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基本是什么？

原编者按

本文为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域下的长篇综述》缩写版。本文力图概括以下两条线索，为读者勾勒出“资本主义起源”这一学术性-历史性论域的全貌：a，学术思想史——诸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b，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与城镇贸易、农业、工业、帝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等领域的关系。为使行文流畅，笔者概括了原书的主要脉络，省略了繁多的细节、论辩、考证，便于读者快速把握。

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简论

A、学术史：模式之争

在理解、界定、反思“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时，人们往往将其把握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首先，产品与服务在其中都是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而被生产的;其次，这种交换的场域(市场)规定了这种社会的特殊主体：无产者/工人与资产者，后者通过经济手段剥削前者;最后，这种剥削从属于资本本身(而不是个体资本家)的目的论——即，资本的自我扩充与再生产。但是，在这种先验图式中，我们似乎难以看到，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何以起源;更难以说明，作为一种具体社会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如何扩展。

对起源问题的追问几乎伴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和自我反思。在启蒙运动的代表亚当斯密那里，这个问题得到了第一次回答：“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启蒙观念将这种交易倾向理解为人的自然秉性，也就是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理性个人，自历史出现那一刻起便已参与到交换行为当中。于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分工的深入、生产率提高，市场从古老的桎梏中被解放，资本主义也就从幕后走上台前。

上述模式可以概括为一种基本范式：商业化模式。从马克斯韦伯到亨利皮雷纳、布罗代尔，这种范式盛行于历史与社会学界，而它的基本假设是：贸易(市场)的形式具有延续性，其彰显于最初的交换活动，继而成熟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在商业化模式看来，与其说资本主义代表了突破或转型，不如说仅仅是量的累计——资本主义无非是市场发展扩大，以及经济生活商业化深入的自然后果。

商业化模式的问题在于：它看不到资本主义真正的、需要解释的独特性。它将资本主义假设为“自历史发端之时起便一直存在(至少以胚胎形式)”的先天模式，不仅居于人类理性的核心，也天然支配着每一个个体。如果说存在着什么断裂——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断裂——那也仅仅是量的而不是质的，扫除作为障碍的封建制度，工商业化的资本主义早晚会产生。它将资本主义预设为普世的、跨越历史的、不可改变的定律运行的一个自然结果，从而陷入循环论证。

除去商业化模式，我们还可以发现它的几个变体：人口学模式、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渐进增长论。人口学模式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理解为取决于人口周期和供求规律的结果，但是跳过了对市场逻辑的反思;世界体系理论解释了“核心-边缘”的不平等交换，但依然没有将市场逻辑纳入视域;渐进论考察了诸历史变迁，却不对资本主义逻辑本身质疑。此外，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一个是迈克尔曼的“目的论偏差”(反目的论的偶然性解释)，另一个是卡尔波兰尼的“市场社会论”。尽管波兰尼已经意识到了，市场的创立恰恰是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产物，但他依然没有思考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具体性。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也即社会关系与阶级斗争的视域的中，我们才能在起源问题中看到资本主义的独特性。马克思本人的批判在《资本论》的“论原始积累”一节中。在马克思看来，财富本身并不等于“资本”，相反，资本应该被把握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关系(具体即产权关系)的转型中，财富才可能转化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追述了“史前史”种种事件：奴隶贸易、帝国掠夺、商贸收益、或商贸收益中对劳动力的剥夺，但它们本身并不构成资本，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相反，真正的“原始积累”是社会产权关系的转型，非因为这种转型创造了巨额财富，而是因为这种新型社会产权关系催生了全新的经济迫切性——它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即竞争与收益最大化的迫切性、对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的冲动，以及对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力的系统化且持续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它存在着起源，也必然存在可以设想的终点。

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起源问题的争论，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保罗斯威齐与莫里斯多布的“转型之争”。二人交锋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安置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的“第一推动力”?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瓦解以及资本主义的勃兴，都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内部要素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即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后者使小商品生产逐渐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结果。尽管阶级斗争本身并未以“任何简单且直接的方式”催生出资本主义，但改变了封建制度内部关系，使得小生产方式不再依赖领主，资本主义有可能奠基。而斯威齐认为，封建主义在本质上是顽强且抵制改变的，故而促使其解体、促成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推动力必然是外在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在根本上无法与封建主义的原则调和。斯威齐还提出了两点质疑(我们以设想的形式表达出来)：1.资本主义是以全新方式设立，而非以渐进方式源自旧有制度;2.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并不必然会催生资本主义。而另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则思考处于两种时期交接中的调和产物“绝对主义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严格区分了“剩余价值榨取的过程”和“以强制权力维持该过程”两个阶段，一定程度移除了封建束缚，使得经济-政治两个领域逐步分离，经济于是依其自身内部逻辑而演进。在第一次论争中，认识模式得到了大大深化，但是诸解释框架还受到传统商业化模式的制约，许多需要解释的前提仍然是被预设的。

第二次争论(即“布伦纳之争”)始于1976年布伦纳发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布伦纳对人口学模式和商业化模式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的着眼点如下：为什么相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却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效果?布伦纳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社会产权关系的不同配置，决定了其他要素(诸如人口增长周期、贸易扩张等等)在不同场景下产生的不同效果。他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也是马克思关注的)，也解释了欧洲各国的差异性。在布伦纳的解释中，真正的机制在于“市场的迫切性”(即强制性的竞争关系，而不是“机会”)。当生产者变得开始依赖于市场，从而受制于竞争的迫切性时，资本主义独特的运作机制便开始发挥作用，这一过程甚至涵盖了生产工具尚未分离之时(佃农与进行自我再生产的工具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雇用的受雇用劳动力均受制于市场迫切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经济逻辑独特性，正蕴含在这种关系之中——既不是地主，也不是中农，更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单个阶级的;相反，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具体化。在其中，每个阶级都按照他们最初的样子重塑着自我，但这个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却是意料之外，即催生了资本主义。

某种意义上，E.P.汤普森的研究构成了布伦纳的最好佐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了市场政治经济原则(也即市场社会)的确立过程。具体来说，市场社会形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同阶级间对抗的过程，其中一方的利益正体现在新兴市场的政治经济结构中，而另一方则以生存迫切性优先于收益为由抗拒着市场社会的形成。汤普森用与布伦纳相似的方法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形成，他将市场/价格机制以及所有社群价值对受益迫切性纳入阶级关系的互动中，从而解释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诞生。

B、资本主义史：商业、农业、工业、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作为一种历史结果，资本主义显出了极其繁杂的内部多样性。这不仅意味着“混合且不均衡发展”程度或转型阶段的诸不同，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暗示着某种统一性，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受制于规模程度日益深化(国际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为了对这个体系化的进程进行辨析、解剖，我们将考察以下几个领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城镇贸易、农业资本主义、农业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最后是现代性。

1.城镇与贸易

将早期资本主义与城市联系起来是传统理解中最牢固的观念之一。(当然，这一观念远没有表面上那么不证自明，因为其前提假设“城市在本质上都具有潜在的资本主义性质”依然可被归类为商业化模式，因此，更没有将我们前文反复论述的那种市场“迫切性”纳入思考。)实际上，固然存在着以互惠为原则的交易，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商业收益原则也发挥着作用，但是，认为这个过程中贸易创造了资本主义却是可疑的。首先，贸易活动的主要原则聚焦于流通过程，其目的是获取各个碎片化市场间“疏远隔绝而导致的收益”，这并非真正的资本主义原则，后者不仅创造了统一市场，更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并攫取剩余价值。其次，其次，作为对封建经济的补充，贸易的基本经济交易逻辑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市场并不作为强制力发挥作用。无论是地主还是农奴，经济主体都不直接依赖于市场获取其自我再生产的条件，双方之间也不通过市场来发生任何关系。

早期城镇的资本主义性质取决于这样一个进程：粮食(这一人类生存最不可或缺的基本必需品)的生产逐渐被纳入市场的迫切性制约，但是，大规模谷物贸易依然是不成熟的、脆弱的，不仅受制于生产与消费间遥远的、根本的分隔，且从属于富庶阶层的奢侈品消费模式。佛罗伦萨与荷兰是这一时期最值得研究的国家。佛罗伦萨的贸易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以外的”因素(包括垄断性特权，以及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金融经验)，而市场仅仅作为一种机会，并未通过发展生产力催生出以受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驱力。荷兰的例子更为复杂：它对市场有着巨大依赖，甚至基本食物供应都是靠市场交易获得。主导荷兰经济是流通而非生产，它贸活动和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总是隔着一层，并且这一联系极不稳定，往往在制造业稍衰退的时候随即中断。另外，荷兰仍保有大量前资本主义的特征，最明显的一点是统治阶级通过“经济以外的”方式进行财富掠夺的程度，政治性财产(政府公职)也成为社会私人财富最主要的来源。最终，荷兰经济的命运并不取决于竞争性市场中生产者的成功或失败败，而是取决于商业食利者与政府精英的利益。

2.农业资本主义

如果不在城市，那么资本主义起源、促进、积累与受益最大化的独特驱动力在哪里?在乡村，更准确地说，在农业。农业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全新机制，它将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施加的迫切性贯彻到底。在此，我们将识别市场依赖性这种新兴社会运作机制首次出现的时间地点——十六世纪的英国乡村。

英国农业的特殊性有其政治基础：一方面，英国的统一市场很早形成，其统治阶级逐步演变成集权化政府的一部分或同盟，却不拥有分割的封建邦国，也不享有那些自治的“经济以外的”权力或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相反，欧洲大陆贵族们大多都有);另一方面，在国家权力的集权化与贵族对土地的控制之间出现了一种“均衡”的现象，使得封建领主的经济权力日益增长，这种增长远超缺乏政治性财产的损失。这种独特的组合，造就了特殊的阶级关系：绝大多数在土地上耕作的不是小农所有者或自耕农(如马克思描述的马铃薯)，而是佃农和农场主。一方面，领主(农场主)相对弱化的“非经济权力”，意味着他们的地租是源自佃农竞争性生产上的成功(地主因此有强烈动机孤立佃农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佃农不仅要日益受制于地主的直接压力，而且要受制于市场迫切性(这种迫切性驱使他们努力提高生产率)。在这种独特的产权关系下，佃农的土地、生产工具的获得和使用上越来越依赖市场，传统的某一固定值的习俗地租，也逐渐转为不固定、随市场变化而变的货币地租。这种转型将剩余劳动固定为一个常量，并一同刺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生产率的提升以及自续经济的发展——最终，市场作为一种强制力、迫切性而得到普遍化，驱动这些小商品生产者走上了积累之路。

启蒙观念“进步”代表了这一漫长转型的一个缩影：进步不仅仅是耕作方法和技艺的更新与完善;在根本上，进步意味着新的财产概念和形式，所有阻碍土地生产率最大化的旧有习俗/实践都将被移除。这一概念背后指向的正是漫长、残酷的圈地运动：在国家干预下，对乡村多数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共有和习俗使用权的彻底废除。这种剧烈转型和产权关系的再定义也显现在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中。在这位“资产阶级的第一位系统的产权理论家”看来，土地存在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被用以生产和产生收益，生产效率压倒一切。

3.迈向工业

农业资本主义为英国社会带来了一套完整的自续发展的新运作机制，这是与由来已久的、支配其他社会物质生活的“马尔萨斯周期”规律截然不同的一种积累、扩张过程。伴随这个过程而来，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确立了，一个无财产大众阶层(无产阶级)出现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即将出现。

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带来了两个历史性后果：第一个后果是英国农业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产能，谷物产量持续且急剧上升(从而使该国成为这一时期同类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同时生产率(单位劳动的产出)快速上升，使乡村农业人口大大减少。第二个后果与之密切相关：英国人口开始快速增多，因其农业生产率已经可以承受人口膨胀的压力了。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农业生产率和城镇化都相对低下;而荷兰虽然城镇化率高，却高度依赖贸易，而不是生产。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产权关系转型的深化与市场的进一步统一化、完整化——在前者(劳动力的彻底商品化)中，大量失去财产的贫穷者涌入城市;而后者(市场的大众化)为他们提供了必须的商品、和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工具。大规模的靠领取薪资为生的普通消费者和为满足贫困消费需求的新兴市场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相激励，造就了(早期)无产阶级的雏形。无产阶级的出现标志着新的不平衡状态战胜了旧的不平衡状态：资本积累的迫切性克服了旧有商业体系的分离和市场碎片化，但是，同一种竞争和迫切性(以及产能过剩的系统性趋势)，使得生产(供给)与消费之间保持一种常规性失衡，使资本主义终究受制于自身的先天畸形。不过，早期资本主义市场仍然有其独一无二的宽泛性和包容性，竞争迫切性所要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尚在推动而不是阻碍生产发展。在工业化之前(无论是时间和逻辑上)，植根于新社会产权关系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就已经成型。

工业资本主义是农业资本主义“过程逻辑”的结果。在最低限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农业资本主义使得工业化成为可能。前者的历史结果——产权关系的变革、国内市场规模和性质的变化、人口构成的转变、贸易和英国帝国主义性质与程度的变迁——使得任何纯粹的技术创新都不仅仅只是技术，而被纳入了更具实质性的、也即资本主义的形式。当然，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不可能长久地仅存在于一国、一领域内部;其无限积累的需求必然也会制造出新的、不同的扩张迫切性，后者会在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自此以后，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正式确立起来：商品化和竞争成为所有社会再生产的统一形式，再也没有任何的国家地区和生产者(尽管当前尚未被卷入)，可以逃脱市场迫切性日渐深化的影响了。

4.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伴随物;但是，倘若要深究这二者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却不那么容易——至少，二者沿着迥然不同的逻辑，与资本主义发生独特关系。

a.帝国主义

让我们先来看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有着更早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在历史上往往表现如下：1.围绕着非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利益而展开扩张(贸易或在诸多分离的市场之间进行套利活动);2.其扩张是国内强制的、“经济以外的”、绝对主义掠夺手段的自然延伸，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殖民地征收重税和贡赋，蚕食领土和资源以及俘获殖民地人口。表面上看，就其本身而言，帝国主义似乎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但是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式的扩张是如何与其国家内部的社会产权关系、与这些产权关系相关的系统性再生产的独特条件发生关系的。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如何嵌入资本主义全新的剥削逻辑中。

英国与爱尔兰在近代早期的关系是这种运作机制的极佳案例。在封建时代，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基本是军事征伐的、领主式的;直到十六世纪末，才转变为经济霸权式的，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确保新经济制度(及新法律秩序)的全面植入。英国强行没收了爱尔兰人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强令爱尔兰人适应这种被植入的新经济，接受英国式的地主-佃农关系，变成英国式的进步地主。英国帝国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植入新的社会产权关系、引入农业资本主义来征服爱尔兰(即使爱尔兰独立，也可以被完全地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轨道并服从于英国的经济强制力，视作英国经济的延伸)——在此，纯粹经济动力，即经济竞争的迫切性，是以非经济的纯粹武力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后来，爱尔兰模式成为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基本模式，即一种“进取型殖民主义”：以暴力推动新型产权关系代替现存产权关系。在当今时代，尽管暴力大大减少，殖民者旧有的那种移植经济驱动力的角色也为本土的民族国家所接管，但这些国家早已成为资本主义迫切性的传送带，并确保市场“规律”得以在本土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约翰洛克这位殖民时代“英国资本主义自我意识”的代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了“进步-财产”(将个人劳动融入财产物从而获得财产权)的意识形态，而洛克则将这种意识形态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洛克认为：在未征得当地人同意的条件下，对无人开发的土地进行殖民掠夺是合理的;就算当地人民已有土地，进行正常耕作，殖民者强占土地仍然是合理的。因为财产权的确立并不仅仅在于物理上的占有，更重要的，是生产力改善也即交换价值的提升，故而在他看来，殖民者的掠夺“未夺走任何事物，反而增加了不少他物”。殖民主义对自身合法合理性进行论证的依据首先是经济原则，而非“经济以外的”道德或宗教原则;是国内经济，也即资本主义的迫切性驱动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在殖民中(无论是美洲、非洲)的过程中极其普遍，这也说明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紧密关联：论证个人产权的理论原则，同样是用来论证帝国主义的产权结构的。

b.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往往是透过“现代性”或“理性化”诸理论而折射出来的。但是，本文(本书)的视角更加独特：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某种诸如“理性化”、技术进步、城镇化或贸易扩张这样的特定跨历史进程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尽管特定地区——西欧——的条件对资本主义兴起而言是必需的)。资本主义体系自续发展与从本土“自发”生长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以及相互强化、相互促进的农业和工业领域，最初仅在英国产生。让我们回想一下欧洲国家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也即安德森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家”：努力克服封建主义的碎片性，将“政治”与“经济”(私人财产与公共权力)相分离。但是绝对主义的分离是不完善的，它在中央政府中重现了前资本主义式的政治权与经济权的统一，同时保有大量其他形式的政治性财产，也从未(完全)克服地方上封建主义的分散性和独立性。而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国家形式的早熟——一种合作建设形式——它很早就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分工。在此，英国的以政治性财产之羸弱，既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意味着真正主权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演进和疆域明确的政治体的形成。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诞生于同一历史关系中的两侧：英国国家建构这一独特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同一过程;以政治性财产转型为资本主义财产的这一过程，同时而且不可分离地也是英国国家转型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首先是在一国建成的”;只是资本主义再也没有以同一种方式出现过。其运动规律的每一次延伸，都会改变此后发展的条件，而每一种本土化的特殊背景，都会重塑这一改变的过程。但是，一旦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中出现，以及被其他以全国之力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所模仿之后，资本主义向外散播的特性，不仅会消除国家间的边界，而且会重构国家组织形式，催生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国民经济与民族国家：各自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作不可或缺的中介——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当这些国家都依据竞争迫切性来运作时更是如此;而正是这种不均衡的发展保证了民族国家形式持续存在。

同样，在今天，资本的全球化也是在民族国家的形式中展开的。这种展开过程制造了表面上的矛盾：资本的影响力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支配力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好像使得后者在空间范围上不再能契合前者。但是，不要忘记资本主义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严格分工：一方面，正是经济迫切性与政治镇压间的这种分工，使得资本跳出直接镇压的限制并移动到政治权威边界之外，让经济权力不在局限于单一国家，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普世影响力和空间扩张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经济迫切性从来都需要“经济以外的”强制权力支持，民族国家提供了这种普遍性的直接形式，也即在地性的政治镇压。实际上，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只有在这样的一体性关系中才能展开。

我们将以对现代性这个宏大命题的简单讨论收尾。对现代性的一般界定，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官僚组织/国家的理性化、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化、技术进步、“祛魅”与文化理性化;而这种理性化发源于启蒙运动的自我意识：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知识的标准化、普世主义(普世的真理和价值)以及相信理性和自由。启蒙理性的自我意识植根于特殊的历史情境，即在封转型过程中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萌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仅关注自身阶级的解放，而是更大范围内整个人类的解放：尽管有其缺陷，但仍是一种解放的普世主义，这也是那些更追求民主和更具革命性的力量采纳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不过，线性的、理性的现代性并不是自足的，在当代，它往往为“后现代性”所补充：后现代主义把世界看作碎片化的、不确定的，它反对一切“整体化的”论述模式、任何“元叙事”、任何有关世界和历史的综合及普世化的理论。最后，无论是单向度的现代性，或是逆转式的后现代性，我们所力图把握的，不应该局限于任何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本身的表达，而是作为一切现代性根基的资本主义本身：现实的阶级关系、特定的生产关系、相继的历史阶段——也许我们无法在过去历史中找到任何现成的替代道路，但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仍充满着想象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