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恽代英对国家主义的批判（一）

原编者按：

恽代英批判国家主义的几篇文章的笔记和评论。相比于复述恽代英本人的观点，笔记的意图更多是在评论中发展恽代英文章中的某些“要素”，或直接提出笔者自己关于国家、国家资本等问题的看法。

本文中的若干观点或可与本号之前的相关文章和翻译对照阅读：

1.读《国家主义的教育》

看起来，《读<国家主义的教育>》是恽代英最早遭遇和应对“国家主义”的文本之一。不过，这篇文章算不上对国家主义在任何程度上的尖锐抨击。尽管谈及的是国家主义的“问题”，但所实际围绕的是两个关键词：“教育”与“革命”。教育与革命间之所以会存在争议，其实质在于“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之间的争议。

国家主义者试图通过民族主义的教育，以一种文化(确切的说，是通过一种现代的教育和宣传系统生产出来的文化)来作为国家形成的基础。而恽代英则力图强调革命作为“近代国家”产生的条件：

我们要怎样运用政治以救中国，如何是可以不学的事?一个死的机械，我们都知不能不学而运用他;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政治组织，倒反可以不学便运用他么?我因此想，我们民治的国家，人民的政治知识比一切还要紧。所以我想到如何传播这样的知识给国民，实在要紧得很。

对“民治”的国家来说，恽代英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废除，而是作为一种“复杂而精细”组织的近代国家的建立。这种近代国家(=复杂机器)，要想顺利运用，则需要“学习”，需要“知识”和“教育”。就好像在工厂中，面对一台复杂的设备，工程师需要先受训练，才能开动它一样。

于是，恽代英的思考中出现了第一个值得重视的命题：近代国家作为“复杂机械”的隐喻。这个隐喻暗含着许多东西，其中第一件事就意味着，这台机器的复杂性需要主动的创设、维护、调整，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人(国民)的努力。而且这努力不是旨在废除国家，正在于维护国家。第二件事意味着，作为复杂机器的近代国家具有与之相称的“复杂功能”，使用机器发挥功能，又需要掌握同等复杂知识的“国民”。最后，反过来说，能够发挥复杂功能的近代国家之所以是必要的，又是由于社会面临的复杂需要——国家是巨大而复杂的工具，但归根结底仍然被当作工具(手段)。

[这种“国家=复杂机器”的思维方式，最早或可追溯到孙中山的火车比喻：“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恽代英论述的重点，是“通过革命造成国家”，因为“国家尚未成为可能”、“国家的基础尚未建立”。复杂的近代国家机器被期望，但还没有正式诞生，还需要“国民革命”为之奠基。此外，这种“国家”的关键，在于运行于一定领土之上的“主权”。

“领土”和“领土之上的主权”是近代国家的关键要素，这两种要素能够成立，包含着两个基本的经济条件：1.“近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国界之内的共同市场，以及为打通这一市场而准备的共同的语言和国家认同;2.市场之上的，“民族的”资本，以及对破坏这种资本形成的“外国资本”的限制性权力。这些条件，如恽代英分析的那样，在当时的中国，是尚还不具备的：

幼椿兄知道家的经济背景破坏了，家的观念便不能维持。然则国的经济背景若是并未完成，希望用同情自爱等教育养成爱国的观念，这是可能的事吗?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在外国经济侵略之下的。中国的家庭工业，已为曼彻斯德[特]、大阪等处的大工业所打破。但并不因此而中国能进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关税，是受外人劫制的，商场是对外国无限制公开的。中国各行省的人除了因为有相同的历史，相同的文字，以及还未忘记的祖宗时称为天朝的光荣等观念以外，经济上有时并无显著的关系。言交通，则成都到宁、沪比中国到欧美还困难。言语言，则北部中部人与闽、粤人简直如同异国一般。言经济上彼此的需要，则陕、甘、云、贵之与长江数省，本关系不多;近且渐因洋货的输入，而愈使其关系疏远。

国民革命的目的不在于摧毁近代式的国家，而且正在于建立和运用近代式的国家。一旦革命建立了近代国家的机器，它就能将外资隔绝在外，疏通国界之内的市场，并通过教育和宣传的整套机器，建立共同的文化、语言和认同。革命不仅将夺取政权，还将改造夺取来的政权，并运用它，为新国家奠基。

不过，即便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革命后的新国家，恽代英也提及了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国家的设想：在这里，国家将不仅为产业的经营提供外部条件，相反，它应该自己成为经营者。通过向富有的非生产阶级征税，国家将安置游民就业，并协调劳资关系(恽代英与国家主义的分歧，在目的层面是模糊和暧昧的)：

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但我以为必须认清这个政治革命，完全是为求经济独立去障碍的法子。政治革命如何能成功是一个问题。成功了如何才能求经济的独立，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三)政治革命进行中，必须明标主张，设立迪克推多的政府，从县自治做起。此一点孙中山的训政说，大可参考。欲革命即实现民治，为不可能的事。因下层民众无组织以前，必无真的民治...(四)政治革命后，最要为利用外交手腕收回关税主权...(五)政治革命后必须由革命政府进行国有的大生产事业，既以安戢游民，复可抵制外资压迫，挽回国际贸易之出超...私人资本家能经营大生产事业自仍有以上之功效。不过一则希望中国很少的资本家肩此为全国转移局面的巨任，于事为不可能;再则中国今日正便于以国营政策，预弭劳资争端，未有不利用此等政策之理...(六)国营大生产所需资本，必须于国内不劳而获的阶级中人，用财产税、所得税、公债或没收等方法筹得之。如地皮商、股票商、银行家、工厂主、房主、田主等，均须任出资之责...

恽代英观点中深植的国家主义色彩(尽管在许多方面，他反对国家主义者)，其实正应该从国民革命、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思想本身中寻找答案。换句话说，国民革命的最激进目标，本身不过是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国营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并以国家为中介“协调”阶级斗争。

2.国家主义者的误解

到了1924年，恽代英再次在一篇短评中批判了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者的误解》)，评论中，他列举了四个主张国家主义的理由：1.一国的文明;2.一国的历史;3.国民的爱国精神;4.自卫;并给以了一一驳斥。

但这些理由意味着什么呢?

例如说，在国家主义者那里(如章太炎那样)，一国的“固有文明”和“历史”，被视为培养爱国的感情(在章太炎的民族主义那里，则是爱汉种)手段与工具。恽代英驳斥了这一点——正如每一个近代中国的激进分子观察到的那样，前资本主义的“固有文明”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近代民族主义的色彩(或者与其说是反，不如说是茫然无知与漠视)：

我们试看历年来的情形，一般国粹学者，老而不死的经生，每每是不以一切爱国运动为然的;还只有他们所骂的洪水猛兽的新学家，比较的能热心倡导这些事情。近来反帝国主义运动，一般谈东方文化的人亦是不愿挂之齿舌，还只有他们所骂的“过激派”，不惜牺牲一切的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这便知道爱中国的文明与爱国，是两件绝对不相干的事了。

迈斯纳也做出了一样的观察：“固有文明的捍卫者”与“近代式的爱国主义者”分离为两个群体，恰恰是观念上的西化派，在行动上成为了最坚定的反殖民革命者：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是当代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会与民族主义的追求相伴?毕竟，一般而论，民族主义要求尊重本国的历史，民族主义者也总是要歌颂和美化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然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并非如此。它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当作不适应民族生存的东西而摒弃，继而又把它们当作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而加以鞭挞。([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13)

在常识的观念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将自己与本“民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这一范畴本身也是历史的范畴)前资本主义的“文化”与“历史”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民族意识要想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有效运作，也许仍然无法脱离构建一个可供“认同”的“民族身份”的努力(因此，也不得不依赖或真或假的“固有文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来建构这种身份认同)。

但是，在近代中国独特的环境下，却出现了两种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相背的现象：1.在民族主义者一方(从章太炎的古文运动，到国家主义者，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将近代式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灵魂”安置于旧文化“身体”中的努力，频频受挫;2.在反传统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那里，卓有成效的在实践中实施了近代式爱国主义与反殖民斗争的目标。两种状况的彼此衔接、互相生成，造就了一种更为“唯物主义”的近代式爱国主义——它不将某种半虚构的共同生活方式当作自己民族认同的中心，而是将那些被现实的物质生活联系到一起的“民众”，当作自己民族认同的基础。此时，民族被视作一种物质与经济层面上的现实存在，它意味着一个在现实中彼此联系的(但也正在受苦、受压迫的)“民众”。

到第三条，恽代英提供了一些对“爱国精神”之基础的简短经济分析：

就经济的进化说，游牧时代需要结伙移徙的部落生活，人类易于爱部落;农业时代需要聚处并耕的家庭生活，人类易于爱家庭;工商业既兴，需要贸迁有无的都市生活，人类易于爱都市;交通发达而经济关系频繁，都市不复能独立而自给，于是全国成一共存互助的经济单位，人类亦进于爱国家。由此以进，经济的发展，使各国都彼此相需相赖，国家亦渐不复能独立而自给，于是必须全世界成一共存互助的经济单位，人类将更进于爱世界。

通过“经济的进化说”，恽代英将“爱”的范围，归结为依托经济联系而建立的“共同体”的范围。游牧时代的经济联系所能形成的只是部落范围的共同体，而现实具有的也只是部落的共同体;农业时代的经济联系所能形成的只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家庭范围内的共同体，而现实中稳固建立的也正是宗法家庭的结构;最后，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同一于一个市场，于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共同体。这样一来，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密切联系的世界市场与工业体系，构成了建立于超国家的经济联系之上的，世界主义的共同体的可能性。但这一可能性是否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

恽代英的第四条反驳，引出的是阶级斗争的命题。帝国主义殖民应该归结于帝国之内的统治阶级，战争根本上不是“国”(作为一个总体)与“国”(另一个总体)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是阶级与阶级间发生的事情。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旧有统治阶级，可以将自身嵌入依附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与半封建结构之中——这一点将在之后的几场大论战(社会性质论战、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反复被提及。

3.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在《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中，恽代英所做的，实际上只是集中于为中共支持国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坚持在国民革命中推动阶级斗争(反过来，也是通过阶级斗争推动国民革命)的战略做澄清和辩护。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还是“士商阶级”掌握领导权，甚至是醒狮派幻想的，由“智识阶级”(衰亡的“士”)掌握领导权?

这一问题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简单，甚至很可能超出了恽代英的预料。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对国民革命目的的设想，被恽代英直接归结为幻想：由已遭到颠覆的士的阶层，通过国家获得某种独立性，并实现对私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两方的裁决。这一设想的内容自然是并不新鲜的法团主义幻想，但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很可能有着并不全错的直觉——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令“智识阶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作为国家的技术官僚，在这台庞大机器中”发展才能“，乃至于重新实现”天下舍我其谁“的士大夫式理想。

国家主义者的设想之所以并不完全如恽代英不屑一顾的认为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是因为”国家“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对象。国家机器有其经济“器官”，也就是国家财政，但这里涉及到的不仅是财政问题，也涉及到国家作为超个人的机构执行“资本职能”的问题。既然私人资本家的实质在于“资本的人格化”——也就是说，“资本职能”的执行者——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设想作为个人的资本家之外的执行者。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然可以观察到两种非私人资本家的类型：股份制公司(作为私有制的消极扬弃)与合作社(作为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但仍属集体资本家)。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既有框架下安置“国家作为资本家”这一命题，并将它合逻辑地(也是辩证地)引出?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的论断将会成为必要的中间项。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青年马克思捕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与“公民”、“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分裂为矛盾的两端的现象。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的国家机构，作为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与父权制一道，顽固的贯穿了有文字记载的整个人类历史(=阶级社会历史)。因此，相对独立于私人资产阶级的国家，在多个方面是必然的，而且这个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公共事务委员会)必须承担维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职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总资本家/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国家获得其复杂庞大的经济器官成为逻辑上的必然。而一经获得这一经济器官，国家就具有了为自己建立“经济基础”，并作为国家资本家执行资本职能的逻辑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日渐成为必然，要到帝国主义时代)。

经由对国家机器的掌控，如醒狮派这样的“智识阶级”团体，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建立维持自身“独立性”(相对于国家之外的诸阶级)所必须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成为国家-资本家(我们将会在之后的讨论中不断回归并深化这一主题，但现在仅能做此概要式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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