律和规章是如何颁布的，以及它们为谁的利益服务。工厂里的每一次冲突，都必然使工人与法律和国家权力的代表发生冲突。20

在这段引文的第一段中，列宁概述了在“鼓动”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承担的具体实践任务，他本人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这一策略的著名宣传家。他此时创作了一系列鼓动性传单和小册子。其中一些是直接写给工人的，旨在指出特定工厂普遍存在的弊端，例如他早期给谢米亚尼科夫工人的讲话21和他写的《致桑顿工厂的男女工人》。22其他的是解释性小册子，列宁在其中运用他的法律专业知识来阐明影响工人的沙皇立法的意图;他的《关于对工厂工人罚款的法律的解释》23和《新工厂法》24就是这类详细而透彻的解释，为鼓动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还有一些更具公开政治性，同样旨在为鼓动者和工人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政府总是帮助雇主，并且通常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什么?》和《致沙皇政府》是后一类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几乎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著名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关心这类鼓动性文献的人。尽管俄国的活动家以及流亡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克雪里罗德和普列汉诺夫一再坚持要求，他们却刻意地，或许应该说是轻蔑地，拒绝用自己的笔来玷污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根据阿舍尔的说法，阿克雪里罗德对这项工作没有兴趣，更愿意致力于更具理论性的写作。他向普列汉诺夫吐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可以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出版“像‘传单’这样的文学漫画”。25

事实上，阿克雪里罗德做了一些尝试，即使没有结果，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投入这项工作“没有内心的火焰，相反，常常带着厌恶”。26然而，普列汉诺夫在留在纯粹思想领域的愿望上是毫不妥协的。对于像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这样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立场，根据笼罩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神话，他们被认为比列宁更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性自发性。

在《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引文的第二段中，列宁表明自己致力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意识的发展中，工人阶级为确保其生存而进行的永久斗争是关键的形成因素。这场斗争最初是无产阶级与他们雇主之间的斗争，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指导下，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与雇主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带着一种发展良好的阶级利己主义出现。象征这一斗争阶段的斗争形式，当然是罢工。“每一次罢工，”列宁坚持认为，“都把工人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努力集中在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某个特定方面。每一次罢工都引起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帮助工人评价它们，理解在特定情况下资本主义压迫的构成，以及可以采用什么手段来对抗这种压迫。每一次罢工都丰富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经验。”27

根据列宁的说法，正是在这场罢工运动中，在为琐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团结感，一种对共同目标的共同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阶级活动的定义性先决条件。因此，从工人的孤立反抗中，发展出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28正是因为工业工人如此集中，拥有便利的交通线和工作流动性，使他们能够比较经验，他们才必须承担起领导整个工人阶级捍卫其利益反对资本的责任。29

我们将工人阶级斗争的这个阶段称为“工业实践”。它始于地方性的、往往是琐碎的要求，涉及工人命运的部分改善。在一个地方，它可能采取要求定期支付工资的简单形式。(俄国工人常常要等上几个月才能领到工资——在此期间，他们必然要在公司的实物商店赊账，那里以高价出售劣质商品;由于长期负债，工人实际上成了契约工。)在其他地方，工人则进行防御性罢工，抗议工资或计件工资率的降低。然而，无论这些不满多么微小和琐碎，无论工人们的行为多么有序与和平，他们常常追求的是法律似乎已经保障给他们的要求，列宁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至少在俄国，这种工人阶级动员的表现会产生直接的政治后果。在一个参加罢工被认为是严重到足以判处监禁和流放的罪行，加入工会被同样依法惩罚的国家，劳工运动的组织显然被视为对国家权力的威胁。如果在其他国家，这种相对次要的日常争端可以留给工人代表与雇主私下谈判，那么在俄国，专制权力对允许私人领域拥有这种自主权的危险过于敏感。它既害怕来自自由派制造业和贸易阶级的政治图谋的危险，也害怕劳动阶级可能带来的动荡和无政府状态。因此，专制政权在劳工骚乱问题上非常投入，并认为维护其在这一领域的特权和法令至关重要。

列宁迅速抓住了罢工运动在俄国局势下必然会产生的政治后果。他认识到，鉴于政府的倾向和管辖劳工事务的专制法律，每一次不满的爆发都会被视为威胁，并且必须以国家的力量来应对。工厂里的每一次冲突，都必然使工人与法律和国家权力的代表发生冲突。每一次工厂冲突，每一次罢工，都会引起政府的立即反应。经济和政治权力相互联系的现实，通过宪兵和哥萨克在工厂门口和工人区的实际存在，向工人们昭示出来。向工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斗争和工人政治斗争不可分割的命题的任务，大大简化了。这个命题并非通过理论推导或研究西欧历史的结果而为广大工人所领悟;它是通过他们日常生活的直接事实向他们展示的。

社会主义者给罢工赋予政治性质!嘿，在任何社会主义者之前，政府自己就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给罢工赋予政治性质。难道它没有像对待罪犯一样开始抓捕和平的工人吗?难道它没有逮捕和流放他们吗?难道它没有到处派遣间谍和挑衅者吗?难道它没有逮捕所有落入其手中的人吗?难道它没有承诺帮助工厂主，以便他们不屈服吗?难道它没有仅仅因为工人为罢工者募集资金而起诉他们吗?政府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向工人们解释，他们对工厂主发动的战争必然是一场反对政府的战争。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只是证实这一点，并以传单形式公布。仅此而已。

列宁的论点与《论鼓动》中提出的基本相同。他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工业实践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动员了阶级，催生了新的组织和新的领袖，简而言之，有助于巩固其为一个群体;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最终这种工业实践会促使广大工人思考权力和对法律及国家的控制问题。

俄罗斯工人联合会，1909年，1909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因此，工厂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反对建立在劳动被资本剥削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秩序的斗争。

政治来自经济，国家权力问题必然源于工人阶级的工业实践。政治意识，其最低限度的表现是工人认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来代表他们的共同立场，根据列宁的说法，只有在经济斗争中并通过经济斗争才能产生。

工人的阶级觉悟，意味着工人懂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必须努力影响国家事务，就像地主和资本家过去所做的那样，现在也仍在这样做。

工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一切的呢?他们是通过不断地从他们开始对雇主进行的斗争中获得经验来做到的，随着大工厂的成长，这场斗争日益发展，变得更加尖锐，并涉及更多的工人。33

根据列宁的说法，只有在争取生活最直接、最紧迫的必需品——食物、住所、温暖和一定程度的安全——的过程中，工人们才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他坚持认为，他们因为敢于要求满足其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而受到骚扰和压迫。他们既不能聚集在一起讨论自己的事务，更不用说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要求和公布自己的不满。34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列宁认为，工人们就会认识到，无论法律给予他们多么微小的保护，都是完全无用的。只要工人们被剥夺了组织、集会和公布其不满的权利，法律就会被全盘忽视，或者充其量被完全不负责任的官僚或工厂经理零敲碎打地歪曲。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列宁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详细指出法律是如何被操纵以服务于雇主利益的;纸面上的保障是如何变得一文不值的;“官员们是站在工厂主一边的，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雇主更容易压迫工人”。35

列宁的论点是，工人们不必达到社会主义意识才能获得政治意识。他们不必意识到必须废除雇佣劳动本身;他们只需提出统一的要求，以争取更好的条件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足够了。根据列宁的说法，他们为改善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命运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会使他们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建立互助和罢工基金以及公布其要求的必要性——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法律所禁止。经济改善的尝试本身，就受到并将被视为受到政治和法律限制的极大阻碍。工人们会认识到，经济斗争必然地延伸为政治斗争。在这个进程中，实现政治自由成为“工人的重要任务”，因为没有它，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任何影响，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仍然是一个无权的、受屈辱的和不能表达自己意见的阶级。36

根据列宁的说法，俄国工人的客观处境的逻辑，迫使他们逐步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最初，这包括通过他们的工业实践实现的对直接经济利益的共同认识。工业实践逐渐使工人们认识到影响国家及其法律的必要性。当达到这一点时，就发出了向新的实践和适应新任务的新组织模式过渡的信号，根据列宁的说法，这些新任务必然地呈现出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部分，在这个阶段，必须承担起领导整个民主改革运动的责任。

[13]MECW，第6卷，第493页

[14]普列汉诺夫，SPW,1,58，引自《共产党宣言》，MECW，第6卷，第493页

[15]CW,2,93-121

[16]同上，第323-51页

[17]同上，第95-6页

[18]同上，第105页

[19]同上，第95页

[20]同上，第331页

[21]同上，第330页

[22]同上，第114-5页

[23]载于S.N.瓦尔克，第1-6页

[24]同上，第6-12页;及CW,2,81-5

[25]CW,2,83-72

[26]同上，第271-315页

[27]A.阿舍尔，《阿克雪里罗得》，第130页

[28]同上，第154页

[29]CW,2,114

[33]同上，第125页

[34]同上，第107页

[35]同上，第113页

[36]同上，第110页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因此，为政治改革、为实现民主自由而努力的迫切性，被证明并非仅仅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抽象表述;它恰恰源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这种迫切性对无产阶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与资产阶级不同，它对国家和法律的制定完全没有影响。资产阶级通过其专业协会、其与统治机构的家族联系、其报刊、其贿赂和分发好处的能力，拥有无数种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方式。其影响常常是间接的;列宁认为，它通常是在全国和地方层面的私下协商中，在紧闭的门后施加的秘密压力。部分地，无疑是出于这个原因，列宁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有些犹豫不决。它当然希望拥有更多权力，对国家事务有更多影响，但同时，它也发现在统治但又不被视为统治中存在某种优势。一个凌驾于阶级之上的专制政府的虚构，仍然对大众心理有强大的影响，对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个过于宝贵的保护壳，不能轻易抛弃。

虽然根据法律，政府拥有绝对和独立的权力，但实际上，资本家和地主拥有成千上万种影响政府和国家事务的手段。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等级协会——贵族和商人协会、商会和制造商协会等——这些都是法律承认的……在他们的协会里，他们讨论国家法律，起草法案，政府通常在每个问题上都咨询他们，向他们提交法案草案，并请求他们的意见。57

列宁总结道：“雇主们有成千上万种向政府施压的方式。”58

虽然资产阶级的某些进步分子发现专制统治对先进资本主义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与其同侪一致认为，他们害怕其激进推翻可能引发的骚乱和混乱，以及对财产的威胁。根据列宁的说法，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就像所有其他阶级的态度一样，是由其在现行所有制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只有工人阶级完全没有权利，也完全没有财产。其他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论多么不稳定地持有财产，并无论多么隐蔽和有限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列宁的论点是，他经常通过参考西欧过去的历史，特别是1848-51年的法国来加强这一论点，即有产阶级总是扮演着模棱两可的政治角色。一方面，他们不能不为自己对君主和封建权力的优势而奋斗。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迫保卫自己的财产。列宁坚持认为，这种模棱两可性常常被证明对民主事业是致命的，因为在斗争的那个时刻，当君主和封建权力准备向他们的大部分要求屈服时，有产阶级已经表明他们准备抛弃民主的全面实施。列宁坚持认为，他们一再表现出愿意与现状达成协议，争取旧国家机器的强制机构的支持来镇压对财产的潜在威胁。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列宁被引导着有力地重申了正统的立场，即无产阶级从其独立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必须在俄国的民主斗争中掌握领导权。他继承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早先的坚持，即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民主制度的先锋战士”。59

……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必须使自己脱颖而出，因为它是专制制度唯一彻底一贯和毫无保留的敌人，只有在工人阶级和专制制度之间才不可能有任何妥协，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民主才能找到一个毫无保留、不犹豫、不回头的拥护者。所有其他阶级、集团和阶层对专制制度的敌意都不是无条件的;他们的民主总是向后看。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工业和社会发展正被专制制度所阻碍，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并可能在任何时刻与专制制度结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两面派的，它一方面倾向于无产阶级和民主，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反动阶级，试图阻碍历史的进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实验和甜言蜜语所诱惑……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地位，能够与统治阶级结盟来反对无产阶级。60

为了让无产阶级实际上被视为民主斗争的领导力量，它必须成为所有对专制制度有不满的阶层和团体的卓越载体。如果它实际上要承担起将所有分散的不满细流汇集成一股扫除专制制度的洪流的责任，那么，列宁认为，它在其政治活动的这个阶段，就必须放弃其阶级排他性和对工人阶级特定不满的专注。无产阶级，特别是其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家们，必须承担新的责任和新的职能。在斗争的这个政治阶段，他们必须作为在整个俄国大地上涌现的所有不满的保民官出现。

在鼓动中，这种支持将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利用专制警察暴政的每一次表现来体现，向工人们指出这种暴政如何普遍影响所有俄国公民，特别是那些受特殊压迫的社会等级、民族、宗教、教派等的代表;以及这种暴政如何特别影响工人阶级。最后，在实践中，这种支持表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愿意与其他趋势的革命者结成联盟，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41

阅读纲领，1905年，1905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早在1897年，列宁就坚持一个后来在他思想中成为常识，并构成他被广为误解的《怎么办?》主要内容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之间的区别。在此，我们需要补充一些从列宁1895年12月被监禁到1897年底撰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期间俄国劳工运动史的一些salient(显著的)事实。

在此期间之初，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性文献在圣彼得堡的传播才刚刚起步。诚然，在其他中心，特别是在波兰和立陶宛，早先已取得进展，它们比圣彼得堡的转变早了大约九个月左右。42最初，工人的骚乱通常采取破坏机器和抢劫、毁坏工厂厂房、仓库和商店的形式。谢米亚尼科夫工厂的事件就是这种自发破坏主义的典型。到1896年夏天，圣彼得堡的工人们正在纺织业进行一场相当有序的群众性总罢工，其他工业部门也出现了同情性罢工，他们向政府和雇主提出了明确而直率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纠正其特定行业的弊端，而且要求为所有工人法定地将工作日限制在十个半小时。政府承诺让步：工业部长维特伯爵向罢工者保证，政府深切关注改善工人的命运。然而，当政府在将这些保证付诸具体形式方面表现得迟缓时，好斗的彼得堡工人在1897年1月号召举行新的罢工。这一次，总罢工的威胁本身就产生了效果;宣布自4月起，工作日将限制在十一个半小时。工人们仍然不满意;罢工运动在1897年初的几个月里蔓延开来，试图从政府那里争取更有利的让步。政府对burgeoning(迅速发展的)罢工运动的重视程度，可以从其迅速采取行动颁布1897年6月2日的新工厂法中看出，该法承认了工人的许多要求。专制政权被看到向一部分俄国人民的要求屈服这一事实，在俄国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列宁没有错过这个教训。在他关于《新工厂法》的小册子中，他反复指出，正是彼得堡工人的先锋队坚决主动，将其他人也卷入斗争，才为所有工人争取到了法律上的让步。只有持续的积极行动才能确保这些保障得到实际执行。

只有通过斗争，通过有意识和坚定的斗争，工人们才争取到了这项法律的通过。只有通过斗争，他们才能确保法律的实际执行，并确保其执行符合工人的利益。没有顽强的斗争，没有联合起来的工人对雇主提出的每一项要求的坚定抵抗，新法律将仍然是一纸空文。43

由工商部出版的《俄国纠纷统计》部分地讲述了这些劳工动荡岁月的故事。1895年，圣彼得堡纺织工人第一次总罢工的那一年，在工厂监察局覆盖的工厂(约占俄国工厂的一半)中，有31,195名工人直接参与了罢工。1896年，这个数字是29,527人，1897年上升到59,870人。44根据怀尔德曼的说法，他在其书45的第三章中对这一时期的描绘生动而详尽，1896-7年间，圣彼得堡工业工人阶级的性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都的工人们在短短一年内经历了非凡的性情转变。在克服了对当局的敬畏和对社会主义者的不信任之后，他们现在准备为了他们认为是自己合法要求的权利，冒着与政府全部力量直接冲突的风险。46

这种态度的差异反映在1896年和1897年五一宣言的不同风格上。1896年的宣言在其笼统的表述中显得相当无定形和草率，而1897年的宣言则明确而直率地将实现政治自由作为直接目标。47

对列宁来说，这些年来的重大事件最终culminate(达到高潮)于他所认为的无产阶级先进部分的认识，即斗争现在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因此也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承担起民主斗争领导角色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们已经认识到不仅要对抗个别雇主或雇主群体，而且已经与政府对抗。他们采取了关键的一步，即要求修改法律，作为确保其经济地位的唯一手段。以此为标志，无产阶级在俄国首次宣称自己是一支政治力量。1896年和1897年大罢工的教训，除其他外，揭示了“俄国政府是俄国工人比俄国雇主更坏的敌人。”48

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认识到，1895年至1897年的事件标志着运动发展的一个新转折点。无产阶级独立政治活动的开始已经发出信号，并赢得了一次显著的早期胜利。列宁补充说，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满足于一次快速而相当小的成功。他坚持认为，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因为除非能够确保民主自由，否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无法实现其唤起和指导所有雇佣工人斗争的历史角色。“俄国的先进工人，”列宁认为，“必须尽最大努力将更落后的工人吸引到运动中来。除非全体俄国工人群众都投身于为工人事业的斗争，否则首都的先进工人不可能赢得太多。”49为民主而斗争的过程本身，将会把越来越广泛的工人阶级吸引到政治生活和阶级意识中来，但对于没有足够交通线的全体农村无产者来说，确保民主自由似乎是他们动员起来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列宁的立场是，无产阶级要实现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就必须动员俄国所有被剥削者与它并肩作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能够接触到数百万分散的雇佣工人。它需要结社、组织和出版的自由。

对民主权利必要性的坚持，是列宁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他所继承的正统观念的核心，并且他几乎在他所有的纲领性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以至于发现一批评论家断言列宁已经抛弃了将争取民主作为直接战略任务，这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在他1895-6年的《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精确地列出了九项基本的民主自由和权利，社会民主党将其置于其目标的“首要和最重要”位置。50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目标”被阐明为实现政治自由。在缺乏这些权利的情况下，俄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debilitates(衰弱)被概述出来51，而且，仿佛这个信息需要重复，列宁不留任何偶然，并用斜体字强调：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们最迫切的要求，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实现政治自由，即法律(宪法)保障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保障所有公民自由集会、讨论其事务、通过其社团和新闻界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实现政治自由成为“工人的重要任务”，因为没有它，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任何影响，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仍然是一个无权的、受屈辱的和不能表达自己意见的阶级。52

正如我们上面所见，即使是列宁明确的鼓动性传单，如1897年夏天写的《新工厂法》，也毫不犹豫地强调这样一个教训：没有政治自由，工人们将是无助的。他在那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诉诸于将俄国工人的“不正常”状况与他的外国同志的状况进行比较：在所有其他国家，工人们在“寻求生计”时，有权组织工会、互助会，公开抵抗雇主，向他提出要求，进行罢工;在我国这是不允许的。53

这本小册子的全部内容，此后都致力于证明，在没有任何工人阶级自我保护协会权利的情况下，相信由上而下施予的“保护性”法律是多么愚蠢。在这种情况下，当负责执行法律的人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工人们必须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雇主有成千上万种影响工厂视察员并迫使他们按其意愿行事的方式。然而，工人没有任何影响工厂视察员的手段，只要工人不享有自由集会、组建工会、在报刊上讨论其事务以及发行工人报纸的权利，就不可能有这种手段。只要这些权利被剥夺，官员对雇主的任何监督都永远不可能是严肃和有效的。54

在他1897年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列宁唯恐有人误解他早先的坚持，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强调不仅要牢记反对雇主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还要牢记“在俄国赢得政治自由和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的直接任务。他提醒听众，普列汉诺夫在正统观念中规定了双重目标，即社会民主党人“始终坚持其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任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55然后，所指的民主任务在其与最终社会主义目标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展示。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在工人阶级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他们努力传播对专制主义在其所有表现形式、其阶级内容、推翻其必要性、以及不实现政治自由和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成功斗争的理解。56

列宁接着展示了，正如我们上面所注意到的，工人阶级如何以及为何是俄国民主唯一不动摇和坚决的拥护者。

正因为列宁相信必须转向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他才在1897年开始敦促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全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就不可能在1896年和1897年罢工所标志的无产阶级成功进入政治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列宁现在认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表明自己有能力在其阶级发展中迈出这一步;领导层不应落后。没有这样一个全俄统一的结构，社会民主党人和无产阶级承担民主革命领导权的претензии(主张)将因缺席而失效。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先整顿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在假定领导全俄、全阶级对专制制度的猛攻之前，他们显然必须确保自己的全国性凝聚力。

彼尔姆修道院街，1900年代(WikimediaCommons，CCBY-SA3.0)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做很多工作，以满足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组织工人阶级运动，加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为工人提供宣传和鼓动文献，并将遍布全俄的工人小组和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联合成一个单一的社会民主工党!57

当然，列宁只是同时敦促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声音之一，这一愿望至少在形式上于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此后简称R.S.D.L.P.)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以实现。然而，早在1897年，列宁就已经开始构想党的结构，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同时代批评者和后世评论家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所写的一篇非常简短而重要的附录中，列宁认为，罢工运动的成功使政府提高了警惕。它已经认识到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稳步扩大那些追捕革命者的走狗的规模和活动范围，设计新方法，引进更多挑衅者，试图通过恐吓、与伪证对质、伪造签名、植入伪造信件等手段向被捕者施压。58

因此，随着摆在他们面前的新任务，即在全俄政治层面上与专制制度对抗，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加强他们的组织，他们必须精通隐蔽的艺术。

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纪律、组织和地下活动，与政府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而地下活动首先要求团体和个人在工作的不同方面专业化，并将协调工作分配给斗争同盟的中心小组，其成员尽可能少。59

必须记住，列宁的论点在他的听众看来并不会特别新颖。毕竟，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全俄各地“斗争同盟”的行事方式。一个由活动家组成的中心小组通过只以其革命化名而为人所知的指定中间人来协调“外围”小组的活动。外围小组对邻近小组一无所知，以防一人牵连多人。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在俄国非法工作条件下所强加的地下活动的要素。列宁为全俄党的结构援引了类似的理由。他认为，分配到特定工作将使个人和团体能够成为专家，将防止无意中牵连他人，将使中心能够替换“倒下的代理人和成员”，并将普遍使警察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60这种职能的专业化显然要求集中的控制，因为没有明确指定的职能分配，各个部分的细致劳动将变得毫无意义。列宁认为，没有专业化和专业精神，党在非法和压迫的条件下将无法存在。

那么，在这里，在1897年，在列宁遇到“尾巴主义”、“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歪曲”之前，就已经有了后来在《怎么办?》中将要长篇大论表达的思想的胚胎。在转而考虑那份文件之前，最好先重述一下列宁关于实践的思想，并以注释的形式呈现出来。

[57]同上，第328页

[58]同上，第332页

[59]同上，第347页

[60]同上，第349页

[41]同上，第336页

[42]同上，第335页

[43]同上，第334页

[44]见上文第三章注45，关于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何时采纳《论鼓动》的不同记述。A.K.怀尔德曼在其优秀的研究《工人革命的形成》(芝加哥，1967年)中，将维尔诺向“鼓动”过渡的日期定为1893-4年冬季(第41页)，将圣彼得堡“老头子”小组的过渡日期定为1895年秋季(第61页)

[45]CW,2,290

[46]S.P.图林(S.P.Turin)，《从彼得大帝到列宁，俄国劳工运动史》(FromPeterTheGreattoLenin,AHistoryoftheRussianLabourMovement)(伦敦，1968年)，第189页

[47]怀尔德曼，第58页

[48]同上，第78页

[49]同上，第83页

[50]CW,2,278

[51]同上，第278页

[52]同上，第97页

[53]同上，第110页

[54]同上，第118页

[55]同上，第285页

[56]同上，第296页

结论

1.正统观念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是一股摇摆不定的力量，领导权必须移交给无产阶级。列宁的经济分析证实了这一发现，并形成了一种观点，即无产阶级是所有俄国被剥削者的先锋和天然代表。

2.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动员无产阶级，通过鼓动策略使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群体巩固起来。从经济鼓动或工业实践中，将产生对政治鼓动必要性的认识。

3.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必须是打破现已过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是同样过时的专制制度的中心支柱。这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以便他们能够公开地主导国家，从而在斗争的下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可以认识到其真正的敌人。经济两极分化在这里呈现出其政治表现。

4.民主革命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法律保障。没有结社、组织和出版的权利，无产阶级就无法意识到其最终目标。它也无法实现(由列宁的理论分析给出的)团结所有其他被剥削的工人阶级阶层：农村无产者和手工业者;各种雇佣劳动者的任务。

5.为了确保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领导所有对专制制度有不满的阶层和团体的责任。因此，它必须作为所有这些分子的政治保民官出现，决不能局限于表达工人的特定要求。它必须在一个总的联盟中，作为最坚定、最果断和最有影响力的政党出现，统一并推动所有不那么坚决的分子前进。列宁在这里重申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的论点。

6.为了完成统一和推动所有反对派分子进行民主斗争的全俄任务，同时又保持无产阶级的特定社会主义目标，一个有凝聚力的全俄政党结构是必要的，而且这个结构必须精通这些任务所要求的实践职能，并在其理论观点上保持警惕。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这些主题在列宁的政治思想中是多么恒定。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些主题;事实上，他直到1908年的著作几乎完全是关于它们的阐述。在第七章中，我们将把《怎么办?》呈现为不是一本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密谋政党的入门读物，而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在民主革命中的目标和责任的说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所面临的政治任务的陈述具有首要的重要性;组织细节被认为是次要的。它们纯粹是派生的。它们是实现正统观念所规定、并由列宁的理论分析及其关于工人阶级意识演变阶段的思想所证实的任务的适当且唯一可行的方式。

本章其余注释

[1]见马尔托夫在《社会民主党人笔记》(ZapiskiSotsial-Demokrata)(柏林，1922年;剑桥，1975年再版)第232-4页中对维尔诺小组关于新策略讨论的记述。据盖茨勒(Getzler)说，马尔托夫对他在这本小册子准备过程中的作用过于谦虚。盖茨勒将这本小册子中两页“理论性”的内容归功于马尔托夫。见I.盖茨勒，《马尔托夫：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Martov:APoliticalBiographyofaRussianSocialDemocrat)(剑桥，1967年)，第23页注

[2]A.克列梅尔(A.Kremer)和J.马尔托夫(J.Martov)，《论鼓动》(Obagitatsii)，附P.阿克雪里罗得(P.Akselrod)的后记(日内瓦，1896年)，第3页。《论鼓动》由劳动解放社出版，带有相当大的疑虑，实际上直到1897年初才出现

[3]同上，第19页

[4]同上，第21页

[5]同上，第19页

[6]同上，第21页

[7]同上，第22页

[8]同上，第7-8页

[30]同上，第104页;参见第95页

[31]同上，第103页

[32]同上，第115页

[37]同上，第72页

[38]同上，第118页

[39]同上，第111页

[40]同上，第289页

[61]同上，第349页

[62]同上，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