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第五部分（共六部分）

接上文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第四部分（共六部分）

普列汉诺夫在80和90年代不能不回击马克思主义敌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猛烈攻击。马克思的“批评家们”——主观唯心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庸俗唯物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人力图破坏马克思主义，“修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例如，庸俗唯物主义者主张所谓“因素论”，直接反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基本思想：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并对社会生活其余一切方面发生影响。

普列汉诺夫揭穿了因素论的荒谬性，他说道，这一理论的拥护者观察生活时是从抽象的相互影响的观点来看的：生活的每一方面以同等的程度影响其他一切方面，并且又受其他一切方面的影响。普列汉诺夫证明，“因素论”的意义在于它掩饰社会科学中的折衷主义和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深刻原因，指出人们所创造的，不是一些彼此独立的个别的历史——法权史、道德史、哲学等等，而只是由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某一特定时期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人们本身的社会关系史。

普列汉诺夫在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斗争时，深刻地论证了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关于经济基础影响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整个社会政治制度首先是由人们的经济关系来说明的。但是这种关系是什么东西创造的呢?是物质的生产。人们为要生活和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生产，而为要生产，他们就必须建立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关系称为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也就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了人们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就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历史的基础。

普列汉诺夫也粉碎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卡列耶夫的唯心主义说法，他们硬说“理性的努力”似乎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工具的创造和运用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制造工具的能力本身就是在影响自然界的过程中，在谋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对自然界发生作用时，就改变了自己的本性。普列汉诺夫写道：“他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并且也发展其中‘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强弱是由已经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低决定的。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生产过程本身引起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产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相适应。从前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现在生产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内容发展得超过形式，它们发生了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社会发展的革命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迟早要被旧生产关系的破坏并代之以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来结束。

由此可见，社会变革是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结果。社会组织形式变化的伟大原则，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于这些力量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斗争。但是普列汉诺夫不仅在生产发展的内部规律性而且在地理环境的条件中，寻求生产发展的原因。普列汉诺夫夸大了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他在好多场合下断言，生产力的状况以地理环境的特性为转移。这样地研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1903年以后所写的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普列汉诺夫在和民粹派主观主义斗争中所探讨的关于物质资料生产者的作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他批评了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他民粹主义者，那些人轻视人民群众和各阶级的作用，认为历史的进步仅仅是“批判地思维着的”个人、“英雄”(这些人似乎是特殊的高级人种)活动的结果。民粹派不相信群众，反对无产阶级的组织，转而采取个人恐怖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出发点是他们的有害而反动的“积极英雄”和期待“英雄”创造业绩的“消极群氓”的理论。

普列汉诺夫解释道，民粹派所选择的以个人恐怖手段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道路是错误的，因为它阻碍工人阶级与农民革命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社会的发展不是取决于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取决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物质资料生产方面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变化，引起各阶级为争夺物质资料生产与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斗争。历史是群众、阶级创造的，而不是“英雄”按照他们的逞性妄为和幻想创造的。在俄国实行社会改造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别的杰出人物，而是群众、阶级。

主观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的特征就是，不能从个别人物的行动提高到群众的行动，提高到整个社会阶级的行动。普列汉诺夫指出，不仅民粹派，而且资产阶级的其他社会学者也总是把伟大人物的政治活动看成是主要的、似乎是唯一的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采取另外一种立场。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变化没有群众参加是不可思议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哲学，这个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是应该在现代社会中起伟大的历史作用的。马克思所指的正是他们，即无产阶级、“名副其实的革命阶级”。

普列汉诺夫认为，人民群众争取自由幸福的运动较之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描写的侵略者的征伐更为壮丽。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原理，即革命不是知识分子集团的阴谋，而是群众本身的运动。只有群众革命运动才能够既战胜旧制度，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普列汉诺夫用西欧各国历史的实例，证明马克思的原理：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伟大的作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造物主。

“谁攻破了巴士底监狱?谁在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街垒上奋战?谁的武器使柏林的专制主义震惊?谁推翻了维也纳的梅特涅?人民，人民，人民，也就是贫穷的劳动阶级，主要是工人……任何诡辩也不能抹煞历史上一个事实，即西欧各国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并且只有人民”（《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402页）。

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文章论述人民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威力，同时坚决地揭穿了广泛流行的资产阶级英雄崇拜和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普列汉诺夫写道，马克思主义虽然肯定群众活动在历史发展上的决定意义，但同时也决不是说，个人在历史上就不起丝毫作用。

密切联系群众的，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伟大人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成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且以自己进步的活动加速社会前进。

普列汉诺夫注意到任何伟大人物也不能把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那种关系强加于社会，例如，俾斯麦在共权势登峰造极的时候也不能使德国返回到自然经济，同时他着重指出，在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伟大作用的人们的智力和道德品质，他们的天才、知识、坚决或犹豫、勇敢或怯懦，也就是某些个人的特点，也能够显著地影响事件的进程或结局。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因不仅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现象也受“局部生活的偶然性”（《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89页）的影响而形成。普列汉诺夫天才地和明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时，也指出了以下说法的荒谬性，即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受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说马克思主义是宿命论的变种。但是普列汉诺夫在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时，并不始终是善于利用自己对人民群众作用的正确理解。

在我们苏维埃社会的条件下，反对个人崇拜及其残余的斗争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个人崇拜的流行削弱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新生活的真正创造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普列汉诺夫叙述思想体系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时，首先批评了思想体系自己发展的唯心主义观点(那种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历史学中占居统治地位)，捍卫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唯物主义原则以及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经济基础上必然产生并由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与它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法律、哲学等等;思想体系是人们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思想体系依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指出上层建筑的阶级性。

生产力的发展一经引起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某些重大变化，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也就随着发生变化，并且与此相联系，“时代精神”和人民的“性格”也就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人们不仅对于旧的社会制度，而且也对于在旧制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理想、观点、感情以及一般“心理”都采取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在社会中的作用、阶级斗争在思想体系上的反映等原理，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占了不少的篇幅。他指出，只有在原始社会中才没有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使社会划分为各个阶级。普列汉诺夫分析了各阶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与为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斗争的联系，揭示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在社会中进行的斗争，是进步的新社会制度体现者反对那些代表腐朽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人们的斗争。普列汉诺夫研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时，广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论点，即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斗争才会消灭。

普列汉诺夫对于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说明是极为重要的。普列汉诺夫说道，人类历史的运动，“无论何时也不单单是经济一方面完成的……，每次都必须提高到‘上层建筑’方面……。经济差不多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独自获得胜利……，而总是只有借助于上层建筑，总是只有借助于某些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胜利”(《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13页)。

他不仅使读者知道，而且全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思想体系相对独立性的理解，揭示出思想体系在相对独立领域内的独特性以及对从前时代所留精神遗产的依赖性的原因。他论述了上层建筑和思想形式对经济的反作用。

为要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后来又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那末它注定要被消灭。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详细研究了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他指出，致力于解放自己的任何阶级、任何政党之所以是革命的，只是因为它们是社会的进步派别，因而也是当时最先进思想的体现者。“在某一时期内代表人类伟大利益”的社会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伟大的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崇高的和公正的社会理想在历史上永远起着最伟大的作用。反之，错误的社会理想、旧的思想和学说只能妨碍、阻滞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即社会进步力量的社会斗争要取得胜利，只有当它被先进的和最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照耀着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有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71页)。

普列汉诺夫承认人类理智和先进思想对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这是直接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他民粹主义者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解释。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唯物主义”。按照这种解释，似乎马克思主义者丝毫不重视理想。普列汉诺夫说，在“理想”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乃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曾经存在的最唯心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包括俄国的主观主义者在内)妄加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概念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同时不止一次深入而全面地证明，马克思著作中经济的骨骼上覆盖着社会政治形式、人类思想、感情、志向和理想的活生生的血肉。马克思并不否认政治和思想体系在人们生活中的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只是说明它们的起源，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找寻它们的起源。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有不少篇幅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动性，论及社会主义的理想由于其崇高的性质引起普遍同情，因而必将获得胜利。普列汉诺夫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为行动哲学。

普列汉诺夫在叙述社会意识的影响和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一般反作用时所提出来的这些正确的论点，并不始终是彻底的。他不善于避免抽象的因素和公式主义。例如，普列汉诺夫集中注意于证明经济决定政治这一论点，而很少阐释政治的作用，对这种作用估计不足。

普列汉诺夫在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曾经论及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来和民粹派的知识分子阴谋家专政的思想相对抗。

但是，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孟什维克活动时期，却规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里反映出普列汉诺夫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他的论文中，阐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学说也是不够的。后来，在他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演化过程中，开始坚持国家是超阶级的、阶级合作的资产阶级观点，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却避而不谈了。

但是如果认为作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的严重错误和缺点、他的孟什维克的活动，能够遮蔽他的著作中一切有价值的和有益的东西，那是不正确的。这些著作，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