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枝 | 莱博维茨、卢卡奇与普殊同：《资本论》中的主体性（上）

作者/罗伯特·P·杰克逊（Robert P.Jackson）

译者/Assean

排版/萨姆沙

校对/Czarne Słońca

迈克尔·莱博维茨（Michael Lebowitz）与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著作，展现了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激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所开创的《资本论》主体性研究路径的潜力与困境。两位学者分别发展了与卢卡奇思想中“二律背反”相呼应的理论：前者延续了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期许，后者则承袭了物化理论。然而，他们都忽视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意识形态危机与主体性问题的内在关联，这表明卢卡奇思想的阐释空间尚未穷尽。

这一洞见与奈格里、巴迪欧、齐泽克等激进哲学家的最新探索形成多重对话——他们试图构建突破资本主义的解放方案的可能性。卢卡奇式理论框架的三大优势（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殊性的定位、过程哲学的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再政治化），仍是为解决这些断裂性主体性理论困境的珍贵资源。

本文翻译自Jackson, Robert P. “Lebowitz, Lukács and Postone: Subjectivity inCapital.”Science & Society81, no. 2(2017):248~278.https://doi.org/10.1521/siso.2017.81.2.248.

因论文格式问题，本文注释直接附在文中，斜体中括号[]内为注释内容。

1 导论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激进哲学家的近期研究日益聚焦主体性问题(例如Badiou 2007, Žižek 1999)。这些哲学家对马克思形象的忠诚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矛盾态度，印证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未能充分解决工人作为‘资本对象’与‘鲜活创造主体’的双重性”(Harvey 1999, 114)。[ 笔者感谢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性问题：卡尔·马克思、格奥尔格·卢卡奇与安东尼奥·葛兰西”博士论文期间(Jackson 2013)对《资本论》主体性研究的指导。同时感谢“科学与社会”读书小组提供的宝贵书面反馈，以及弗里德里克·蒙费朗与科林·巴克对本文草稿的建议。]

本文将评估两种对《资本论》主体性主题的独特阐释。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Postone 1993)中，莫伊舍·普殊同依据马克思将资本界定为“自我运动的实体”(Marx 1990, 256)，将资本确立为自身运动的主体，即《资本论》的核心主体。尽管普殊同的阐释深化了我们对资本作为非人格化社会统治的理解，但其观点已受到诸多批评(例如Bonefeld 2004)，认为他对马克思范畴的重构难以解释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运作中的作用。

普殊同对马克思的重释淡化了阶级斗争与解放的关联。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工作日”章节(Marx 1990, 415)中对工人阶级自主活动的具体形式所展开的论述，充分展现了其对阶级斗争解放潜能的深刻投入。在此，马克思考察了工人运动与工厂视察员的互动，以及二者通过历史性联合实现工厂工时法律限制的进程。他更追溯了这一运动与反奴隶制、反压迫解放斗争的新兴联系，从中窥见革命性挑战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潜在可能。相较之下，普殊同认为工人阶级斗争仅服务于资本关系的建构而非解构。

迈克尔·莱博维茨在阶级主体性问题上与普殊同存在显著分歧。然而莱博维茨指出，普殊同的立论之所以可能，源于《资本论》中“关键性的沉默”使得“在科学家看来，唯一的主体(如果存在的话)只能是资本”(Lebowitz 2003, 25)。莱博维茨的核心论点是：尽管《资本论》偶现阶级斗争的踪迹，但马克思并未像分析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的资本方那样，系统探究雇佣劳动方即工人的主体性问题。在《超越〈资本论〉》(BeyondCapital)及新近的《追随马克思》(Following Marx)中，他主张通过完成马克思最初规划却未实现的“雇佣劳动卷”，发展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尽管莱博维茨对人性需求的动态性作出了富有成效的阐释，但笔者质疑这是否能实现他所期冀的对《资本论》的多维解读。

1.对普殊同与莱博维茨的批判

学界已对普殊同与莱博维茨的著作提出了诸多实质性批判。例如，《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期刊曾为两位思想家举办专题研讨会，从不同理论立场对其思想的多个维度展开批判性考察。[ 关于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的专题研讨刊载于《历史唯物主义》12.3卷(2004)，莱博维茨专题研讨则见《历史唯物主义》14.2卷(2006)。]针对莱博维茨的批评包括：对《资本论》“分析层次”关注不足(Albritton 2003);以“分离程度”(degree of separation)概念遮蔽工人阶级内部差异(Fine 2008, Panitch and Gindin 2006);低估竞争对资本构成的重要性，且未能提出与其“革命实践”诉求相匹配的革命理论(Barker 2006)。

迈克尔·A·莱博维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研究，尤为关注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他和妻子玛尔塔·哈内克(Marta Harnecker)都是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亲历者，出版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Beyond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

普殊同的理论创新广受赞誉，但也遭到了诟病：边缘化无产阶级革命能力Arthur 2004, and Hudis 2004);建构“肯定性”的资本即主体(capital-as-subject)理论((Bonefeld 2004)或“单向度的劳动阐释”(one-dimensional account of labour)(McNally 2004);混淆历史与逻辑的关系(Albritton 2004);对超历史范畴的方法论拒斥存在内在矛盾(Fracchia 2004)。尽管全面评估这些批评的效力超出本文范围，笔者的诸多论点皆受惠于这些学术争鸣。

本文研究路径的独特性在于将普殊同与莱博维茨并置考察。据笔者所知，二者理论框架尚未被纳入共同讨论场域。[ 尽管大卫·麦克纳利在他对普殊同的讨论中提到了莱博维茨的工作(McNally 2004, 201)。]这种并置具有重要价值，因为每位思想家都揭示了对方理论视域之外的特定问题。二者可被视为在当代条件下重新激活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开创的《资本论》主体性研究路径之潜力与困境的典型表征。

卢卡奇的著作被公认为处理《资本论》主体性问题最富雄心却问题丛生的理论尝试。该书某些方面仍具广泛影响力，但近数十年来对其整体框架的实质性重估鲜有突破(显著例外如Starosta 2003)。这种状况或可以理解——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力的坚定信念，与同期工人组织在挫败与退却中缺乏现实支撑形成鲜明反差。尽管近期涌现的卢卡奇革命思想研究可视为对此的反拨，[ 可参见Burkett 2013、CCM 2014、Fracchia 2013、Grollios 2015及Le Blanc 2013等研究。]但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新近指出：“辩证思想的繁荣总是与群众抗争浪潮紧密相连”(McNally 2015, 131)。

然而笔者认为，莱博维茨与普殊同极具启发性的著述可引向如下结论：卢卡奇著作中蕴含的思想资源比既有认知更为丰富。笔者将通过卢卡奇式透镜审视二者的核心文本，论证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分别对应《历史与阶级意识》内部的双重二律背反：即物化理论体系与无产阶级革命能力之赌注。正如普殊同所坦承的，他深受卢卡奇将商品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普遍结构原则之分析的启发(Postone 1993, 72-3)。莱博维茨则继承了卢卡奇对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承诺，尽管未深入质询卢卡奇将工人阶级哲学化为“历史的主—客体同一”(Lukács 1971, 197)的理论建构。二者对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承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中介路径：普殊同对抽象劳动与抽象时间的重要研究，可视为深化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尝试;而莱博维茨的著作更多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新李嘉图主义者及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展开对话(例如Lebowitz 1988)。

2.《资本论》的生成

随着马克思《资本论》各手稿的陆续出版，研究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资源持续扩展(参见Dussel 2001)。值得注意的是，对《大纲》(Grundrisse)——马克思手稿中最负盛名者——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普殊同与莱博维茨的阐释路径。《大纲》不仅凸显了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异化主题)的连续性，更为把握这些主题在马克思整体思想脉络中的发展提供了制高点。尽管我们未必全然认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关于《资本论》只是《大纲》宏大工程之片段的论断，但他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中将《大纲》推举为“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巅峰”(Negri 1991, 18)颇具说服力。事实上，奈格里的某些洞见，如关于革命主体性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论述——“在《大纲》中，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危机与灾难的症候概念”(Negri 1991, 5)，与普殊同、莱博维茨的著作形成了极具生产性的理论张力。

然而，《大纲》既不能与《资本论》已出版的卷次相互替代，也并非后者的超越形态。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过程中遭遇的难题可见，其分析框架在写作进程中日趋严密(参见Callinicos 2014)。尽管如此，莱博维茨与普殊同研究的优势之一在于调动《大纲》资源以探究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认知的“核心本质”。因此，即便笔者对其结论有所商榷，仍须承认其研究的重要价值。

莫伊舍·普殊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政治思想家。他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对19至20世纪欧洲思想史与批判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反犹主义以及战后德国的记忆与认同问题的批判与研究。

在此语境下考察二者的著述，有助于辨识卢卡奇思想中可被当代激活的理论资源。这并非暗示对两位思想家的研究已穷尽卢卡奇遗产，相反，这种比较研究可能在反面揭示卢卡奇思想中被后世阐释所遮蔽的维度。莱博维茨与普殊同对卢卡奇革命著作核心命题——意识形态危机与主体性之密切关联——的共同忽视，恰恰反证其思想二律背反仍具有概念生产力。笔者进一步认为，二者的研究趋向遮蔽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时机”(Augenblick)的断裂性维度——即情境干预行动中把握正确时刻的艺术——而这正是卢卡奇主体性理论可信度的关键所在。[ 齐泽克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后记中论述了卢卡奇的“时机”概念(Žižek 2000, 164)。费尔顿·肖特尔(Felton Shortall)也与莱博维茨就后者思想中主体性与危机关系论述的缺失展开过更广泛层面的论争(参见Shortall 2000, 123-124)。]

在此方面，将二者与当代其他思想家进行对比或有裨益。例如莱博维茨本人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其“革命实践”概念与奈格里“自我增殖”(self-valorization)概念具有可比性(Lebowitz 1998, 174)。[ 奈格里提出的“自我增殖”要求无产阶级主体斩断雇佣劳动与需求实现的联系，“将自身呈现为规范普遍性的活动”(Negri 1991, 162)。深入探讨此关系颇具学术价值，但超出本文研究范围。]与此同时，尽管奈格里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但普殊同与莱博维茨的著作实则重新阐发了卢卡奇理论的过程性维度——即其政治经济学中规律性的基础。鉴于后续历史经验，这对当代断裂性革命主体性理论(如巴迪欧事件理论所衍生的政治主体性)或构成重要补充，后者主张与生存常规的彻底决裂。[对巴迪欧而言，与现行秩序彻底决裂需要忠诚于事件的(关联于政治、艺术、爱与科学四种真理程序的)主体。真理并非特定秩序的产物，而需依托“开启真理可能性之断裂类型”的事件(Badiou2007, xii)。]

卢卡奇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阐述影响了后世诸多理论

2 《资本论》中的主体性

《资本论》中主体性概念的不同阐释，与对马克思整体理论规划性质的理解密不可分。莱博维茨将马克思的理论规划界定为创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并通过援引马克思1864年为第一国际起草的《成立宣言》(该文件形成于《资本论》创作期间)等材料，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将无产阶级视为激进社会转型的潜在主体(Lebowitz 2003, 80)。相反，普殊同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释及物化理论蕴含的意识形态障碍，使其质疑“在传统上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性扬弃过程中被赋予的政治社会角色”(Postone 1993, 7)。普殊同将《资本论》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然而，这种自我批判的实现过程及其能动载体——“解放性主体性的社会规定”(Starosta 2004, 46)——在其理论中仍显晦暗。尽管如此，普殊同提出的挑战难以轻易消解，且极大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核心范畴的理解。

两位思想家都将马克思的理论规划视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超越乃至革命性变革。他们试图通过重访马克思文本中的“沉默”或误读，直面革命运动的历史挫败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existing socialism)遗产。对莱博维茨而言，这一努力源于解释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提出的“双重异常”(two anomalies)的诉求：“资本主义的持久性与工人阶级的消极性”(Lebowitz 1997, 134)。笔者认为，尽管二者最终未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都为应对该挑战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下文将考察二者在工人阶级主体性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以简化的萨特式术语而言，即工人阶级在既定历史条件中创造可能性的能力。

马克思在《工作日》章节中赋予工人争取工时斗争的主体性维度难以否认。“工人的声音”首次在《工作日》中浮现：工人在政治经济学话语内部提出看似自发的诉求，要求作为商品获得其应有价值。马克思引证1859—1860年伦敦建筑工人罢工宣言的历史材料，将工人阶级运动描述为“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Marx 1990, 415)。但这是否如普殊同所言，意味着阶级斗争仅局限于其在资本关系中的建构性角色?抑或源生于这些关系的斗争(即便以非线性方式)也指向对关系的超越?

正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工人们逐渐获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1.​资本循环​与​雇佣劳动​循环

莱博维茨认为，资本循环(G-W-G')始终受到劳动力再生产循环(W-G-W)的对抗性挑战，后者始终部分游离于资本控制之外。正如阿尔布里顿(Albritton)所言，“由于资本仅在纯粹资本主义层面实现总体性，其对我们历史的掌控始终是局部的”(Albritton 2004, 81)。若资本循环遵循资本逻辑，那么劳动力再生产循环则可视为具有自身的替代性逻辑(Lebowitz 2003, 81)。因此，马克思将工厂法的颁布、工作日的限制视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原则”对“供求规律盲目统治”的胜利(同上)。在莱博维茨看来，此类胜利意味着工人自觉重塑其需求，进而改变需求生产的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工人需求实体化为既定常量，简化为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最低价值量。与之相对，莱博维茨主张“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应通过发掘阶级斗争中人性需求的动态可能性，克服将生产者降格为工资赚取者的理论局限。他指出：“正因为工人不仅是雇佣劳动者更是完整的人，才存在突破雇佣劳动框架的内在趋势”(Lebowitz 2003, 207)。

然而还存在着另一面。如莱博维茨所说：“每个新需求都成为将工人束缚于资本的金锁链新环节”(Lebowitz 2003, 39)。但他未深入这一洞见的理论内核。其对雇佣劳动自我超越的推崇，实则印证了普殊同所指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 Marxism)刻板印象。在普殊同看来，基于无产阶级劳动的工业生产本身正是资本主义异化社会关系的渊薮。莱博维茨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沉默暗示：普殊同的社会中介理论或可为建构其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多维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对普殊同而言，这种理论必须包含对特定社会历史形态主体性构成的充分批判。

莱博维茨将工人时间的劳动/自由二分视为关键：资本主义为自由时间的普遍扩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他指出：“剩余时间或可支配时间潜在地构成人类自由活动的基础，这种活动‘不受必须实现的异己目的压迫，其实现不被视为自然必然性或社会义务’”(Lebowitz 2009, 26)。当阶级斗争以扩展工人自由时间为目标时，莱博维茨的“革命实践”概念便与奈格里倡导的工人阶级“自我增殖”理论大相径庭。奈格里认为“资本已征服全部生命时间，不仅是工作日，而是所有，全部时间”(Negri 1991, xvi)。普殊同与莱博维茨，在作为卢卡奇思想的继承者中，普殊同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资本主义下不仅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同样呈现异化形式。

尽管莱博维茨明确拒斥永恒的人性概念(Lebowitz 2003, 33)，但他主张“真实社会劳动与人类潜能充分发展的基础”在于我们从事“作为目的本身的自由活动——真正的人类财富”的能力(Lebowitz 2009, 26)。阿尔布里顿尖锐批评莱博维茨“对人本本质主义(humanist essentialism)的不加质疑的拥抱”，认为这使其无法察觉近期强调主体性社会建构的理论创新(Albritton 2003, 106)。因此，莱博维茨关于实现“雇佣劳动内在法则中的人性特质”的构想，可能使其陷入阿尔都塞对理论人道主义的批判窠臼。[ 阿尔都塞拒斥将本质化的人性作为历史主体的理论定位(参见Althusser 2005, 229-231)。此处值得关注普殊同的论点：卢卡奇与阿尔都塞构成片面对立的两极——前者将黑格尔精神等同于无产阶级，后者则将特定历史社会关系实体化(Postone 1993, 77 fn.95)。]莱博维茨或可反驳此类批评，但其框架确实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意识形式的隐性规训。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轻率否定莱博维茨对劳工运动解放潜能的肯定。在早期对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的评论中，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质疑普殊同将“无产阶级革命”等同于“超历史主体的自我复归”，即“被资本主义异化的、以劳动为载体的类本质”(Feenberg 1996, 610)。芬伯格指出，诸多经典马克思主义变体已规避了普殊同所指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陷阱。与芬伯格相呼应且与普殊同观点相左，笔者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发展的框架正是此类典范。

本文核心论旨在于：对普殊同与莱博维茨理论贡献的并置思考，生成与卢卡奇思想内核极为相似的理论难题。这提示我们可在当代语境下重访卢卡奇主题，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逆纹理”(against the grain)的开放性重读，突破其框架的既定编码。然而，这一理论操演同时凸显二者研究缺失了卢卡奇思想的关键创新——意识形态危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发展的核心作用，而这正是本文后续论证的重点。

2.《资本论》与阶级斗争

马克思致力于具体分析工人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运作的影响。但《资本论》是否提供了理解无产阶级(作为被整合进资本庞大机器的受害者)如何掌控并推翻这一有机体的路径?莱博维茨反复提醒我们，马克思对资本的科学研究旨在使工人阶级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口号铭刻于旗帜之上。

卢卡奇的同时代人、哲学家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指出：“革命意志虽隐而未发，却存在于马克思著作的每个句子中”(Korsch 1970, 60)。然而，即便在理论规定性达到顶峰的《资本论》第三卷，工人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乃至革命政治与组织的理论仍付之阙如。书中阶级斗争的英雄角色更多由工厂视察员担纲——他们通过“专业”且“中立”地揭露工厂剥削真相，似乎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莱博维茨的理论立场建基于解释《资本论》的“沉默”——这种沉默源于政治经济学对工人阶级固定需求的预设。他认为，要辨明工人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主体性活动与超越资本关系界限的关联，必须回归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革命实践”的界定：“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变自身”(Lebowitz 1997, 142)。在此视域下，莱博维茨强调人类实践对需求的拓展性重构，试图超越反剥削斗争与反压迫斗争的对立(Lebowitz 2003, 186)。

相对于反对剥削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各种反压迫斗争的态度十分审慎

莱博维茨因试图弥合马克思主义与更广泛反压迫斗争的裂隙而备受赞誉。他主张，缺失的“雇佣劳动卷”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在女性主义等领域的理论赤字，尽管阿尔布里顿质疑该理论如何有效影响那些非理论信众(Albritton 2003, 106)。此外，莱博维茨被批评仅通过“雇佣劳动斗争的棱镜”审视这些斗争，而不对更广泛的“资本社会构成”(social constitution of capital)实现理论化(Bonefeld 2006)。[巴克对莱博维茨关于性别、社会性别与阶级的论述也持批判态度。他质疑莱博维茨将家庭关系视为奴隶制关系的处理方式，认为其理论难以应对工人阶级家庭形态的复杂性及其引发的多重斗争(Barker 2006, 73)。]在此我们或可再次主张：普殊同对马克思范畴的重构旨在创建关于这种广义社会构成的批判理论，从而为莱博维茨提供必要修正。

同时，莱博维茨着重聚焦于阶级斗争的努力，反过来暴露了普殊同理论的困境。纵观《资本论》，马克思始终致力于揭示资本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密切关联(如Marx 1992a, 115)。这种交织性与普殊同的阐释存在冲突。普殊同颇具说服力地论证：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不应被直接等同于具体社会关系(如阶级斗争)”(Postone 1993, 34)。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与此根本矛盾毫无中介的关联。

普殊同虽承认《资本论》中阶级斗争的存在，却将其性质限定为“资本主义结构的内在要素”，绝不指向超越性解放可能。他清晰阐释了工人斗争作为“系统动态的构成性要素”的维度(Postone 1993, 35-6)，但断言马克思仅关注此维度则难以服人。普殊同认为，《工作日》描述的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运作的影响仅服务于资本关系的建构，绝无挑战之效。

诚然，根据《资本论》，旨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工厂法，往往加速大工业发展将工人贬抑为劳动过程客体的进程。但马克思同时指出，资本关系在结构上趋向于生产出“集体工人”(collective worker)——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驱向日益社会化的组织形式——这为集体斗争创造了潜在条件(Marx 1990, 468, 544)。正因如此，马克思将此类法律的通过视为工人运动干预进程的第一驿站，及其进一步解放的“先决条件”(Marx 1990, 415)。

3.《资本论》与革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明确阐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Marx 1990, 98)。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工厂法这类“从资本手中争取的微薄让步”的关注，实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前奏(Marx 1990, 619)。马克思寄望于“工人阶级的反抗”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实现“剥夺剥夺者”的历史可能(Marx 1990, 929)。

然而，较难发现《资本论》第一卷这一激昂终章如何有机植根于全书分析的范畴。正如科林·巴克(Colin Barker)指出：“马克思从十小时工作制运动中汲取的教训是：由于资本在经济层面始终强于劳动，必须建立政治性的阶级运动”(Barker 2006, 68)。正是基于此视角，莱博维茨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冲突的构想才具有理论自洽性。

马克思1871年11月23日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Friedrich Bolte)的信(ME 1968)进一步佐证其赋予工人阶级作为阶级主体生成的根本意义。在此，马克思区分了经济运动(如某工厂内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与政治运动(推动普遍性工时立法)。他认为政治运动源自无产阶级分散的经济斗争，是“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ME 1968)。

尽管普殊同提请我们关注《资本论》中对劳动的批判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他试图使批判理论免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其蜕变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之危险的努力，反而遮蔽了对如下问题的严肃考察：他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批判与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所称的“批判性劳动立场”(critically adopted standpoint of labour)(Arthur 2004, 101)之间的潜在关联。像普殊同这样的社会中介批判理论，能否在不排除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界限的阶级分析可能性的前提下展开?阿尔布里顿提出，以资本为中心与以阶级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未必不可调和(Albritton 2004, 79)。然而，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体现于建构此类概念的诸多未解难题：能否在工人阶级主体性与资本逻辑间“规避—捕获”的张力关系中实现中介?能否确立充分标准以区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莱博维茨所倡“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Lebowitz 2003, 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