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 ｜《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日本「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源流与教训

原编(译)者按

本文为译介文章，由陈榀撰写，系统介绍日本学者关幸夫《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新日本出版社，1992年)一书的问题意识与核心内容。该书追溯了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两个关键思潮——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的形成、对决与没落，并追问"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能"这一至今仍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原书中文翻译已由陈榀完成，并发布于知乎。

"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能?马克思主义如果放弃了先锋党——以及先锋党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还能否保持其作为社会变革理论的生命力？"

一、引言：为什么今天还要读这本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相继崩溃，各国共产党或解散或更名。这场剧变被广泛宣扬为「社会主义的失败」与「资本主义的胜利」。对于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人而言，这一事态构成了难以避免的追问：“社会主义”的崩溃的究竟是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身，还是那些早已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体制与政党?

关幸夫的《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本书内容最初在1987年1月至1989年7月期间连载于日本《科学与思想》杂志，当时的主题是「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能——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1992年7月，在苏联解体不到一年后，新日本出版社将其刊为单行本。作者关幸夫是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家，本书从日本共产党的立场出发，追溯了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两个核心的思潮——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的形成、对决与没落。

在序中，本书提出了一个设问：「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能?

按关幸夫的界定，一般意义上的学派分歧，是马克思主义主张者之间因意见差异而产生的论争。但「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东西。它特指在日本共产党诞生之后，有人提出与该党不同的论证与主张，自称自己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否定共产党所依据的理论。而「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这一潮流的开创者，恰恰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川均。这一事实使得问题变得格外复杂：当时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山川均，与自己所参与创建的党相对立，自命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本流」，持续进行理论主张与政治行动。

本书的另一位主角福本和夫，以山川批判者的身份登场。他引入了唯物辩证法、列宁的党建理论(尤其是《怎么办》书中的内容)以及当时日本几乎无人接触过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文献，在1920年代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界引发了巨大冲击。但与这种智识冲击相伴的，是他的理论被采纳为日本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后，在实践上造成了党的路线偏差。共产国际1927年的「二七年提纲」同时批判了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前者被定性为「解党主义」，后者则被认为在事实上同样堵塞了党与群众结合的道路，两者构成「互为表里的双重解党主义」。

关幸夫认为，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在今天的日本都已失去了生命力，而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活动以及众多真诚走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人们所推进的理论与活动，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这个判断是否成立，读者读完本书自有裁断。作为译者，本文的任务是将这部著作的问题意识、论证脉络与核心史实介绍给中文读者，并在关键处引用原文，让读者直接面对山川、福本以及批判者们的论述。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具有鲜明的党性质。作者站在日本共产党的立场上审视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其对日本共产党历史的叙述、对共产国际的评判、对战后社会党及「社会主义协会」的批评，都基于这一立场。了解这一点，有助于读者在阅读时有意识地辨析作者立场与史实叙述之间的关系。

二、历史背景：日本共产党的创立、解党与重建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7月。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劳动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兴起、「大正民主」下政治言论空间的相对扩大，共同构成了建党的历史条件。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德田球一等人是草创时期的核心人物。

然而建党仅一年后，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及其后的混乱中，政府乘机对社会主义者和在日朝鲜人进行大规模镇压，龟户事件和大杉荣事件接连发生。1923年至1924年间，日本共产党遭到第一次大规模检举，领导人相继入狱。

正是在这一反动风暴加剧的时刻，党内出现了以赤松克麿、山川均为代表的解党主义倾向。按《日本共产党六十五年》的叙述：

在反动风暴日益加剧之中，党的领导部内部出现了以赤松克麿、山川均等为代表的解党主义、失败主义——他们认为在日本条件下结成共产党本身就是错误，因此主张解散政党——而且这种倾向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赞成解散共产党的人中，也有人并非站在否定共产党存在必要性的立场，而是以现有党的缺陷与弱点为由，主张先解散，再在更坚固的基础上重建。就在这种状态中，当时领导部既未召开党的大会，也未召开可替代大会的正式会议，更未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却在1924年(大正十三年)2月底或3月初，在虽有部分反对的情况下，决定解散政党。此决定不能称为党的正式有效决定。

其后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与普选法同时实施。这意味着在严厉的言论镇压体制下，议会选举的参与通道也被打开。合法无产政党开始相继出现：1925年12月，由日本农会牵头的农民劳动党成立当日即遭禁止，1926年3月劳动农民党成立，随后日本农民党、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农党又从中分裂而出——在短短数月间出现了多个合法无产政党并立的局面。

1926年12月，在山形县五色温泉召开的第三次党大会上，日本共产党正式重建。在这次大会上，福本和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理论——即所谓福本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方针。

1927年7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党代表经过协商，制定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即「二七年提纲」)。提纲用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批判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同年12月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全员一致确认了该提纲。此后，山川创刊杂志《劳农》公开与党对决，福本则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

这段不满十年的历史，集中呈现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也就是在非法的镇压体制下，先锋党应当以何种形态存在?它与合法群众运动的关系应当如何构建?山川均与福本和夫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而两者各自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的两节，将分别解剖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的理论构造。两者在权力分析、党建理论和战略构想上针锋相对，但最终却以某种相似的方式走向了各自的没落。我们先看山川主义。

三、山川主义：从建党者到解党者

山川均(1880-1958)在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无法否认。他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1923年「方向转换论」的提出者，曾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论著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左翼思想界，他的理论影响力之大，连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我若发表个人意见，很少有人反对，于是几乎就成了党的意见。」

然而，正是这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在短短数年间走完了从建党到解党的全程。关幸夫在本书中，以五章的篇幅(第一至五章及第六章的相关部分)，从天皇制观、马克思主义观、日本共产党观、协同战线党论、劳动工会论及劳动战线统一论等维度，逐一检视山川的理论构造。本导言围绕其中四个核心理论问题展开。

3.1 天皇制观——天皇制只是「遗制」吗？

山川均关于天皇制的正面论述，在其全部著作中极为稀少。战后座谈会上他对此的解释是「那一句话在审判时被揪住不放，让我很是困扰」。而在1927年《劳农》创刊号的卷头论文《走向政治的统一战线!》中，山川给出了他唯一一次公开发表的天皇制论断。这一长文的形势分析部分，被关幸夫称为山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山川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断定：

我们政治斗争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按照山川的论证，明治维新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维新后掌握政权的「藩阀政府」是过渡性的「半专制政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藩阀逐步「改变形态」为官僚和军阀，而这些「已经变质的绝对专制主义的残余势力」又被迅速成长的资产阶级所同化和吸收。山川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日本资产阶级拥有「伟大的消化器官」，几乎将一切绝对主义的残余势力和残余制度「从容地咀嚼下去，化为自己的血肉而肥硕起来」。至于天皇制——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绝对主义遗制的君主制，其本身也是如此。这样，反动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通过与旧势力、旧制度的迅速同化，正在急速集结。

也就是说，在天皇制问题上，山川将其视为与贵族院、枢密院等制度同类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附属构件，而非独立的政治权力。

关幸夫在本书第一章中，大量引用了山川均在1938年被特高警察检举后提交的《手记》——一份约十五万字的供述材料。《手记》中，山川对前述论文中关于天皇制的段落进行了长达九页的「澄清」。他论证的核心是：与欧洲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精密相同的制度在日本并不存在;德川政治虽可视为历史上的对应物，但它是武家政治而非君主专制政治;因此天皇制「不构成中世纪绝对主义的组成要素」，是「超越了绝对主义的存在」，更不可能是「绝对主义的遗制」。在山川的逻辑中，既然天皇制是「超越」性的存在，它就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推翻而受到「连累」——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成功，天皇制也可以安然无恙。

关幸夫对此的评判是严厉的。他指出，山川在1927年治安维持法之下质问「当今日本哪里有专制政治」，仅仅数月后便发生了「三·一五」大镇压。而在审判时，他又以这套逻辑向特高警察自辩并未主张「国体变革」。关幸夫写道：

山川的结论是：天皇制与欧洲绝对主义完全不同，是超越它们的存在。这就将天皇制与一切现实割裂开来，与他在批判高畠素之时所展开的「不连累」的思路相通。总之，天皇制成了「超越」性的存在。

在山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天皇制论居于基础性地位。正是因为否定了天皇制作为独立政治权力的存在，山川才能进而论证：日本已是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的国家，当前需要的不是非法的先锋党，而是合法的「共同战线党」。

3.2 「方向转换论」与解党主义

山川均在他所参与创建的党被解散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他在《自传》中声称党成立时自己是「听人报告才首次得知」，但根据其长子山川振作记录的「临终前一周谈话笔记」，山川在晚年做出了较为坦率的陈述：

(第一次共产党)成立这件事，我也负有很大责任。有人说我在党成立时并不知情，这像是在回避责任;但不是那样。党成立之时确实是中坚分子在做，我是之后才知道的;可是在此之前，若要成立，就应当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一直在研究、在写。因此我负有很大责任。然而，并非仅凭中坚分子之间的「想成立」就成立了党……

关幸夫指出，与《自传》的闪烁其词相比，这份临终谈话更为坦率;荒畑寒村等人对山川「自传说」的批判也几乎已为研究者普遍接受。山川承认了自己对建党负有责任，但问题在于：他后来为何转向解党?

山川在1923年前后提出了「方向转换论」，主张运动应从少数先进分子的密谋式活动转向「到群众中去」的合法大众运动。这个口号本身具有合理性——在第一次检举后的镇压环境下，重新思考运动形态是必要的。但山川的「方向转换」逐渐导向一个相当危险的立场：在日本条件下，非法的共产党本身是错误的，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合法的、尽可能广泛的「共同战线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与山川并肩作战多年的荒畑寒村，也对山川身上一种难以名状的矛盾有所察觉。荒畑在为山川的理论活动辩护并高度评价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山川君确实是一位指导者。他那透彻的理论、严正的判断，使他成为指挥者。但他的资质、性格，特别是病弱的肉体条件，妨碍了他与满身泥浆东奔西走的士兵们同甘共苦。其结果，山川君的态度中多少有一种高蹈之处，人格高洁，理论上也洁癖，与其主动投身于纠正实践运动的错误，不如说倾向于退而洁身自好。

连同一阵营的同志都感到山川始终与群众运动之间隔着一层。这一性格特质，与他后来选择以「精神性影响」替代组织性领导的路线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

从事实过程看，山川的轨迹大致是：参与建党→决意解党→拒绝参与重建→1927年提纲后站到党批判的最前列。关幸夫对此有一段精到的分析。他指出，山川的演变路线是：

与其结集于一支具有严格纪律的「党」，不如采取合法政党的道路;与其以党为核心结集，不如让「马克思主义者结集」，更进一步说，是以与自己见解一致或接近的熟人集团来「操纵政党」的道路。

在这里，关幸夫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山川并非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熟人集团」路线，而是在与日本共产党的实际决裂过程中逐步走到这一步的。在第一次共产党失败后，他从「到群众中去」的正确起点出发，却将群众运动与党本身对立起来。并且在劳农派的运动中，他往往依赖的是个人的理论权威和人格魅力，而不是组织的纪律约束——他临终前的谈话也承认，松浦勉曾对他说：「你只要挥旗，运动就都往那边去。」山川自己也承认这样的影响力是不健康的，因为「那当然不是党要求我写的;在内容上也与共产国际无关」。关幸夫将山川的路线最终概括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严格纪律的党」还是「熟人集团」，先锋党还是合法党——这不仅是组织形态之别，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运动观念。

而这一路线的后果，很快就由山川自己亲口承认了失败。1929年7月，距离《劳农》创刊仅一年半，山川便退出了同人。他提交给同人的「引退书」中写道：「支撑或支持我的理论的无产运动中的实际势力逐渐消失，我的理论已从实践基础上游离，因此我愿退下，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不仅如此，他承认这次退出同时意味着「事实上从运动一般的引退」。

此后的数年间，山川对自身理论的失败做出了更为彻底的清算。他自述道：

事实向着相反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事实按照我的理论预期方向发展的，一个也没有。……这无疑是我的理论的失败。当然，我的理论并非被反对者的理论所击败，而是被事实的发展所击败。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失败。

在《手记》中，山川还坦承了一个更为私人也更为根本的原因：「无论社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从根本上说，我的性格不适合以人为对象的工作。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虽耗费在社会运动相关事务上，但那不过是不断矫正自己的性格、扼杀自己，才勉强跟上的。」

关幸夫对山川主义的最终定评收束于此：「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山川主义'的失败——正如山川自身所承认的那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从建党到解党，从创刊《劳农》到退出《劳农》，从提出方向转换论到承认理论破灭——这段轨迹或许比任何批判都更有力地说明了「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3.3 「共同战线党」论

伴随解党主义的，是山川的「共同战线党」构想。1923年，山川在预见普选即将实施时提出：「尽可能接近全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应作为第一任务，目的在于「防止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离散，将全体无产阶级从一切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中独立出来，结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势力」。

光看这段文字，似乎只是对团结的合理呼吁。但关幸夫指出，在任何包含反共分裂势力的合法政党内部，结集「全无产阶级」是一个内含二律背反的构想。事实上，合法无产政党从1925年到1926年迅速经历了成立→分裂→再分裂的过程，最终出现了七个政党的分立局面。山川对此提出的对策是「大左翼结成」——然而这个口号本身恰恰建立在对日本共产党的否定之上，因此它只能止于呼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山川的「共同战线党」论并未随着他1958年去世而消失。据关幸夫在序章中引用的材料，1986年社会主义协会(社会党内部以「继承山川均之流」自认的派别)第19次总会上，代表川口武彦发表了如下讲话：

其一，是社会党内外经常被提起的「共同战线党」问题。众所周知，这一用语是山川均先生命名的。战前在大正、昭和初期的运动中，山川先生始终主张这种党建论。……但山川先生在二战战败后说：「一切条件发生变化，如今已进入能够、也需要在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之下，围绕劳动阶级为中心结集社会主义势力的阶段……因此'共同战线党'这一表述已无必要。」不过山川先生接着也指出：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必须具有群众性这一意义上，必须珍视共同战线党的性格。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指摘。因而，我们并不认为社会党的性质必须是共同战线党。然而，我们确认社会党现状当然是共同战线党性质的党，因此这也就成为我们行动的基准。

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共同战线党」论以不同的形态延续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始终伴随着一个核心问题：承认还是不承认先锋党的必要性?山川的回答始终是否定的，其后续影响也始终与此相连。

3.4 形势论——一场没有「权力」的革命论

所谓形势论，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指的是对特定社会的国家权力性质、阶级力量对比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判断。它直接决定革命战略的设定：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同盟者，当前阶段的任务是什么。山川均与福本和夫的根本分歧，首先发生在这一层面。

山川的形势论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事实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确立。按他的表述：

将我们政治斗争的对象理解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之外的任何东西，多少意味着将我国的现状理解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直接对峙状态之外的某种状态……意味着不得不立足于多少不同的战略战术。……这无非意味着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锋头上庇护资产阶级。

这种论证的特点是：经济阶段论→政治权力性质→战略战术，三者被压缩为直接的等同关系。关幸夫将其定性为「粗暴的议论」——因为在山川的框架中，地主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不被视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天皇制的政治功能也仅被看作资产阶级统治的附属物。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在整个山川的论述中，「权力」一词几乎不被讨论。他频繁使用的是「政权」和「政治势力」，而没有对国家机器的压迫性质——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治安维持法——展开分析。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出兵山东、强化对左翼的镇压，却在山川的形势论中找不到位置。关幸夫指出，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导致了战后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协会派——在面对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垄断资本的关系时，产生了类似的逻辑混乱。一个回避了权力分析的形势论，最终无法回答「要争取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个缺陷，后来被渡边政之辅一击中的。

四、福本主义：「理论斗争」的兴起与悲剧

如果说山川均是从实践的内部走向了理论的退却，那么福本和夫则是从书斋的内部闯入了实践的战场。两人的轨迹对称而相反，却最终落入了同一个困境：党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在他们的理论中都没能架起来。

福本和夫是纯粹学术精英出身：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先后任松江高等学校教授和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授。他1922年至1924年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身份赴英、美、德、法留学，在德国师从科尔施、研读卢卡奇，归国时携数万册藏书和三部草稿——《社会的构成及变革过程》《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党组织论》。据当时的东京女子大学学生回忆，「东京女子大学的团体曾对我们说'福本和夫是日本的马克思'，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之间，他被完全当作神来崇拜」。

这位书斋型知识分子在1924年底向《马克思主义》投稿后，如彗星般崛起——不到两年便成为党中央委员，他的理论主导了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又不到一年，他的理论被共产国际否定，他本人被免职。福本主义从兴起到没落，前后不足三年。

4.1 福本和夫的登场与「分离结合」论

1924年秋回国后，福本向《马克思主义》杂志投稿。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经济学批判中〈资本论〉的范围》发表于1924年12月号，随后以惊人的频率持续发表。据林房雄(后藤寿夫)回忆：

有一天，有人把一份厚厚的原稿拿到了《马克思主义》编辑部。署名是福本和夫。……西雅雄先读了，说：「文体奇怪，但感觉似乎有点名堂。看来是下了很大功夫研究的人。引用的全是我们没读过的文献。」……我读后大吃一惊。引用的全都是我们从未读过的重大章节。堺利彦、山川均、猪俣津南雄、佐野学、佐野文夫、青野季吉都未曾引用过。这些内容具有新鲜感，让人不得不意识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多么无知。

福本理论的核心是「分离结合」论。他以列宁《怎么办?》为依据，主张：要建立真正的先锋党，就必须先从工联主义意识中「分离」出来，通过「理论斗争」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然后才能实现「结合」。在《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中，福本将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图式化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级意识——(通过与斗争的交相作用逐渐完成，在一定点上飞跃为意识革命)第二，经济斗争 第三，政治斗争(在一定点上飞跃为政治革命)第四，经济革命——(利用这一政治革命来实施经济革命)

这种图式的特征一目了然：意识先行于一切。

关幸夫在第八章中对福本的论证逻辑做了细致的拆解。他指出，福本从马克思《神圣家族》出发，论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步本身没有问题。但紧接着，福本却「无中介地跳跃到其认识问题」——从历史地位直接转向「无产阶级能够——而且不得不——以媒介性来观察事物」「在其生成中观察事物」「认识的主体同时也是客体」。这几步论证几乎全部基于卢卡奇的理论框架，通过「总体性」「主体=客体」等概念，将革命的政治问题完全转化为认识论问题。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只有掌握了总体性认识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只有经过「理论斗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才能胜任变革现实的任务。

关幸夫将这种跳跃概括为一句话：「尽管强调媒介性，这却是一个奇妙的跳跃。」这个图式中虽然出现了「交相作用」这个词，但重点明显压在意识一端：意识不仅是起点，而且被设定为一切后续发展的先决条件。阶级斗争的过程被理解为意识纯化的过程，党的建设工作则被偷换为脱离实际运动的「意识」问题。由此，「理论斗争唯一论」的萌芽就已埋下。

这种理论构造的后果，直接体现在它与群众的距离上。福本的文章以难解著称，这不只是文体风格的问题——它在实践上意味着只有知识分子精英才能参与「理论斗争」。当时一位党内大学生因为无法理解福本主义的论旨而陷入精神错乱，检察官在审讯中证实了这是事实：「那位青年因为不能理解福本的论点，自以为是自己头脑不好而陷入烦恼。」大阪的印刷工人则说得更直白：「我待在工会办公室，问题太难弄不清楚，大家就渐渐不来了。福本主义的研究会一结束，我头就痛了。」工人出身的党的领导人锅山贞亲的回忆更耐人寻味：「工人那边呢，感觉上是'怎么说呢，不太懂，但好像挺不错的'，就是那种调子。」——工人虽然追随党的旗帜，却无法真正进入福本主义的理论世界。在关幸夫看来，这种理论与群众之间的鸿沟，并非偶然，而是福本主义的逻辑必然。

4.2 「理论斗争」论的实践后果

福本主义在1926年12月第三次党大会上被正式采纳为党的指导方针。此后仅半年，这一理论就走完了从上升到没落的全过程——1927年7月共产国际「二七年提纲」同时批判了两大偏向。然而在这短暂的时期，福本主义对运动造成了实际损害。

福本主义被纳入党的方针后的合法表现形式，是一篇署名为「村田省造」的论文《我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最近展开——应如何斗争》。村田省造是志贺义雄的笔名，据志贺本人供述，这篇论文是「受福本和夫的详细批评，并按他指示的方式重新整理」而成的，因此可以视为福本意志的传达。

论文几乎全部内容只涉及劳农党的活动，而不是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它将一切对立势力——无论是日本农民党、日本劳农党还是山川均——全部归入「不承认理论斗争意义」的阵营加以批判。结尾处，论文对劳农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定性：

劳动农民党，如今是以提高到全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为其先锋队、为获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小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全国性单一阶级的共同战线党。

关幸夫对此的批判是双重的。第一，这篇论文让合法政党代行了先锋党的职能——将党与群众组织混同。第二，它把「理论斗争」作为衡量一切政治势力的唯一尺度，将所有不承认福本主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视为敌人。统一战线的提议沦为「暴露日本劳农党干部非阶级本质」的迂回策略，而这种做法与后来的「社会民主主要打击论」在逻辑上有相通之处。可以说，福本主义的基本缺陷——宗派性——在此暴露无遗。

值得一提的是，福本主义在客观上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面相：它构成了战前日本共产党史上仅此一次对共产国际的理论抵抗。当共产国际代表杨松试图纠正福本主义的路线时，「杨松在理论争论中也敌不过福本，因此未能压制住这一局面。杨松愤懑地看着党在福本主义下逐渐成形」。这是日共在被共产国际完全支配之前，最后一次表现出基于自主理论的抵抗姿态。战后福本自己也反复强调，其理论是「自主地、方法论地追求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追随盲从于某个大国的权威」。这一自我定位使得福本主义在一些日本学者(如渡边宽)笔下被塑造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独创性」的代表——一种对抗外部权威的本土理论努力。

但关幸夫在本书中明确拒绝了这种解释。他指出，渡边宽等人的论述「预设了福本主义的独创性、自主性，从而勾画出一个单方面谴责批判了福本主义的共产国际、遵从共产国际的日本共产党以及盲从于党的学者们的图式」。关幸夫进一步指出：「这种论述正是战后福本和夫主张本身」——渡边不过是在复述福本的自我辩护。在关幸夫看来，福本的理论构造本身——从卢卡奇和科尔施处转借的观念论框架、以大量引文代替代自己的论证——恰恰暴露了其缺乏真正的自主性。福本后来将自身的理论被批判一事归咎于「布哈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但在关幸夫的论证中，福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并非来自外部权威的压制，而是来自它自身：一种脱离群众、脱离日本现实的理论至上主义，无论它是否对抗了共产国际，都无法承担起在日本条件下建设先锋党的任务。

4.3 山川与福本的分野：权力问题

山川均与福本和夫之间最重要、最根本的对立，在于如何把握日本的国家权力。

山川认为，日本已是垄断金融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确立，政治斗争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天皇制只是被同化了的残余。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福本则认为，日本资产阶级尚未打破绝对主义、专制主义权力。天皇制是现实的压迫机器，是必须正面打倒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福本更接近正确的认识。

关幸夫认为：在天皇制问题和权力分析上，福本的立场优于山川。正因如此，福本的理论尽管在表述上生硬、在党建论上充满错误，却能在党内一度获得广泛支持——因为它触及了山川主义始终回避的核心问题。但福本同时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断定「日本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一起已经进入现实的没落过程」，主观地鼓吹革命迫在眉睫。这种急躁的形势判断使得他的正确面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山川和福本在日本革命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各执一端：山川看不见封建残余和绝对主义权力的现实存在，福本则用主观主义的「没落论」来描绘日本资本主义的现状。两者都未能提出符合日本实际的分析。

五、两种主义的完成与同时没落

5.1 对决的公开化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的对决公开化。

福本在《马克思主义》第三十三号(1927年1月号)发表了《所谓折衷主义的没落——回应山川先生的有意识的挑战》。他在文中宣布：

我们从山川先生那里已经无法再发现任何值得我们新学习的东西了。……曾经对我们的斗争漠不关心、甚至无理解的所谓折衷主义理论化，如今，随着其漠不关心和无理解向一定阶段的积累，也开始必然地自我意识到并自我组织起来。如此，如今，随着所谓左翼大众从折衷主义的脱离和前进，折衷主义理论家的后退——没落——的决心和宣言，开始了!

这是一种宣战布告式的语言。关幸夫指出，福本的这篇文章「根本不成其为批判」——对山川所述的内容没有具体的反驳，只是在宣告决裂。但与此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从党方面对山川发出的断绝宣言。此前曾在《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并肩的两人，至此发展为公开的敌对关系。

山川方面则在《社会科学》1927年8月号发表了《我这样考虑——关于方向转换的过程》，对福本主义展开系统批判。针对福本的「理论斗争」论，山川写道：

认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意识最终只需彻底纯化一次就足够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这样的见解不是在五年前，而是在五年后的今天出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当年的方向转换论者却持与此正相反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不是通过六个月、一年的所谓「理论斗争」就能完成的一次性过程，而是需要永久——几乎可以说是永久——且持续不断努力的过程。

关幸夫认为，山川在这里「精彩地击中了福本'理论斗争'的弱点」——理论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能通过一场运动就宣告完成。但山川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错误：他完全不谈先锋党的建设问题。山川在长文中反复攻击福本的弱点，却始终回避正面阐述自己关于先锋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的立场。他不说「党是不需要的」，但也不说党应当如何建设。他只讲「先锋分子」的「精神性影响」，只讲「到群众中去」。

关幸夫如此分析：「山川并非主张不需要建设先锋党。他只是不说出口，而只攻击福本的弱点。……按山川的说法，只要想建先锋党，什么时候都能建。那是简单的事。先锋党建设之类是简单的。现实要艰苦得多。不，是如今不应该做的事，反正建也建不成像样的党。」

5.2 《劳农》创刊与山川主义的完成

1927年12月，在「二七年提纲」已经制定、其内容已通过《文艺战线》和《大众》杂志部分传回日本之后，山川均创办了杂志《劳农》。创刊号卷头刊登了五条口号：

走向正确的左翼意识的确立!走向正确的左翼战术的展开!走向政治统一战线的形成!走向工会运动的全国统一!走向与宗派分裂主义的斗争!

关幸夫指出，「正确的左翼意识」「正确的左翼战术」显然是与日本共产党的主张相对抗的，「政治统一战线」「工会运动的全国统一」则与当时党所采取的「劳农党中心」「评议会中心」的统一方针相对立。而「宗派分裂主义」这一用语，在共产国际对山川主义、福本主义同时加以批判之后，已经不可能仅仅指向福本——它不可避免地将矛头对准了日本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本身。

同期刊登的长文《走向政治的统一战线!》是山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山川在其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协同战线党论：无产政党是「协同战线的党」，它的任务不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只能止于「夺取民主主义」;先锋分子的影响必须是「精神性」的，不能有任何「机械的支配」。关幸夫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先锋分子」在实际场合中就是指山川等人的集团，「党」是不需要的，但「先锋分子」是必要的——他们不构成有纪律的组织，不负组织责任，仅以精神性影响的方式存在。而其机关刊物的任务则被描述为极其谦抑的「协助」——这种谦抑姿态的背后，是对先锋党组织原则的根本否定。

5.3 超越两者的年轻雄狮们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关幸夫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在山川和福本的理论影响下成长、却最终超越了两者的年轻活动家。他以渡边政之辅为中心展开叙述。

渡边政之辅二十三岁加入日本共产党，是南葛劳动协会的组织者，是日本工会运动的战斗性领导人之一。他既受山川均教诲，又与福本和夫关系密切，也是参与「二七年提纲」制定的日本代表之一。1928年1月，他在《马克思主义》杂志发表《关于一般战略的决定性重点》，正面批判山川均的形势论。这篇论文以对前辈的敬意开头——

以反对宗派分裂主义为旗帜，杂志《劳农》站到了阵前。《劳农》的同人们曾经是我们阵营的同志。其中有二三人至今仍作为我们的前辈，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老一辈指导者。

——又以毫不含糊的批判收束：

山川先生那样一般性、抽象性的处理方式，只能让人明白要与资产阶级斗争这一意向，对于决定如何斗争的战略毫无用处不是吗?

渡边的批判直指山川命题的核心缺陷：它缺少「要争取什么」这一内容。渡边的回答是明确的——给农民以土地，给大众以政治自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渡边是在山川、福本两者的理论影响下成长，亲身经历了实践中的矛盾与失败，切身体会到了两种理论的局限。他参与「二七年提纲」的制定并不仅仅是对共产国际文件的确认，而是「与提纲进行搏斗、格斗」的结果。

关幸夫在这一章中表达了一种迄今为止的研究史批判。他指出，此前出版的许多社会思想史、工人运动史著作，将日本共产党成立以后的过程一概论定为山川主义、福本主义的延长线，从中寻找此后日本运动的烙印——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实际上，1927年以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尽管包含了错误，却仍在持续前进;即使在中央委员会功能丧失之后，无论在狱中还是狱外，活动都不屈不挠地持续着。山川和福本之外，还有众多活动家承受着其理论错误带来的实践后果，并在苦斗中开辟了克服错误的道路。关幸夫写道：

如果要论述与日本共产党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无视这一点。从小山、渡边到石田雄的论述，都无视了这一点，将山川、福本以外的人仅仅视为追随者或傀儡，从这种视角是无法接近现实生动的革命理论的。

六、本书各章概要

全书由序章加十章构成。以下是各章要旨，供读者在进入正文前把握整体结构。

序章「何谓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提出全书的核心设问。作者界定「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派分歧，而是特指在日本共产党成立后，以反对该党的理论根据为目的、自称为正确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序章以日本共产党官方文献与学术界代表性论述之间的分歧为切入点，整理出三个核心论点：日本共产党创立的正当性问题、「共同战线党」与合法无产政党的问题、形势论特别是权力论的问题。

第一章至第六章围绕山川均展开。第一章探讨山川的天皇制观，大量引用其《手记》中向特高警察的供述，揭示山川如何将天皇制视为超越绝对主义的存在。第二章考察山川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思想方式。第三章追踪山川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从参与到反对的转变。第四章分析「共同战线党」论的具体内容及其与先锋党理论的关系。第五章讨论山川的劳动工会论。第六章考察山川关于劳动战线统一的主张。

第七章与第八章转入福本和夫。第七章梳理福本的生平、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分离结合」论的理论来源，并介绍战后日本学界对福本主义的代表性评价。第八章深入分析福本主义的理论内容，包括他的唯物辩证法理解、方法论、经济学理论和形势分析。

第九章「山川主义、福本主义的完成与没落」是全书的总结性章节。作者论证：福本主义在1927年初第三次党大会上被正式采纳为党的方针时到达其完成形态，同时也就开始了它的没落——其宗派性和观念性在实践指导中暴露无遗。山川主义则以1927年12月《劳农》的创刊为完成标志，其纲领性立场在此系统中表达，但这一完成同时也意味着其理论缺陷的系统化。

第十章「超越山川、福本的年轻雄狮们」以渡边政之辅等人的理论活动为中心，展示日本共产党的年轻活动家如何在实际斗争中克服两种理论的影响，开辟了新的道路。

七、结语

关幸夫在本书前言中写道：

结果，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在今天的日本都已失去了生命力。而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活动，以及众多真诚地走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人们所进行的理论与活动，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绽放着光彩。

这是一个有些夸大的判断。但对中文读者而言，这部著作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是否同意这个判断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展示的一段思想史实：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草创时期，关于「党应当是怎样的」「理论与实践应当如何统一」「先锋党与群众的关系应当如何构建」这些原点问题，曾经产生过怎样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的参与者各自出现了怎样的偏差，而从这些偏差中汲取教训又需要怎样的代价。

山川均的问题在于：他从方向转换的正确起点出发，却走到了否定先锋党本身的终点。他正确地看到了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却错误地认为没有党也能推进运动。在涉及天皇制这一根本问题时，他的回避不只是策略性的谨慎，而是演变为理论上的后退。

福本和夫的问题在于：他从对理论重要性的强调出发，却走到了以理论斗争取代一切实践的极端。他正确地批判了山川对天皇制的轻视，却用一个主观主义的图式来理解日本革命。他正确地强调了先锋党的必要性，却把它偷换为知识分子「分离—结合」的意识纯化过程。

两者都未能完成的任务——在非法的镇压条件下建设与群众紧密结合的先锋党，对日本社会性质做出准确的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战略——最终是由那些承受了两种理论的错误后果、在狱中和街头的实际斗争中继续前进的活动家们逐步推进的。

《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是一部党派性很强的著作。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对山川和福本的批判不留余地，对社会主义协会派的批评也充满论战色彩。但正因其党派性，本书相对忠实地呈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上一段至今仍有争议的核心论争。读者可以不同意关幸夫的每一个判断，但无法回避他所提出的设问：「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可能?马克思主义如果放弃了先锋党——以及先锋党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还能否保持其作为社会变革理论的生命力?

这个问题，远不止属于1920年代的日本。

本文中文翻译原书为：关幸夫《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新日本出版社，1992年）中文翻译已在知乎上发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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