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天皇为何必须对战争负责？——重读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

「朕未下令而任意调动朕之军队，不论以任何名义，已非朕之军队。」

原公众号编者按

战后八十余年，围绕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追问从未真正平息。就在去年，日本学界仍有新著重新打捞占领期退位论的历史；而五十一年前，井上清已经写出了一份锋芒毕露的答案。这部书在战败三十周年当天初版，中译本作为内部发行于1983年问世，如今早已绝版。它以一个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笔，写下了一份完整的天皇战争责任起诉书。今天重读，书中的指控依然成立，书中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经编辑部整理推荐，谨向读者介绍这部书的梗概与洞见。

标题为编者自拟。本文为编辑部荐读文章，推荐井上清著、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内部发行)，原文系日本现代评论社1975年8月15日初版。

1971年10月12日，日本天皇裕仁夫妇访问西德波恩。这一天，许多德国学生和旅居当地的亚洲人举行了反对天皇来访的大示威。学生们散发的传单，标题是“战争罪犯裕仁在波恩”。他们举的标语牌上，有的赫然写着“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裕仁屠杀了五千万亚洲人!”。人群里反复高喊“裕仁是法西斯分子”。在此次示威中，有十一人被捕，其中几人直到1974年还在德国受审。

四年后，197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三十周年纪念日当天，东京的书店里出现了一本小书：井上清著《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现代评论社初版。选在这一天出版，当然不是巧合。正如井上清在书前写道：

值此前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失败，向盟国投降三十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愿向这次战争中牺牲的人们，不问他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是军人还是非军人，向所有牺牲的人们，虔诚地敬献这本小书。

而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正是波恩那场示威。井上清在致读者里说：

1971年10月，在西德首都波恩，德国学生因反对裕仁天皇夫妇访问举行示威游行，而被逮捕、起诉。本稿原来是为这些德国学生辩护而写的。借此机会，我愿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重新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德国学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们的斗争给我以写这本书的机会。

为原告辩护，最有力的方式，是证明他们的指控属实。井上清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他在引言中问道：那些传单、标语牌和口号，究竟是对裕仁天皇“无中生有加上毫无根据的罪名而进行侮辱呢，还是揭穿了裕仁的真实情况呢?”他的回答是：

我是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说，这些学生并不是无根据地侮辱天皇，而是说出了无庸置疑的真实情况。

井上清 京都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明治史权威及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主张“人民的历史学”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有了《天皇的战争责任》这本书。究其实质，这本书是一份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起诉书”——起诉对象，正是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缺席的裕仁。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翻开这本书，不难发现它的命题并未过时。1948年，《纽约时报》在对东京审判判决的评论中写道：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有一人缺席，他就是天皇。天皇没有受审，被置于法庭权限之外，这样的决定对不对，只有到将来才能得到回答。根据这个决定如果能使人命得救，并能更好地占领日本和易于实现日本的民主化，那它可能是个明智的措施，但不管怎样，这是有待将来回答的问题。

井上清在引言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补充说：“现在的青年从1948年当时来看是属于‘将来’的人，其中有的人已用某种方法回答了这个问题。”

波恩的学生是第一代“将来的人”，他们用口号回答了这个问题。五十一年过去，我们——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同样属于“将来的人”。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战败八十一周年。今天的日本政府，是2025年10月就任的高市早苗内阁。高市早苗是日本政坛长期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代表人物，自称每年战败日和春秋大祭都前往参拜，曾扬言“当选首相后，无论面对任何批判都会继续参拜”；她质疑“村山谈话”，否认南京大屠杀。就任首相以来，迫于外交压力，她不再亲自参拜，改为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供奉真榊、以私人名义供奉玉串料；

据共同社2026年8月12日报道，今年的“终战日”，高市正协调不参拜，以免影响日韩关系与日美韩合作。但是，结合其外交行为，可见战争责任的问题从未退场，只是换了形式。

这正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原因：井上清写于1975年的起诉书，指控的不单单只是裕仁这个人，更是一个还在发生的问题。作为“将来的人”，我们把它重新摆到读者面前，告诉读者“天皇为何必须对战争负责?”“为什么战争的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反思?”。

东京审判的缺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审理甲级战犯嫌疑人，最终判决二十五名被告有罪，分别处以绞刑、无期徒刑及其他刑罚。令人意外甚至不满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帅的天皇并未被起诉，判决书中既未认定天皇有罪，也未宣告其无罪。不过，宣判之后，审判长卫伯(澳大利亚代表)曾发表个人意见，认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一、天皇的权威在天皇结束战争时，毫无疑问地得到了证明。同样，战争开始时天皇所起的显著作用虽已由检察方面提了出来，但检察方面同时明确表示了对天皇不予起诉。

……

四、天皇经常不得不根据周围的建议而行动的意见是同证据不符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减轻天皇的责任。

占领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统治集团迅速达成默契：不追究天皇，利用天皇维持占领下的稳定。幣原内阁1945年12月的“无责任决定”，从日本一侧为这一默契提供了法理论据；“人类宣言”与麦克阿瑟—裕仁的会谈，则将“战争中的天皇”转化为“和平的天皇”。

与此同时，“一亿总忏悔”式的话语把战争责任稀释为全体国民的集体忏悔。人人有责，最终往往无人负责。冷战开始后，责任讨论进一步被“复兴”与“经济奇迹”的叙事冻结。

但对战争的追问从未停止。在日本国内，1965年起，家永三郎围绕教科书审定提起诉讼，战争叙述成为反复争夺的公共议题；在反对安保条约的市民运动中，战争责任论是一支重要力量；1990年代，“村山谈话”与随军慰安妇问题的公开化，重新打开了对战争责任的追问；吉田裕《昭和天皇的终战史》(1992年)等研究，则接续了井上清的工作。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井上清写下的这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正是这场记忆斗争中相当有分量的一份证词。

一、天皇不是盖章机器

天皇如何统治

与许多立宪国家的君主不同，日本天皇绝非单纯的盖章机器。他的统治体现在三个层面：制度上，他是宪法规定的唯一最高统治者；人事上，首相、大臣、内大臣、陆海军首脑的任免权都掌握在他手中；日常施政上，他对每一届内阁均有指示。

作为国家的基本法，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据本宪法规定行使之”。围绕第一条与第四条的解释，曾有“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之争。但井上清指出，无论持哪一种学说，“天皇是日本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点是不变的”：

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假如裕仁个人不愿意进行战争，并为避免战争做了极大的努力，但他手下的大臣、将军们非逼他进行战争不可，即使是这样，最后也只能是根据天皇的决定才能进行战争。

其中，军队统帅权尤其独立归属天皇。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应理解下级接受上级命令实际上就是直接接受天皇的命令”。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队由天皇亲自统率，政府和议会均不得干预。井上清写道：

可见，日本军队完全由天皇个人统帅，怎么能设想没有这个唯一的绝对的统帅的命令和指挥而能进行战争呢，仅从这一点来说，天皇负有战争责任是毫无疑义的。

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天皇的权力还笼罩着一层神权。《教育敕语》训诫全体国民：“全体臣民在作战时应振奋忠义之心，勇敢为天皇而战，以襄助天皇与天地共存之荣光。”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空军普遍采用“特别攻击战术”，神风飞行员明知必死仍径直冲向敌舰。对此，井上清写道：“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在青少年的思想里深深培植了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这种精神。”可见，天皇在战争中的精神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权力、统帅权、神权，三位一体。然而就是在这种地位上，有人还能厚颜无耻地说出天皇对战争无责任：

“天皇作为立宪君主，对于政府和大本营等辅佐(辅佐天皇)机关依法作出决定并奏请天皇批准的事项，必须批准，因而责任都在于辅佐人员身上。”

在井上清看来，这套说法既是裕仁天皇自身的逻辑，也是一切主张天皇无战争责任者的共同逻辑，必须予以拆穿。

首先，天皇在人事问题上的自主，在首相任免与组阁人选上表现得相当明显。1929年，田中义一内阁因张作霖被炸事件内外说法不一，天皇对此当面质问首相：“那么，首相所说的不是前后矛盾吗?”田中无言以对，随即辞职。可见天皇对总理大臣表达不信任，就足以决定其去留。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39年8月阿部信行组阁。天皇事先通过身边人表态，陆军大臣须从梅津美治郎、畑俊六二人中择定，外交上要与英美协调，内务、司法大臣人选必须慎重；内大臣汤浅仓平转述天皇的话：“想把人们议论纷纷的人物提为陆军大臣，我是不能同意的。”井上清评论：“天皇向组阁人指名提出大臣人选是没有前例的……天皇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元首，是陆海军大元帅，自己想要直接发挥自己的这一权能”

对于臣民而言，天皇的“询问”，往往就是命令。1940年1月米内光政组阁，天皇召见前陆相畑俊六，问：“已命米内组阁，陆军能否与之合作?”畑答可以合作。事后天皇对木户说，自己并没有命令畑，只是询问了一下。但井上清写道：

畑和陆军把那次“询问”当作天皇的命令来接受，乃是理所当然的。天皇的“询问”实际上往往就是示意，就是命令。

1940年5月，后任内大臣人选由天皇本人提出候选，逐一商讨，最终以一句“我相信木户，很好”定案。木户幸一此后成为天皇最亲近的智囊。由此可见：

裕仁天皇对于内阁首相和各个国务大臣以及内大臣、即掌握一般国务的最高领导的人选问题，是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判断、选择和任免的。绝对不是盲目地机械地随和其臣下的“奏请”或要求而照办的。

木户幸一 甲级战犯

人事之外，天皇的权力同样渗入日常施政。每一届新内阁成立，他都会对首相作出指示。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他对新首相广田弘毅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按宪法规定施政；第二，应以国际友好为基础，尤其外交上不要强加于人；第三，在财政和内政方面，不宜作急遽改变。”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时，得到的指示则是“进一步加强陆海军的密切合作”。井上清指出，这表明“天皇强烈地意识到日美战争已迫在眉睫”。

天皇的宪法观，在1935年军部围剿“天皇机关说”时暴露得十分清楚。他虽在批示中表示，“机关”一词不如“器官”贴切，但又承认这与美浓部达吉的机关说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他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说，对于日本这样“天皇即国家”的国家，君主主权说或国家主权说怎么说都无妨。井上清指出，这正是裕仁的宪法观：他追求的是对日本国不受限制的绝对统治者地位，国家就是他自己，必须如臂使指。

机关说本有现实政治意义——天皇意志不等于国家意志，国民可以批评违宪诏敕，从而阻止军部借天皇之名独断专行。裕仁却将这些精髓一笔抹去，与军部站到了一起。结果，无论他本人是否情愿，都充当了日本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的最高领导人。

最能彰显昭和天皇“实权”的，是两件事。

其一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当时，叛乱军官刺杀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等重臣。面对此乱，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非但未立即镇压，反而为叛军求情。这彻底激怒了天皇，他勃然大怒道：

朕未下令而任意调动朕之军队，不论以任何名义，己非朕之军队。

又说：“将朕最信赖之老臣，悉数杀害，如同把绞索套在朕的颈上一样。”

然而，天皇的镇压命令并未被立即执行。此后两天，陆军仍按兵不动。天皇焦急万分，多次召见本庄繁催问，最终愤然表示：“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定叛乱。”正是天皇这份不容置疑的坚定态度，使陆军高层中同情叛军的势力迅速失势，叛乱在第四天被彻底镇压。

其二是1938年7月的张高峰（张鼓峰）事件。当时，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一致决定对苏军动用武力。板垣陆相与闲院宫总长一同面奏，请求批准。

天皇并未直接回应，而是先问：“同有关大臣联系得如何?”这一问便戳穿了陆军事先谎称“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都同意了”的谎言。随后，天皇严厉斥责关东军与朝鲜军“多次使用作为天皇的军队极不应有的卑劣手法”，最后斩钉截铁地撂下一句：

今后没有我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准动!

陆相听后“惶恐万分，无所措手足地退出了皇宫”。可见天皇完全拥有军队的知情权和控制权。

历史学家井上清正是通过这些事件，驳斥了“对负责机关决定后上奏的事项天皇不加否决”的说法。他明确指出：“对负责机关决定后上奏的事项天皇不加否决，这种说法是谎言……恰恰是天皇否决了统帅陆军部队的唯一最高辅佐机关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一致决定的意见。”反过来说：“关东军及其他好战的军官，只有在天皇不明确反对、不想制止的时候，才能任意发动战争和扩大战争。”

侵华战争：从柳条沟到南京

井上清在第四章开头写道：“天皇裕仁统治日本国的历史就是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历史。”对于我国而言，事实更是如此。

1928年6月，关东军参谋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事后，天皇虽撤换了田中内阁，但真正的原因并非关东军的非法杀人行为，而在于田中内阁的态度。据天皇事后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所言：若田中首相当即承认“从政治上考虑，对外不得不这样宣布”，尚可原谅；但真正不可饶恕的是，若他批准田中的谎言，则意味着“我(天皇)不得不向臣民说谎了”。换言之，天皇的底线在于自身是否会被裹挟进欺骗臣民的责任之中。

对此，井上清一针见血地指出：

裕仁认为，只要政府的活动不构成他本身向“臣民”说谎，那么政府欺骗“臣民”和外国，就可不加追究。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炸死张作霖的凶手并未受到严惩——仅以“警备失职”之名被勒令退伍，不久后即被任命为南满铁道公司理事，继续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扩张。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策划柳条沟事件，攻占沈阳，继而进犯吉林、锦州；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更在诏敕下达前擅自越境出兵。天皇与政府虽“大吃一惊”，但事后予以承认。占领锦州五日后，天皇颁发敕语，公开表彰关东军“忠烈”，特别称赞其在嫩江、齐齐哈尔及辽西锦州等地的擅自作战“冲风冒雪，英勇奋战……朕深嘉许其忠烈”。井上清就此指出：“裕仁的军队不管是擅自发动侵略战争也罢，擅自扩大战争也罢，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认为是应加赞赏的。”

此后日本退出国联、缔结日德防共协定，至1936年末，“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及其政策的基本方针……大体上形成了轮廓”。“作为天皇的裕仁高踞于残暴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顶峰上，一直在指挥着侵略战争和对国民的镇压。”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参谋本部转而主张速和——理由是中国抗战意志难以摧垮、长期战争消耗国力、欧美将坐收渔利——但近卫内阁因胜利而“忘乎所以”，拒绝速和。1938年1月15日，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关键时刻，天皇先见首相，不见急欲推翻该决定的参谋总长闲院宫，对近卫只说：“既然如此，最初不跟中国发生冲突，不就更好了吗”——言下之意：既已挑起战端，便必须坚持到底。7月16日，经天皇批准的近卫声明正式发表。

可见，攻克南京之后，天皇与近卫内阁比军部更积极地将日本推向战争深渊，使中国民族死伤数千万，也令日本人民承受无限苦难与牺牲。天皇与近卫丝毫不曾想停止一场自认为能够打赢的战争。

从对美开战到投降

对美英开战的决定过程，是井上清着墨最多的部分。先是拒绝第一次日德意三国同盟方案。1939年，陆军背着外务省与德国谈判以英美为敌的军事同盟，驻德大使大岛浩、驻意大使白鸟敏夫无视政府训令，擅自表示日本将随德意参战。天皇大怒：“驻外大使不和我(天皇)商量就表示了参战的意见，是不是侵犯天皇大权?(宪法第十三条‘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外相有田八郎想替两大使辩解，天皇不听：“两大使的行为难道不是鄙视天皇大权吗?”

然而，一年九个月后，1940年9月，天皇却批准了完全针对美国的第二次三国同盟。9月16日，近卫向天皇报告政府已下决心缔结同盟，天皇推心置腹地说：

就这次日德军事协定，我从各个方面来考虑过了，认为时至今日，这是很不得已的。……万一同美国发生事端，海军将怎么样呢?……万一日本成了战败国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战败情况一旦到来，总理能否与我一起共患难?

可见，裕仁清楚批准同盟意味着什么，甚至预想到战败的后果，还是批准了。枢密顾问官深井英五明白推动同盟者的真相——摆脱中国问题的困局，“依靠德国的大兴隆”压服英美——井上清说：“深井批判松冈的结论，也完全适用于裕仁。”他也把赌注下在德国的“大兴隆”上。

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前夕，天皇与参谋总长杉山元有一场问答。近卫手记记载：

陛下问杉山参谋总长：‘若是日美开战，陆军方面有没有确实把握?多长时间可以解决?’总长回答说：‘仅就南洋方面来说，三个月左右可以解决’。陛下又对总长说：‘你是支那事变(芦沟桥事变)爆发当时的陆相，我记得你那时作为陆相曾说过，事变一个月左右可以解决。但是，至今已经四年之久，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总长听后感到惶恐，絮絮叨叨地解释说中国开辟了大后方……这时，陛下对总长大喝一声说：‘如果说中国后方辽阔，太平洋岂不是更广阔吗?有什么把握说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呢?’……

然而第二天御前会议上，天皇自己引用明治天皇的歌发问：“四海皆兄弟，何事起风波?”——卫道者们从此把他说成真诚的和平主义者。井上清却不客气：

天皇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被天皇的卫道者们极力加以称颂，把他说成一个真诚的和平主义者，说他始终是想要避免日美战争的。可是，就在这一天，天皇也是和上一天同两总长及首相的谈话一样，只是抽象地强调以外交为主……与此相反，天皇只是就作战能否取胜，甚至采用什么战术等等，热心地询问。

问完了“大阪冬阵”的故事，他把《帝国国策执行要领》丝毫未加改动地批准了。

东条英机

10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木户推荐东条英机，天皇次日命令东条组阁。天皇对木户说，这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井上清分析，天皇与木户信任东条，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同意陆军的主战论，至少对此也不是坚决反对的”。最关键的证据来自近卫的亲信富田健治。1958年，富田这样转述近卫的话：

“陛下当然是和平主义者，一直在想避免战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己作为总理大臣向陛下讲述目前开战如何不利时，他表示赞成了我的意见；可是第二天一见到他，他又说：‘昨天你说开战是那样不利，我看不必那样担心吧!’他已向主战的方面靠近了一些；再下一次，则更向主战方面靠近一些。”

井上清写道：“富田是近卫最忠实的亲信，又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近卫其人不会硬行编造对天皇不利的荒唐话，富田也不会编造。”所以这是可信的。

1941年12月1日御前会议，天皇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木户幸一日记只有一行字：“2点，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天皇决定对美开战”

天皇没有任何苦恼，“神色极为爽朗”。他以自己独立的判断，决定发动了这场把亚洲十亿人民推入苦难深渊的侵略战争。

战争就此开始。此后四年，从战局的起伏到投降的“圣断”，天皇始终在场。开战第三天，天皇颁敕语表彰联合舰队偷袭夏威夷的“丰功伟绩”。木户日记记载开战当天晋见：“正当赌国家命运于一战之际，圣上态度确实泰然自如，毫无动摇，实在不胜感泣。”1942年3月，日军席卷东南亚，木户记载：“天颜分外愉悦，微笑着说：‘这样快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

中途岛惨败，天皇“神色自若，举止动作一如平素”，命令军令部总长“对今后作战不应消极退缩”。此后战局逆转，裕仁大元帅的焦虑日深，对统帅部的责难一句紧似一句：“必须想方设法狠揍美国”，“不能在那里采取攻势吗?”1943年8月，参谋总长报告新几内亚战况不好，天皇“甚至忘记了慰问将士”，反复逼问总长究竟在什么地方能打击美军。

1944年2月，东条要身兼陆相再兼参谋总长，参谋总长杉山元反对，说“这简直是向幕府时代倒退”，但天皇以“已向东条说清楚了”为由压下了反对意见。井上清写道：“这不仅表明天皇对东条的绝对信任，同时也表明天皇的作法和行动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天皇改变了过去要按照辅佐天皇的负责部门的一致意见行事的准则……”三个月后东条失势，天皇又顺着木户的意见抛弃了他——此时木户的警告是：如果让东条继续干下去，“一步走错甚至会使议论、责备天皇圣德的倾向更加激化”。

投降，同样是天皇“作用”的结果。早在1944年6月至7月，木户与近卫就已密议结束战争的方案。木户对近卫说：

在最终决定停战的情况下，为防止陆军、海军、官、民互相推卸战争责任，有必要使天皇陛下表明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

近卫文麿曾就停战问题提出三案意见书，认为第三案“最善，可改进皇室与臣民之关系，适当缓和因思想混乱、爆发革命而造成的国体危机”。1944年7月8日，东久迩宫日记记载了木户与近卫会谈后形成的结论：一旦正式提出停战——亦即无条件投降——则应安排天皇退位，由皇太子继承，并由高松宫摄政。这一动议，被公认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天皇战争责任的第一次正式承认——其责任之重，已非退位不足以清偿。

时间推进至1945年8月。9日深夜，在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及迫水久常等人的策划下，一场御前会议突然召开。此前，两总长(陆军参谋总长与海军军令部总长)已被诱签了奏请文件，为会议铺平道路。会议持续至10日凌晨两点，争论双方三比三僵持不下。铃木首相起立，恳请天皇“圣断”。天皇随即明确表态：“既然如此，谈一下我的意见，我赞成外务大臣的意见”——这便是第一次“圣断”，正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然而，12日盟国复照送达后，天皇一度动摇，提出“那么还是再好好研究一下”。经木户及皇族成员多方说服与安抚，14日上午，一场无先例的特别御前会议召开。天皇在会上重申：“朕的想法和以前表示过的相同”第二次“圣断”就此定局。8月15日正午，天皇通过广播播放录音，正式向全国宣布投降。

井上清对如此“圣断”的定性，是全书十分重要的判断：

的确，战争是靠天皇的裁定才结束的。通过“圣断”或象重光葵所说的“鹤声一鸣”来压制疯狂主战派，以实现投降。这一计划，如以上所详述，其实早在1944年6月就已由近卫和木户等人拟好，主和派也都为此而努力，当铃木内阁临实行这一计划时，并由铃木、木户、东乡、迫水等人连所有细节也都经过精心策划，就是以这样一个剧本，经过精心导演，让天皇充当了主角。

虽说以“圣断”形式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但这完全不是出自天皇的倡导。在日本整个统治阶层当中，天皇直到最后还是主战论者。当时局发展到绝境，天皇裕仁也完全明白了这样下去就不能维护国体、即天皇本身的地位和权力时，他才意识到不得不投降。

经过此番“努力”，天皇被塑造为体恤臣民、忍辱负重的和平象征，而战争的发端与责任则被悄然归咎于军部。此后数十年间，这一叙事经由《人间宣言》与象征天皇制的宪法安排，被系统性地巩固，成为日本社会回避战争责任、模糊侵略性质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就此而言，1945年8月15日既是战争终结之日，也是天皇制以另一种形式重获新生之日。

然后是起诉书对辩护词的逐条反驳。辩护词的正式文本，是1945年12月幣原内阁作出的“关于战争责任”政府决定：

(1)深信帝国鉴于周围之形势不得不进行大东亚战争。

(2)天皇陛下极为希望对美、英的谈判应始终坚持达成和平解决。

(3)有关决定开战、贯彻执行作战计划等，天皇陛下只能遵从实行宪法中形成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政府已决定的事项。

井上清逐条批驳。第一条说战争是不得已的自卫战争：“勿庸赘言，1931年后的对华战争，并不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而是侵略战争。”对美英战争不能从侵华、侵泰战争中剥离出来单独定性——在亚洲各民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第二条说天皇希望和平解决：“天皇作为个人是否希望和平解决并非主要问题，关键在于他作为国家唯一的统治者，是选择达成和平解决的路线、政策呢?还是选择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路线呢?”而全书第五、六章已经证明，他选择的始终是后一条路线。

天皇真的“不能驳回”政府决定吗?井上清拆穿了日本政治运作的“内奏—内定”机制：政府在正式上奏之前，先就重大问题向天皇“内奏”，天皇表明意见；同意，则正式上奏、立即批准；反对，则示意修改或作废。

在政府正式奏请批准之前，有“内奏”和“内定”的沟通，在这个阶段上天皇的意志可以充分发挥和贯彻，所以并不是天皇毫无准备地被要求批准，而不管怎样却必须批准的。

最善于运用这套机制的是东条英机。曾任军务局长的佐藤贤了说，东条把天皇当一面“镜子”：“当上奏政策或指导战争问题而站在‘镜子’前面时，镜子若很开朗则他也安心，镜子略有晦暗就要另行研究。”最惊人的证词来自东条秘书官赤松贞雄的记录：

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直到做出决策期间，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天皇好象内心痛感到对于皇祖在天之灵负有重大责任。作为臣子的我们仅仅考虑到能否打胜这场战争，而天皇却是在与此不能比拟的肩负着重大责任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这是我在开战一个多月后才体会到的。

井上清写道：“不是别人，正是具有‘内奏癖好’的东条首相启发天皇‘陛下自知责任重大’，乃决定开战的。”开战是“圣断”，投降也是“圣断”。天皇在这条路上从头走到尾。

至于天皇本人的自我辩护——1946年2月，他对侍从长藤田尚德说：

“天皇必须遵守宪法进行活动。……按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国务大臣的职责权限来看，不允许天皇根据个人意志随意指责、干涉和妨碍。因此，不论内政还是外交，宪法上所规定的负责人经过慎重审查后所制定的方案，按规定提请批准时，我(裕仁天皇)不论对它是否满意，除表示同意批准外别无他策。……显然，这是天皇破坏宪法。如果是专制政体国家又当别论，但作为立宪国家的君主，我是不能那么做的。”

井上清评论：“如果藤田的记述是事实的话，那么，天皇裕仁作为有独立意志的人一方面为了和平用尽一切力量，但另方面对于政府决定却丝毫也碰不得，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必须批准，只能被当成是一个一点自主性也不能发挥的盖印机器。这种说法岂不是破绽百出吗!”“姑且不谈宪法论，作为历史事实，天皇在所有的国家大政、军事、统帅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

指控、证据、对辩护词的反驳——起诉书至此结构完整。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既然证据如此确凿，为什么三十年间没有一场审判?

二、为什么审判始终没有发生?

井上清指出，东京审判不追究天皇，首先在于美国政府的政治方针：

日本人民未能发动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强大运动，因而美帝国主义不但不追究天皇的责任，相反，却选择了利用天皇作为美国统治日本的工具的道路。

占领当局需要天皇维持占领下的稳定。不过更深层的原因在日本国内：“投降决定完全是由日本统治集团最上层在对日本人民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只是为了维护国体即天皇制而作出的。对于投降决定，人民没能发挥任何积极作用，而且人民中的大多数在投降后也仍被继续束缚于维护天皇制的紧箍咒中。”而日本人民“在当时还没有力量”，正是这一切得以发生的背景。

统治集团内部其实清楚责任所在。投降首相铃木贯太郎战后对左近司政三说：

陛下承担战争责任最为合理。但在今天日本的情况这样混乱，换成任何人也不会使日本复兴起来。……所以不应考虑退位等问题。我决不赞成天皇退位，应该继续在位来承担责任。

责任是有的，但为了“复兴”，暂且寄存在天皇身上。天皇并非无罪，而是缓刑罢了——战后天皇制叙事的最初逻辑，在这段证词里暴露无遗。

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都是在这份逻辑上展开的：“终战”一词替代了“战败”，天皇的“圣断”被塑造为拯救国民于毁灭的善举，靖国神社的参拜把战争记忆与“为国牺牲”的祭祀捆绑在一起。责任未被判决的，而自然被话语所稀释。

从1945年到1975年，三十年过去了。井上清在书末指出，这三十年里日本重新武装，1950年特别是1954年以来军国主义复活，“复活的军国主义想再次假借天皇的权威”。1973年5月26日，裕仁天皇听取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的军事内奏，鼓励他说：“要抛弃旧军队的缺点，继承其优点，努力干吧!”井上清写道：

就这一事件，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各在野党严厉斥责增原长官在政治上利用天皇，迫使增原辞了职。但这些人只斥责了增原，而对天皇已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最高鼓动者这一点却丝毫未加批判。这种情况表明，天皇的权威已复活到使人民不能不回避对他进行批判的地步。

他还预见了更多，今天读来几乎令人不安：“正如自由民主党修改宪法的方向所表明的那样，现在日本统治集团企图不久就把天皇推戴为日本国家的元首，在法律上也把他确定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领导者。”

三、重读这份起诉书

写这篇文章时，距离1975年8月15日《天皇的战争责任》出版，已经过去五十一年。战后八十余年，当年的败战一代几乎凋零殆尽。而就在今天，第八十一个“终战日”的追悼仪式上，国家首脑的致辞与供奉，将再一次检验日本这个国家如何处置自己的战争记忆——引子里提到的高市政府的选择，只是最新的一次。

井上清在致读者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战争失败以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能进行战争了，决不许军国主义重新统治日本。但是，从那时起，三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在亚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又已经拥有最大最强的军事实力。”这段话写在1975年。今天可以把他的观察再推进一步：从1945年到2026年，日本自卫队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防卫政策在近年发生了几十年未有的重大转变，天皇的身影也再次频繁出现在国家仪典的中心。

而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那个在1945年以“圣断”结束战争、以“人类宣言”走下神坛、此后又用一次次“致辞”和追悼仪式反复触碰战争记忆的人——依然悬着，而正因如此：

澄清天皇裕仁在1931年—1945年的战争中的责任，不单单是个追究过去责任的问题，这是在当前反对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斗争中，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是重读《天皇的战争责任》，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意义所在。

主要史料出处：本文引文涉及的统治集团内部记录，均为战后已刊印文献：木户幸一日记(内大臣的近侍记录)、杉山元备忘录(参谋总长的会议记录汇编)、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元老秘书官的口述记录)、本庄繁《至秘钞》(侍从武官长的绝密备忘录)、近卫文麿日记与意见书、东久迩宫日记、细川护贞《情报没有上达天皇》，以及《铃木贯太郎传》、深井英五的枢密院备忘录。井上清做的工作，是让宫廷自己作证。他对史料的考辨也很仔细：原田备忘录把板垣辞职的日期记错了，他翻出木户日记修正；《至秘钞》与《西园寺公与政局》对田中辞职情节有出入，他比较后说“两者在这样一点上是一致的”；对无法确知处，他如实交代：“对美开战的诏书写成经过……天皇提出了什么意见虽然不清，但实现了天皇上述的意愿则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