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译介 | 从沃尔玛到美联储，资本主义内部的计划真相

作者：Phillips and Rozworski

原文：The people's republics of walmart: Introduction

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公众号编者按

菲利普斯和罗兹沃尔斯基在本书第五章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所依赖的协调机制，远比自由市场话语所承认的更为集中和计划化。沃尔玛与亚马逊的供应链管理、生产配额设定及库存分配流程，已构成事实上的大规模计划系统；而中央银行与私人银行网络则承担着类似整体经济计划者的职能，通过利率调节、信贷配给和监管规则，对投资流向与劳资力量对比施加系统性影响。这一判断并非意在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是试图表明，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在经验层面难以成立：计划早已嵌入市场结构的内部，只不过以隐蔽的、技术官僚式的形态运作，并且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单目标函数。

在投资配置领域，资本主义计划的中介机制尤为显著。留存利润而非股票市场构成企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银行系统的贷款决策则在微观层面决定着工厂、住房与教育等社会资源的跨时空调配。J·W·梅森将银行类比为“私有版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比拟的效力不在于制度同构，而在于功能等价：两者均在缺乏民主审议的前提下，对竞争性项目进行优先级排序。中央银行的行为则进一步暴露了计划的阶级性。美联储历史记录显示，其政策制定者持续关注工会谈判进程与工资变动趋势，并刻意通过利率调整干预劳资博弈的均衡条件，例如1956年钢铁工人罢工及1980年沃尔克时期的高利率政策，均为金融计划者主动重塑社会权力格局的典型案例。这意味着，经济波动并非纯粹的自然周期，而是计划决策与阶级力量对比相互作用的产物。

指数基金与被动投资策略的兴起，为上述图景增添了新的理论维度。当大型机构投资者同时持有一行业内多家竞争企业的股份时，其利益函数从单个企业的超额利润转向整个行业的租金最大化，竞争性削价的内生动力因而减弱，行业集中度与定价权同步上升。马特·莱文以“指数基金难道是共产主义”设问，其讽刺性恰好指向一个严肃命题：资本主义的金融创新正在消解竞争性市场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从而在资本所有权层面催生出一种准计划化的协调结构。然而，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早已预见，金融集中化并不自动导向社会解放；由算法或指数基金所执行的计划，若其目标函数仍以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约束，则无非是同一社会关系的技术强化。

激励问题构成市场捍卫者的最后防线。哈耶克曾论证，唯有价格信号能够汇聚分散知识并诱导创新行为，任何替代性计划方案均将因信息缺失与激励扭曲而失效。但菲利普斯与罗兹沃尔斯基指出，这一论证存在两个层面的经验反驳。其一，当代数据基础设施，如电缆、信号塔与云计算网络已使大规模信息的非市场汇集成为可能，价格作为唯一信息渠道的论断在技术层面被相对化。其二，哈耶克所谓“价格发现信息”的功能，实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定行为模式的结果，而非普遍经济规律；社会主义者米利奥斯等学者亦强调，金融管制的放宽并非单纯经济政策选择，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态的再生产。失业威胁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激励手段，其规训效果远非“效率”或“努力”等中性术语所能概括；卡莱茨基关于解雇比利润更重要的论断，揭示了激励体系背后的阶级专政性质。

创新领域的计划实践则进一步瓦解了市场中心主义的叙事。从青霉素的规模化生产到互联网、GPS与触摸屏的核心技术突破，公共资金与政府主导的科研机构在其中承担了决定性角色，私人部门往往仅在商业化阶段介入，且对高风险基础研究呈现出系统性规避倾向。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实证研究表明，iPhone的关键技术均源自政府资助项目，制药行业三分之二的新分子实体药物亦出自公立实验室。二战期间战时生产委员会与国防工厂公司的运作，以及冷战时期DARPA对计算机科学学科的扶持，共同构成一条公共计划驱动创新的历史线索，其规模与成效均远超自由市场叙事所愿承认。

由此产生的问题并非计划能否取代市场，而在于现有的隐蔽计划能否被民主化。金融系统作为当前事实上的计划主体，其决策缺乏公共问责，其目标函数与人类普遍福祉之间经常出现偏离。过渡性改革如公共支付系统、独立信用评级机构、公共住房建设及养老金扩大虽未触及根本权力结构，却能够将计划过程从私人领域推向公共讨论空间，打破“自然自发市场”的意识形态神话。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算法与大数据本身并不附带解放属性；它们作为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技术工具，与动力织布机一样，需要政治组织的有意识介入才能发挥替代性功能。民主计划既非技术乌托邦，亦非革命政变，而是一种在既有技术条件下重新配置计划的社会形式的持续实践，其可能性条件，在于对当下计划真实运作方式的批判性认知。

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过一种由武装的工人自行管理生产的图景，而今天，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使得大规模信息处理不再天然属于官僚机构或金融寡头。民主计划的技术条件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成熟，但政治条件的成熟则远非必然。算法不会自动带来解放，正如工厂不会自动消灭剥削。

本章提供的洞见在于：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是周期性波动的经济事件，更是其计划能力的结构性限度，它能够计划生产，却无法计划正义；能够协调资本，却无法协调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的障碍并非来自计划本身，而恰恰来自计划被私有化、神秘化、工具化的当下形态。

第五章：指数基金：计划的潜伏特工

自由市场拥趸中最敏锐的那一部分或许愿意承认，大规模计划确实发生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但他们仍一口咬定，创新和理性的整体经济投资配置，是任何更彻底的计划构想都无法突破的难关。他们变本加厉地重申最初的论点：市场是更高效的配置者，唯有市场才能催生适当的激励，引导人们开展投资与创新。然而，正如沃尔玛和亚马逊等企业巨头幕后所进行的那种规模庞大的生产和分配计划一样，大量投资与创新活动的开展本就脱离市场机制，其程度远超出市场捍卫者承认(甚至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外。

我们先从投资说起。投资，从根本上讲，就是投入当下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用于增加未来产能。在这一领域，除了当前的生产和分配之外，企业还必须制订计划，以配置那些能够生产出更多未来商品和服务的资源。简而言之，它们必须去计划投资：去兴修用于制造未来产品的工厂、收治未来患者的医院，承载未来贸易的铁路轨道，以及为这一切提供动力的风机、水坝或者核反应堆。

投资常被描绘成一种牺牲，进而被赋予道德的光环。在这样的叙事中，是节俭积蓄的英雄，他们牺牲当下的满足，以换取未来的福祉。但事实上，早已有人点破，这些人所拥有的是与其人数极不相称的社会共同资源，这些资源也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劳动，而是由其工人生产；凭借这种对工人所创造价值的经年累月的盗窃，他们得以摆弄组织社会生活的巨大权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所得的工资，低于他们为生产供应社会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所付出的劳动力价值——这之间的差额便是利润，其中一部分被用于投资，为资本主义的增长提供燃料。正因如此，投资绝非什么牺牲，或者充其量不过是对他人所创造的价值的牺牲。

进一步论之，今天常有人会误以为，股票市场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事实上，美国资本投资的大部分都来自留存利润，而不是股市。

景气时期，利润滚滚而来，富人和权贵们便很容易就相信情况只会好上加好，于是投资激增，然后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随之而来——最终，当投资者幡然醒悟，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套利取现，崩盘便发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两条戒律自相矛盾：“不要恐慌”和“要先恐慌”。繁荣之后萧条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整个系统周而复始地经历循环，附随其后的则是沉痛的活生生的人的代价。

经济衰退拉高失业率、加剧贫困，工人由此而遭到规训。解雇是资本主义用以规训工人的核心手段，如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所言，或许对雇主而言这种手段甚至比利润还要重要。因为企业所有者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不只来源于财富与利润，更源于随时能断工人生计的潜在威胁，它给予老板(至少在工作时间内)不亚于奴隶主手中的鞭子。由此，企业所有者得以像是使用画笔、锤子或镰刀那样，将人当作自己选择的工具来使唤。这提醒着我们这个体系归根结底是如何运作的。衰退本身也威胁着资本，强制进行下一轮新陈代谢，为下一轮积累创造条件。整个系统进而自我再生、复苏，但其内核的社会关系则一直都是新瓶旧酒。

然而，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往复并非纯粹无序。资本主义自身同样拥有某种类似整体经济的中央计划者的东西：金融系统——过山车的第一节车厢，它掌管着市场情绪，同时也调节着投资行为。经济学家J·W·梅森在《雅各宾》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把金融业视作计划者的观点，他写道：“剩余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分配，而它们的活动则是由计划者而非市场协调的……用熊彼特的话来说，银行就是私有版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它们的贷款决策决定着哪些新项目能够从社会资源中分得一杯羹。”银行决定一家企业能否获得贷款来建造新工厂，一个家庭能否获得抵押贷款，一个学生能否获得学费和生活费贷款，也决定着每笔贷款以什么样的条件清偿。每笔贷款表面上都只对应着一层抽象的关系，但隐藏其后的却是非常具体的事物：工人的工作，某人头上的屋顶，或是一纸文凭。

在配置投资的过程中，金融系统是管理未来预期的核心，它连接今天与明天。利率、金融监管和贷款决策，是资本主义用以在不同经济计划之间进行取舍的工具。今天的投资旨在带来明天的利润。监管规则划定了资源核算的界定标准：什么构成利润，银行的贷款组合如何运作。面对终究不可预测的预期盈利能力，金融系负责给出对其的最佳估测，然后即可决定具体的资源分配。一切似乎如此简单直接，然而由此我们也得以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如自由市场倡导者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无序。

中央银行家，中央计划者

现代所有金融体系的核心支点都是中央银行，也就是银行的银行。央行往往在危机时期最为显眼：当恐慌笼罩市场时，央行将出手干预，提供贷款为金融体系托底。然而即便是“常态”年景，央行也会依靠监管条例与货币政策，引导信贷创造的总体节奏，并最终影响整个经济活动的节奏。人们常把央行塑造成中立的政策制定者，可实际上它却是带有鲜明政治目标的政治存在，与私有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勾肩搭背。

就拿美联储来说，其领导层一直高度关注工资增长的速度、工会的动态以及工作场所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斗争态势”。美联储常常以非常直白的态度，表达对工人与老板、劳资之间关系的极大兴趣，其程度不亚于任何工会组织者。留存自20世纪50年代的会议记录显示，央行官员们坦诚而专业地讨论着哪些工会正在进行谈判，其实力强弱又如何。汽车和钢铁行业受到了特别关注，美联储的理事们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或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战略兴趣，或许比普通的车间工会代表还要浓厚。

战后资本主义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亦是如此。1956年3月3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中，记载了理事C·坎迪·鲍德森的如下观点：

“联邦储备系统的行动应当足够果断，让商界意识到工资和价格螺旋上涨的危险，这样他们在今年春夏的工资谈判时才能不至于像往年那样退让，否则他们还会觉得只要提高售价就能接着做买卖了。”此人同样希望工会也能对工资—价格螺旋的危险有同样的认识。

当年夏天，钢铁工人的罢工取得胜利，原本态度摇摆的美联储官员纷纷倒向鲍德森一边，美联储最终出台强硬政策，上调利率。随后的1957至1958年间便出现了一次短暂的经济衰退，部分原因就可以归罪于此次利率上调。美联储的理事们却理直气壮，声称他们是故意给经济踩下刹车，抬高了投资的成本，目的就是要改变劳资双方谈判期间的大环境。他们正是在为此而进行计划，使之凌驾于(劳动力)市场之上，以免市场自行其是。

无独有偶，1973至1975年石油危机衰退的头八个月里，利率持续攀升——恰好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与三大汽车制造商谈判的时间重合。后来美联储为了提振投资、对抗萧条又下调了利率，理事们则辩称，国会和总统所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要受到所谓“民意”驱使摆布，而美联储则能独立自主地决策，一旦经济再次“过热”、工人有了更高的诉求，他们的政策收紧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事实也确如其所言，众所周知，1980年，在卡特政府时期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利用极高的利率发动了一场攻势，其目标不仅限于(甚至重点也不在于)打击通胀，而是瞄准了组织化工人的残存力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里，由美联储主导的货币政策影响力已然畸重，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所谓“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对政府支出的不信任已固化为常识。为了应对长期停滞，全球北方的中央银行大规模购买债券、抵押贷款和各式权益资产，其设定利率和施加监管的权力由此进一步强化。讽刺之处在于，精英阶层明明在一边达成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共识，但中央银行这样一个不受问责、缺乏民主的政府机构却在另一边深度介入着经济运行。

当然，从银行(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私有银行)的行动到更广泛的经济态势的传导路径向来曲折，有些干预最终会收效甚微。其目标与策略也会随着经济中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调整：原则上讲，由金融体系执行的计划既能轻易地做到支撑一种高生产率、增长分配更为均衡的经济模式(像20世纪50年代那般)，也可以被用于支持企业的短期逐利和财富的向上转移(像20世纪80年代迄今这般)。

绝大多数全球经济的金融管理者都任职于私人银行，而非中央银行或其他公共银行，他们组成了一个阶级，而不会挤在一间中控室里共事。他们有着诸多共同之处，比如财富、权力地位、教育背景，还有达沃斯的餐会。但落到个人层面，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意识形态倾向各不相同，对于实现资本稳定的最优方式也有着不同的构想。大规模计划是寻常的、技术官僚式、成体系的，而不存在什么阴谋权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网络能够自我复制，而无需什么公然串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整体经济计划高度分散，即便是设计最周密的方案，在执行途中也会遭遇重重阻碍——更不用说这个体系本身那种不可避免却又无法预测的危机动态了。于是，随着资本主义在繁荣与萧条之间跌宕起伏，其管理者们也从为谋求繁荣而计划转而为了在危机中求生而计划——而所有这样的计划也无不在争议之中执行得难尽如人意。

共产主义靠指数基金？

当代资本主义通过金融体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整合。什么叫“整合”呢?举例而言，在美国标普1500指数涵盖的企业中，任意两家企业拥有一个股东，且该股东对两家公司各持有至少5%股份的概率，如今已高达惊人的90%。而这个概率在二十年前还只有大概20%。指数基金(被动投入资金的产品)、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其他巨量资本池，都通过其庞大的资金规模，将经济行为主体捆绑得更加牢实。这类基金的被动管理属于相对新兴的投资策略，它通过持有大量资产来复刻某个现有指数，而这个指数本身又旨在映射整个市场的表现；在这种模式下，减少买卖操作的频率也能扎实地完成多样化配置，同时还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被动管理不仅日益在股票市场占据主流，在其他投资类型中也同样如此，它正在取代过去那种更为昂贵的通行做法——主动管理策略，后者需要依靠基金经理和经纪人来买卖股票及其他投资标的，指望凭借研究分析和专业知识来跑赢大盘收益。

近些年来，从主动投资向被动投资转变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这一变化对“竞争性市场”这一根本概念带来了全局性、深层次的冲击。

如果投资者只持有某一家航空或电信企业的股份，他会希望这家公司胜过同行：哪怕只是短期，也要以挤压其他企业为代价抬高自身利润。但被动指数基金会同时持有每家航空或者电信企业的少量股份，因而这类投资者的诉求截然不同，行业内部竞争对他而言不再具备价值，其核心利益在于盘剥整个行业的消费者与劳动者，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大价值，至于具体由哪家企业完成则无关紧要。原则上说，资本主义竞争应无休止地压低整个行业的总利润，最终使之趋近于零。这是因为尽管每家企业都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在此过程中却又不得不设法削弱竞争对手，最终摊薄整个行业的利润，可大型机构投资者与被动基金恰恰相反，它们将整个行业推向近乎垄断的集中化，企业间的相互削价的动力减弱，利润在其中唾手可得。其结果便是创生了一种非常资本主义式的计划。

这种反常局面，促使彭博商业专栏作家马特・莱文2016 年在一篇文章中通过引人注意的标题发问：《指数基金难道是共产主义?》。莱文设想了这样一个缓慢的演化过程：今天的指数基金使用的尚是简单的投资策略，未来的投资算法将会演化地愈发精妙，最终“从长远来看，金融市场将趋于完美知识——一种由‘最佳资本配置机器人’实施的中央计划”。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最终可能会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只不过，这些掘墓人是算法，而非工人。

金融本身将促使生产社会化，这样的想法乍一看似乎耸人听闻，但实际上它也没有那么新鲜。一个多世纪以来，左翼学者屡次提出这一论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他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kapital)中已提出过假设，资本主义正从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竞争性形态，转向某种更加集中化、趋向于垄断的形态，这种垄断由金融驱动，就连政府也要受其控制。此后，同样的争论屡次浮现：从20世纪50年代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领导的“垄断资本”学派(该学派曾在左翼某些圈子里颇有影响)，到70年代和80年代更为冷僻的银行控制辩论。左翼经济学家道格・亨伍德所著的《华尔街》重拾这一思路，该书于1997年问世，彼时正值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繁荣的顶峰，这本书剖析了美国金融体系及其统筹经济活动的作用，书中观点的前瞻性令人惊叹，它预见了当下的窘境：不平等的加剧、工人阶级收入停滞和投机引发的危机交相为害——在这幅图景中，金融不是吞噬其自身，而是慢慢地消化我们所有人。

或许单看操作层面，将一家拥有数百套房产所有权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转为公有，比直接没收这些房产更为容易，而接管一只持有数百万股股票的指数基金，也要比接管数百家工厂更为容易——但在政治层面，任务的难度丝毫不减。在电子交易所里调动一堆零和一组成的数据所需要的阶级力量，丝毫不亚于攻占街垒。那些推动进步变革的力量——推动并实施一场彻底的投融资社会化改革的力量——距离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仍相距甚远。十九世纪新发明的一台动力织布机绝做不到为资本主义掘墓，在今天单凭一套投资算法也是如此。以上两者都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生命工具，为那些希望改造世界、造福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若没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试着发挥它们更有益的作用，这些工具就什么也不是了。

那么，上述推动进步变革的力量可以提出哪些过渡性诉求，以加速未来的社会化进程?有一些规模不大但具备实质意义的举措，比如搭建一个公共支付系统，确保每次你刷信用卡或借记卡时，都不是一家私营公司在抽成并制定规则；或设立一个独立公共信用评级系统，以取代穆迪或标准普尔之流，这等机构如今能够话事于投资如何在相互竞争的项目之间进行分配，近年来更是助长了大量资金流向次级抵押贷款，几乎让世界经济陷入崩溃。此外还有更大规模的公共部门项目，例如大规模增加公共住房建设，将土地纳入公有制，使住房脱离市场，终结其作为投资资产的角色——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公共养老金。至于那些掌握金融权力本身的人——动议通过征税来收回巨额财富，或者削弱股东和股票市场在企业部门中的作用，并最终赋权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工人以及使用它们的社区——还有什么方式能比这些更为直接地褫夺其权力呢?所有这些改革，都有助于使计划变得明确公开，脱离今天这般隐蔽而私有的状况。此处再次引用J·W·梅森的话：

完全奉行市场交换逻辑的社会终将分崩离析，然而那些有意识地将市场结果约束在容忍范围内的计划，却必须被雪藏——因为一旦承认计划的作用，自然自发市场的神话便再也站不住脚，而有意识的计划通向的其他可能也将展露开来。

问题不在于经济究竟是要作为整体来进行计划，还是根本就不做计划。问题在于：是放任当今的金钱操盘手们继续充当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计划者，还是由我们普通人来重塑我们的经济制度，将民主注入其内核，并将本就客观存在的计划公之于众。

整点儿激励！

到这个份上，市场的捍卫者们恐怕会退守到另一道防线：激励。即便资本家早已在到处推行计划(如前所述，计划甚至已几近无处不在)，他们仍要嘴硬说，只有市场才能保证“正确的激励”带来的效率。社会主义管理者则只会因为“软预算约束”(即管理者最终总能获得更多资源)而空耗投资资金，陷入冒进和造假的恶性循环。

但说到底，激励无非是换个表达来阐述这样一件事情：如何不直接命令而驱人劳作。资本主义最大的激励便是：没有工作，工人就会失去家园、失去财产，直至沦为饿殍。这便是惩戒“自由劳动”的那根九尾鞭——那种迫使工人在每一个工头或经理面前脱帽敬礼的恐惧。这种专制(despotism)正是激励系统的核心所在，商界记者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们满口念叨着要“健全激励机制”，对这一事实则从来只字不提。

若要把有害于社会的激励行为列出清单来，那可实在是太长了，市场会激励企业去压着贫困线发工资，放任不安全的工作条件，把穷人赶出他们原来的社区，制造炸弹并肆意使用。就连股价这种“最像价格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也无非是赌注高低，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相脱节。与之相对的，人类历史中不乏各种非市场的约束方式，对于需要跨时空调配人力、资源来推进的共同事业，市场绝非唯一途径，更谈不上最优解。让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恐惧的从来不是计划，而是计划的民主化。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或许是市场最坦诚的卫道士，这种坦诚使他看透了主流理论家那些均衡与效率的神话，也让他能公然站台皮诺切特这样的右翼独裁者。哈耶克以两种途径阐述了市场和价格的激励作用。其一，他主张价格能够汇集分散的信息，并以此链接各类具体资源(尤其是关乎资源未来配置)的相关决策。即便暂且抛开价格必然伴生出的不平等与剥削不谈，哈耶克关于只有价格才能促成社会“远程行动”的论点，在今天也越来越站不住脚。电缆、信号塔和无线电波组成的网络如今纵横交错于地球之上，其唯一目的就是传递日益丰富的信息流。关于我们如何使用物品、我们对物品的看法、生产物品所需投入的资源——这一切的一切在当今都存有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完全可以作为非市场的决策的信息基础，用于决定未来的资源配置。

哈耶克的另一个论点——价格对于新信息的发现不可或缺，近期也已被希腊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约翰・米利奥斯、迪米特里奥斯・索蒂罗普洛斯与斯皮罗斯・拉帕齐奥拉斯三位学者详细评述，他们如此写道：

“随着中央计划的建立，管理者便不再有所谓的“信息发掘过程”，也就不再能妥帖地展开资本主义的行为，自然谈不上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效率了。归根结底，一切对资本市场的实质性限制，都会威胁资本主义精神的再生产……金融管制的放宽，不仅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社会储蓄引向投资，还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塑造出一套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

简而言之，哈耶克或许是对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格确实有助于发现信息，然而这样的见解却不见得能推广到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包括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的那种。

资本主义制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从我们今日之所为，到我们明日之所欲(或所不得不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分配商品和服务的手段(虽然它确实也是)，它更是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各类计划则嵌套在市场外壳之下，被刻意掩藏起来。如此一来，所谓“健全激励机制”就成了维系这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关键手段。撤资的威慑规训着资本及其管理者，正如失业的恐惧规训着工人阶级。项目只有在被认为有利可图时才会被启动——这一标准既催生了数不胜数的技术奇迹，也带来了同样数不胜数的人类苦难。

如果民主计划有能力改造经济，那它同样也会重塑我们自身。我们是极具可塑性的生物——受环境和彼此约束与塑造的有机系统。我们创造社会，但社会同样也塑造我们；资本主义(尤其是其最时兴的新自由主义变体)的“成效”之一，便是将竞争灌输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方面。而与之相反的转变也曾局部出现：例如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在短短数十年间便培育出了更乐于协作的民众。社会科学家早已达成共识，建设截然不同的制度，终将造就截然不同的人。那么，我们是否仍然需要激励?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当然需要做事的动力，但那种视个人预期收益为创造和创新唯一源泉的论调就只能算荒腔走板了。

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论证的：所有能盈利的商品与服务，和一切对社会有用的商品与服务二者或许存在交集，但绝非完全重合。倘若某种产品无利可图，就像各类新型抗生素的现状那样，无论它对人类益处多大，都不会被投入生产；反过来，只要一样东西有利可图，哪怕危害巨大，比如化石燃料，生产也会持续不断。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行为，被泛化认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普遍行为模式。投资——即关于如何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分配资源的决策——它完全可以被计划，并被用于回应人的需求，而不必止步于满足投资者的逐利欲望。

创新政府

但即便投资这样把资源调拨给未来使用是能够计划的，那么创新呢?对事务的新用途本身的发掘呢?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它?乍看之下，计划创新似乎不可能做到。但当今的创新其实早已与投资一样，受到了大量有意识的计划的支配，不管占比如何，今天已经相当一部分的创新是在市场之外发生的。创新获得的成就常会被流俗地归功于个人头脑的灵光乍现。但大多数创新是社会性的，它需要一步步循序渐进地积累而成，很多创新的推进非但不受价格信号驱动，甚至是顶着这种信号的警告完成的：产线上和电脑前的工人们每天都在做出不计其数的创新，却从没得到过谁的认可；很多重大发现诞生于由公共资金支持、由政府主导的科研实验室。意大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挑明过：iPhone不是史蒂夫·乔布斯的发明，它身上几乎每一项主要部件都是政府主导创新的产物。

马祖卡托在《企业型政府》中感慨，私营部门的确存在大量创新经营活动，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创新与经济活力的叙事绝不止这一种。她问道：“有多少人知道，奠定谷歌成功基础的算法，资金来源于公立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又有多少人清楚，在风险资本入局生物科技行业之前，为这个领域奠基的分子抗体，是在英国公立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实验室中发现的?”她指出，政府总是会背上行动迟缓、官僚主义的骂名，而私人部门则反过来被奉为灵活高效的神话。但事实恰恰相反，企业由于需要相对短期的投资回报，因而天然地厌恶风险。而真相是，从互联网和个人电脑，到移动电话和纳米技术，一直是政府在帮扶新兴产业度过其最不确定、最难以预见的阶段，在许多情况下，政府甚至会一路引领直至其实现商业化。这不是说政府需要填补私人部门的空白、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要强调政府才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些技术革命无一能够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得承认，拥有战略变革远见的，实际上是国有部门而非私人部门——只有政府才敢于在逆境中思考‘不可能’。”

在美国这个表面上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以上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藏了，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创新是在五角大楼的指导下进行的，就算是最狂热信奉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到了五角大楼这里，也能释怀领略中央计划的妙处。战争与经济计划之间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二十世纪不曾停息的冲突，使得各国都不得不大规模开展由公共力量主导的计划与创新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烈度空前的新型总体战，这场战争催生了全面的战时计划体制，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在当时也概莫能外地采用了这种体制。美国在1942年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 WPB)，赋予了其极为广泛的职权，从设定生产配额到资源分配和价格制定，无所不包。战时生产委员会是美国在经济计划领域的一次宏大的国家实验，它负责将和平时期的产业转为战时生产，分配和优先安排物资调配，对汽油、橡胶和纸张等必需品实行定量配给，管控非必需品的产出。它成绩斐然，战争最终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但它也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文官与军方人员在其中互为掣肘，各大企业也始终只顾自身利益，借着战争壮大实力，进一步瓦解了这套计划体系。

但战时计划并不仅限于战时生产委员会。一个名为国防工厂公司(Defense Plant Corporation)的规模略小的机构，承担了战时新厂房和设备投资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计划工作；依托该机构，政府建成并掌控了当时美国一批最先进的制造工厂。除了直接服务于战争的生产计划，政府还资助并计划进行了基础研究，这些研究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比如众所周知的，最终研发出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而这类努力无疑还产生了其他造福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等。

在抗生素问世之前，除非接受手术，否则肺炎的死亡率高达30%，而阑尾炎或肠穿孔的死亡率则是100%。在亚历山大·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之前，因小割伤或擦伤而感染败血症的患者挤满了医院，医生们却对此束手无策。青霉素的第一位接受者，是43岁的牛津警察阿尔伯特·亚历山大，他在修剪玫瑰时不慎划伤了嘴角。伤口发展成危及生命的感染，大面积脓肿覆盖了他的头部并侵及肺部，一只眼睛不得不摘除。青霉素虽然在苏格兰被发现，但是鉴于1941年英国的大部分化工工厂已投作军工使用，希特勒攻占伦敦也不再只是危言耸听，所以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必须转移到美国。

于是一项旨在提高青霉素产量的高优先级项目，被交由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实验室(Northern Reg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NRRL)位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发酵分部负责，这一安排产生了多项关键技术革新，让青霉素规模化生产得以实现。澳大利亚药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与德国出生的英国生物化学家恩斯特·柴恩以及亚历山大·弗莱明一道因青霉素的研发而获得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霍华德曾走访多家制药公司，试图激起它们对这种药物的兴趣，但结果令他失望。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下属的医学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Research，CMR)成立于1941年6月，设立初衷是在战争迫近之时，保障国防相关的科学与医学研究获得充足资源，该委员会召集四家制药企业负责人开会，向他们阐明项目紧迫程度，并保证政府将提供协助，然而企业方面的回应并不乐观。直到珍珠港袭击十天后的第二次会议，政府才说服各方参与其中。

更关键的是，政府通过医学研究委员会达成了各方共享研究成果的协议——这种合作开发模式对生产规模的扩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每家公司都在解决整体问题的不同方面，而每一个方面本身都是棘手的难题。辉瑞公司的约翰·L·史密斯曾这样形容：“这种霉菌像歌剧演员一样性情多变，产出率极低，分离工序难度极大，提取过程堪称煎熬，提纯则处处是隐患，而效价测定又始终不尽人意。”初期生产在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统筹下取得了一定成功，这款奇药对战事的价值显而易见，在盟军进攻欧洲大陆之前，战时生产委员会于1943年接手并承担了扩大生产的责任。委员会指示21家公司参与青霉素的大规模增产计划，每家公司都得以优先获取建筑原料与各类生产物资。大战期间的政府领导人并不信任私营部门能够独立完成这一任务：所有生产出来的青霉素都由战时生产委员会统一调配，并分配给军队和美国公共卫生署。青霉素的产量从1943年的210亿单位飙升至1944年的1.7万亿单位(正好赶上诺曼底登陆)，到战争结束时已达到约6.8万亿单位。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各种计划迅速被废止，相关机构被关停，政府兴建的工厂被尽数转让给私营企业。讽刺的是，一众企业在结束战争时的实力要反过来比开战时更为强大。巨额政府合同、价格补贴和放松的反垄断法，共同推动了利润的增长和企业的扩张。战时计划体制需要争取商界的参与配合，因此在战争期间，虽然高层决策出自政府官僚之手，但生产仍由企业掌控。战争最终实现了一种对资本而言友好的计划形式：生产工作仍主要由大型卡特尔里的各大企业承担，只是其中也叠加了大量的政府配给管控。与此同时，企业内部实行经济计划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大政府和大企业相结合的状态在二战后浮出水面，甚至右翼人士也不禁发问，资本主义是否会让位于某种形式的整体经济计划。与哈耶克立场相近的约瑟夫·熊彼特有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某种集体主义计划体制取代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作为一名狂热的反社会主义者，熊彼特却看到了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如何将生产集中起来，并创造出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机构其中既有企业，也包含政府机构。这些机构以愈加庞大的规模在内部推行计划。在他看来，凭借体量优势，官僚体系主导的计划早晚将压倒市场活力。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兴起，战时计划的经验，这些都使熊彼特确信，人类迈向他所鄙夷的社会主义即便不是迫在眉睫之事，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 1945年冷战的开启，掀起了美国官方狂热的反共情绪，也催生了一种狭隘的、技术官僚式的经济管理理念。政府看到了提高生产力的好处，甚至看到了企业间协调的益处，却坚决把任何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的举措当成坏事。当时驻扎在欧洲的大兵、美国本土工人的抗争意识不断高涨，精英们对此忧心忡忡，于是官方台面上虽然大肆吹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优点，但美国福利国家政策的规模也在同时扩张。与西欧新兴的福利国家一样，精英们捏着鼻子接受了社会改革，相较于已火烧眉毛的社会革命，这对他们而言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企业也做出了妥协：政府得以在经济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支持基础创新，确保最终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找到销路，同时又照旧坚定不移地宣称自己拥护自由市场。

五角大楼是战后公共计划创新的核心策源地，它统筹的各类政府机构在后续完成了，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核能、激光，乃至当代大部分生物技术的初期研发。这套模式承袭二战时期美、英、加拿大三国曼哈顿计划开创的机制，让政府与科学界合作开展基础及应用科学的研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指出，1957 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后，华盛顿高层陷入了技术落于人后的恐慌之中。作为回应，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在次年成立，五角大楼将该局与原子能委员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事关国家安全的机构视作核心，它们一道支持了那些天马行空的基础研究，其中不少研究可能数十年内都不会产生成果。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DARPA 在全美各地推动建立计算机科学专业的院系；后面的十年间，它又全额买单了南加州大学某实验室计算机芯片原型制造的高昂费用。

马祖卡托列出了十二项让智能手机之所以“智能”的关键技术：(1)微处理器；(2)存储芯片；(3)固态硬盘；(4)液晶显示器；(5)锂电池；(6)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7)互联网；(8)HTTP和HTML协议；(9)蜂窝网络；(10)全球定位系统(GPS)；(11)触摸屏；(12)语音识别。这十二项技术在关键发展阶段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公共部门的支持。

制药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而在这个领域，政府实验室和公立大学对突破性新药(这些新药被称为“新分子实体(new molecular entities，NMEs)”)的开发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那些获得P(priority)级优先评级的药物——与之相对的，药企则只是青睐于在现有疗法的基础上对分子式稍作调整的药物，也就是研发成本低廉、利润更高的“俺也药(‘me too’ drugs)”。马祖卡托引用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前主编玛西娅·安吉尔2004年提出的观点：虽然大型制药公司将高昂的药价归咎于巨额的研发成本，但事实是，此前十年问世的全新分子实体药物中，约有三分之二都出自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单单埋怨几句制药公司成效不彰实在是太给面子了，在人类与疾病的殊死搏斗之中，它们已擅离职守数十年之久。

这一切让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那种既赞叹又批判的复杂态度。资本主义是如此一个令人惊叹的制度，其生产力远超封建制、奴隶制以及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态，然而它却又受到无法挣脱的桎梏束缚，在明明能创造的东西面前处处束手束脚、怠惰不前，这一点曾令马克思无比愤慨。所有那些本可造福人类的事物(无论是已知的，已知的未知，还是拉姆斯菲尔德讲的那种未知的未知)，只要它们无利可图，甚至只是利润不达预期，就永不可能被创造出来!这正是马克思痛斥“生产力的桎梏”时所意指的。人类的进步、我们自由的拓展，迄今仍被这个非理性的制度拖着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