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研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无产阶级怎样从分散斗争走向联合斗争

【原文节选】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无产阶级怎样从分散斗争走向联合斗争”

1【第一步：历史背景】

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六年，英国爆发了卢德运动。诺丁汉、约克郡、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冲进工厂，捣毁织袜机、纺织机。工人们认为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砸掉机器就能回到手工业时代。英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一八一二年通过《破坏机器法》，规定毁坏机器者可以被判处死刑。卢德运动被镇压后，类似的捣毁机器行为在法国、德国也时有发生。

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纺织工人两次起义。里昂是法国的丝绸工业中心，工人在包买商制度下被压到极低的工资水平。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工人走上街头，喊出了“劳动而生，战斗而死”的口号。起义持续了三天，控制了里昂城，最后被政府军镇压。一八三四年四月，里昂工人再次起义，这次规模更大，持续了六天，一万多名工人参与。起义被镇压后，政府逮捕了一千多人。

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八年，英国的宪章运动把工人运动推到了新的高度。宪章派在一八三八年发表《人民宪章》，提出六点要求：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财产资格、议员支薪、平等的选区、每年选举议会。这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一八三九年、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八年，宪章派三次向议会递交请愿书，每一次都有几百万个签名。议会三次全部驳回。

一八四四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西里西亚是德意志的纺织业中心，工人在工厂主的压榨下处于半饥饿状态。六月四日，工人唱着《血腥的法庭》冲进工厂，捣毁机器、焚烧账本、砸毁工厂主的住宅。起义持续了三天，被普鲁士军队镇压。

这些实践积累起来，告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件事。卢德运动的失败说明捣毁机器解决不了问题。里昂起义和西里西亚起义说明工人已经有了组织起来的能力。宪章运动说明工人的斗争必须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但同时，这些运动也都暴露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的组织仍然脆弱，工人的自相竞争不断破坏联合的努力。宪章运动的请愿被驳回之后，宪章派内部就开始分裂，各派互相指责。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宣言》这一节要纳入理论概括的素材。

与上一节一样，马克思的理论对话对象也延续了下来。第一，他需要回应一种看法：工人斗争是盲目的、破坏性的，没有政治意义。资产阶级报刊把里昂起义和卢德运动描绘成暴民的骚乱。马克思的回答是：工人斗争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捣毁机器只是最初的形态。第二，他要回击工联主义——把工会斗争当作终点，只争取经济改良，回避政治问题。马克思承认工会是斗争的必要形式，但他指出：工人的真正成果是联合本身，联合一旦形成，就必须走向政治斗争。第三，他要驳斥一种误读：工人运动可以被资产阶级利用，所以它是资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马克思承认在反封建阶段资产阶级曾利用过工人，但他强调：工人的独立利益最终会与资产阶级利益彻底分裂。

“卢德运动的愤怒：捣毁机器的自发斗争”

2【第二步：理论靶心】

这一段原文描述的是无产阶级斗争形态的演变。马克思把这场演变分成了三个梯级，每个梯级都是对资产阶级秩序的一次升级挑战。

第一个梯级：自发的破坏性斗争。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

这是工人运动的最低形态。工人看到机器取代了人手，看到外国商品挤占了市场，就砸机器、烧工厂、毁商品。他攻击的是自己眼前能看到的东西——那台铁机器、那批货，而不是生产机器和商品背后的那种制度。他想回到的是一种被他视为"正常"的过去——手工业时代，师傅带徒弟，手艺有价值，劳动有尊严。

卢德运动就是这种形态的代表。诺丁汉的织袜工人砸了织袜机，但新的机器很快又被运进来了。砸掉一台，资本运来十台。工人的破坏速度追不上资本的补充速度。捣毁机器作为斗争手段，在一八四八年的时候已经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里总结了卢德运动的教训：工人把机器当作竞争对手，以为砸掉机器就能砸掉竞争。他们没有看到，机器只是资本用来剥削他们的工具，真正的敌人不是机器，是占有机器的制度。

第二个梯级：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斗争。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

这个判断在《宣言》的逻辑里属于"低光"部分，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马克思在这里做了一个坦率的承认：工人阶级最初的联合，不是自己组织起来的，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把他们发动起来的。

英国一八三二年的议会改革，资产阶级发动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工人们举着标语走在前面，资产阶级在后面指挥。法国的七月革命，巴黎的工人筑起了街垒，打掉了查理十世的王权，成果落到了金融资产阶级手里。德国的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也试图把工人纳入自己的反封建阵营。在这些斗争中，工人的流血换来的成果，最终都归了资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观察，被后来的历史反复验证——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都是炮灰。但马克思紧接着指出了一个悖论：资产阶级把工人发动起来，客观上完成了工人在政治上的"集结"。工人上了街、筑了街垒、参加了政治斗争，虽然这次是被别人指挥的，但政治动员的本身让工人获得了政治经验。

第三个梯级：独立的阶级斗争。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

这一段的逻辑衔接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转折词，把工人运动的历史从"被资产阶级利用"切到了"独立成长"。工业的发展在扩大无产阶级的规模，同时也在取消工人内部的差异。以前纺织工人和矿工隔行如隔山，工资差距大，生活方式不同，互相看不惯。机器普及之后，各行业的操作越来越接近，工资水平越来越趋同，生活处境越来越相似。"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马克思在这里点出的，是阶级意识形成的物质前提。当不同行业的工人都住同一类房子、吃同一类食物、拿同一类工资的时候，他们在心理上就更容易认同彼此是"同一类人"。

马克思接着讲了两条合力推动工人走向联合的线索。第一，商业危机使工资越来越不稳定——繁荣期涨一点，恐慌期跌下去，甚至失业。工资的波动让工人意识到，自己和资本家的利益不是共同的，是冲突的。第二，机器的不断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今天还有的工作，明天机器一换就不需要了。这两条合在一起，让工人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和资本家之间没有共同利益，只有冲突。

工人开始成立同盟。最初是某个工厂的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涨工资，接着是某个行业的工人跨工厂联合，后来是不同行业的工人联合起来。马克思特别提了一句"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这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记录过的现象。一八三〇年代，英国的工会开始建立"罢工基金"，工人每周交一点钱，遇到罢工的时候用来维持生活。这意味着工人组织从临时性的、应对具体事件的，变成了常设性的、有持续斗争能力的。

工人有时也能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某个工厂涨了工资，某个行业缩短了工时。但马克思的判断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资本会通过技术改良、通过引进新的廉价劳动力、通过把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方来扳回损失。工人斗争的直接成果，比如涨了几便士的工资，很快就被资本的反击抵消了。但工人斗争的间接成果，马克思称之为"真正成果"的，是工人的联合本身——"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铁路把曼彻斯特和伦敦连在了一起，一份报纸可以把一个地方的罢工消息传到全国。工人不再只是听到隔壁工厂的工友在说什么，他可以知道几百英里外同一行业的兄弟在做什么。这种联系把无数个分散的、小规模的斗争，汇聚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

"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这句话是马克思在这一节里最带文学色彩的表述。但它的理论功能是严肃的：资产阶级的交通工具客观上在为工人阶级的联合服务。火车、轮船、电报本来是资本家用来运货、传递商业信息的工具，但它们同时也运载了工人的代表、传递了工人的消息。资产阶级锻造的武器不仅包括机器的生产力，还包括铁路和电报所代表的联系手段。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这句话值得单拎出来看。马克思不回避工人的分裂——不同地区的工人争同一个工作机会，不同行业的工人争同一个工资水平，同一行业的工人内部也在竞争。资本家的策略很清楚：分而治之。哪里有罢工，就从外地招临时工来顶替。哪个行业要求涨工资，就引进新机器减少用工。工人的自相竞争是资本能够持续压低工资的重要杠杆。但马克思指出，联合的努力不断被破坏，却又不断重新产生，而且一次比一次强大。联合被破坏是短期的现象，联合的反复重建是一个长期趋势。资本能在一次斗争中瓦解工人的团结，但它在每一次斗争中也在制造更大的共同经验。工人在一次罢工中失败了，但下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知道了上次失败的原因，组织了更强的互助网络，建立了更巩固的信任关系。联合的失败积累的不是绝望，是下一次联合的组织基础。

"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马克思在这一节里举的一个例子。一八四七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工厂法，规定妇女和少年的工作日限制在十小时以内。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宪章运动的压力、工会的请愿、连续多年的集会抗议。但法案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它没有改变资本剥削的根本结构。马克思引这个例子的用意，不是说法案本身有多重要，而是说明：工人阶级已经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国家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部分利益。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在特定条件下改变法律了。

“工人被资产阶级利用的集结”

3【第三步：逻辑解剖】

马克思在这一段的论证推进有一个清晰的结构。他把无产阶级的成长史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发的、破坏性的斗争，目标指向过去。工人斗争的最初形态是捣毁机器、烧毁工厂。斗争的主体是单个工人或某一工厂的工人。斗争的对象是直接压迫他的那个资产者或那台机器。工人的目标是恢复中世纪工人的地位——回到手工业时代。马克思的评价是：这一阶段的工人还没有理解自己的处境。他攻击的是结果的表面——机器替代了手工——而不是根源——资本为什么要用机器替代手工。

第二阶段：被资产阶级利用的、全国性的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制度。工人从分散的个体变成群众性的集结，是在资产阶级发动反封建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需要人上街游行、需要人筑街垒，于是他们呼吁工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行动起来。工人响应了号召，参加了战斗，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战斗结束之后，工人发现成果全部归了资产阶级。但这一阶段在客观上是有意义的——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虽然是别人发动的，但集结本身把工人从一个“地域性的存在”变成了“全国性的存在”。

第三阶段：独立的、自觉的、全国性的斗争，目标指向资产阶级本身。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工人提供了独立斗争的物质基础。人数在增加，同质化在加深，联系在扩大，共同利益在形成。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开始了独立的经济斗争，然后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马克思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汇合成阶级斗争”——不是某个工厂与某个资本家的冲突，而是整个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的对峙。

斗争形态三阶段：从破坏到被利用到自觉联合

4【第四步：现实靶向】

把马克思描写的这条从分散到联合、从经济到政治的线索拉到中国当代，能看到一个更复杂的图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两次大的结构性变动，这两次变动塑造了今天底层群众抗争的基本形态。

第一次变动：国企改革与下岗工人的抗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产权改革阶段。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从一九九五年的一亿一千二百六十一万人降至二〇〇四年的六千七百一十万人，减少了四千五百五十一万人。大量工人一夜之间从“国家主人”变成了“下岗人员”。这四千多万人不是主动选择离开的，是制度变革把他们从原来的位置上推了出去。

下岗工人的抗争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代。九十年代末，大量国有工厂发生工人集体行动，反对企业兼并。二〇〇九年七月，东北老工业基地某市“通钢”的职工，因反对私企在未经职代会讨论的情况下进行二次控股重组，在老工人带领下停工抗议，将第一次重组时迫使大批工人下岗的私企高管控制起来，最终迫使有关方面中止了重组决定。同年八月，河南林州钢铁公司的工人因反对企业私有化改制，将前来开会的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软禁长达九十小时，最终迫使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暂停改制工作的“六条意见”。

这些抗争的共同特征是：工人不是在争取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待遇，而是在争取不被“改制”掉。他们的诉求指向的不是单个资本家的剥削，而是整个产权制度变革的方向。他们反对的不是兼并本身，而是“私有化”这个方向。林钢工人说“政府应该给林钢找到一个出路”、“政府应该命令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兼并林钢”——他们希望回到公有制体系里去，哪怕那个体系已经回不去了。这些抗争中，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抵触，反映的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国企是“家”，是“母亲”，在其中可以获得保障和尊严。

但这些抗争的结局是：单个企业可以暂缓改制，整个改革的方向没有改变。四千五百万人被排出国企，城市工人阶级的主体从“单位人”变成了“市场人”。下岗工人用堵路、停工、软禁官员的方式争取来的成果——暂缓重组、发放生活费——是个别性的、临时性的，不是制度性的。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

第二次变动：农民进城与农民工的维权。

同一时期，数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变成了“农民工”。他们不是主动选择成为无产阶级的——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在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这些力量合在一起，把农民从土地上推了出来。农民工的劳动处境和马克思在一百七十多年前描述的产业工人高度重叠：在建筑工地、制造业工厂、物流仓库里，按日或按件计酬，工资被压在生存线附近，没有稳定预期。

农民工讨薪是这个群体最典型的抗争形式。欠薪问题从九十年代末延续至今，二十多年没有彻底解决。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临近岁末，中国各地两周内发生了超过十起讨薪事件，方式包括堵路堵门、停工抗议、网络平台发帖。广西百色十余名工人堵路讨薪，湖北汉川数十名服装厂工人堵路维权，黑龙江大庆建筑工人为讨要工资在塔吊起重臂上停留两天一夜。二〇二五年一月至十一月，检察机关受理支持起诉案件五万零三百件，审查后支持起诉三万四千件，其中支持农民工起诉两万三千余件。

农民工维权的基本特征是：分散化、个体化、被动化。他们不是组织起来的阶级，是分散的、被欠薪激怒后临时聚集的个体。维权的渠道是个人的——找劳动监察、找法院、找检察院——不是集体的。马克思在《宣言》里讲的“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在中国农民工这里没有发生。中国工会作为法定的工人组织，在实际的劳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有限，也可以说是“占位符”。农民工的维权路径是法律路径，不是组织路径。每年年底官方启动“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年复一年。欠薪问题年年整治、年年爆发，说明制度性解决的路径还没有打通。

两千年代国企工人和农民工这两种抗争，其形态分别对应马克思描述的前两个阶段。国企工人的抗争——堵路、软禁官员、停工——带有“被资产阶级利用”之后独立觉醒的痕迹。他们争取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对改制方向的话语权。农民工的抗争更多停留在“单个工人同直接剥削他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的阶段——某个包工头欠了某个工地的钱，工人们去堵路讨薪。斗争的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不是整个制度。

“两种困境：下岗工人与讨薪农民工”

当代底层群众抗争的新形态：从工厂到平台。

二〇一〇年代之后，平台经济的崛起把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这些新兴职业群体的规模迅速膨胀，到二〇二六年已经超过两亿人。他们的劳动形式看起来和传统工人不同——没有固定的工厂，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固定的雇主——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和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产业工人在结构上是同一个东西：按单计酬、无稳定收入、无社保积累、无职业上升通道。

平台劳动者的抗争已经开始出现。近年来频频见到外卖配送员群体的停工新闻。二〇二五年九月，一场外卖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恳谈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九个省的骑手代表四百万平台劳动者发声。最终签订了《2025年度“饿了么”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涉及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福利保障等方面。这是中国平台经济领域第一份关于算法和劳动规则的集体协议。

但这份协议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是单个平台的协议，不是行业的协议。它的内容集中在算法透明度和超时扣款等技术性问题上，没有触及劳动关系认定和社保缴纳等根本性问题。骑手仍然不是“员工”，仍然没有五险一金。平台通过外包、众包、灵活用工等方式，在法律上把劳动者和平台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个人负担远高于单位参保员工，导致参保意愿普遍不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如何保障，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二〇二五年十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有委员呼吁将“非标准劳动关系群体的劳动经济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这说明立法层面还在讨论“要不要管”的问题，离“怎么管”还差得远。

平台劳动者面临的组织困境比传统工人更严重。传统工厂里的工人面对面站着，几百人在同一个车间里，可以随时交流。外卖骑手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互相之间可能几年也碰不上一面。马克思说的“铁路”能把工人联系起来——铁路有终点站，工人在终点站可以碰头。数字平台反而把劳动者“分散化”了。系统知道每个骑手在哪送餐、几点上线、几点下线，但骑手不知道系统里还有谁。同时，平台的“灵活用工”模式让大量兼职劳动者随时可以进入系统，这些人对单价不敏感，愿意接受更低的价格。他们的存在压低了整体单价，而全职骑手无法阻止他们进入。马克思讲的“工人的自相竞争”，在平台经济里被算法实时放大了——平台公开显示所有骑手的接单量和收入排名，骑手看到别人比自己跑得多，就会自动延长工时、加快速度，不需要任何强制指令。

大的联合道路被阻断了。这不是因为工人不想联合，一方面是是因为联合的物质条件被改变了。传统的工厂车间提供了联合的空间，数字平台把那个空间拆散了。传统的工人社区提供了联合的社会网络，平台劳动者没有固定的社区。传统的工会——不管它的实际作用有多大——至少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平台劳动者连这个框架都没有。二〇二五年二月，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启动“集中要约行动”，指导工会与企业开展集体协商。但工会覆盖的主要是编制产业工人，大量外包工人如平台劳动者的入会率和组织化程度极低。灵活就业者维权面临证据固定难、流程长、成本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机器的暴力阻断……

但马克思还说了另一句话：“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平台劳动者虽然没有传统工会，但他们在用新的方式联合。算法降单价的通知是平台通过APP统一推送的——所有骑手在同一天收到同样的消息，产生同步的愤怒。一个骑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条关于平台扣钱的视频，几小时内能传到全中国的骑手手机里。一条微信群的停工通知，能让一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在第二天同时按下“暂停接单”。数字平台把劳动者“虚拟地集体化”了——他们互不相识，但在算法面前面对同一个敌人。这种联合形态还很不稳定，来得快、散得也快，但它不断在发生，不断在积累经验。

“平台算法的无形牢笼：被困在代码中的骑手”

结婚率、生育率和各种营造出的新矛盾不会骗人。

二〇二五年，全国结婚登记六百七十六点三万对，比二〇一五年的一千二百二十四点七一万对减少近半。仅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的年轻人认为“结婚是必须完成的人生课题”。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一百六十九点七万对，同比再降。

全年出生人口七百九十二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五点六三。死亡人口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千分之负二点四一。这是中国总人口自二〇二二年首次负增长以来连续第四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约一点零九，远低于二点一的更替水平。

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反映的不是“年轻人观念变了”这么简单。它是经济压力、生活成本与价值变迁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高房价、教育成本、职场压力——这些不是“观念”能解释的，是生产关系在家庭再生产层面的具体表现。当年轻人发现结婚意味着掏空六个钱包买房、生孩子意味着把未来三十年的收入锁定在育儿支出上时，他们做出的“不婚不育”选择是理性的。马克思在《宣言》里讲“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当“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变得如此昂贵时，工人选择不延续后代，这是资本积累规律在人口层面的直接反馈。

二〇二五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百分之五点四，青年失业率升至百分之十六点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GDP平减指数连续十一个季度负增长。二〇二六年五月，社零总额同比下降百分之零点六，增速由正转负。中国经济从二〇二二年深秋到二〇二六年初春，在通缩的阴影中跋涉了整整三年半。生产能力远超社会消费能力——工厂在生产，仓库在积压，价格在下行，企业在收缩，工人在失业。这就是马克思在一百七十多年前描述的那个图景：“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

中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最坚挺的一环，它的运转逻辑和欧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国家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资本积累的过程。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产能、民营企业的利润、金融系统的杠杆——这些都被国家力量维持在一个“不出事”的边界内。但维持的成本在上升，政策的空间在收窄。每一次经济刺激都在积累更大的债务，每一次货币宽松都在推高资产价格，每一次产业政策都在制造新的过剩产能。对抗危机的手段本身在递减，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

静待烈焰升腾。这不是一个预言，是一个逻辑推演的终点。

“从“自在”走向“自为”的烈焰之路”

5【第五步：方法论沉淀】

从马克思在这一段描述的工人运动演进史里，可以提炼出两条判断标准，用来判定当代任何工人运动处在什么历史阶段。

第一条标准：工人是独立行动还是被别的力量带着走。

马克思在《宣言》里划了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第二阶段，工人是被资产阶级发动起来的，运动的主导权在资产阶级手里。第三阶段，工人自己组织同盟、自己发动斗争、自己提出要求。这条标准的本质是：运动的目的是由谁决定的，成果是由谁占有的。

用这条标准去看当代的工人运动，可以区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工人自己组织的——骑手通过微信群自发接龙决定某天集体不接单，没有外部力量牵头。另一种是被动卷入的——某个政治力量号召工人"为了更大的目标"上街，工人去了之后目标达成，成果被号召者拿走，工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处境。判别方法很简单：看运动结束之后，工人的具体处境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参与而获得实质改善。没有改善就是被别人利用了，有改善就是自己的意志产生了效果。

第二条标准：斗争是否从经济领域进入了政治领域。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冲突，最终必然会上升到国家权力层面。因为资本家维护自己的利益靠的是国家机器——法律、警察、军队。工人争取涨工资，资本可以妥协;工人争取缩短工时，资本也可以让步。但当工人要求结社权、选举权、罢工合法化的时候，资本就不能让步了，因为这些涉及资本控制国家的根基。工人一旦进入政治领域的要求，就触碰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核心。

用这条标准去看当代工人运动，可以判断它是在"争取改良"的阶段还是在"挑战权力"的阶段。争取改良只要求单个平台让步、个别部门发文件。挑战权力要求改变法律、要求代表在立法机关里有席位、要求工人的组织获得法定的谈判地位。如果运动还停留在前一个阶段，它还在马克思说的"经济斗争"范围内。一旦突破到后一个阶段，就进入了"政治斗争"的领域。

【本节收尾】

马克思在这一节完成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无产阶级怎样从被动的存在变成主动的力量，从分散的个体变成联合的集体，从经济的斗争走向政治的斗争。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转换点，马克思用了两个概念来命名："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工人处境的同质化——住同样的房子、拿同样的工资、面对同样的机器——创造了一个"自在的阶级"，也就是客观上有共同阶级利益的群体。但共同的利益只是被资本"放在那里"的，工人不一定意识到它有共同利益、不一定意识到应该为共同利益而联合行动。当工人开始组织工会、开始联合罢工、开始意识到"所有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个阶级就从"自在"变成了"自为"——从客观的存在变成了有自我意识的主体。

下一节要讲的是这个阶级在变成"自为"之后，它的同盟和对手发生的变化。旧社会内部的冲突怎样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中间等级为什么是保守的，为什么一小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会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那一段的原文开头是："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下一节我们就从这里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