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主体性

“实际上,只有当物以人性的方式对待人时,我才能够以人性的方式对待物。”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划分，笔者承认此前受阿尔都塞相关论述的影响较深以至于一度将青年马克思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本意。但随着研究的沉淀，以及将自身置于现实历史与自我意识的交汇点去思考时，笔者发现：正是那种过分强调“物”之决定性作用的倾向，导致我们即便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充裕，精神状态却日益每况愈下。更准确地说，我们在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的滚滚浪潮中，正被异化得越来越空虚。

当笔者摆脱了他人语言的束缚后，以具有自我的意识思维时发现，若将一切归结于物质满足，人类的需求便始终未曾跨越动物性的藩篱，不过是在生存本能的轨道上进行无休止的循环。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针贬过这种倒错：“人(工人)唯有在进行吃、喝、生殖，顶多再包括起居、打扮等等自己的动物性机能时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自觉是动物。兽的活动成了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成了兽的活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无需施加任何物理暴力，仅凭观念的重塑与欲望的诱导，便能让人甘于自我设限，陷入无形的囹圄。然而，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规训工人的手段，可是，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面虚伪地喊着“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一面又将物质发展凌驾于一切之上。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比资本主义更努力主义，他们完全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忽视了社会关系对人的塑造，更未意识到一个成熟人的自我意识乃是人类社会知识与历史实践的总和(可是，这竟是他们极力反对的，虽然他们也具有一定的精神世界，可他们的精神世界仅仅是代表物质的世界)。若照搬教条主义者的推论：城市里的流浪猫、宠物狗或公园中的麻雀，同样生活在现代物质世、高楼、霓虹灯、空调与宠物医院，其客观物质环境与数百年前相比早已天差地别。可为什么它们至今未能摆脱生存本能的枷锁，进化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脱离人类世界成长起来的人，突然某一天，进入了人类世界，他要么是和阿猫阿狗一样地生活，要么是受不了这些现代物质对其精神的冲击而陷入狂乱 ..... 所以，脱离了人类社会实践与历史积淀，单纯的“物质环境”绝不可能凭空孕育出高度的自我意识。

当然，这一切皆背负着极其深重的历史沉疴。这个沉重的包袱已经无声地压在我们身上长达数千年之久。在一个数千年来始终由冷酷的“丛林法则”所支配的社会里人类最基础的生存本能甚至从未得到过妥善的安置与保障。纵观漫长的历史长河，每隔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便急剧爆发的社会动乱与王朝更迭，其根本症结无一不是基本生存权面临严峻威胁、个体陷入绝境后的挣扎与反抗——尽管统治者几千年如一日地谆谆教诲底层百姓“温良恭俭让智信礼仪德”，但剥离这层温情脉脉的表象后便会发现，那些繁复的道德教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极其脆弱，终究不过是伪君子用以遮羞与避风的庇护所罢了。

然而，当人类脱离丛林，跨入文明的门槛，当生存的危机悄然退场、本能的需求得以安顿，人类便踏入了某些人眼中“吃得太饱”的时代——但这恰恰是人真正走向“人”的晨曦。

此刻，生命不再困于饥寒与不安的律动。“我”——作为觉醒的主体，终于从生存的泥沼中仰起头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绝非仅仅是一具需要充饥的躯壳，而是一个渴望被理解、被认可、被完成的精神生命，人类不再被某种宗教式的集体意识(人类最底层的基于生存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所束缚。现代主体性由此萌发：人开始执着地追问“我是谁”“我为何这样活着”“我是否能有另一种可能”?......。

这是人类对自我存在的首次确证。寰宇浩瀚，却无第二个“我”;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鸿沟，正是那独特而深邃的精神世界。“我”绝非社会机器上一枚被动的齿轮，亦非某种阶级标签下被抹平个性的同质化符号。“我”当然身处社会网络的交织之中，“我”的所思所想与举手投足，不可避免地带有物质环境与阶级烙印;但这并非生命的全部定义。“我”之所以真实而具体，正因为“我”既深深扎根于现实结构，又凭借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记忆与反思力量，活出了独一无二的生命张力。

这种的“我”(主体精神)的复归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输，而是通过自主体的我对自身的反思、对世界的理解、对他者的回应以及对历史的参与。人若缺乏主体性的觉醒，即使被灌输的内容再多，他的智力水平即使媲美最强大的智能体，他也仅仅会存储、分析、模仿，而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因为它的数据从来都是别人灌输过来的，就好比他的记忆只能是通过提取别人的记忆碎片一样，永远都不是自己的。在融会贯通之前，他(的精神世界)还是会把世界的表象当成真理，把感官的刺激误认为知识、经验的生成。

就像旅行一样，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只是匆匆地经过一个又一个地方，人在旅途中被动地接受外界事物对视觉的冲击，只能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惊呼，而无法停下来细细品味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虽属于自然界，但他始终是以一个旁观者(客体)的身份观赏自然界，而不是融入其中。旅行的意义本应是放松身心、拓展视野，但当主体缺席时，旅途结束后留下的往往不是充盈，而是身心俱疲——因为整个过程不过是被动的感官消费——意识仅仅流连于客风景呈显的纯粹异己性，既未能通过对表象的扬弃来否定客体的偶然性，亦未能借由这场外向的经验否定之否定，最终否定外在性而返回自身。因而，这场异地体验并未达成主客体的统一，不过是主体被异化客体所撕碎与消耗的悲剧。

正是黑格尔意识到了这种被动的“灌输”正是“被动接受世界”的状态。黑格尔摒弃了“客体统治主体”的反动逻辑，拒绝把主体理解为被动承受世界的容器。他通过对“主语一谓语”结构的颠覆，指出主体不是被世界规定的结果，而是通过否定、通过实践、通过自我展开来构成世界的能动者。主体不是被动地被对象所定义，而是在与对象的对立、冲突与扬弃中生成自身。主体不是世界的产物，而是世界的创造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构成者。这一思想标志着现代主体性的真正启蒙:人第一次被理解为一个能够通过自身活动来塑造现实的存在。

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虽然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他从未否定黑格尔关于主体性的伟大洞见。马克思只是将黑格尔的“精神的自我展开”转化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黑格尔那里，主体通过精神的否定性运动实现自我;在 马克思实践主体性 那里，主体通过现实的劳动、社会关系与历史实践实现自我。黑格尔揭示了主体的能动性结构，而马克思则把这种能动性落地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使主体不再是抽象的意识，而是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的存在。

因此，马克思并不是否定主体性，而是让主体性从抽象的精神王国回到现实的社会世界。主体不再是“意识的自我运动”，而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主体性不再是逻辑结构，而是社会关系;不再是精神的自我生成，而是历史的自我生成。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主体性逻辑，却拒绝让主体悬浮在观念的天空中，而是让主体扎根于劳动、生产、交往、斗争与历史的土壤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物质的充裕并不会自动生成主体性。它只是为主体性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如前所述，人的自我意识乃是人类社会知识与历史实践的总和若缺乏社会关系的支持、文化传统的滋养、教育体系的引导与历史经验的沉淀，个体仍停留在动物性的循环中，只不过以更精致、更奢华、更被包装的方式重复着同样的动物本能。消费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把动物性的欲望重新编码为商品逻辑，使作为动物的人沉溺于永无止境的占有，而非自我实现。于是，在物质丰盈的时代，人反而更容易迷失，因为他不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只知道自己“应该”追求被定义的需求。

当人从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他才有可能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满足本能，而在于超越本能;不在于占有物，而在于创造意义;不在于被动地适应世界，而在于主动地塑造世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与人的解放的思考，展现出深刻的现实性——他提醒我们，人的自由不是物质的自由，而是主体性的自由，是在社会实践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