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在统治时做什么？》序言

译者按

本文为瑞典社会学家约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1941—)《统治阶级在统治时做什么?》一书的序言。该书 1978 年出版，是一部论文集，汇集作者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篇章，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第二部系统考察国家权力的界定与行使(包括代表形式与中介过程)，第三部《从发达资本主义手中夺取国家权力》思考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战略问题。全书核心议题是：阶级统治不仅体现在国家的阶级性质上，更体现在国家机器的具体组织形式及其再生产之中。

关于本章：这则《前言：科学与政治》写于 1977 年 8 月的隆德，阐明了全书的双重关怀——经验性社会理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政治实践。瑟伯恩先交代各篇论文的缘起，接着借助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论述，梳理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到科学、再回到哲学的历史轨迹，最后集中讨论了科学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二者的根本区别、它们的接触点与亲和性，以及优秀干部与科学家所共有的现实主义与具体性品质。

关于作者：约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瑞典社会学家，剑桥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早年就读并执教于隆德大学。研究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理论、阶级分析与不平等、世界城市史等，主要著作有《权力与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的权力》《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世界上的不平等》《城市中的权力》等。

译者：三月研究编辑部　·　来源：《统治阶级在统治时做什么?》前言(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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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言：科学与政治

▲ 如果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国家的阶级性质是确定的，那么国家机器如何运作便是一切。

本书交织着两种关怀：一是经验性社会理论，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政治的实践。第一篇论文处理国家机器问题，其构思缘起于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被从党章中删除。但本文超越了伴随并随后接续该事件的政治争论框架。它进入组织理论领域，力图阐明封建社会中、古典与现代西方世界以及当代东欧体制中特有的国家组织形式。

二十世纪的专政经验或许为抛弃古典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所要求的那种令人困惑的“民主的”与“专制的”专政之区分提供了充分理由。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连同其推论一起，指涉一个不能轻率弃置的关键对象。首先，它指向国家组织，将其视为特定阶级统治社会关系的决定性表现。对经验性社会理论而言，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机器的组织形式本身如何表达并再生产阶级关系?对实践性革命政治而言，它则提出这样的问题：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组织，才能再生产无产阶级及其同盟阶级和劳动人口各阶层的统治，并促进无阶级社会的发展?此类困难难以靠援引列宁的概念分析来克服，无论那些分析多么深刻;在未充分面对其背后的问题式(problematic)的情况下，仅仅放弃马克思和列宁的术语也无济于事。

在某种程度上，第二篇论文的起源和发展性质相反。它源于对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学与社会学界内部激烈学术争论的不满——这场争论关乎多元主义还是权力精英应被视为现代西方政治的主导力量。初稿两年前提交于英国社会学会年会。进一步的展开则受当前关于资产阶级统治群众基础的政治讨论所启发。这个人数微小的资产阶级阶级，或其中更为细小的领导性阶层，何以能够在以意见表达的法律自由和平等普选为标志的民主形式中实行统治?这一问题已由(其中包括)路易·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娜·布西—格鲁克斯曼以及传统葛兰西式霸权焦点取向的支持者们提出，却几乎没有得到回答。为了尝试提供解决方案的初始要素，我呈现了对阶级统治政治形态的总体考察。这里所作的分析还关联一篇未收入本卷的论文：《资本的统治与民主的兴起》1。

[1]《新左派评论》第 103 期(1977 年)。

本书写作所处的政治形势有一个显著特征：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进展再次成为具体的现实可能。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出现的战略论争与纲领，激起了大众传媒对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热切却大体上模式化的兴趣。第三篇论文包含一些关于当前政治格局如何形成的反思，尤其是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战略的内容、问题与前景。

这部著作是论文集而非分章之书。但三个部分应当相互参照来阅读。例如，第一篇论文所发展的组织技术概念，关乎第二篇所概念化的国家中介过程的运作。再生产机制、统治阶级代表形式与中介过程不仅在行使国家权力中彼此关联，它们也作用于国家机器的再生产——而这一任务对于国家权力的维系至关重要。最后一篇论文提出的战略问题，大体建立在前面两篇的初步发现之上。

▲ 本书的三部分结构：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 · 国家权力的界定与行使 · 夺取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战略

所讨论的主题范围——从中世纪封建主义国家到当代苏联，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与阶级社会学到西方共产党战略——在许多人看来无疑是不自量力的，甚或致命的。然而，在一个重要意义上，这项研究范围颇为有限：它既无意作为现成的历史分析，也无意充当革命配方的汇编，而是要作为经验分析与严肃政治讨论的框架。出于政治与科学的双重理由，我力图始终对经验研究与确证的问题保持一只眼睛的注视。无论这一具体尝试的价值如何，当前研究界受非经验理论与狭隘经验主义的支配，这迫使历史学家和经验社会科学家把丹东和列宁的话引为座右铭：“大胆，大胆，再大胆!”

本卷提出一系列将引发科学与政治双重论争的立场。但它是为具有不同阅历与见解的读者而写，为不同组织的政治同志与分属各种学科和学派的不同学术同行而写——事实上，是为一切对社会分析与政治感兴趣的人而写。它大量汲取既有的理论、研究与政治，无论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力图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而非纯粹否定的论战。

“经验性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术语，既非小心翼翼的转述，也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词——尽管正如我在《科学、阶级与社会》2中所论证的，后者是关于社会的基本科学，尽管不是唯一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源于与德国哲学的决裂，它把自己界定为一门承诺革命立场的关于社会与社会历史的经验性科学。但自列宁、考茨基及其同时代人的古典时代以来，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具有哲学性质，并受职业哲学家支配。因此，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比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核心。

[2]NLB，伦敦 1976 年。

马克思主义这一悖论式的演变——从哲学到科学，再回到哲学——由佩里·安德森以特有的博学与才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3中加以描述。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历史与未来前景的理解，可能因若干补充性观察而有所助益。诚然，大约自 1920 年以来，欧洲马克思主义轨迹的基本决定因素是西方革命劳工运动的失败与收缩，加之以威权手段捍卫的东方代价高昂的胜利。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转向并不单纯是革命失败的产物。它也是——也许首先是——传统资产阶级文化与社会的深刻危机所生，这一危机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所催生，并由十月革命这一替代性选择戏剧性地揭示出来。美学范畴、《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与古典资产阶级哲学无力把握战争与革命的新世界，这是卢卡奇、科尔施、马尔库塞和葛兰西这样的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原因。(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经验之后，包括阿尔都塞、萨特和德拉·沃尔佩在内的新一代哲学家，也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感到幻灭。)

[3]NLB，伦敦 1976 年。

哲学并非天然是对政治的退却;事实上，前现代政治理论完全由政治哲学构成。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地关注认识论，它也产生了大量直截了当的政治哲学：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阿尔都塞晚近的著作以及巴利巴尔、布西—格鲁克斯曼和朱塞佩·瓦卡等较年轻作者的作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色调的另一个原因，大概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心移向那些哲学过去是(或如今仍是)社会与政治理论主导语言的国度。尽管哲学在威廉时代与魏玛时代的德国是论说社会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一现象首先涉及拉丁国家。安德森所列西方马克思主义十三位主要人物(第 25–26 页)中有七位来自拉丁国家，而两位创始人之后古典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十一人中只有一人来自那里。

近几十年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哲学家这一情况，因此不仅标志着失败与收缩，也标志着胜利与进展。更令人忧虑的是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领域的相对停滞。这里安德森的名单再次显示出有趣的模式，尽管其依据的标准并非无可争议。在十一位最杰出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中，八位出身于两个特定的智识文化：俄国与德属奥地利。(若把卢森堡计入，数字升至九——她生于奥地利加利西亚，政治养成既在俄占波兰的劳工运动中，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我们无法在此考察这两个知识阶层非凡马克思主义活力的原因，尽管这样的研究会引人入胜。但哲学话语在这两种文化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确实倾向于证实上述模式4。相比之下，后古典名单中没有任何人来自这一背景。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失败与资本主义整合，解释了这一断裂。

[4]维也纳学派后来的高度专门化分析哲学社会影响范围非常有限。

当然必须像安德森那样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展遭受严重局限，不仅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而言，而且就资产阶级社会理论而言亦然。因为哲学作为拉丁国家(以及程度较小的德国)社会思想的普遍语言而存在，并不表示哲学吸纳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理论最先进的贡献。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未触及强大的德国历史编纂学传统，也未触及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后者虽然在欧洲长期学术地位不稳、处于边缘，却在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中代表着智识上的先锋力量。

▲ 1977 年 8 月，隆德。瑞典社会学家的书桌与档案(历史语境示意)

然而，不应认为 1920 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只是作为哲学被保存下来。在政治理论活动中心之外，发展起重要而精致的历史编纂学——在英国以希尔、霍布斯鲍姆、汤普森等人为代表，在东方以库钦斯基、波尔什涅夫等人为代表——以及多布和斯威齐等人对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个别贡献。我们也不应忽视共产党训练手册与群众鼓动小册子在维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重要作用。尽管这类材料确实缺乏智识上的刺激性，它们却有助于再生产一种氛围，使一旦形势参数改变，具有政治相关性的理论与研究得以发展。六十年代末新激进化的一代在准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浪潮退去之后，所转向的正是这一传统——起初是它最教条的形式。诚然，其他背景的个人也作出了核心贡献：佩里·安德森本人;美国的奥林·赖特和沃勒斯坦;拉美的卡多佐;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杰出代表埃内斯特·曼德尔;以及其他许多人。尽管如此，不应忘记，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复兴的主流正源出于共产党传统。

尽管有所有这些限定，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长久以来受哲学支配。但这种支配现在正走向终结。这一前景看来之所以可能，与其说是因为六十年代末以来震撼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剧变与危机正在促成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重新结合，或至少使两者对彼此更具相关性——因为政治哲学本身正在实现这一点——不如说是因为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今天，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诸学科已大体取代哲学而成为论说社会的主要形式，尽管在拉丁国家这仍是相当缓慢的过程。过去十年大学的大规模扩张主要惠及社会科学院系。因此，当代一代人所反叛的，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哲学——那是卢卡奇、葛兰西及其同时代人的情形——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诸学科。与那一代人类似，他们将把自己特有的智识训练带进马克思主义的领域。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将是一场非常重要而积极的变化——一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驾齐驱、将同时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变化。但它也带来某些问题与困难。进一步的进展受到社会主义政治(主要是在拉丁国家)与社会科(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发展之间所出现的脱节的妨碍。新的社会科学式马克思主义因此有沦为一种深奥的学院学科的危险，与劳工运动的问题和关怀相脱离，一如最晦涩的哲学。尽管如此，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治事件已在其他发达国家产生重大反响;而正如尼科斯·普兰查斯的开创性著作足以表明的那样，今日拉丁国家存在着蓬勃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领域内，另一个问题涉及理论与经验实践的关系。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来的复兴似乎一方面导致受斯拉法对边际主义批判影响的高度形式化理论，另一方面导致理论上不稳定的经验研究。政治领域也可观察到类似的划分。最后，科学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即使在其最伟大的天才身上也可能发现错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转向要求思考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虽然这篇小前言不能替代这样一项工作，我们或可提出几点评论。

科学与政治实践之间至少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前者首先致力于寻求真理，而后者旨在实现一种合意的社会状态。在此基础上，两类实践者中间会产生特有的反意识形态。科学容易滋生对政治“蛊惑”与暴力的犬儒式超脱，或滋生一种理性主义精英主义，按照这种精英主义，只要“专家们”能够聚到一起并使其结论被接受，一切政治问题都可解决。在政治活动家中间，科学的独特实践往往被斥为无关紧要的奢侈，或被视作应当为辩护或谴责目的而加以扭曲的对象。第二，政治实践者的技能首先关乎处理人际关系以赢得他人的信任与支持;而科学对客观真理的承诺则是非人格性的。(事实上，科学活动的开展——在档案馆和实验室里，在计算机和书桌前——往往造成与日常社会关系的隔绝。)前一种实践因此可能导致智识上的机会主义，后一种则导致抽象的僵硬。

然而，科学与政治——尤其是革命政治——之间也存在接触点，甚至深刻的亲和性。我这里指的不是拉萨尔那正确而高尚的格言——它被葛兰西用作其报纸《新秩序》(L’Ordine Nuovo)的座右铭——“说出真理就是革命性的”。要点毋宁在于：如果你想要从根本上并朝特定方向改变某物，你就必须知道它如何运作;如果你只想坐在它上面，那就不会产生这类问题。

只要其实践具有负责任与革命的性质，干部与科学家至少有两个重要共同点。第一，他们以深刻的现实主义著称，这表现在几个方面。理论表述不仅必须就其内在一致性或与过去的连续性来判断，还必须就其把握复杂而流动的现实结构的能力来判断。现实主义要求承认事实，即使其存在不受欢迎。历史可以被重新思考与重新解释，但不能被重造。同样，未来必须建立在过去与现在的基础上，而非仅仅在思想中由理想构造而成。因此，干部与科学家既是反辩护的，也是反乌托邦的。

第二，与纲领的柔软可塑性和教条的坚硬外壳相对照，优秀干部与科学家的实践受具体性引导。两者都不能止步于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笼统结论，或立场正确或不正确的笼统判断。因为它们以特定的量、形式与语境模式存在于特定时刻;也以特定的量、形式与语境模式在特定时刻消失或变得不正确。

许多朋友阅读并评论了手稿的各部分，我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我尤其感激埃里克·奥林·赖特，他花时间非常仔细地通读了前两篇论文。1977 年春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举办的他的国家研讨班上，与会者对我关于国家机器的文本的较早版本提出了宝贵批评。NLB 编辑集体所给予的巨大帮助与慷慨的智识鼓励，是我这项事业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还帮助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斯堪的纳维亚腔。

这部著作主要涉及我自己的社会以外的其他社会的历史与政治，因此我很有兴趣与那些对所述论题有更直接经验的同志和同行建立联系。可通过以下地址联系我：Sociologiska institutionen, 220 05 Lund 5, Sweden(瑞典隆德，社会学系)。

1977 年 8 月，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