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共产主义：一条区别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路？

编者按：

今天编辑部给大家带来的，是由十二春整理并编译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读本》中的一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将作为本系列阅读的开篇，内容选自德国激进左翼、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的核心代表人物奥托·吕勒(Otto Rühle)于1924年撰写的《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Von der bürgerlichen zu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From the Bourgeois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并且在文末，我们还会附上十二春为本书所撰写的序言。在未来的日子里，本公众号也将持续更新《委员会共产主义读本》中的其他文本。

鉴于这篇文献作为理论坐标具有极高的历史与理论价值，本次导读的篇幅较以往更长。我们试图通过对文章的理论及历史背景进行详尽梳理，并借此牵引出一条潜流于正统共运史叙事之下的激进思想‘暗线’。

尽管本书所表达之思想，有部分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颇有挑衅意味，甚至是有争议的。作为一本早期文献，我们应当认识到它自身的时代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历史回声，也恰恰是它在今天能带给我们启发的关键。

编辑部期望与各位朋友一起，借此重新回顾这段被“正统”共运史刻意排斥、遗忘和边缘化的“荷德左翼”的理论遗产，进而反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挫折。

通过展示历史的不同侧面，我们希望能为当代及未来人们的政治想象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并提供相应的思想奠基。

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

前言

本文的思想脉络如下：

开篇以简短的历史概述，勾勒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源于其历史使命：为作为社会新兴支配力量的资本主义扫清发展道路。俄国革命一度以社会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姿态登场，本质上却只是一场迟滞且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此，本文专设一章剖析其真实性质。

继而，本文阐释资产阶级国家的建构过程，以此具象呈现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管控、经济组织的核心原则与初级形态。我们将由此认识威权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理解其必然如此的根源。与此相关，我们将真正理解议会制：议会制把资产阶级商业交易的逻辑移植到立法活动中，并将政党塑造为资产阶级政治的辅助机构——政党唯有依附于议会制，才能存续并发挥作用。

工会与政党本质相通，只是褪去了政党的伪革命伪装;工会是纯粹的机会主义机构，它以灾难性的劳资利益共生关系，将无产阶级捆绑在资本之上，而非将无产阶级从资本中解放出来。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前工具，政党与工会在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职业领导层操控下，以非革命、反革命的方式运作。所谓“革新工会(编者注释1)”的诉求，不过是蛊惑人心的骗局。

191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历程，为无产阶级上了关键一课：政党与工会，已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强大的阻碍。无产阶级必须学会亲手掌握自身的解放事业。无产阶级正逐步领会：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经济革命，其筹备与展开必须从工厂内部发起。无产阶级正通过自我觉醒与自立自强的教育，积蓄所需的力量与素养。

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形态，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组织形式奠定了基础。斗争小组、工人联盟与苏维埃制度(工厂组织、工人联盟、苏维埃体系)，是无产阶级迈向夺权的阶梯。无产阶级革命在规模、内涵、趋势、斗争策略与最终目标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截然不同。它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其最终归宿是建立无领袖、无国家、无权威的社会主义。

向着无产阶级革命，前进!

编者注释1：

“革新工会”(德文：Revolutionierung der Gewerkschaften;俄文：Революционизирование профсоюзов;英文：Revolutionizing the trade unions)作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的关键概念，不仅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左翼内部关于革命组织形态与行动战略的核心争论点，更是我们理解吕勒等人如何探讨“打破资产阶级治理机器以实现彻底自治”这一命题的关键切入点。

这一理论诞生于一战后的革命浪潮之中。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欧洲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传统工会(如德国ADGB、法国CGT)迎来了爆炸性的会员增长。然而，这些庞大组织的领导权却牢牢掌握在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官僚手中。对于新生的共产国际而言，如何夺取这数百万工人的领导权，成为了世界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于1920年提出了“革新工会”的理论与战术主张。作为概念，它是列宁关于“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的现实表达。它假定工会机构本身具有可塑性，只要替换掉改良主义领导层，旧结构就能装入革命的新酒;而作为策略，它规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留在旧工会中、建立秘密党团、利用日常罢工揭露工会官僚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步骤。

这一策略随后迅速被第三国际吸纳并制度化。1921年，为了在国际层面上统一领导革命工会运动，共产国际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RGI)，试图将各地拥有革命倾向的群众组织整合为苏联政策的工具。随着共产国际强迫欧洲各国共产党接受“二十一条”，要求他们模仿俄国模式回到反动的旧工会中去工作，这种带有强烈“俄国模式输出”色彩的强制路线，最终引爆了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国际工人运动由此分裂为支持该路线的正统列宁主义阵营，以及坚决抵制的左翼共产主义阵营和右翼改良主义阵营。而吕勒的这篇文章，正可被视作其对“西欧革命是否应当照搬俄国建制化经验”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论总结。

一、资产阶级革命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意大利的经济已几乎发展至资本主义的门槛。但这一世界强权的军事与政治崩溃——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同时终结了这段经济发展进程。此后，经济倒退回早期原始形态，陷入长达数世纪的停滞。唯有十字军东征重新唤起了新的发展动力。这场东征本是西方劫掠者与冒险家的武力征伐，旨在为其征服欲与贪欲打开东方宝藏的大门，却在此后开启了一系列极为成功的贸易通道，北意大利城邦成为这些通道的枢纽。商品经由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热那亚，循着古老的军事与商路抵达纽伦堡、奥格斯堡、乌尔姆，再由此辐射至北欧与西北欧，尤其运往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依托这一进程，意大利率先兴起本土商品生产，为商品交换提供供给;货币经济的骤然勃兴，催生了汇兑银行，也让金融资本集中于少数家族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就此到来。

然而，土耳其人在近东的扩张与通往东印度海路的发现，打断并扰乱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东西方贸易被切断，贸易路线发生彻底转移，东西方大宗商品交换的重心从意大利转向葡萄牙。意大利城邦走向贫困与衰落，文艺复兴文化归于消亡;在贵族家族与城邦共和国的混乱争斗中，以经济统一为基础实现民族统一的尝试，在初期便宣告失败。由于当时并未形成具备现代阶级自觉的真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利益也未能实现大规模的集中维护，未能在依附于贵族王朝与城市行会的周边地区建立独立的经济与政治统治，更未能发起一场与旧秩序彻底决裂、建立全新经济与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葡萄牙与西班牙，资本主义如同温室植物般从同一片土壤中迅速崛起，而这片土壤正因新发现大陆的无尽掠夺财富而极度肥沃。但这种有利的经济态势，并未催生出能够承担其政治使命、把握资本主义本质的国家政权。两国宫廷通过联姻、继承与征服形成了领土兼并的传统与导向，若要维护自身利益，便只能依附于当时唯一的国际性强权——天主教会。而教会则将国家政权视为信仰最可靠的捍卫者;这种信仰本质上不过是教会根植于封建制度的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铠甲。于是，皇帝与教皇、国家政权与教会，共同催生了宗教裁判所。裁判所对“异端”残酷镇压，而所谓的信仰异端，不过是其没收财产、高额罚款、合法劫掠、系统性打压新兴资产阶级的借口——资产阶级正是新经济原则的承载者。卡斯蒂利亚城镇的阶级自觉所催生的公社派运动，被血腥镇压;一度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陷入危机泥潭，从此一蹶不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遗存，只剩下大批流氓无产阶级，充斥在贫困的国土、破败的城镇与荒芜的土地上。西班牙的资产阶级骤然获得财富又挥霍殆尽，继而被瞬间抛入贫困深渊，其阶级力量从未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彰显。

联结南北的海上贸易往来，先后在布鲁日与安特卫普建起了面向北海和波罗的海航运的大型货栈。不久，资本主义便渗透到尼德兰全境，使这里成为全欧贸易的核心枢纽与各国争相参照的标杆。日渐富足、拥有阶级自觉的资产阶级牢牢攥取既得利益，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抵御一切威胁，捍卫私有财产与财产权。当腓力二世派遣声名可怖的阿尔巴公爵进驻尼德兰，妄图劫掠资本主义财富以维系西班牙王室统治时，危险骤然降临。在存亡压力下，尼德兰资产阶级凝聚成一个具备抵抗能力的紧密阶级整体。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不具进攻性。它本质上是一场反抗外来强权入侵的英勇抗争，更接近民族自卫，而非社会阶级对抗。但恰恰是对共同经济利益的共识、由此结成的民族行动同盟，构成了资本主义各类力量实现整合的关键因素。不言而喻，尼德兰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击败西班牙强权，正是因为它立足于更发达、更具生命力的经济形态。而随着胜利的取得，新型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得以完成，政治自由也被正式宣告确立。强劲的经济活力，依托民族独立与政治革新的动力蓬勃生长、持续发展。

尼德兰革命的星火，引燃了英国封建经济腐朽架构的崩塌。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极速推进;贸易的网络铺向各大洋;本土工业吸纳了贫困农民释放的全部自由劳动力;集货栈、仓库、会计所、工厂、银行、码头与海外贸易公司于一体的大型商贸工业中心已然崛起。而在等级议会中，资产阶级也紧随其他阶级之后，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世界历史上，英国议会首次成为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利益博弈的角斗场。王权与财阀、皇权与市民意志，在最激烈、最尖锐的冲突中相互对峙。国王死守专断权力、特权、垄断、征税权、最高统帅权与君权神授;资产阶级则以全部力量与执拗，为贸易与竞争自由、财产与经营收益保障、生产活力、市场和利润的自由运作而抗争。为打碎王权的反动势力，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组建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推翻君主制后，立刻通过镇压平等派来维护私有财产，并在爱尔兰与苏格兰为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夺取“大不列颠”版图。即便资产阶级因依附军方而未能阻止君主制复辟，也彻底剥夺了王权在经济生活事务与问题上的一切实权，将其降格为仅存奢华装饰性的附庸——无论君主愿意与否，这一格局已然铸成。

英国革命彰显出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与决心：这个阶级已在经济上根基稳固、政治上独立自主，一旦旧传统成为阻碍，便会将其彻底砸碎;它不讲任何温情，明确知晓自身诉求，只要利益所需，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手段。

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具震撼性的一场——“大革命”，爆发于法国。它在革命锐气、阶级属性与历史意义上都无可比拟。历史学家将其视为近代纪元、真正的资产阶级时代开端的里程碑。

一批最杰出的思想家组成的思想总参谋部，在意识形态层面为这场革命完成了铺垫——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治下封建制度的灾难性崩溃，早已让这场革命成为必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后世革命宪法的订立筑牢了基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勾勒出全新社会形态的蓝图;百科全书派以睿智与热忱倡导“整体思维方式的变革”;伏尔泰击碎传统权威的光环，宣扬自然道德的新准则;西哀士以严谨逻辑与激昂雄辩，确立了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主张。当广大小资产阶级与工人承担起革命的攻坚任务——攻占巴士底狱、向凡尔赛进军、夺取杜伊勒里宫、将国王送上断头台时，资产阶级却依照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的谋划，搭建起新型国家的大厦。这座大厦对资产阶级而言是安逸的私邸，对无产阶级却是一座令人憎恶、由武力把守的堡垒。所有试图为被剥夺革命果实的底层民众争取新秩序话语权的尝试，均遭血腥镇压：马拉、埃贝尔派、丹东，最终还有因失去利用价值而倒台的美德共和国首脑罗伯斯庇尔，悉数殒命。罗伯斯庇尔被捕时高呼：“盗贼们胜利了!”——事实上，贪敛掠夺的资产阶级就此攫取了权力。小资产阶级背负着无力承担的苛捐杂税，无产阶级被剥夺结社权利。选举权的自由与平等，在两院制的野蛮骗局中化为乌有。巴贝夫在最后关头试图挽救被背叛的共产主义，这绝望的抗争最终也止步于断头台。取而代之的是，出身资产阶级的拿破仑横空出世，成为那位将荣耀与物质利益的花环从天而降、献给资产阶级的英雄。他们要生产、交易、盈利、征服世界市场、聚敛财富。资本主义必将大获全胜。由此，波拿巴皇帝成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扎根、在政治上确立的权力意志最终且核心的执行者。

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在法国抵达顶峰，却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骤然跌落、走向式微。

始于中世纪的资本主义进程，曾依托北意大利城邦的东方与黎凡特贸易获得动力与滋养，并在宗教改革中绽放出思想之光;但随着贸易路线的转移，这一进程逐步走向沉寂，最终彻底停滞。封建制度再度扎根，农民战争与三十年战争让民众遭受了彻骨的榨取，使他们在漫长岁月里默默忍受着最黑暗的反动枷锁。直至1800年前后，德国主流的生产形态仍为小手工业。即便在资本主义涉足生产的地区，也只能以家庭手工业或国营制造业的形式，在重商主义管制的警棍下艰难苟存。

直到拿破仑以武力为其背后的资产阶级主宰打开东方市场，尤其是颁布大陆封锁令之后，沉闷狭隘的普鲁士-德意志附庸格局才吹进一丝新风。很快，机器轰鸣四起，工厂拔地而起，莱茵兰、萨克森与图林根地区兴起了大规模工业。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阶级觉醒，并提出自身的政治诉求。但在当时，作为封建制度代表的王权与贵族，几乎处处阻挠其发展。资产阶级呼吁制定契合自身诉求的宪法，换来的却是霍亨索伦王朝的镇压、背叛与挑衅式的蔑视。最终，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的微弱回响，引爆了德国革命。这场反抗过时制度与特权的运动，其决定性推动力来自外部;而德国资产阶级既怯懦又缺乏政治经验，并未形成革命阶级的坚定意志——这一现实注定了这场运动无法彻底摧毁既有国家根基，也无法为崛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共和制统一国家。德国资产阶级在取得微薄成果后，便满足于半吊子的自由、残缺的让步与腐朽的妥协。它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一群思想混乱、相互倾轧的理论家;而工业发展的支柱阶层，却被法国无产阶级尖锐提出的阶级目标吓得仓皇逃窜，重新投入王公贵族反动势力的怀抱。事实上，当巴黎六月起义中奋战的无产阶级被血腥镇压、反动势力重获喘息并愈发猖狂时，德国资产阶级就连这点微薄的成果也再度丧失。他们放弃政治抱负，一心埋头逐利，继续在旧有的奴性中苟活。最终，是俾斯麦借助普鲁士国内强权政治，为资产阶级铺就了其历史使命的道路。在建立普鲁士霸权下的德意志统一国家的进程中——这一国家为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市场与全新发展可能——他于1866年将奥地利踢出政治竞争者行列，又在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这一经济对手。他以帝国议会选举权，赋予资产阶级政治话语权;在国家顶端设立半专制帝国，这正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王权与财阀相互妥协的象征。

当德国在四年世界大战后走向崩溃时，在此期间实力大幅膨胀的资产阶级，在绝望中爆发出力量，断然终结了那份已威胁其统治与存续的妥协。在王权与金库之间，它迅速选择了后者，并以革命的方式付诸行动：抛弃德意志皇帝与各邦君主，建立共和国，为自己制定新宪法，并在由政党与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积极协助下，完成了1848年未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欧洲伟大资产阶级革命序列中的最后一场，俄国革命紧随其后登场。俄国的封建制度是一个经济巨兽，兼具野蛮的原始性与顽固的抵抗性，沙皇专制则为其赋予了政治形态。日俄战争给这一制度带来的冲击，瞬间释放出各种社会力量——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阶层，对政治自由与变革的诉求得以彰显。然而，资产阶级对宪法的渴望，立刻被工业无产阶级的诉求所延伸与强化：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这是此前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中从未出现过的特征：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底色。诚然，在更早的起义中，工人阶级的大大小小群体也曾投身斗争、抛洒热血，但他们始终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与追随者。即便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柏林三月战斗的牺牲者也只是普通的、大多无名的工人，而非拥有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与阶级战士。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阵营中的无产者首次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带着自身的革命诉求与目标登上历史舞台。诚然，革命的第一阶段——从神父加邦领导的请愿群众向冬宫进军，到《十月宣言》颁布——仍遵循着所有以自由主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路径。但在接下来的阶段，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声音(面对俄国反动势力的冥顽不灵，本就微弱怯懦)，彻底淹没在无权的无产阶级、遭受血腥迫害的贫苦农民的大规模诉求风暴中。即便根基深厚的反革命势力成功夺回资产阶级最初争取到的议会与法律权利，用血腥处决与牢狱监禁压制群众的革命呐喊，它也仅能获得暂时喘息，而非彻底救赎。相反，被强行封堵的革命力量，在三年世界大战挣脱枷锁后，以摧枯拉朽之势爆发，将整个沙皇制度化为齑粉、不留痕迹。俄国资产阶级的声音微弱，其行动力量同样孱弱：它根本无力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于是，无产阶级挺身而出，为自己夺取了国家政权。它缔结和平，宣告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沙皇旧世界崩塌的混乱中，奋力升起社会主义的闪耀星辰。

倘若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取得胜利、攻占君士坦丁堡并实现其全部战争目标，俄国本会建立起效仿英、法、德模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但现实是，世界大战不仅彻底铲断了旧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也让一切可能上台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府失去了立足之地。外国资本被驱逐出境，本就发展孱弱的本国资本也遭到摧毁。米留科夫、古契科夫、克伦斯基的彻底溃败由此成为必然。最终，唯有无产阶级留存下来，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撑过一切动荡直至战争落幕。

但无产阶级彼时处于受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之下。他们自命为社会主义者，追求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俄国此时夺取国家政权的行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提供了契机。整个世界为之哗然：这场不久前还只是一场迟滞、孱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革命，转瞬之间变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与终结，就此合而为一。

这究竟是现实，还是幻象?

二、俄国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是破除封建时代的专制统治，为作为新兴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秩序框架内争取合法地位与社会认可。

在所有曾实行封建经济、专制政体的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都完成了这一使命。

它从未以侵犯、乃至废止经济基础原则及其依附的社会秩序为宗旨与职能——这一原则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它只是阶段性地更替了作为该原则之代表、对全社会行使统治权的阶级。

封建时代，贵族构成统治阶级;其根基是私有制，在以君主为首、按等级组织、施行专制家长制管理的国家中掌握统治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作为财富与货币私有者的资产阶级接管政权，政权依托议会与内阁的立宪国家运行，其最理想形态为议会共和国。

资产阶级革命无论在何处爆发，都将资产阶级推上统治前台。这一阶级或多或少自觉其历史使命，至少在经济层面、也常在意识形态层面为革命运动做了准备。在新旧势力冲突催生的必然压力下，它最终成为革命行动的领导者并夺取政治权力，以便在胜利后立即用这一权力构建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秩序。

一场革命的性质是否为资产阶级革命，唯一由其成果判定：即它是否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以及与之适配的社会秩序。无产阶级阶层参与革命斗争的规模或大或小，这一事实在判定革命的历史性质时完全不予考量。即便无产阶级已然形成为阶级，并带着自身的阶级政治目标投身革命——甚至可能极大影响、乃至主导革命进程——革命的历史性质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资产阶级革命中掺入的无产阶级力量无论强弱，都只能延缓、加速、有时偏斜或干扰革命的完成;可暂时掩盖或扭曲革命的面貌;可影响乃至危及革命的成功，却无法触动革命的本质及其社会经济内核。同理，在资产阶级国家与军队中，工人固然构成最庞大的群体、形成规模巨大的阶级单元——但无人会因此将资产阶级国家称作无产阶级国家，或将其军队称为无产阶级军队。即便苏俄红军完全由工人与农民组成，它也只是按资产阶级模式构建、依照资产阶级国家政策法则运作的军事机器;唯有意图欺骗的政治煽动，才会将其标榜为“无产阶级”军队。

无产阶级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论何时何地发挥作用，都始终依附于资产阶级：一部分是受雇的佣兵，一部分是同路人，一部分是倾向摇摆的政治附庸。他们往往构成运动的后部，大多只是附庸，从未成为领导者。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商人、银行家、职业政客、律师、知识分子与文人手中。正是在这些人手中，革命诉求被拟定、纲领被制定、目标被确立、宣言被发布;资产阶级的政治方略由此成型;革命的历史面貌，也由此被彻底打上烙印。

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尚完全无法以阶级的身份登场，因为彼时它还未发展为独立阶级。最初在英国，无产阶级开始从资产阶级主体中分化出来，结成强有力的组织。但它始终与小资产阶级成分紧密交织，其纲领从未超出这些阶层的激进主义范畴。因此，平等派与清教左翼教派一同行进在革命力量的最前沿，但其应对革命问题的全部立场，仍受制于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也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一切资产阶级立场的核心是：维护私有制。激进团体与教派即便逾越这一界限，其主张也不过源于被误读的原始基督教;其教义若被刻板践行，刚一尝试落实便注定破产，因为彼时社会经济环境的所有条件都与其相悖。法国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同样未以阶级身份存在：彼时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根本不足以催生成熟的无产阶级。即便六十年后，在法国与德国的革命中，也未出现作为独立阶级的无产阶级群体。直到半个世代之后，拉萨尔的宣传鼓动才拉开帷幕，其目标是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感，推动无产阶级实现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

从一开始，俄国革命——受制于其历史条件——便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必须推翻沙皇专制，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并在政治上扶持资产阶级登上统治宝座。

由于一连串特殊的历史境遇，资产阶级竟无力履行其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取而代之登上历史舞台，凭借空前的力量、胆识、战术素养与智识，瞬间掌控了局势，却在随后的时期陷入致命的困境。

按照马克思所阐释与主张的历史发展阶段范式，俄国在封建沙皇制度之后，理应建立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与代表者正是资产阶级。

但1917年之后执掌国家政权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否定资产阶级国家、立志依据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全新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无产阶级。

封建制度与社会主义之间，横亘着整整一个时代的鸿沟;资产阶级时代的制度体系，就此胎死腹中、无从落地。

布尔什维克所做的，无非是以一场大胆的跃进，试图让俄国跨越整整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即便承认他们此举是寄望于世界革命前来驰援，以外部发达文明的支援弥补内部发展的空白，这种盘算依旧是鲁莽的——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模糊的希望之上。而由此催生的这场实验，同样是鲁莽的。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项举措，便是缔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然而，这份与发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府签订的条约，本质上是一项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本应秉持敌对立场，进一步牵制德国的作战力量，挫败德国帝国主义在西线取胜的图谋，并调动一切力量推动世界革命。罗莎·卢森堡在当时就对这一观点作出了最为尖锐的阐述。

围绕该和约，布尔什维克宣称支持民族自决权，芬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与高加索地区也据此脱离俄国。这一主张正是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产物。其结果，一方面催生了俄罗斯民族国家——这绝非无产阶级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导致分裂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走向失败。无产阶级革命本应跨越所有边境关卡、冲破民族壁垒，建立团结纽带。

但布尔什维克将大庄园分配给农民的举措，是其最严重的背离初心之举。这一举措使农民获得了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的起点本应是消灭私有制，而非确立私有制。因此，这项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公然践踏。倘若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采取此类行动尚可理解(法国大革命时期便有类似情形)，但作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体现，这一行为既不可理喻，甚至荒诞至极。农民获得私有财产后，俄国约85%的人口就此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这一政策的后果，鲜明体现在城乡之间、农民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它引发了农村对城市的抵制、粮食拒供、国家供给机构遭受破坏，迫使政权不得不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阶级采取妥协策略——这是一项迁就农民利益、向逐利本性屈服的政策。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1918年时，该政权的根基仍扎根于无地农民群体，贫农与产业工人共同构成了其最可靠的拥护者;而如今，它却转向维护有产农民的利益，扶持佃农与大农场主阶层，放开粮食贸易，以此默许并助长了具有资本主义利益诉求的农民群体崛起，还专门为其政治利益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工业领域的经济政策也循着资产阶级的轨迹同步推进。布尔什维克推行工业、交通、银行、工厂等领域的国有化，这一度让人们普遍以为这些举措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化只会催生出大规模、高度集中管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模式相较于私人资本主义或许具备诸多优势，但本质上依旧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粉饰，都无法挣脱资产阶级政治逻辑的束缚。正因如此，俄国最终不得不向外国资本家作出巨大让步，将矿产资源与劳动力交由外资开发，实行与国家分成的盈利模式。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大批商人、企业家、代理商、经纪人、银行家、牟利者、投机客与操盘手再度涌现并站稳脚跟。1921年5月27日颁布的法令，再度明确承认了一系列权利：对工厂作坊、工商机构、生产工具、工农业产品、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发明权、著作权、商标权;抵押与放贷权，以及遗嘱继承权与法定继承权。至此，资产阶级秩序已在俄国全面建立，涵盖了所有核心构成要素。

正在构建组织体系的资产阶级司法体系，以及红军，都是这一秩序的组成部分。红军是一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军队，其运作完全服务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利益。在以维护农业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政策框架下，它是核心防御的锐利武器——起初用于对抗哥萨克人、邓尼金、弗兰格尔等势力，而迟早有一天，它也会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诉求。

俄国建立的共产党领袖专政，更是资产阶级政治的鲜明体现，它被歪曲地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众所周知，在这层伪革命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少数人的绝对权力——他们掌控着威权式、中央集权化的委员制官僚体系。这种政党专政是沙皇制度的翻版，本质上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

以上几点论断足以表明并证明：尽管俄国政权无疑怀揣推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的真诚初衷，却在现实力量的推动下一步步滑向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策。

即便他们曾一度成功培育出社会革命的萌芽，开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建设，这些努力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推翻此前的尝试与实验。

当最优秀、最正直的社会革命斗士对此提出反抗时，布尔什维克当局毫不犹豫地将成百上千的人投入监狱——手段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沙皇统治如出一辙——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或判处死刑。托洛茨基冷酷地充当了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刽子手，其残忍程度，丝毫不亚于加利费屠戮法国革命者、诺斯克镇压德国革命者的行径。

认为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开端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谬误。而刻意唤醒并维持工人心中的这一幻想，无异于一场蛊惑人心的骗局。

俄国政府中的社会主义者在推翻沙皇制度后，曾幻想可以跨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从制度层面建成社会主义，却遗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社会主义只能是有机发展的产物，而资本主义发展至完全成熟是其不可或缺的前提。他们必须为这种遗忘付出代价，走上一条漫长、坎坷、充斥着牺牲的弯路，最终在一段时期内走向资本主义。

建立资本主义、构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职能。俄国革命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仅此而已;即便其中掺杂着浓厚的社会主义成分，也丝毫无法改变这一本质。因此，它终将完成自身使命：或早或晚摒弃“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后残余，露出纯粹、真实的资本主义面目。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正在促成这一结局，也将终结布尔什维克的政党专政。未来的发展路径尚不明确：可能是组建政党联盟，加速并缓和资本主义的起步阶段;也可能是出现波拿巴式的强权人物，拖延并激化这一进程，两种情况皆有可能。

力的平行四边形，终将画出正确的对角线。

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占有、商品生产、剥削雇佣工人与攫取利润的基础之上。

资产阶级国家将公共权力与法律权威整合为一套统治机器，以此保障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运转与存续。

国家所掌控的一切物质与思想层面的力量及手段，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资本。国家权力的支配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行使国家权力的方针，则由经济必然性所决定。为实现权力运用的最高效用，国家组织形式也始终顺应着这些经济必然性而构建。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主导着整个生产过程。他购置原料、占有生产资料、决定生产经营方式、售卖商品、获取利润。他建造工厂、开拓市场、维系客户、调节货币流通、支付工人工资。他既是指挥者、代表者，也是最高裁决者。他手握财富，便拥有权威。

经济领域如此，国家层面亦是同理。资本家渴求封建国家所拒绝赋予的各项自由：贸易自由、从业自由、竞争自由。他需要迁徙自由，渴望摆脱封建赋税与行会壁垒的束缚，追求自决权与人格权。他要求国家保障其所有权、为剥削过程提供法律庇护、承认利润的合法性、为自身的权威赋予社会正当性。

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确立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组织要点与原则。所有旨在为资本主义争取并保障最充分发展自由的自由主义诉求与目标，在此被整合为一套完整体系。这套体系的哲学根基是个人主义：在英国，由洛克、沙夫茨伯里、休谟完成奠基、阐释与完善;在法国，由培尔、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与百科全书派构建发展;在德国，则由莱布尼茨、莱辛、费希特接续发扬。这一哲学思潮以“启蒙运动”为起点，率先在英国的政治与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英国革命扫清了阻碍，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无拘发展铺平了道路;最终，其理念在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自由放任，顺其自然”中，得到凝练与极致彰显。法国大革命的整体氛围，始终浸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面对旧政权与教会势力的沉重压迫，这种精神迸发出最为果敢的姿态与激昂的力量。德国的资产阶级自诞生起便缺乏想象力，精于算计且怯懦畏缩，个人主义的哲学内涵在此迅速沦为空洞的利己主义，彻底陷入纯粹的物质享乐。德国资产阶级也未能从自身阵营中孕育出执掌自身事业的政治家，反而将利益托付给容克贵族俾斯麦。用俾斯麦自己的话说，他的使命就是培育百万富翁。这些百万富翁，正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权威的象征。

因此，资产阶级一旦战胜封建主义、掌握政权，便会建立一套契合自身需求、服务自身利益、供自身支配的国家秩序。资产阶级的意愿具有决定性，其立场主导一切。因为它本身就是权威，其国家本质上是威权国家。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商品都具有涌向市场进行交换的趋势。这里的市场可以是商铺、百货商场、年度集市、大型博览会，亦或是世界市场。市场是所有商品向心力的汇聚中心;而一旦商品完成交换、实现其资本主义目的，市场又会成为商品离心力向外扩散的起点。若商品是货币，对应的市场便是证券交易所或银行。市场始终处于双向运动过程的核心位置。市场，即是中心。

资产阶级国家的运动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彼此呼应。政府的全部力量汇聚于一点，在此接收指令，再以离心之势向外执行。官僚体系层层攀升至权力顶峰的部长，军队组织逐级汇聚至最高统帅;决策在此敲定、命令在此下达、法令在此颁布。整个组织如同精密的机械装置，完全遵照中心首脑的意志运转，直至最底层的跑腿人员与末梢机构。唯有中央机关享有自主权，它如同大脑，为整体进行思考。其决策具有终局性，必须得到无条件服从，严苛的秩序与纪律贯穿始终。

封建时代，每一片农役保有地连同其官册佃户，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型经济单元，个人的支配权范围十分有限。人们彼此毗邻而居，在同等程度上各自做主。这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均享有充分自主权的组织体系，被称作联邦制。因此，封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联邦国家。

资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中领悟到，中央集权制在诸多方面都优于联邦制，尤其是它能将所有分散、孤立的力量整合为一个整体。资产阶级主张意志的集中统一，由此获得了成就宏大事业的能力。当资本家将手工业者集中到工厂中，从家庭手工业转向协作生产，最终发展为工场手工业时，他们便在实践中接受了中央集权制的训练。资产阶级将由此积累的全部经验与认知，运用到国家架构的构建之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机制，最高层的每一次指令都能被精准执行。凭借这一机制，少数资产阶级可以作为大脑发号施令、贯彻自身意志;广大无产阶级则在严苛的秩序与纪律之下，受制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系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制，它以最优、最稳固的方式，实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支配。资产阶级正是以此为自身打造了中央集权国家。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生产。但现有市场的吸纳能力会迅速趋于饱和，必须开拓规模更大的新销售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滋生出扩张的内在动力，这种冲动甚至足以冲破国家边界的束缚。因此，每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通过战争、征服、殖民掠夺等手段谋求扩张，成为更大的国家。这就需要对民众进行思想与精神层面的塑造和引导，催生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它将资本逐利所驱动的扩张诉求，包装成某种虚幻的力量与必然需求，还蓄意将武力征服歪曲为造福公共利益的功绩。这种意识形态杜撰出“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对故土与祖国的情感，将其滥用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敛财目的。它不断宣扬民族利益、民族荣誉、民族义务与民族责任，最终将国家拖入民族战争，而这场战争又被刻意歪曲为民族自卫战争。为发动战争，国家组建起民族军队，学校沦为民族主义煽动的温床;民族政治中形成了一套专属的民族话术，为每一场本质上是掠夺与征服的战争，提供必要的思想与道德正当性。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将1914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辩护为民族战争，当德国共产党在鲁尔危机期间，与施拉格特一同支持鲁尔地区的民族防御时，两党都证明了自身的本质——它们始终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民族附庸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至大型企业阶段、进而形成股份公司后，构建起一套高度契合自身需求的复杂管理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各方力量被精准权衡、相互制衡，各项职能被巧妙划分，个体行动被整合为严谨统一的集体行动，其运作范式正是机器的机械逻辑。

现代大型工厂的管理架构大致如下：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名义所有者、实际利益相关者，也就是真正的受益者，是股东。股东齐聚股东大会，审议重大决议、行使监督权、听取工作报告、任免管理人员、核定薪酬。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监督企业经营、作出最终决策，是企业一切核心事务的最高裁决机构，同时仍需对股东大会负责。

资产阶级国家正是这种大型工业机器的翻版。选民授权的代表端坐于议会之中，议会就像一个拥有投票权的大型股东大会，代表们手握重权，通过讨论与表决，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祸福走向。议会之中诞生出相当于董事会的内阁，内阁的职责是以格外审慎的态度与高度的警惕性，维护国家机器运转所服务的利益。内阁成员(各部部长)代表国家执掌最高权力，他们监管下属行政官僚体系的工作，与国外的竞争企业——也就是资本主义外国政府——建立重要往来，但其始终依附于议会、对议会负责，由议会任免。

正如股东大会一样，议会中许多提案的通过或否决早已是定局，投票不过是走个形式。这些议题早已在别处被提出并敲定，而那个场所的意志，或多或少会左右股东大会或议会的投票结果。这个场所，正是各大银行总部与工业巨头的办公室。资本主义经济最重大的决策在此敲定，资产阶级政治的核心决议也在此通过，而且决策者往往是同一批人。因为政治无非是为经济利益争取法律保护的斗争，是用法律条文的武器捍卫利润，依靠国家权力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资产阶级始终不懈地构建国家形态、完善立法体系，而议会是其最可靠的工具，政党则是议会的辅助机构。如今资本主义发展至顶峰，大资本愈发将议会与政党视作累赘。于是它通过授权法案、军事独裁，或是将重要权力与决策转移至资本与经济势力占主导的机构(如国家经济委员会)，以此绕开议会。大资本阵营对议会与议会制的敌视已不再掩饰，针对议会与议会制政府的抨击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辩论。议会这个“奴仆”，已然完成了它的使命。当波拿巴主义阵营酝酿建立督政府时，米努克斯被推举为最高掌权者——而这位米努克斯，正是斯汀尼斯公司的总经理。

四、议会与政党

法律的性质、内容与实施效果，始终与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利益相契合，更确切地说，是与统治阶级的核心经济利益保持一致。在资产阶级时代，这一统治阶级便是资产阶级。因此，议会的职责，就是根据资产阶级的需求修订旧法，或废除旧法、代之以契合时代问题的新法。

早在封建时代末期，就已存在一种议会形式——等级会议。君主在与各等级的斗争中(起初是贵族，后来尤其依赖金融与贸易阶层的物质援助)，召集或遴选不同阶层与行业的代表，组建团体。但该机构仅能表达意愿、提出建议、发表意见，无权自行制定与颁布法律。后来，议会中逐渐出现第二个院，其成员更多来自民间，有时甚至经由选举产生，由此区分出上议院与下议院。但两院的权力仍受君主权力的严格限制。唯有资产阶级革命，才在各地催生了经由公开选举产生、拥有完整立法权的真正议会。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上秉持自由主义原则，在国家政治组织形式上奉行民主原则，标榜自由与平等。但它所追求的自由，始终以自身盈利经济的利益为边界;它所倡导的平等，也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纸面之上，而非追求社会现实的平等。资产阶级从未想过要对无产阶级践行自由与平等，更遑论将博爱原则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社会绝非一个铁板一块的阶级，其内部包含诸多阶层、群体与职业类别，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经济利益。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利益不同，房东与租客的利益不同，手工业者与农民的利益不同，买方与卖方的利益也不同。但所有这些群体，都希望且理应在立法过程中得到考量。一个群体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越多，其诉求被重视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各个阶层与群体都会在议会选举中，为自身候选人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为开展持续有力的竞选活动，他们组建选举社团，进而演化出组织更严密、纲领更明确的政党。无论这些政党冠以何种名称、提出何种纲领、标榜何种高尚美德、使用何种华丽辞藻与口号，其争夺政治影响力的斗争，始终围绕着特定的经济利益展开。保守党主张维护传统的国家形态、权力分配与意识形态，是封建大地主阶层的核心阵地;拥护民族国家、信奉资本主义时代自由主义的大工业家，组建了民族自由党;将言论自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视为珍贵成果、为之奋斗并心怀感恩的小资产阶级，则聚集在民主党与激进党的阵营之中。

工人最初并没有自己的政党，因为他们尚未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拥有独立利益与政治目标的阶级。于是，他们被民主党人、自由党人甚至保守党人所蒙蔽，沦为资产阶级政党忠实的选民群体。但随着工人的阶级意识被唤醒并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向议会派遣代表，力求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构建与完善进程中，为工人阶级争取尽可能多、尽可能大的权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便是如此，它在提出宏大的革命终极目标的同时，罗列了运动的诸多现实诉求，体现出其议会化运作的特征与对当下现实的侧重。这些诉求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大多源自资产阶级纲领，只是资产阶级政党从未真正落实过，甚至从未真心想要实现。不可否认，社会民主党代表在议会中付出了勤勉而真诚的努力，但其作用与成效终究有限。因为议会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工具，遵循资产阶级的政治运作方式，其产生的效果也必然带有资产阶级属性。归根结底，议会制的真正受益者，始终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议会式政治运作方式，与资产阶级的经济运作方式密不可分，其核心逻辑是交易与谈判。正如资产阶级在生活与工作中、在市场与集市、在银行与交易所里交易商品与价值，他们也在议会中交易与磋商各类经济利益所需的立法认可与法律手段。在议会中，各政党代表竭力为本方选民、利益集团、“阵营”争取立法层面的最大利益。他们与生产者联合组织、雇主协会、卡特尔、特殊利益团体或工会保持着持续沟通，接收指令、信息、行为准则与委托授权。他们本质上是代理人与受托者，通过演说、议价、讨价还价、交易、欺骗、投票策略与妥协来完成政治交易。议会的核心工作甚至并不体现在公开的大型辩论中——那不过是一场表演，真正的工作发生在私下集会的委员会里，那里撕下了虚伪的客套面具。

在革命前的时期，议会对工人阶级尚有一定意义：在当时的力量格局下，它是工人阶级争取政治与经济权益的手段。但当无产阶级成长为革命阶级、提出夺取全部国家与经济权力的诉求时，议会的这一意义便荡然无存。此时已无谈判的余地，不再满足于大小不等的权益，也不存在妥协——唯有全有或全无。从逻辑上讲，无产阶级的第一项革命成就本应是废除议会。但这一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因为无产阶级自身仍以政党形式组织起来，而政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这使得无产阶级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的本质，即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国家秩序与意识形态。政党离不开议会制，正如议会离不开政党。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彼此维系。维护政党，就意味着维护议会，进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

政党同样效仿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制度模式，以威权式中央集权原则构建自身组织。党内的一切行动，都以命令形式从中央委员会高层向下传递至广大普通党员群体。底层是党员群众，上层则是地方、地区、邦国及全国各级官员。党秘书如同士官，议员如同军官。他们发号施令、提出口号、制定政策，是党内高层权贵。政党机关通过办公机构、报刊、经费、委任权赋予他们支配党员群众的权力，无人能够违抗。中央委员会的官员堪称党内部长，他们颁布法令与指示、解读党代会决议、支配经费使用、依据个人政治立场任免职位。党代表大会虽被视作最高权力机构，但其人员构成、会议召开、决议制定与解读，完全掌握在党内最高掌权者手中;而中央集权体制下特有的盲从心态，也确保了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从无产阶级的意义来说，所谓具有革命性质的政党，本身就是无稽之谈。政党仅能在资产阶级语境下具备革命性，且仅存在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换言之，其革命始终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政党注定走向失败;其理论与言辞越是激进，失败得就越彻底。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宣战时，社会民主党本应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掀起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它却临阵退缩，撕下世界革命的伪装，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政治。《凡尔赛和约》签订之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本应发出革命号召，但其资产阶级本质迫使它选择亲西方路线而非亲东方路线，鼓动民众签约屈服。即便是姿态极度激进的德国共产党，一旦面临关键时刻，其资产阶级中央集权的威权本质也会迫使它为资产阶级政客服务。它盘踞议会推行资产阶级政治;1920年在鲁尔地区与资产阶级军方展开谈判;在鲁尔反法行动中，与斯汀尼斯联手以消极抵抗方式服务资产阶级利益;深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崇拜，与法西斯分子沆瀣一气;谋求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建设政策铺路。其所有行动，无一不是以典型的资产阶级手段推行资产阶级政治。社会民主党宣称拒绝革命，尚有其内在逻辑，因为作为政党，它永远不可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德国共产党宣称追求革命，则纯属言过其实——要么是对自身资产阶级本质缺乏认知，要么是蓄意蛊惑人心。

一切资产阶级组织本质上都是行政管理组织，必须依靠官僚体系维持运转。政党亦是如此，它依赖由领薪职业领导层运作的行政机器。这些领袖身为行政官员，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换言之，作为官员的政党领袖，是小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

大多数政党与工会领袖都出身工人，其中不乏最坚定、最具革命性的人。然而，当他们成为官员——即领袖、代理人与政治操盘者后，便学会了交易与谈判、处理文件与资金;他们接受各类委任，依托自身的组织机器，在庞大的资产阶级体系内开展活动。身居其位，必通其道。在资产阶级组织(包括政党与工会)中，任何人能成为领袖，靠的都不是学识素养、远见卓识、卓越品性、勇气或人格，而是凭借手中掌控、可随意调配的组织机器，是这台机器赋予了他们履职的权力。其领导地位，源于在组织架构中所处位置所带来的权威。

党秘书的权力，来自汇集行政事务所有脉络的办公岗位，来自唯有他能精准掌握的文书工作;报刊主编的权力，来自他思想掌控下、可当作工具使用的报刊;财务主管的权力，来自他所管理的经费;议员的权力，来自那份能让他窥见普通民众无从触及的政府运作内幕的委任状。中央领导层的官员，或许比基层官员平庸、见识浅薄，但其影响力与权力却更大，这正如士官的智慧可能远超上校或将军，却无法拥有后者的权威。艾伯特显然并非其党内最具才干的人，却登上了政党所能赋予的最高职位;他也绝非政府中能力最出众者，可为何能身居高位?并非源于个人资质，而是作为其政党的代表——这个奉行中央集权、威权主义的组织，将他推上了权力阶梯的顶端。而资产阶级之所以容忍艾伯特，是因为资产阶级式的政治手段将他推上此位，且他在政治上始终充当着资产阶级政治的拥护者与践行者。即便换成一位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其表现也不会比他更好或更差。

在此，有必要对领导权本身做一番阐述。

毫无疑问，总会有人在学识、阅历、能力与品格上超越他人，他们会影响、劝导、激励斗争中的人们，引领众人前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领袖的存在将始终延续。这本身是件好事，毕竟智慧、正直与才干本就该占据主导，而非愚昧、粗鄙与软弱。若有人因反对依托组织机器获取权威的领薪职业领导层，便走向极端，全盘否定一切领导作用，无视思想与品格的优越性本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领导素养，那便是越界，沦为煽动家。那些对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大肆抨击、肆意谩骂，甚至敌视知识本身的人，亦是如此。诚然，资产阶级的知识向来存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始终是祸患——他们歪曲运动方向、误导群众，甚至屡屡将工人运动出卖给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可以被工人阶级改造，化为斗争的武器，正如资本主义机器终有一日会为工人阶级所用。当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利益投身思想成果的科学梳理与转化工作时，他们理应获得认可与感谢，而非谩骂与指责。归根结底，马克思、巴枯宁、罗莎·卢森堡等人皆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研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资产阶级组织的领薪职业领袖，理应受到警惕;他们作为资产阶级行政机器的代理人，应当被抵制。其资产阶级式的活动，会在他们身上催生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与情感模式。他们不可避免地染上政党与工会机关官僚特有的小资产阶级领导意识形态。稳定的任职、提升的社会地位、准时发放的薪水、温暖舒适的办公室，以及快速习得的行政事务流程，共同塑造出一种心态——让劳工官员无论在工作还是家庭生活中，都与邮政、税务、地方或国家的普通小官员别无二致。官员追求事务的规范管理、一丝不苟的秩序、义务的顺利履行;他们厌恶动荡、摩擦与冲突。混乱是他们最憎恶的事物，因此他们反对一切无序状态，打压群众的主动性与独立性，惧怕革命。

然而革命终究会降临。它骤然爆发，席卷一切，颠覆所有旧秩序。工人走上街头，迫切要求行动，立志推翻资产阶级、摧毁国家机器、掌控经济命脉。此时，一种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所有官员。天啊，难道秩序要沦为混乱、和平要变为动荡、规范的管理要陷入无序吗?绝对不行!正因如此，1918年11月8日的《前进报》警告人们提防“毫无良知的煽动者”，称其“怀揣革命幻想”;工会通讯斥责“不负责任的冒险分子”与“暴动分子”;议会党团甚至在最后一刻将谢德曼送入威廉二世内阁，只为“避免革命这一最大灾难”。革命期间，每当工人准备采取行动，政党与工会官员总会急切地出面阻拦，反复呼吁：“切勿过激!杜绝流血!保持理性!让我们谈判解决!”

当人们选择谈判而非直接制服、打倒敌人时，资产阶级便得以保全。谈判终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在这片他们熟悉的战场上，他们最是安全。试图在资产阶级的主场、用资产阶级的手段推行无产阶级政治，无异于坐上资本家的餐桌，与他们同饮同食，最终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最激进的德国共产党，对群众的背叛未必源于卑劣的主观意图，这不过是一切政党与工会组织的资产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些政党与工会的领袖，在精神上早已属于资产阶级，在现实中也身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

资产阶级社会正在走向崩溃，日益深陷毁灭与衰败的泥潭。其立法机构甚至遭到资产阶级自身的嘲讽与鄙夷，利率、货币相关法令颁布出台，却无人真正在意。那些不久前还被奉为神圣的一切——教会、道德、婚姻、学校、公众舆论——如今尽数被揭露、玷污、嘲弄，扭曲成荒诞的闹剧。在这样的时代，政党也再无存续的可能;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环，它终将与后者一同覆灭。当躯体已然垂危，唯有庸医才会妄图保全一只手的性命。

因此，政党分裂、动荡、瓦解的浪潮接连不断。这场政党体系的崩溃，无论是执行委员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还是考茨基与列宁，都已无力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已然降临，政党的末日亦随之到来。它们或许还会苟延残喘，如同中世纪的行会与同业公会延续至今一般，沦为丧失历史塑造力的过时建制。德国社会民主党这般政党，不战而放弃十一月起义的全部成果，甚至蓄意迎合反革命势力，与之勾结、共同执掌政权，早已丧失了存在的全部正当性。而德国共产党这般政党，不过是突厥斯坦在西欧的分支，若没有莫斯科的巨额资助，仅凭自身力量连数周都难以维系，自始至终都毫无存在的正当性。无产阶级将超越这两个政党，无视政党纪律、机关官僚的叫嚣、各类决议与大会决定。在覆灭的时刻，无产阶级将扼断资产阶级的组织权力，挣脱窒息的枷锁，实现自我救赎。

它将把自己的事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五、工会

前文针对政党、政党领袖与政党策略的论述，对工会而言同样适用，甚至更为贴切。事实上，工会向我们展现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妥协策略，究其根源，工会自身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种妥协。工会从未宣称将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身的目标与使命，也从未为此付诸过任何实际行动。工会从一开始便将资本主义的存在视作既定事实，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前提下，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框架内，为无产阶级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优的劳动条件。因此，工会的斗争并非旨在废除工资制度、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经济，或是反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工会以资产阶级的逻辑辩称，这些任务是政党的职责。故而工会宣称自身非政治化，大肆标榜中立立场，拒绝承担任何政党义务。工会的角色始终是妥协、调停、缓解表面症状、施行权宜之计。自诞生之初，工会的基本立场便不仅是非政治的，更是非革命的。它们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奉行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与妥协路线的辅助性机构。

工会脱胎于旧式手工业行会的学徒行会组织。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将其制度的陷阱与残酷无比深刻地烙印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之中，现代工人运动的精神自此注入工会。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工人运动规模急剧壮大，1868年，施韦策与弗里茨舍主持召开了首届工会代表大会。弗里茨舍曾精准概括了工会组织及其职责：“罢工并非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基的手段，但它能够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打破警察统治，消除当今社会中诸如过长劳动时间、周日劳动等压迫性的个别社会弊病。”在此之后，工会的活动主要包括动员无产阶级、推动工人联合、传播阶级斗争理念、保护工人免受资本主义最残酷的剥削，并不断从劳资双方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尽可能攫取暂时性的利益。曾经独断专行的企业主，很快便要面对工会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工人阶级则在联合行动中愈发认清自身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在一次次罢工与冲突中锤炼斗争力量，最终成长为资本主义在核算利润时不得不认真考量的关键力量。

我们绝不会否认，工会作为捍卫工人利益的斗争手段，曾为无产阶级创造过巨大价值;无人敢轻视或质疑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所作出的非凡贡献。但遗憾的是，在当下，所有这些都只是属于过去的功绩与荣光。

在劳资双方的斗争中，企业主们很快也意识到了组织的重要性。为了对抗工人联合组织，他们率先按行业或产业部门组建起实力雄厚的协会。凭借更雄厚的资金、公职人员的庇护与偏袒、对立法与司法的影响力，再辅以恐吓、骚扰、打压等强硬手段惩治那些未能认清阶级利益、不愿加入协会的同行企业主，雇主协会的组织力量很快就比工会更强大、更高效、更具威慑力。工会被迫从攻势转为守势，斗争愈发激烈残酷，胜利却愈发罕见，往往只会耗尽工会的中央基金，导致两次斗争之间需要越来越长的休整恢复期。工会最终意识到，这些得不偿失的半胜利代价过高，若从一开始就秉持谈判态度，至少能通过斗争换来妥协，而这样的妥协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于是，工会在后续斗争中不断降低诉求、主动寻求谈判，意图达成交易。公开的对抗被双方的互相算计取代，主动示好谈判不再被视作过错或软弱，妥协成了常态。工资纠纷或工时冲突的结局，通常是达成协议，而非一方的彻底胜利。久而久之，工会的斗争策略与方式发生了全面转变。劳动合同政策应运而生。劳资双方基于协商与调解，签订以条文规范劳动条件的契约。这类契约对行业内劳资双方的全体组织成员均具有约束力，有效期长短不等，本质上是一种临时性的妥协休战。企业主通过签订劳动合同获得了诸多利好：可以在合同期内精准核算经营成本;能通过资产阶级法院强制对方履行合同条款;经营与利润水平得以稳定;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数年内安心积蓄力量，待新一轮合同谈判时向工人施加更大压力。

与企业主相反，工人在劳动合同中只会遭受损失：长期受契约束缚，无法抓住有利时机改善自身处境;阶级意识与斗争意志逐渐消磨，变得消极懈怠;深陷“劳资和谐”“劳资利益共同体”的幻想，而这一幻想对阶级斗争而言是致命的;彻底沦为得过且过的小资产阶级绝望机会主义者，随着时间推移，即便是最实际的改良举措与“积极成果”也变得虚无缥缈、毫无价值;最终沦为狭隘自私、毫无底线的官僚集团的牺牲品，这些官员的核心利益早已不是维护工人权益，而是保住自身的行政职位。事实上，随着劳动合同政策成为主流，工人对工会事务的参与度持续低迷：会议出席率极低，选举投票人数锐减，会费近乎靠强制征收;工厂内部的高压管控与行政机构的官僚化并行，而这两种手段的唯一目的，就是维系已然本末倒置、自身成为最终目的的工会组织。为大规模工人群体推行全国性劳动合同后，中央集权程度与官员权力进一步膨胀，领袖与群众的隔阂不断加深，工会愈发背离其斗争组织的本源与目标，工人也彻底沦为工会官僚手中只会缴纳会费、服从指令的无足轻重、毫无意志的傀儡。

此外还有另一重因素。工人终日为生计奔波，为了将工人的全部切身利益与组织牢牢绑定，工会构建起一套庞大而复杂的保险体系，推行所谓的务实社会福利举措。这些举措表面上是为工人谋利，实则全部由工人自掏腰包。工会设立了疾病、身故、失业、迁居及求职调动等各类保险，搭建起一整套社会福利架构，为无产阶级的苦难提供些微不足道的慰藉与治标不治本的补救措施。工人接连购置各类保险、不断缴纳保费，愈发在意工会金库的资金周转，时刻盼望着能申领补助。他们不再思考宏大的阶级斗争，反而陷入锱铢必较的算计之中。小资产阶级思维模式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囿于凡事讲求等价交换的狭隘人生观，这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们习惯以眼前细碎的物质得失衡量组织的价值，不再执着于为阶级解放这一崇高目标展开自觉而无私的斗争。如此一来，工会的阶级斗争属性被系统性瓦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更有甚者，这本该由国家从社会总财富中出资、用以减轻经济弱势群体负担的社会福利体系，最终却要由贫苦的工人独自承担成本。

久而久之，工会沦为了小资产阶级式的社会庸医机构。在货币贬值与经济困境的冲击下，各类福利基金早已丧失偿付能力，工会对工人而言已然毫无价值。不仅如此，秉持着构建“劳资利益共同体”的倾向，工会彻底蜕变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附庸机构，沦为资本剥削与逐利的工具。它们成了资产阶级最忠实的捍卫者，是资本财阀最可靠的护卫队。一战爆发时，工会毫不犹豫地鼓吹国防义务，奉行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拥护国内和平协定、认购战争公债、宣扬忍耐的必要性，协助政府推行《辅助兵役法》，并疯狂镇压军火工业领域的一切怠工与起义运动。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工会转而维护德意志帝国政府，公然对抗革命群众，与大企业主结成合作联盟，被资本以官职、荣誉与薪资收买，与军警联手镇压罢工与起义，无耻且残暴地将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出卖给死敌。战后资本主义重建、国际垄断资本奴役群众、德国经济走向斯汀尼斯化、上西里西亚与鲁尔地区争端、八小时工作制被废除、复员法令推行、强制经济政策实施、工人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及监督委员会等机构被取缔，以及工团主义者、联盟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遭受镇压的全过程中，工会始终甘愿充当资本的帮凶，如同一支甘愿行卑劣无耻之事的禁卫军。工会始终背离无产阶级的利益，阻碍革命进程，破坏工人阶级的解放与自主发展。其绝大部分新增经费，都被用于维系官僚掌权者与寄生虫的生存;这些掌权者心知肚明，自身的命运与工会组织休戚与共，而他们早已将工会从工人的斗争武器，篡改为镇压工人的工具。

试图对这些工会进行革命化改造，是一种荒唐的行径，因为这完全不可能实现，注定毫无希望。这种所谓的“革命化”，要么只是简单的人员更迭，对体制本身毫无触动，反倒会让毒瘤的影响范围最大化;要么就必须彻底剔除工会中的集中制、签约行为、职业领导层、保险基金以及妥协精神……可到那时还能剩下什么?只剩空洞的虚无!

只要工会依然存在，其本质就不会改变：它们是资本家所有白卫势力中最纯粹、最高效的那一支。尤其是德国资本，对工会的感激之情，远胜过对诺斯克与希特勒麾下所有卫戍力量的总和 。

这类危害广泛、敌视工人的反革命机构，唯有被彻底摧毁、根除、消灭。

六、欧洲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德国工人阶级被自身反革命组织的枷锁束缚，被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空洞说辞蒙蔽，在本国资产阶级生存岌岌可危之际，再度将其拯救;工人阶级以坚实的臂膀，将资产阶级从世界大战与十一月革命的危机中护送至安全之地。

随后，资产阶级再度大权在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肆无忌惮、残酷无情地践踏拯救者的血肉与尊严。尽管在此期间掠夺了空前的财富，资产阶级却始终深陷焦虑与恐惧之中：它曾直面死亡，濒临覆灭的深渊。

因此，1924年的德国资产阶级，已不再是1914年的模样。德国资本主义本身也已然蜕变，它脱离了发展的民族阶段，迈入了国际阶段。这一转变与演进，同世界大战的结局密不可分。

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野心，其目标是让整个世界臣服于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独裁统治。而对德国资本势力而言，战争的结果却是这一计划的彻底破产，它不得不付出惨痛代价：放弃未来的独立地位，被迫融入战胜国集团的利益同盟。

德国资本的核心力量首先体现为重工业。德国煤炭资源丰富，铁矿资源却十分匮乏。正因如此，数十年前，施廷内斯之流的资本家便日夜祈祷：仁慈的上帝，请赐予我们对法战争的胜利，让我们掌控布里埃与隆维储量丰富的铁矿。另一边，法国资本家则因本国煤炭短缺，向上帝祈求鲁尔区丰厚的煤炭宝藏。由此可见，当称霸世界的幻想双双破灭后，铁矿与煤炭依然在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在法德两国的博弈中尤为如此。

《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地区划给了法国资本家，但他们依旧心怀不满，一如既往地觊觎着鲁尔区。在法国钢铁委员会中实力大幅壮大的法国矿业界宣称，没有鲁尔区，自身便无法完成经济使命，更何况法国北部众多工厂企业都在德国的战火中遭到摧毁，未来数年都无法恢复运转。自1918年起，法国矿业界便不断施压，推动法国政府对鲁尔区发动军事入侵，并最终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占领。德国重工业陷入了绝境。事实上，德国资本家也曾高呼“铁矿与煤炭密不可分”的口号，只是他们希望让这一口号为自身利益服务。如今局势却倒向了法国钢铁委员会，于是德国重工业号召德国政府、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体德国民众激昂的反抗情绪奋起抗争。但一切都是徒劳;德国重工业最终只能通过条约向法国资本屈服，因为煤炭总会向铁矿靠拢，而强权即公理。

然而，世界政治舞台上还潜藏着另一股经济力量：石油。

协约国能在世界大战中取胜，归根结底是凭借美国更为先进的战争技术。石油首次压倒煤炭，为潜艇、舰船、飞机、发动机、坦克等装备提供动力，而这项技术在美国得到了高度发展，德国的相关技术则远远落后。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若不想再度失去在世界经济领域夺得的霸权，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掌控全球石油生产，以此垄断维系自身优势地位的保障。

全球储量最丰富的油田分布在小亚细亚(摩苏尔)，该地区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通往这些油田的必经之路横跨欧洲。美国石油资本迅速着手掌控这条通道。它为法国大型工业企业提供资金，收购银行、报刊，进而在法国政府中获取影响力。以法国为跳板，在美国石油资本的推动下——或是借法国政客的外交姿态，或是凭法国军队的刺刀——其势力一路延伸至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直至土耳其。希土战争、保加利亚革命、洛桑会谈、巴尔干冲突、法国与小协约国缔结军事协定等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都与美国石油资本的持续图谋息息相关：为了在未来迟早会爆发的石油全球垄断之争中，对抗英国与俄罗斯这两大竞争对手，美国石油资本必须打造一处庞大的行动基地。数十年来，石油托拉斯一直在墨西哥兴风作浪，通过制造一系列政治动荡、政变、叛乱与革命，妄图掌控墨西哥油田;如今，它也在欧洲不择手段，企图抢占通往小亚细亚石油产区的要道，对抗所有竞争对手与一切反抗力量。

德国是这条道路上唯一的阻碍。尽管为资助巴伐利亚法西斯运动与反政府阴谋，相关势力筹备了巨额资金，但试图将南德从德国剥离、置于法国掌控之下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又因纽约与罗马的利益在此产生冲突，石油资本遂改换了策略。借助通货膨胀引发的货币贬值与一系列证券市场操纵手段，石油资本接连收购各类经济联合体，逐步将德国资本的全部势力纳入自身掌控。当施廷内斯财团不满于既定的利润分成比例，拒绝沦为国际剥削利益共同体的附庸并发起反抗时，资本势力便动用了武力。对鲁尔区的军事占领，既是法国矿业资本家梦寐以求的结果，同样也满足了石油资本长久以来的夙愿。

与此同时，德国资产阶级已然意识到，依附于协约国与世界资本，自身也能攫取巨大利益。诚然，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会严重压缩其利润率，但作为交换，毫无反抗之力的德国无产阶级被彻底交由他们肆意剥削。在财阀主导的财政立法庇护下，资产阶级享受着税收优惠;近年来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无产阶级利益而推行的种种限制措施，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被其悉数抛弃;最重要的是，它再度完全掌握了反动权力，重回威廉二世政权鼎盛时期的权势状态。十小时工作制、饥饿工资、金本位骗局、戒严令与军事独裁，共同巩固了其统治地位。

德国已然沦为协约国的殖民地，德国工人则成了被奴役的底层民众，德国企业主则是享有特权的奴隶主阶层。他们从被迫上缴给国际金融巨头的不义之财中分得巨额利益，得以维持奢靡的生活。经济权力彻底转移至大资本手中，政治权力亦是如此。各大龙头产业的企业代表与代理人身居政府要职、执掌公职，或是暗中操控着政坛与政府的傀儡。1923年11月，德国曾计划建立专政委员会，彼时施廷内斯的左膀右臂米努被公认为众望所归的掌权者。无论最终掌权者是米努、施特雷泽曼还是沙赫特，执掌政府权柄的永远是工业与金融界的大资本代表。议会被授权法案剥夺了决策权，只能被动接受既成事实，其仅剩的价值不过是充当维系共和表象的装饰。所有重大决策的主导权，既不在议会，也不在政府，而是掌握在银行、雇主联合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少数经济实权人物手中。整个社会愈发清晰地显现出，经济因素占据主导，政治则日渐退居次要地位。

这一现象或可被称作政治的美国化，它最早诞生于资本巨头掌控的美国，也是托拉斯大亨与金融寡头惯用的政治运作模式。金钱力量毫无遮掩地支配一切，不掺任何浪漫色彩，不借任何道德粉饰，不靠任何外交斡旋，不凭任何议会辞令——经济独裁者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即政治的施廷内斯化，正是战后德国资本主义迈入国际阶段这一终极形态的典型特征。

七、工厂组织与工人联盟（一）

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各类政党与工会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本质第二次彻底暴露，一部分真心投身革命的无产者由此觉醒。他们认识到：在既有社会基础上开展的无产阶级斗争，最终只会沦为权力更迭的循环;即便成员由无产者构成，秉持资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资产阶级组织，最终也必然会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及国家权力达成妥协;随着各类斗争的重心全面转向经济领域，若继续依附于政治组织、从政治层面展开斗争，注定会走向失败。

于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开始转向新的思想立场，并最终着手组建组织。他们明确了以下认知：无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截然不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一场经济层面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依靠无产阶级自身的组织开展，无法依托资产阶级组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创立属于自身的斗争策略。

这一认知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他们毅然决然地脱离政党、议会、工会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起初，运动的发展方向尚不清晰、理念也较为模糊，直至历经无数斗争与讨论，其形态与纲领才逐步成型。美国工人的革命工会——世界产联(IWW)成为了效仿的典范，尽管当时了解这一组织的人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曾在俄国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苏维埃制度理念引发了热烈讨论，成为所有社会化实践构想与尝试的核心议题。各地爆发了违背工会意志的“野猫罢工”，罢工催生了革命行动委员会的选举，革命工厂委员会也随之应运而生。最终，这场运动率先在鲁尔区的矿工群体中发展壮大，演变为争取建立革命工厂组织的斗争。这些工厂组织先是组建地方团体，再按经济区域进一步联合，最终目标是构建覆盖全国的统一苏维埃组织;这一构想很快成为整个运动的核心纲领与首要目标，而工人联盟则作为承载革命工人斗争意志的全新组织载体，吸纳了这场运动的全部力量。这一理念并非由领袖的官方智囊团推演而出，也非作为刻意设计的构想通过宣传灌输给工人，而是完全从激烈且严肃的斗争实践中自发孕育而生;它很快独立成为革命运动的核心议题，引发了最激烈的思想交锋与辩论。

工人联盟运动源于这样一个基本认知：无产阶级革命旨在颠覆社会的根基，因此它首先是一场经济革命;而资本的劳动力，其力量扎根于工厂、且首先在经济层面发挥作用，必须以工厂为依托，成长为一股坚定的革命力量。

只有在工厂之中，当代工人才是真正的无产者，也唯有如此，他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的革命者。工厂之外，他便是小资产阶级，身处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之中，沾染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被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他在资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在资产阶级学校接受教育，被灌输着资产阶级思想。婚姻是资产阶级的惩戒制度，租住集体公寓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安排。每个家庭自成一体的私人生活，每家各自开火做饭，催生了彻底利己的经济模式。丈夫照看妻子，妻子抚育子女，人人只顾及自身利益。即便是在资产阶级学校里的孩童，所接受的知识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完全依照资产阶级的倾向定制。一切事物都以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作为评判标准。而后在学徒生涯、职场工作、作坊劳动中，他依旧身处资产阶级的环境之中。一个人所阅读的书籍、从剧院、电影院等场所习得的观念——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旅店酒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无处不在。而这一切，共同塑造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与情感认知。许多工人一脱下工装，行为举止便也变得资产阶级化。他们对待妻子儿女的方式，正如同老板对待他们一般，要求顺从、役使他人、维持自身的权威。当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后，妇女与儿童仍需从男性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这无关恶意，而是源于我们身处的资产阶级观念、周遭的环境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氛围。只要离开工厂，工人便成了小资产者。他们在衣着、习惯、生活方式上刻意模仿资产阶级，能与资产阶级毫无二致便心生欢喜。若我们仅以居住街区、政党与工会成员身份来划分工人，那么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作为小资产者的他们。最多只能号召他们分发传单、参加和平示威，再难推动更进一步的行动。他们不愿投身斗争，或是稍有冲突便迅速退缩。他们懦弱地声称：“领袖们就该去战斗，他们本就是拿这份薪水的。”

在工厂中，工人则判若两人。他直面资本家，切身感受到被扼住咽喉的压迫，心中满是愤懑、怨怼与敌意。一旦冲突在此爆发，他便无法轻易逃避。他受集体氛围的影响，与同伴并肩抗争、坚守立场。革命的性情与革命的决心在此融为一体。

政党和工会吸纳的向来只有小资产者，从未有过具备革命觉悟的真正无产者，仅凭其人员构成这一点，它们就绝无可能发起革命行动。最多只能煽动一场骚乱或政变。可当这些被怒火冲昏头脑的小资产者冲上街头战斗时，又会被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企业主、警察、军队)围捕、镇压或杀害，革命运动就此覆灭。

工厂中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每一座工厂中都存在着革命骨干力量，他们来自各个阵营与政党。若有人声称革命者只存在于某一政党，或是认为加入该政党就等同于具备革命品质，那完全是荒谬的妄想。工厂中所有的革命者，不再受过往所属政党或工会的束缚，自发联合起来组建革命工厂组织。你是否拥护革命?你是否愿意投身斗争?你是否决意脱离政党与工会?——满足这些条件，便足够了。凡是愿意做到这几点的人，都可以加入革命工厂组织。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底层摧毁一个强大的制度体系，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全新的秩序。仅凭政党与工会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一使命，即便是规模最大的社团组织，也显得势单力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依靠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凝聚所有的革命能量。每一名无产者都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在岗位上拼尽全力。这个合适的位置，正是工厂，每个人都在此履行自己的职责。工厂，汇聚了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

从本质上来说，工厂组织绝非什么新生事物。它之所以能在斗争中自然形成，是因为在工人斗争与劳动发展的进程中，一切条件都已为它的诞生铺垫就绪。可以说，工厂组织早已酝酿许久，是资本主义亲手催生了它。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主义搭建了一套精密的劳动组织体系：工厂、矿山、工坊、经济联合体、产业园区。工人只需对这套组织产生革命觉悟，就能接管它、掌控它，将其转化为开展斗争的工具。工厂组织无需打造新的政党替代品，也不必成为工会的竞争对手，它只需接管这套原本服务于资本主义利润目标的劳动组织体系，将其转向革命斗争的目标。当工厂里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力量，主动争取掌控现有的组织机器，最终接管工厂、摧毁资产阶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时，这一切便会实现。而工厂组织，正是实现这一切的手段。

工厂组织采用无集中制的联邦形式。所有成员均享有独立地位，工厂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工厂内部事务。成员在工厂组织中实行自治，办公室的高管、中央机构的掌权者、知识分子或职业领袖，都不得插手组织内部事务。工厂组织依靠自身力量组建运转，依靠自身的资源与方式处理内部事务，这便是联邦主义的独立，是真正的自治。工厂组织既不是政党，也不是工会。它与政治鼓动、工会活动毫无关联，既不是劳工互助团体，也不是救济机构;它不签订劳动合同，对赫伯航运公司那艘命名为“卡尔·莱吉恩”号的轮船也毫无兴趣。一言以蔽之，工厂组织只是筹备革命、发动革命的阵地。

若各个工厂组织彼此相邻，它们就必须相互建立联系。假设一家大型工厂的各个部门(铸造、制模、车工、木工及财会部门)均已成立工厂组织，这些部门共同构成整个企业。当问题不再局限于单一部门，而是关乎企业整体时，各工厂组织就必须协同行动。这一协作通过临时推选的工厂代表或工人代表实现。代表在参与讨论、表决某项决议前，需接受所属工厂组织下达的具有约束力的授权指令。代表仅需执行所属工厂组织的指令，不享有任何独立决策权。因此，工厂代表不像政党书记或议员那样独立于选举人，无权自行决断、事后再提请信任投票，他唯一的职责就是贯彻群众的意志。倘若代表不可靠，全体成员拥有随时罢免的权利，并可另行推举更合适的人选。代表始终处于群众的监督与掌控之下，群众通过代表发声。

但有些问题的影响范围会超出单个工厂，甚至波及整个经济区。此时，整个经济区内各工厂的代表便会齐聚一堂。这些代表同样持有具有约束力的授权指令，且随时可被罢免。由此，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得以形成：从工厂到企业、经济区，再延伸至整个国家。这并非一种新式集中制，而是自下而上构建的委员会制度。集中制在表面上虽也采用类似组织形式，但其指令是自上而下下达的;而工厂组织的架构中，决议自下而上形成，其依据并非领袖的个人判断，而是群众意志的表达。领袖不再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服从，而是群众作出决策，领袖成为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政策以群众的名义制定，由群众率先发起。这便是无产阶级运动中具有根本性的全新特质。

旧式政党与工会的组建模式则截然不同：少数人自始便以领袖自居，自行召开代表大会、拟定纲领、起草成立决议并确立组织名称，随后才面向社会招募成员。先有干部，后有普通成员;自上而下的思想灌输与恩惠施予，完全遵循威权主义原则。

工厂组织的架构则恰好相反。群众首先自发集结、组织起来，商议自身事务。若需要人员执行已作出的决议，便会推选代表，并将决议作为具有约束力的授权指令交付给他们。当代表们与其他工厂组织的代表召开会议时，会议无需自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其唯一任务是明确各参会工厂组织的意志。对这一意志的确认，即是最终决议。会议的职责，是探讨如何以最高效的方式执行该决议。由此，代表成为贯彻工厂组织意志的执行机构，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而非主导地位。因为整个运动是自下而上推进的，核心力量在于群众，而非领袖。

将各个工厂组织联合为规模更大、力量更强的统一整体，便形成工人联盟。工人联盟的领导机构由各地区组织的高层代表组成。在组织架构上，工人联盟既非纯粹的联邦制，也非纯粹的集中制，而是二者兼具，又超越二者。它依托工厂组织的联邦制，保障基层的自由与独立;同时在顶层架构中融入集中制的统一要素。联邦制得以保留，却摒弃了分裂涣散、缺乏统一的弊病;集中制同样得以运用，却消除了扼杀个人主动性与群众意志的弊端。因此，在工人联盟中，联邦制与集中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与融合，这正是工人联盟相较于其他一切组织的巨大优势。它比任何单纯的联邦制或集中制团体都更为完善，兼具二者的优势，却规避了各自的缺陷。

在革命前夕，组织划分为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具有其合理性。彼时，确实存在纯粹的政治斗争，需要依靠政治手段开展;也存在纯粹的经济斗争，只能运用经济方式推进。但自战争爆发及其带来的巨大变革之后，这一状况已然改变。如今，任何一场经济斗争，无论起初规模多么微小，转瞬之间就会升级为政治冲突：每一次争取工资的运动，最终都会让无产者意识到，单纯的涨薪已无法拯救自身，唯有彻底废除整个工资制度，才能摆脱覆灭的命运。而这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反之，任何一场重大的政治冲突，都会立刻调动经济斗争的武器。艾伯特与诺斯克本是总罢工的死敌，可当他们的政治体制因卡普政变陷入危机时，却号召群众发起总罢工。德国共产党在海德堡党代会著名的二十一条纲领中，坚决将怠工与消极抵抗斥为“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手段”，但在鲁尔斗争中，政府、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却一同号召工人采取怠工与消极抵抗的方式。在革命进程中，现实形势要求斗争必须灵活变换手段、快速调整策略，且常常需要多种手段结合使用。革命本身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时而更偏向经济层面，时而更偏向政治层面。因此，革命迫切需要一个融合经济与政治功能的统一组织，以应对斗争的各种局势与阶段。工人联盟正是这样一种一体化组织。

八、工厂组织与工人联盟（二）

首个作为一体化组织的工人联盟，诞生于1921年10月，由1920年便退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东萨克森地区率先发起。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了东萨克森地区的提议，确立了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的如下建党纲领：

1.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是革命无产阶级兼具政治与经济属性的一体化组织。

2.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致力于实现生产、原料、生产资料、能源以及由其产出的生活必需品的社会化，主张以计划性的生产与分配模式取代当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3.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无统治的社会，而通往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通过委员会组织，将自身意志完全贯彻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建设之中。

4.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的近期任务为：(一)摧毁工会与政党，二者是阻碍无产阶级联合、阻滞社会革命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社会革命绝非政党与工会所能主导;(二)在工厂这一生产的雏形、未来社会的根基中，联合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联合的组织形式均为工厂组织;(三)培育工人的阶级自觉与团结意识;(四)筹备政治与经济建设所需的一切举措。

5.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摒弃一切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手段，拒绝参与议会政治与合法工厂委员会，认为此类行为是对委员会理念的蓄意破坏。

6.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从根本上摒弃职业领导层，一切所谓的领袖人物均被视作叛徒。

7.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的所有职务均为义务性质。

8.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并非民族性事业，而是国际性事业，因此致力于联合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组建国际委员会组织。

凭借这一纲领性指导原则，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于1921年正式组建为一体化组织。历经两年发展，德累斯顿地方小组结合自身始终秉持坚定立场、持续开展斗争所积累的认知与经验，制定了如下纲领原则与组织原则：

1.工人联盟运动的起源

世界大战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引发了国内外双重变革，加速了革命时代的到来。

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崩溃，致使工人阶级陷入愈发深重的贫困之中。

经验表明，这种不断加剧的贫困，早已无法通过争取薪酬改善的斗争或是议会立法改革得到弥补。唯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代之以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体系，贫困问题才能得到根除。由于这一目标只能依靠无产阶级自身的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自然应当摒弃一切改良主义的斗争方式，转而采取坚定的革命斗争形式，并建立与之匹配的全新组织形态。工人阶级的联合统一，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政党与工会在本质上天然倾向于改良主义，已然成为实现革命联合的阻碍。这类组织采用集中制架构，且以职业领导层为典型特征，严重制约着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觉醒。因此，实现联合统一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革命组织形式的问题。

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正是基于这一认知，遵循唯物史观应运而生。唯物史观认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必然会推动组织形式发生相应的转变。

2.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的性质与目标

基于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可人为割裂的认知，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既非工会，也非政党，而是无产阶级的一体化组织。为构建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人联盟在工厂这一生产场所，吸纳所有认同其目标的工人加入组织。所有工厂组织均以委员会制度为基础，联合组成工人联盟。

要将资本主义经济彻底改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剥夺生产资料。这一改造进程唯有依靠专政方能完成，即让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得到绝对贯彻。革命委员会制度是实现这一改造的工具。工人联盟的组织架构以委员会制度为准则，这一制度应在当下就体现出未来委员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3.工厂组织的架构

工厂组织会根据自身规模与行业类型，从内部选举若干必要的工人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专属的工人委员会，所有事务的处理均需与全体成员协商一致。委员会成员每季度重新选举，可连选连任，全体成员均享有被选举权。若同一工厂内有数名工人联盟成员，他们便有义务组建工厂组织。零散成员首先按行业群体或居住区域开展组织活动，小型工厂之间也以此方式建立关联。自主经营的小型企业从业者与知识分子，均按居住区域组建组织。区域小组具有临时组织的性质，一旦成员所在工厂满足上述条件、可独立组建专属工厂组织，该成员就必须退出所在的区域小组。

4.工人联盟（委员会组织）的架构

各工厂组织、居住区小组或行业小组，均须向工人联盟的地方委员会主席团派出至少一名工人代表;规模较大的工厂组织、地区及行业小组则派出多名代表。代表人数可结合实际情况，依据统一标准适时调整。上述三类组织，在特定区域内共同组成地方委员会小组。同一经济区内的所有地方小组，联合构成经济大区。各地方小组从内部选举产生大区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充当大区的信息联络站，同时作为执行机构，落实大区会议交办的各项任务。若时局导致地方小组之间无法沿用惯常方式开展沟通，大区经济委员会应根据实际需要召集临时会议，全国会议的召开流程亦同此理。各地方大区小组均有义务派代表出席大区会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原则上所有经济大区均须派代表参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经济委员会，其性质与职能和大区经济委员会一致，区别仅在于其活动范围覆盖全国。若在两届全国代表大会间隔期间，出现超出其职权审议范围、且关乎工人联盟整体的必要举措，须先交由全体成员进行决议表决。全国代表大会与大区会议仅可就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全局性问题行使决策权，且相关决议不得违背公认的基本原则。总体而言，此类会议应以经验交流为主要目的。无论是各工厂组织还是工人联盟整体，其所有工人代表均可被随时罢免。

5.斗争策略

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从根本上拒绝参与合法工厂委员会的选举，因此也拒绝派遣工人联盟成员进入该机构。联盟秉持的观点是，在合法工厂委员会中的活动，只会人为掩盖阶级对立。

基于第一条所提出的认知，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原则上同样反对为局部罢工开展宣传鼓动。但由于工人联盟目前尚不具备推动局势向自身方向发展的能力，联盟同志难免会与受工会影响的工人一同卷入经济罢工。在此类情况下，在职的联盟同志必须通过统一组织募捐，筹集所需的团结互助资金。当期募捐金额由委员会领导层会议商议确定，采用全员等额的一次性定额形式，由每位同志缴纳，经工厂组织负责人汇总后转交地方工人委员会。各工厂组织可自行决定，是为此类用途设立专项基金，还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组织募捐。必须遵循的核心原则是：“行动迅速者，贡献加倍!”若整个地区需要开展互助行动，所需的地区级募捐金额由对应的地区机构核算确定;若全国范围需要开展互助行动，则由全国性机构以相同方式统筹安排。

所有筹集到的资金，地方工人委员会须立即转交参与罢工的地区小组或地方小组。资金核算的原则为：每25名同志帮扶1名同志。结合实际工资的下降幅度，补助标准定为社会平均工资的60%。

在为实现共同目标的斗争中陷入困境的温和派同志及其他同志，均享有平等的互助权利;当期补助标准由就近的主管机构确定，捐款需直接上交该机构。

6.行政性质

地方、大区及全国委员会的全部行政经费，均通过会费筹集。工人联盟的所有职务均为义务性质;仅在履职造成薪资损失，或是巡回演讲产生必要的交通及额外开支时，方可予以报销。

7.会员资格

凡认同上述章程与原则的男女，均可申请加入。

开除会员的权限仅归工厂组织所有;若需开除整个工厂组织，决定权归地方工人联盟。开除整个地方组织或经济大区组织，仅全国代表大会有权作出决议。仅当出现违背公认基本原则的行为时，方可作出开除决定。

被开除者可在四周内向直接上级机构提起申诉，上级机构的裁决为最终裁定，不得再行异议。在申诉被驳回前，申诉人仍享有工人联盟正式会员的全部权利，相关用以厘清事实的文件不得对其隐瞒。

每位同志都应始终积极关注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的原则、策略与组织问题;唯有如此，组织架构的完善与自身力量的巩固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8.委员会制度

工厂组织与工人联盟，均以委员会制度原则为支撑与核心。

委员会制度是契合阶级斗争本质、适配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马克思曾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机器，而必须找到自身的形式来完成革命任务，委员会组织正是这一问题的答案。

委员会的理念诞生于巴黎公社。公社的革命者们认识到，若要实现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就必须坚决摧毁官僚军事机器，而非将其转手于人。他们用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机构——公社，取代了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公社不应是议会式的，而应是工作机关，兼具行政与立法职能。”马克思写道。“普选权不再是每隔三到六年决定统治阶级中谁将在议会代表或践踏人民，而是如同私人雇主为企业挑选工人、工头与簿记员一般，成为公社民众遴选公职人员的工具。”公社的第一道法令便是废除常备军，以武装的人民取而代之。作为国家政府工具的警察，随即被剥夺政治属性，转变为公社可随时罢免、对公社负责的机构。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官员亦是如此。从公社委员起，所有公职人员均领取工人工资。高级官员享有的特权与津贴，随这些官员的废除而一同消失。司法官员不再享有虚假的独立性，此后需通过选举产生，对民众负责并可被罢免。毫无例外地赋予所有公职人员被选举权、随时罢免权，并将其薪资降至普通工人水平，这些简单而直观的民主举措，将工人与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同时搭建起连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桥梁。

公社革命者所采取的举措，终究只能充当这样一座过渡桥梁，因为他们对国家的政治改造，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

在俄国革命中，这座过渡桥梁化作了完整连贯的组织架构。早在1905年，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地就已诞生工人委员会这一组织，尽管它很快便在反动势力的反扑下销声匿迹。但工人委员会的形态已然深深烙印在工人心中，1917年三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广大工人再度自发组建委员会。这并非因为缺乏其他组织形式，而是革命唤醒了他们，使其迫切需要以阶级的身份实现联合。拉德克当时观察这一现象时写道：“政党所能号召的，向来只是最成熟、最清醒的工人。它指明宏大的道路与长远的视野，这需要无产阶级具备一定的觉悟水平。工会则着眼于群众最直接的需求，但其组织方式以职业为划分，至多按行业组建，却无法实现阶级层面的联合。在和平发展时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拥有阶级觉悟。而革命的本质，是让无产阶级最广大的阶层——甚至包括那些此前对政治抱有敌意的群体——走出麻木，陷入深刻的躁动。他们觉醒了，渴望行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政党，怀揣着不同的目标与路线，纷纷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工人阶级本能地意识到，唯有作为一个阶级，自己才能取得胜利。他们寻求以阶级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认知无比坚定：工人阶级唯有以阶级的姿态战斗，才能赢得胜利;那些围绕单一政党集结的反对势力，绝无可能取胜。正因如此，即便政党的宣传口号仍在传播，在革命的关键时期，即便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群体——那些追求超越阶级当下诉求的力量，也会服从于阶级组织。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更清晰地洞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在和平的运动时期，无产阶级先锋队设定的政治目标范围十分有限，实现这些目标根本无需整个阶级的力量。而革命将夺取政权提上了日程，仅凭先锋队的力量远远不够。工人委员会，就此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联合的根基。”

俄国的革命者——工人与贫苦农民，正是依靠苏维埃夺取了经济与政治权力。他们独自执掌政权，不再与任何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分享。他们将俄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由工人与贫苦农民选举产生苏维埃，先组建地方苏维埃，再成立地区苏维埃;各地区苏维埃共同选举产生全国中央苏维埃，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则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地区、中央苏维埃的所有成员，以及各级公职人员与雇员，均实行短期选举制;他们始终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

无论是对于革命进程，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工人委员会都让工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组织、阶级层面的联合方式、意志表达的载体，找到了自身的存在形式与本质。

俄国革命建立起工人委员会，尽管它自身未能让委员会维持革命形态、充分发挥其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作用，却为全世界工人树立了典范，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路径。

有了这一范例，无产阶级得以筹备世界革命。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在各地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了仅凭自身力量夺取经济与政治权力，就必须在斗争之前、之中与之后，在市镇、地区、行省、乡村乃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工人委员会。

德国十一月起义爆发之际，“一切权力归委员会!”的口号骤然成为所有革命诉求与标语的核心，工人与士兵委员会随即纷纷成立。

诚然，这些委员会尚不完善，往往存在诸多缺陷——德国工人的表现再次印证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论断：德意志民族并不具备突出的革命天赋——但它们绝非各政党所批判、反革命势力所抹黑的那般混乱不堪、四分五裂。无论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它们都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这正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具备世界历史价值的根源，人们本应基于这一点给予其应有的尊重。

然而，身为反动势力帮凶、资产阶级盟友的社会民主党(早在战争的危难时刻，它就曾以合作政策拯救过资产阶级)，却对工人委员会展开了疯狂的攻击。他们肆意辱骂、恶意中伤，不厌其烦地用虚假且夸大其词的揣测与指控败坏委员会的声誉，还将工人委员会的存续与议会选举绑定，以此蓄意破坏。议会选举中混入了立场摇摆不定甚至直接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最终选出的议会带有或多或少的反动色彩。社会民主党便借此契机，通过多数表决与官僚机构，将革命中诞生的委员会所掌握的权力拱手交给国民议会。当革命工人奋起反抗这一背信弃义、阴险狡诈的行径时，诺斯克麾下的武装卫队随即介入，在不来梅、不伦瑞克、莱比锡、图林根、鲁尔区等地，通过惨烈的武装冲突镇压工人，以暴力手段彻底终结了委员会制度。

倘若这些委员会并非骤然绽放的革命之花——意外降临在德国工人面前，却自始至终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而是在无产阶级斗争所孕育的阶级意识中有机成熟，扎根于劳动场所、成为工人所熟知运作模式的稳固组织形式，那么它们绝不会如此迅速地从德国革命的历程中销声匿迹。德国无产阶级就这样拱手让出了十一月革命中唯一的成果，这份本可开启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果实转瞬被夺走;他们如同温顺的羔羊，再度爬回政党与工会的怀抱，回归等级森严的旧有组织。革命，就此与他们失之交臂。

围绕委员会组织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夺取政权的斗争。在此阶段，委员会组织是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进步力量，尤其是挣脱资产阶级思想桎梏的解放力量。委员会的诞生，象征着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将阶级意识转化为现实、并赋予其具象表达的坚定意志。人们为建立委员会组织所展现的斗志，正是衡量无产阶级阶级觉醒程度与革命决心的标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确：工人委员会的成立，并不代表它必然是无产阶级新型组织的载体。在革命进程中，真正的委员会可能发生蜕变，沦为新的官僚机构。届时，无产阶级必须以对抗资本主义组织的决心，彻底推翻变质的委员会。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滞，无产阶级必将不懈斗争，直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标志着委员会组织进入第二阶段。在为实现共产主义、构建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中，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妥协空间，彻底战胜剥削阶级，是无产阶级成长为新社会主导力量的前提。专政阶段的时长，取决于旧势力的顽抗程度与存续时间，而这一阶段正是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无产阶级通过掌控社会全部政治与经济机构、贯彻自身阶级意志，行使专政权力，委员会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唯有如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才具备可能性。这便是委员会制度的第三阶段。刀枪入库，拿起泥刀，革命斗争全面转向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围绕全新目标规划展开，法律以强制形式确立社会经济运行的必要准则。立法者同时也是法律的执行者，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立法与行政机构以全社会的名义、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统一运作。委员会制度，正是开展这场大规模、系统性建设的核心组织。

委员会制度兼具革命性与建设性。其革命性在于，它摧毁并摒弃了旧的官僚集中制组织、资本主义国家、利润至上的经济模式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建设性在于，它构建了新社会秩序的框架，缔造集体经济、凝聚无产阶级力量以开展新文化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核心是集体而非个人，秉持共同体意识而非利己主义，以公共利益为原则而非个人私利，以全社会为立足点而非资产阶级，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而非资本主义。委员会的社会立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践行，均源于其内在的必然性：一切公职与管理职能完全公开透明、接受全民监督，彻底根除官僚体系与职业领导层，全面革新选举制度(大会决策、随时罢免、强制授权等)，将重大决策的重心回归群众意志，以社会生产为基础重塑教育体系，全面革新意识形态、贯彻社会主义原则。

归根结底，委员会组织的诞生，也意味着全新斗争策略的出现。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街头、街垒之上，依靠军事武器与军队展开的。然而，即便军队由工人组成，其本质仍是资产阶级的斗争工具。早在资产阶级时代，军队的成员就多为无产者。即便是红军，也是集中制架构、奉行威权主义、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斗争组织。这类组织需要拥有绝对指挥权的领袖，以及无条件服从的士兵。纪律依靠暴力维系：少数人支配多数人。依靠军队、以军事手段发动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战胜资产阶级。倘若这种方式可行，那么议会主义者将议会视作革命工具的主张也会是正确的。绝不信任议会，绝不信任军队。 更何况，我们根本无意组建资产阶级式的军队。首先，我们没有武器。几挺机枪就能击溃所有手持步枪与手枪的反抗者。试图依靠自身人员力量对抗资产阶级军队尤为荒谬——资产阶级军队以高度集中制为根基，士兵秉持着奴性的服从。革命者拥有独立思想、具备觉悟，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斗争模式。摆脱了盲从纪律的同志是自由的人，正因如此，他们无法像军队士兵那样被随意驱使、高效运转。在资产阶级的战场上，无论是军事对抗、谈判桌博弈还是议会斗争，资产阶级都占据优势。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不应踏入资产阶级的战场，而要迫使资产阶级来到我们的战场——工厂之中。

我们已然认清，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一场经济层面的事业。深陷政党意识形态桎梏的工人，首先想到的是夺取政治权力。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夺取政治权力，并不会直接带来经济权力的更迭。1918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夺取经济权力，也不会让政治权力如同成熟的果实般自动落入怀中。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就曾为这些错误认知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必须时刻铭记：国家政权与政治权力，不过是维护经济利益的工具;军队、司法、宪法、教会、学校，一切都在为资本与利润保驾护航。经济是根基，政治上层建筑居于其次。斗争必须从经济根基出发。实现这一目标并无固定套路，但革命者必须首先掌控工厂及其生产职能。根据革命局势，掌控工厂、参与核算与管理、争取共同决策权、接管工厂，或许会成为接连推进的斗争阶段。与此同时，国家与地方行政机构、司法机关、警察、军队、学校等国家机器，不应主要依靠外部冲击去撼动——外部冲击会被这些机构视作外来的敌对行为，通常会促使其联合抵抗;真正有效的方式，是推动其内部爆发持续而激烈的斗争，而这种内部斗争将在矛盾激化中滋生、壮大。唯有委员会组织存在，内部斗争才会真正爆发。委员会是持续催生内部动荡与冲突的催化剂，不断推动矛盾升级，直至公开的斗争全面爆发。

街头战斗、武装群体遵循资产阶级战争的规则争夺主导权的情况或许仍会发生，但这些绝非决定性斗争。决定革命走向的核心斗争，必将发生在工厂之中。工厂是群众的主战场，他们最熟悉这里的一切，在这里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归根结底，街头与街垒的斗争，也需要工厂的力量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唯有工厂，才是革命胜利的保障。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委员会组织必须是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既不能像政党那样片面聚焦政治，也不能像工会(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那样片面聚焦经济，更不能沦为合法工厂委员会这类被歪曲、危害群众利益、反革命的替代品——谢德曼集团正是靠着这类组织，为十一月革命的破产画上了句号。

革命工人利益的最高代表机构是委员会代表大会。它必须诞生于工厂组织，是工人意志在组织层面的、积极运转的具象表达。认为委员会代表大会可由政党或工会组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倘若如此，它将永远只是政党的分支或工会的附庸。如果德国共产党一边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一边又不打算在代表大会成立之时立刻解散自身，那么其全部宣传都只是一场骗局。德国共产党只想借委员会代表大会打造一件有效的工具，让党的领袖借此掌控工人，并在政党消亡后仍能永久维持自身影响力。在莫斯科，我们亲眼目睹，委员会代表大会在政党的操纵下沦为一场傀儡戏，完全被党内掌权者与身居高位的国家权贵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正是俄国革命走向覆灭的根源，俄国革命早已不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一点与此有着莫大关联。政党必须在委员会代表大会成立之际宣告自身的终结，工会亦是如此。即便是以委员会原则构建、将委员会理念的宣传付诸实践的工人联盟，也将在此刻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倘若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时代终结之前，委员会代表大会能与议会并存——当然，这只能是真正的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雏形——那么各类工人联盟(此处特指德国共产党下属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联盟、工团主义的自由工人联盟，以及纲领与组织原则最为坚定统一的德国统一工人联盟<统一组织>)或许能以党团的形式参与其中。但只要这些工人联盟凭借自身活动影响并决定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效能，只要其自身性质融入代表大会之中，它们便会促成自身的消亡，让自身的存在变得多余。就目前而言，工人联盟可以说是在为委员会制度占位。社会主义时代的组织、行政技术与社会构建理想，唯有在委员会制度中才能得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成败，全系于委员会制度一身。

9.无产阶级革命

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余波。这场革命最终建立起自由民主共和国，而在当年反抗封建所有制与诸侯权力的斗争中，德国资产阶级虽奋力拼搏，却始终未能凭自身力量实现这一目标。为挽救濒临覆灭的统治(世界大战使其陷入极度危机)，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七十年来一直背负、如今已对自身构成致命威胁的封建、君主制与专制主义残余。此举也为德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尤其是与法国、美国等获胜的民主共和国展开沟通与谈判奠定了基础。通过确立资产阶级自由宪法、独揽国家政权，德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全新的架构重塑，保住了自身统治。

然而，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这场救赎终究为时已晚。德国资产阶级刚刚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构建，眼看独立民主共和国的事业终于修成正果，却不得不放弃自身的经济独立，任由战胜国划定其政治自由的边界。这便是错失良机、勇气迟来的悲剧。

德国无产阶级曾一度试图推动革命走向深入。从李卜克内西到霍尔茨，无数革命者在多次激烈甚至英勇的起义中拼尽全力，力求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革命者们从未缺乏决心与奉献精神。数万人惨遭屠戮，另有数万人身陷囹圄，更多人流亡海外，他们遭受追捕、迫害，被迫转入地下，人生彻底被毁。但所有的斗争、所有的英勇、所有的牺牲，最终都未能达成目标。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革命目前已然失败。

无产阶级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在政党与工会体系的操控下，大部分德国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支援奋战的阶级兄弟，反而拖了他们的后腿，甚至在背后捅刀。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蒙蔽了他们的双眼，反革命组织禁锢了他们的脚步，机会主义策略扰乱了他们的思想，自私自利、蛊惑人心的领导层背叛了他们的信仰，最终迫使他们沦为阶级解放与革命事业的叛徒、破坏者与敌人。资产阶级为保全自身，动用阴谋与暴力，这本是阶级斗争中的必然之举。但令人痛心的是，德国无产阶级曾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自诩为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且刚刚在四年战争中亲身承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带来的惨痛代价，浴血含泪、历经磨难。可在革命爆发的关键时刻，他们唯一能做的，竟是再次拯救本国的资产阶级——这个残暴、狂妄、冥顽不灵、粗鄙不堪的统治阶级。这无疑是一桩令人蒙羞、无比悲哀的控诉。即便这份控诉并非全然公允，也足以让人理解：为何成千上万的工人会意志消沉、满心绝望，选择放弃抗争，发出这样的悲叹：这个奴性深重的民族，已然无药可救!

然而，这个民族即便怯懦无知，也不该遭到我们的鄙夷，而应得到我们的帮助。毕竟，它本身就是数百年农奴制的受害者——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早已被摧残殆尽;它也饱受领导层一次次极端卑劣的欺骗。如今，它必须历经饥饿与奴役的残酷磨砺。在世界资本变本加厉的剥削压迫下，倘若它连最后一滴血都被榨干，那么受难者身上所有扭曲的本能与恶习也将被一并涤荡。苦难的磨砺，终将化作觉醒的契机，唤醒人们的政治觉悟。

德国无产阶级必须最终认清：无产阶级革命与政党、工会毫无关联，它是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

德国无产阶级必须最终行动起来，在被压迫的劳动场所集结整个阶级，开展革命教育、建立组织、发起行动、引领斗争。

德国无产阶级必须最终下定决心，挣脱旧领导层的枷锁，将解放事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依靠自身的力量、运用自己的方式，主动发起、自主领导并完成革命。

世界历史赋予我们时间，静待一切力量为使命的到来做好准备。

议会正沦为愈发空洞的摆设：政党纷纷崩溃、互相倾轧，政治信誉荡然无存;工会已然沦为断壁残垣。这套组织与政治体系的全面崩塌，已是无可避免。

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阶层意识到，自己早已沦为腐朽政党体制的牺牲品，甚至沦为政党政治与工会骗局的受害者。他们内心深处仍坚信社会主义理念的正义与未来，却转而投身各类运动——这些运动只会将他们引向不劳而获、无需斗争的虚幻解放之路，许诺一个唾手可得的天堂。他们追随鲁道夫·施泰纳的人智学、西尔维奥·格塞尔的自由国土与自由货币运动、歪曲委员会理念的劳动合作社，或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否定一切组织的反叛团体，以及寄望于天上掉馅饼的虔诚信经者。

他们全都误入歧途，前路满是失望，最终一无所获。

唯有阶级斗争，才能立足最广阔的经济根基，释放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推动社会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既是领袖也是群众，既是参谋部也是主力军，既是头脑也是臂膀，既是思想也是行动，既是动力也是成果。

阶级斗争之路，是世界历史的必经阶段。它将封建的过去、资本主义的当下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紧密相连，跨越时代的阻隔。它彻底告别一切剥削与压迫，引领人类走向自由。

同志们，随我们踏上这条道路!

我们要赢得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