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四渡赤水能够得以成功的根本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长达四年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束缚和领导，不仅使走到了绝境的中央红军得以起死回生，迎来了命运的大转机，更是让毛泽东进入到了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有了自己真正的领航人，使在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下失去动力且又偏航了的中国革命这艘巨轮得以重新启动并朝着正确的航向前行，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自长征以来党内正确力量与左倾错误路线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党内进步力量不断增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逐渐失去人心，已经无法再领导下去了的必然结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军内的领导地位，就没有四渡赤水，就没有后来的中国革命。

一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告诉我们，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的道路也注定是极其艰难和曲折的。 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征程上，共产党人英勇不屈前赴后继，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走了不少的弯路，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才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唯一法宝。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个方针，革命事业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方针，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就停止。 中国革命犹如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巨轮，只有稳操巨轮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才能使自己有目的地到达彼岸，如果偏离了航向，不仅到达不了目的地，还有可能触礁沉没，从而使中国革命前功尽弃毁于一旦。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原则上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受其掣肘，形成了中国的事中国人不能做主的局面。遵义会议的召开，应该说是党在经过了十四年的艰辛努力，历经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是党和红军在命悬一线关键时刻的一次自我解救行为，是大胆果断地甩掉了洋顾问束缚的一次中国人说了算的会议，是马列主义自传播到中国以来第一次真正中国化的开始。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从此获得了新生。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不仅让党和红军有了主心骨，也奠定了中国革命能够得以胜利的基础。 从决定党和红军生死存亡这一点来说，遵义会议与党的历次会议相比，不但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更凸显出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遵义会议成就了毛泽东，毛泽东给遵义会议增添了光辉，两者相得益彰。试想，如若左倾错误路线依然统治全党，不召开遵义会议，党和红军被葬送必定无疑。即使召开了遵义会议而不确立毛泽东在党、军内的地位，那注定也是一次毫无意义的会议。 尽管左倾错误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失，犯有错误的人也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批判，但由于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而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这就为被赶下台的人想推翻会议决定预留了空间，因此，他们便抱着幻想，迟迟不愿意主动交权，妄图通过看到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力。遵义会议之后一段时间，他们之所以对权力仍“放心不下”，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没有吃过洋面包的毛泽东能否担此重任。直到遵义会议后的2月5日，中央随红军行军到了云、贵、川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才将装有几枚中央印章及文件的皮包交给了张闻天，足以看出左倾错误的顽固性特征。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左倾、右倾都会葬送革命的成果。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在遭到蒋介石4•12反革命大屠杀，革命处于低潮时打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面旗帜后，又在经过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使红军陷入极其危险境地后而打出的破除迷信、结合实际、自我纠错的又一面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真正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

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遵义会议是外因，毛泽东是内因，毛泽东的内因作用使遵义会议愈显正确和伟大。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定，他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超人智慧之本领，就不能得以充分地施展和发挥，自然就不会有四渡赤水战役的成功，也没有之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更没有革命事业的成功。从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到十年之后党的七大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乃至后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建设思想，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确立这两个立党立国之根基丝毫不能动摇，动摇了，共和国大厦就会坍塌。然而，在事实面前，有人却不以为然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只是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罢了，就是说谁人都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是时间长短而已，革命照样能够成功。分明是在为错误路线辩解，就是说即使没有遵义会议，只要再给教条主义者更多的时间，让他们继续领导指挥红军，红军也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无疑贬低和矮化了毛泽东的战略才能和智慧，抹黑了党的历史，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天方夜谭不免有些荒诞和滑稽。试问，难道蒋介石就那么蠢会给你摸索的时间吗，难道谁人都有那个能力能摸索着搞出个几渡赤水或者渡什么河的战役吗。没等你摸索，红军早就在敌人铁桶般的围剿下全军覆没了。

三

从教条主义者的主观愿望来说他们也是不想葬送红军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在领导岗位上与党和红军使命要求相匹配的智慧和才能，才造成了主观与客观地分离，最后导致了红军的失败。 要领导指挥红军打仗，不仅要有领导中国革命的长远战略眼光，还要有与之匹配的分析判断复杂情况的敏锐智力。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又排挤毛泽东，将红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李德，李德仗着他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光环，凌驾于中共之上，拉大旗做虎皮，既没有领导全局的战略眼光也没有驾驭指挥战争的能力，正像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说的那样李德就是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这样的人领导红军，红军岂有不败之理。李德后来也说：“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中国革命让一个外国人来指挥，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何等的深刻。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正如陈云在其《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分析总结的那样：一是官兵团结;二是民众的帮助;三是红军领袖的才能，“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说：“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犹如伏烧屋之下，坐漏船之中，不允许有丝毫的犹豫不决。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正是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敏锐的智力，透过层层云雾看出了蒋介石要阻止红军北上之意图，做出的准确而迅速的战略判断而下的一盘大棋。这一判断，硬是从一堆乱麻中理出了个头绪，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打乱了蒋介石的方寸，让红军不再被动了，完全牵着他的鼻子走，才使红军得以起死回生。没有这关键的一步，红军必将插翅难逃，无法脱身，全军覆没。能让被40万敌人将3万红军层层包围且压缩在像铁桶一样的狭长地带中跳出来，谁人能够做到，唯独毛泽东和他率领的英勇无畏的工农红军做到了，正如长征组歌里唱的那样：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正是他长远战略眼光和高智商的过人之处。然而，毛泽东不仅在他的《七律 •长征》诗及其他的文章中，没有讲到四渡赤水，就是在他的讲话中也从来没有一次说到这是他个人的功劳，这折射出了毛泽东不突出个人的一贯的人民观思想，他把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军队，只是在后来有人问到此次战役时，他才说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战役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以至于美国的西点军校乃至许多外国军校都将此次战役作为对学员进行教学的必修课内容。

四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和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了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成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上的最后下决心者，不是他没有资格和能力，而是中央基于权力交接要有个过渡、弯子不能转得太急的考虑。因为许多人对左倾错误一时还认识不清，对教条主义者还抱有幻想，个别人甚至还放话“谁错误谁正确”走着瞧，这样一旦出现了新的情况，就能有了一个回旋的余地，不至于将毛泽东推到风口浪尖，就能保护他，就可以避免出现新的分歧，这也是遵义会议的另一个伟大之处。 遵义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军内的领导地位，也对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去向作出了要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之后，中革军委便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制定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计划在宜宾与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入川。遵义会议之后，部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做着北渡长江的准备。 井冈山时期红军的发展壮大及“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红军指战员对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然而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却因对敌人情报了解的不准而失利，为避免与敌人纠缠，造成红军更大的损失，部队随之撤出了战斗。尽管士气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却仗着对毛泽东的信任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更加坚信毛泽东的领导，坚信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有了这个政治思想基础，为毛泽东之后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奠定了基础。 为执行《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率领下，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部队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蒋介石发现了红军有北渡长江的意图，急调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叙永、古蔺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企图一举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 蒋介石布下了重兵，红军北渡长江已变得完全不可能。根据这一情况，红军在此休整之后，于2月18至21日，由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二渡(东渡)赤水，回师黔北并作短暂休息。国民党军川、黔各部急忙调集，并妄图将红军围歼在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对于走了个来回路的二渡赤水，使一些官兵不理解，出现了躁动和埋怨情绪，甚至有的兵团领导乃至中央个别领导对此都不甚理解。为了打消这一困惑和疑虑，20日，毛泽东不仅亲自到回龙场出席红三军团干部会议，为干部作解释和战斗动员报告，之后，他又专门来到了官兵中间，就两次为什么渡赤水河的问题和他们进行了解释和亲切地交谈，他边卷着战士递过来的叶子烟边说：“迂回赤水，像穿梭在敌人五个指头中间，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割掉。”蒋介石没有了手指头，自然什么都抓不着了，红军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北上了。毛泽东这一形象地比喻，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豁然开朗，消除了心中的疑虑，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后来的三渡、四渡赤水证明，红军迂回赤水河，把敌人“集中”在了这一地区，从敌人的缝隙中跳出了包围圈，被战士们称为是割敌人手指头的打法。

五

红军二渡赤水之后，于25日攻克了娄山关，28日重占遵义，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是，由于战斗激烈，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却不幸牺牲这令从红五军时起就一直在一起的彭德怀，万分悲痛，此役的惨烈，毛泽东也为此作词《忆秦娥·娄山关》。 3月2日，蒋介石飞往重庆督战，妄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期间，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重占遵义后取得的胜利，让全军上下兴奋了起来，都希望能够再打一个胜仗以鼓舞士气，于是从上到下便出现了求战心切的急躁情绪，10日，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发电，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党的负责人张闻天也赞同打这一仗，于是便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及各军团负责人二十多人参加会议，讨论打不打的问题。会议争论非常激烈，所有人都赞成打，唯独毛泽东反对。毛泽东认为，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陷入敌人的重围，要避免与敌人纠缠，红军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因为此时，他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把滇军调出来”，实现红军“跳出重围”的战略构想。为了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战役，毛泽东甚至以不当前敌总政委职务来力争，但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不但没有说服与会者，他的前敌总政委职务也被表决掉了。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毛泽东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连夜到周恩来住处，说服放弃下达进攻的命令。后来根据军委二局截获的电令，得知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打鼓新场集结，如果红军进攻打鼓新场，必将面临被围剿消灭的危险。于是当会议再次进行时，所有人都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如果说土城战役的失利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的理解和信任，那么，打鼓新场之争则完全是让与会者相信佩服了毛泽东的结果。毛泽东在党、军内的地位得到了稳固。 遵义会议之前，由于三人团的独断专行，听不进其他人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损失严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便采取了大民主的方法，使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然而，这种集体讨论决定来打仗的领导方法，七嘴八舌，贻误战机，暴露出了它不适宜指挥打仗的弊端。鉴于此，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12日，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一个新的三人团，仍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这一决定用事实补充和完善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虽没有指明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信赖和配合，使毛泽东成了实际上对军事问题的最后下决心者，可以说至此红军的指挥权才真正过渡到了毛泽东手中。

六

高明的统帅指挥打仗，在敌强我弱，自己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无不是通过示弱、迷惑，达到调敌之目的，当战场形势达到局部有利自己的态势之后，然后将敌消灭之。 为了调动敌人，15日，主力红军有意造势，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在鲁班场与敌交火，随之撤出战斗，各部队也都从不同驻地开始向茅台地区机动，有的还买来茅台酒品尝，造成红军要喝过(长)江酒之假象，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他的《聂荣臻回忆录》中说：“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两个，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回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就又赶紧转移。”这就是当时部队到达茅台镇的情况。3月16日，各路部队先后到达茅台镇，大造红军要北渡之势，当晚便从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三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了完全北渡长江的态势，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20日，蒋介石确信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便急令川、黔军主力在叙永至赤水河沿岸赶筑碉堡，令周渾员、吴奇伟纵队由东向西“追剿”。同时红军以假乱真，假象做真真相作假，一军团工兵也在太平渡、林滩架好了浮桥，做好了四渡赤水的一切准备工作。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东渡(四渡)赤水河。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北岸。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5日，又以一部兵力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作出主力即将东渡的姿态。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蒋介石果然中招，以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又令薛岳的中央军和湘军东至余庆等地布放，这样云南就完全空虚了，中央红军便大踏步地向云南进军了，至此红军已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感叹的说“此乃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 28日，中央红军来到了鲁口哨、大汤姑一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研究北渡金沙江的部署。29日，中革军委便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接着，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急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5月3日，刘伯承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当晚中央领导从此过江，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至9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国民党军数十万追剿军被甩在了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经过了四渡赤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七

四渡赤水战略的产生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早就有了的计划，而是根据战场上敌我态势的变换逐步形成的。客观地说这一战略当初并不被许多官兵乃至中央领导层所理解，也在部队中产生了一些情绪：为什么要在一条河上来来回回渡过四次，把战士搞得很疲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就发牢骚说，不走弓弦走弓背，搞得部队很疲劳，甚至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林彪的建议对部队士气影响很大，迫使中央在刚渡过金沙江后的5月12日不得不召开会理会议，批评这种错误思想，强调了要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却与林彪的看法截然不同，他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对四渡赤水是这样描写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的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而另外一些人之所以对遵义会议有这样那样的看法，这就与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有关了。在遵义会议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受到了批判，被赶下台和被批评的一些人借此发泄不满，试图借一些人的不满情绪达到翻遵义会议案的目的，这当然注定是徒劳的。 今天，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我们今天看到的四渡赤水战役，已经成了文学艺术作品，许多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再看到它时，好像觉得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很难想到它的艰难程度和不易。 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四渡赤水，两者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有机整体，是任何人都不能割裂和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