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第四章

接上文——《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第三章（下）

第四章 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

建国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阴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茁壮成长，农业、畜牧业、工业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

第一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

建国以来的二十多年，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仅仅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促使这个巨大变化的力量是什么?在一支乌孜别克的民歌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毛主席著作是太阳，

照得祖国放金光，

条条战线传捷报，

山河大地换新装。”

各族人民从亲身经历的巨大变化中，深刻地体会到：“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广大翻身奴隶、翻身农奴和贫下中农(牧)，如饥似渴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象灯塔一样指引着人们在社会主义航道上破浪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少数民族人民，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生而知之”等唯心主义谬论，进一步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来，少数民族人民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迅速掀起，正在逐步深入。各种类型的读书班、工农(牧)兵学习班和政治文化夜校、毛泽东思想巡回宣传队、地头读报组、业余文艺宣传队、阶级教育展览馆，以及生动活泼的家庭批判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和动人事迹，更是层出不穷。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还积极组织力量，把有关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翻译成民族文字，并在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上刊登，还制成民族语言录音播放，为广大贫下中农(牧)提供学习材料。党的统一领导和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促进了各族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普及和深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以工农(牧)兵为主体的，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战斗的理论队伍，正在斗争中茁壮成长。理论战线上的这些新兵，多半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牧)或翻身奴隶、翻身农奴。他们冲破重重困难，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成为理论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士。他们活跃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理论工作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服务，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过学习、批判和回忆对比，各族人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各族人民更加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人们把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和实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斗争上，充分表现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

“学了理论亮堂堂，

胸有朝阳手有枪，

朝阳照路枪打虎，

保我江山万年长。”

这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用诗歌形式歌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改造人们精神面貌的重大意义。我国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活动，历来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经过理论学习，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聚居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家家为哨所，人人当哨兵，严密注视着国外阶级敌人的动向。在我们伟大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无形的铜墙铁壁。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族民兵，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携手，共同战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挑拨我国民族关系，分裂以至颠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卑劣行径，表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尚品质和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

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同样表现着高度的革命自觉性。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总结，各族劳动人民，进一步地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狼要吃人，披着羊皮的狼也要吃人。被打倒了的奴隶主、农奴主等剥削阶级要复辟，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钻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也要搞复辟，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妄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压迫、剥削人民，把各族劳动人民再次推向黑暗的深渊。从极野蛮、极反动、极落后的社会制度下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着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各族人民，对刘少奇、林彪的复辟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决心以实际行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为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而斗争。

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评论《水浒》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仍然有着滋生城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要消灭阶级，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专政。因此，各族劳动人民和广大干部，不断地开展对阶级敌人的主动进攻战，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资本主义妖风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种种罪恶活动。他们更加自觉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而鸣锣开道。为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奋斗。

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去干，去革命，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赢得了思想上的飞跃，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打破旧的传统观念，铲除迷信思想和奴隶主义，不信“鬼神”不怕邪。他们胸怀共产主义革命大目标，敢想、敢干、敢革命。他们坚持自力更生，大搞群众运动，战胜了自然界的各种困难，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各种干扰和破坏，迅速改变着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

西藏自治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隆子县列麦公社的社员说得好：“民主改革以来，国家在物资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单纯地等、靠、要，这是不对的。只有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二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正是在这个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之下，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各族劳动人民，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中，涌现了大批光彩照人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地处雪山峡谷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东旺公社新联大队，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个老贫农，凭着一颗红心，组织了九个老人的“愚公班”，开出了全大队最大的一块梯田，为全大队立下了榜样。在老“愚公班”的带动下，二十个青年在青石板上造出了梯田。他们的行动大大鼓舞了新联大队广大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信心。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公社也有十四个瑶族老人组织了“老愚公组”。他们带头挖掉历来被认为动不得的“神树”，拆毁庙宇，开出了大片水田。还在现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批判了孔老二的“天命观”。在内蒙古自治区达茂联合旗新宝力格公社有不畏风寒，一心为集体，坚决保卫畜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四子王旗白音希勒大队，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光辉照耀下，带领一家三代，苦战九昼夜，在干旱缺水的草原上打成了第一眼水井，解决了一个畜群点的缺水问题。这位老人被当地誉为草原上的“新愚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族人民，平时为社会主义事业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一旦到了革命需要的紧急关头，有的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抢救亲人解放军，有的为了抢救集体财产，就毫不迟疑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有个名叫阿谢凯的牧民和他的女儿萨尼亚，一九七〇年夏季，有一天，在放牧羊群时，突然遇到狂风和雹雪，阿谢凯父女奋力把惊散的羊群赶在一起，用双手扒出埋在雪里的羊，脱下身上的棉衣盖在羊身上，自己穿着贴身的衬衣继续抢救羊群。等到队里其他社员赶来时，他们已冻得脸色发青。大伙劝他们赶快回去，阿谢凯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管我们，救羊要紧。我们要用生命保护集体的羊群!”经过阿谢凯父女和大家的抢救，集体的羊群得救了，可是英雄的父女却牺牲了。阿谢凯父女的生命终止了，然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却象不灭的光焰永照人间;一个阿谢凯倒下去，千万个阿谢凯跟上来。这些迸发着共产主义思想火花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是我国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精神面貌巨大变化的生动写照。事实雄辩地证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是具有远大目光和高尚道德的人民。他们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勤奋劳动直至英勇献身的崇高革命精神，是对孔老二、林彪之流“唯上智下愚不移”、“群众落后论”等无耻谰言的有力驳斥。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文化教育战线取得巨大成绩

二十多年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等运动，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科学实验活动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迅速成长壮大，到处呈现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

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在苦难深重的旧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我国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根本谈不上进学校学文化的事。那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象西藏那么大的地方，竟连一所劳动人民的学校都没有。有些地方，即使有少量的学校，也是被剥削阶级占领，当作欺骗和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创造物质财富和人类文化的农奴们，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世世代代受苦难，祖祖辈辈睁眼瞎。社会主义制度为各族人民开辟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同样也享受到了渴望已久的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把学校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牧)亲自参加领导、管理、改造学校，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使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很大的发展。例如，西藏自治区，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才办起了第一所向劳动人民开门的小学。民主改革后，西藏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一九七五年，全区各类学校已有四千三百三十多所(其中包括一九七五年建立的西藏师范学院)，在校学生近二十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比自治区成立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一倍半以上。中专和中学的学生，增加近十三倍。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此，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这样。

各类民族学校都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立足革命，大胆实践，坚持开门办学，实行厂校挂钩、社校挂钩;学校本身也举办工厂或农场，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组织教学。专科以上各类院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从基层中选拔有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学生，学生学习期满后，仍然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关门读书，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状况，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培养造就了大批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网点分布不合理，某些偏远山村依然没有学校，再加上教学形式也不够灵活多样，因此，不利于适龄儿童入学，也不利于在校学生的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遵照毛主席关于“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的指示，除努力增加国家举办的小学之外，还发动广大群众因陋就简建立民办学校或实行半日制、早晚班或巡回教学，把学校办到帐篷、牧场和边远山村，使各族贫下中农(牧)子女就近入学，既有利于生产，又方便了群众，加快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步伐。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是个地势高寒，气候多变，条件艰苦的纯牧区。社员帐篷分散，平均每十平方公里不到两个人，队与队之间的距离也很远。根据这个情况，他们除国家办学之外，充分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把学校办到帐篷门口，实行半牧半读，学生跟群放牧时，教师就骑马跟群教学。为了照顾生产，还采取忙时少学，闲时多学的办法，做到学习、劳动两不误。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等地还创办了“马背牧读小学”，由教师骑马巡回教学。许多地区还因地制宜实行勤工俭学。根据自然条件和学生的年龄、体力条件，开展一些工、农、牧业生产活动，既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的优良品德，又可以为国家或集体增加财富，节约国家教育经费，减轻群众办学负担。上述措施，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牧)民的欢迎，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城镇，中学教育普及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

为了更好地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普及教育的同时，还根据农村、牧区三大革命运动实际需要，创办了许多新型的学校，或在大专院校中设置各种新的专业班。在这些学校和专业班里，有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需要设置的会计、电工、农机、师范、医疗卫生、畜牧兽医、农村广播及其他专业课。这种办法能在较短的时期里，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地区急需的革命和建设人材。此外，在全国不少大专院校里，都招收了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担负着培养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人材的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教育，包括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使广大农村、牧区和偏远山区都有了学校。有些在解放前还长期处在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也过上了有文化的生活。例如，解放前西藏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长期居住在深山密林之中，“刻木结绳作记事，花开鸟语为节令”，过着没有文化的生活。现在不仅有了小学生、中学生，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他们有的当记工员或会计，有的当教师或医生，等等。他们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成绩。

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

在旧社会，少数民族歌舞、戏剧等传统的艺术，被剥削阶级用来歌颂帝王将相、封建领主，成为毒害、麻醉人民的工具。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人民对各种艺术形式和传统音乐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由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坏，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革命文艺的种子在辽阔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根开花，出现了百花盛开春满园，万紫千红放异彩的繁荣景象。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个光辉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登上文艺舞台。千百年来由奴隶主、封建领主、王公、活佛、土司、头人等牛鬼蛇神统治文艺舞台的局面已经结束，工农兵英雄人物和草原儿女在文艺舞台上扬眉吐气、大显身手。革命样板戏的唱词在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扬回荡，革命样板戏描写的战斗故事已在农村、牧区家传户颂。

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少数民族的戏剧也不断进行改革，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地方剧种，包括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剧种都纷纷进行了移植革命样板戏的尝试。如新疆的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广西的壮剧《平原作战》、云南省的傣剧《沙家浜》;傣、白、景颇等族的文艺工作者，还分别使用傣族的赞哈调、白族的大本曲和景颇音乐，试验移植了革命样板戏的一些唱段。把革命样板戏塑造的英雄人物，从京剧舞台搬上少数民族文艺舞台，从而使各族人民更加喜闻乐见，进一步普及了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把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传给群众，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所宣扬的孔孟之道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

革命样板戏成为激励各族人民继续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学革命戏，做革命人”，已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越是艰险越向前”，成了鼓舞革命群众奋勇前进的战斗口号。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龙江风格”，已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了发扬。

革命样板戏，还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性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等创作活动的蓬勃发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文艺作品百花齐放，涌现了许多丰富多采的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文艺节目。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话剧团的独幕话剧《主课》，广西壮族自治区京剧团的《瑶山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剧《苍山红梅》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牧骑(意即红色宣传队)演出的许多剧目，等等，都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为了更好地发挥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深入农村、牧区和边远山村，为工农(牧)兵服务的文艺轻骑队。内蒙古的乌兰牧骑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乌兰牧骑从一九五七年诞生以来，一直保持“队伍短小精悍，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简单轻便”的特点。以演出革命文艺节目为主，又兼搞图片展览、幻灯宣传，辅导群众业余文艺活动，还因地制宜做多种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如代售图书，代邮书信，代修钟表、收音机，以及理发、治病、接生，等等。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少数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既传播了社会主义文化，又增强了民族团结。

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电影放映队迅速增长。放映队员们不辞辛劳，终年奔走在山村牧区的村村寨寨。使偏僻山村里的农民，茫茫草原上的牧民和边防哨卡的解放军指战员，能从银幕上受到社会主义教育。

合作医疗日益巩固 赤脚医生遍及村寨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健康。解放初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就立即派出巡回医疗队，深入到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免费医治对各族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输送医务工作者，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医药卫生人员;动员群众经常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党和政府还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器材、药品，帮助建立医院、防疫站和医药商店，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顽固地推行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因此，使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农村、牧区，尤其是一些高寒山区，偏僻村寨，缺医少药的现象严重存在，再加上“鬼神”、“天命”等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的毒害，神汉、巫婆骗钱害命的活动也时有发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等运动批判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批判了“鬼神”、“天命”、“死生有命”等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思想，各族人民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以改造世界的英雄气概开展卫生革命，使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族人民遵循毛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指示，创造了依靠集体力量与疾病作斗争的合作医疗制度，自力更生地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着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广大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牧)服务，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中西医相结合和勤俭办医，为不断巩固发展农村、牧区的合作医疗制度作出了成绩。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城镇医疗机构紧密配合，初步形成了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农村、牧区医疗卫生网。不少社队基本上做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社，初步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贫下中农(牧)想想过去“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的悲惨情景;看看现在“无病早预防，有病大家帮，医药送上门，健康有保障”的幸福生活，情不自禁地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务工作者，积极到农村、牧区安家落户，或者参加巡回医疗队，全心全意地为广大贫下中农(牧)防病治病，内地各省市和驻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医务工作者，带着毛主席、党中央对兄弟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不断地奔赴边疆地区，为贫下中农(牧)送医送药，抢救重危病人，医治疑难杂症，协助培养医务人员，培养赤脚医生，等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贫下中农(牧)革命精神鼓舞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各族医务人员中，出现了许多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贫下中农(牧)服务的动人事迹。例如，战斗在帕米尔高原上，并且以身殉职的共产主义战士、汉族医生杜洪亮，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杜洪亮是新疆非金属矿公司七〇六矿的医生，自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在卫生革命中，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并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位维吾尔族的老贫农说：“我们这里的高山，他都爬过;我们这里的冰河，他都趟过;我们的农户、毡房，他都进过。他是我们身边的医生，心上的人，他是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民族医药学也得到很大发展。民族医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医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有关单位还编辑出版了大量民族医药书籍，如《蒙药学》、《蒙古药学试用教材》、《维吾尔民族医常用复方制剂手册》、《西藏常用中草药手册》等等。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一些在解放前人口逐年下降的少数民族，现在人口大幅度增长，有些民族的人口成倍增长。据一九七三年统计，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比解放前增长了二点二七倍。解放前人口每年纯减千分之六点九，现在自然增长率达到千分之二十二以上。西藏民主改革前的一百多年间，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而民主改革后的十五年，人口就净增了三十多万。居住在西藏察隅县的僜人，解放前被三大领主诬为“野人”，赶进深山老林。西藏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把他们从濒临灭绝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让他们下山安家，帮助他们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免费医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口逐年增长。据一九七四年的统计，察隅的僜人比一九五〇年下山前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指示照耀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级体育机构得到健全，许多地区开办了体育学校和业余体育学校，并且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通过经常性的锻炼和比赛活动，普遍提高了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运动员的思想觉悟和运动技能。有的少数民族出身的运动员，还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国八名藏族登山运动员和一名汉族登山运动员，他们继一九六〇年我国三名登山运动员在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再次从北坡踏上了地球的最高点。特别是一名藏族女登山队员也胜利攀登顶峰。这是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女子登山运动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下，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广大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牧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展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少数民族地区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各族知识青年，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他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牧)再教育，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和贫下中农(牧)一起战天斗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进行科学实验、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和移风易俗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许多青年成了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斗争的能手，科学实验的尖兵。他们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改造了思想，大批优秀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些还被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人，正在农村、牧区的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广泛展开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少数民族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解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科学工作者和国家组织的专业队伍一起，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考察，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青藏高原考察队，对宜农荒地、森林、水利开发，以及有关水稻、冬小麦、茶树等栽培的范围、品种、技术措施等，作了调查研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为青藏高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牧业生产，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立了科学实验机构，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在农业区设立了研究各种农作物的综合或专业科学试验站，在牧业区建立了良种繁育场。在农村、牧区还建立了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科学实验网。在一些主要河流和水利工程上，设有水文站。在盐碱土壤地区，设立了土壤试验站。在渺无人烟的大沙漠边缘和受风沙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设立了改造沙漠的治沙站。此外，还普遍地建立了气象站，等等。一支以贫下中农(牧)为主体的科学实验大军，遍布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牧区。

广大贫下中农，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改土造田，治山引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革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取得农业增产的新经验。西藏广大翻身农奴和驻西藏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同西藏自治区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一起，在西藏高原试种冬小麦成功，并取得连年大面积丰收的好成绩，小面积亩产达一千六百十斤。吉林省朝鲜族的一个老贫农，通过八年多的试验，利用水稻同玉米进行远缘杂交，培育出了一种具有穗大、粒大、抗旱能力强的“玉米稻”。原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某团军垦战士，发扬南泥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断摸索棉花高产规律，在被人们认为“棉花禁区”的准葛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试种棉花成功，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九年中，全团棉花产量连年上《纲要》，其中有七年每年亩产皮棉都在一百斤以上。

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在牧业战线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广大贫下中牧解放思想，坚持自力更生，大搞群众运动，积极进行牲畜的杂交和土种选育，大大加快了改良畜种的速度。如青海省的海晏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群众性的培育杂种羊的科研活动蓬勃发展，到一九七三年，在短短七年多时间里，共育成杂种羊十五万三千多只，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时间缩短了一半，效果却提高了十四倍以上。在兽疫防治工作方面，实行群防群治，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一些严重的牲畜疫病，如口蹄疫、鼻疽病、布病等，都已被控制。

科学实验活动，推动着生产的发展，并且不断开拓着人们的思想境界，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大的自由。被压抑了千百年的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正以磅礴的气势迸发出来。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欣欣向荣

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建国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更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加蓬勃地发展。

大寨花开 山村巨变

解放以后，我国各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金光大道。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为各族人民指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少数民族广大农、牧民以大寨为榜样，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走大寨道路，学大寨榜样”的战斗口号，日益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英雄气概，为重新安排山河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到处出现千村万寨修梯田，千军万马战山川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不断地出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迅猛地向前发展。

在农业战线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批粮食产量上《纲要》或过“黄河”、跨“长江”的丰产单位与丰产地区。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全区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百分之七十的农田分布在海拔三千到四千一百米之间的河谷地带。那里无霜期短，气候多变，土壤条件复杂，自然灾害多，世世代代基本上没有越冬作物。这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被有的人看成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然而，打碎了封建农奴制度枷锁的百万翻身农奴，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大力开展科学种田，改革耕作制度，大面积种植冬小麦获得成功，并连续夺取大面积、大幅度增产。一九七三年全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增产，五个县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一九七四年又有几个县跨入这个先进行列，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全区三十二万克(一克相当于一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达到四百斤以上，还出现了亩产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一九七五年，全区五十七个农业县和半农半牧县，已有两个过“黄河”，八个上《纲要》，十二个县平均每人生产粮食超过千斤。这个巨大的变化，有力地驳斥了帝、修、反和达赖叛国集团诬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无耻谰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粮食生产获得连年丰收，增产的幅度不断上升。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全区增产的粮食总数超过前十六年的增产总和。这个自治区的南宁地区增产的幅度更大。一九四九年南宁地区年产粮食仅十二亿二千万斤，到一九六九年，达到二十四亿四千万斤，一九七三年，又提高到三十六亿四千多万斤。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四年的增长速度，等于过去二十年的增长速度。粮食的大幅度连年增产，从根本上改变了粮食生产的落后面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一九六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结束了吃调进粮的历史，并且越来越多地向国家提供商品粮。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一向比较后进。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人们形容西北那种古老落后的农业生产自然面貌是“秦朝的地块汉朝的渠，唐朝的地埂宋朝的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如今，从甘肃的河西走廊到陇东的黄土高原，从宁夏北部黄灌区到南部的干旱山区，千百万亩农田展现出一幅崭新的面貌。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不断扩大，粮食增产的幅度也逐年上升，许多地方不仅粮食自给，摘掉了“吃供应”的帽子，而且还向国家提供商品粮。

到一九七四年为止，甘肃省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的县有二十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九个县、市、旗也个个增产。这个自治区第一个过“长江”的吴忠县，解放前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年年增产。一九七一年单产过“黄河”，亩产七百零八斤。一九七三年跨“长江”，亩产八百零九斤。一九七四年上九百，出现全县持续均衡增产的大好局面。一九七四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三千六百万斤，是一九七〇年的四倍，比一九四九年刚解放时全县粮食产量的总和还多七百万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建国以来，依靠社会主义的集体力量开垦了大量的宜农荒地，并且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制服风沙干旱，实行科学种田，农业生产也获得连年丰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七四年的粮食产量和一九四九年相比，增长了两倍半。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七四年在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后，农业产量还比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在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形成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粮、棉、油、麻、丝、茶、烟、菜、果、药、杂全面发展的大好局面。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日益增多，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也日益改善。我们可以看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公社的变化。二十多年前，这个地方的贫下中农，收到毛主席亲笔回信，毛主席在信中说，希望他们在获得土地改革胜利以后，“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现在，截至一九七三年为止，这个地处帕米尔高原下的喀什噶尔河畔的公社，已把大部分农田建成旱涝保收田。昔日贫穷荒凉的帕哈太克里，如今成为盛产水稻、小麦、棉花及瓜果的社会主义新绿洲。仅十一、十二大队(原帕哈太克里乡)的粮食总产量就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四倍多，各种牲口增加三倍多，拥有集体果园一百六十亩、瓜田菜地二百亩，公共积累达到十三万元，储备粮三十五万斤，还添置了拖拉机、电动脱粒机等许多大中型农机具，大部分土地实现了机耕。随着生产的发展，维吾尔族贫下中农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许多人家都买了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不少家庭装上了广播喇叭。公社大队有医务所，生产队有赤脚医生，百分之九十七的适龄儿童入了学，还有不少贫下中农的子女上了大学。毛主席二十多年前亲笔写下的希望，如今正在变成美好的现实。帕哈太克里的发展进步，正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草原换装 六畜兴旺

我国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有广阔的草原，是优良的天然牧场，有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就是以牧业为主的。但是，解放前，广大牧民受着牧主、王公、活佛、土司、头人的残酷压迫，还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逐水草而牧，逐水草而居，生产十分落后，生活十分困苦，畜牧业逐渐衰败。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牧民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使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克服了单一经营、靠天养畜等旧思想习惯，进一步贯彻牧区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方针，落实党的牧业政策，调动了广大牧(农)民为革命养畜的积极性，促进了牧业的新发展。

牧区广大贫下中牧，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搞植树造林、封滩育草、治沙引水的牧区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大大改变了牧区许多地方过去“黄沙滚滚半天来，一半草场沙里埋”的局面，出现了水草并茂，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发展的新面貌。在牧区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中，涌现了大批牧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事迹。内蒙古乌审旗乌审召公社就是全国闻名的“牧区大寨”。这个处在毛乌素沙漠中心，风沙干旱十分严重的牧区公社，为了从根本上治理流沙，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大规模造林育草。如今，沙漠上的树木，一片连着一片，饲草饲料基地内，粮草并茂，渠水淙淙，沙漠变成绿洲，昔日荒漠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这个公社在建设草原的实践中还创造了“草库伦”的形式，为科学养畜，有计划地轮牧创造了条件。“草库伦”就是用土墙柳笆、铁丝网把一块草场围起来，在里面种植优良牧草，封滩育草，更新天然草场;栽树，建立苗圃;建设高产稳产饲料基地，种植粮草兼收作物;兴修水利，治理沙丘。这个公社星罗棋布的“草库伦”形成了一个个草原建设网，把放牧、打草和饲料基地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又起到改造自然的作用，大大增强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一九七二年牲畜头数达到十万零三千头，比解放初期增长五倍多，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八。象乌审召这样的“牧区大寨”在各个牧业地区不断涌现，促进牧业生产蓬勃发展。

新疆牧区，在大步前进。截至一九七五年为止，牲畜的总头数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多。

青藏牧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一九七三年的统计，青海省各牧区已种植各种多年生牧草近二十万亩，建立饲草饲料基地二十三万多亩。打井五百四十多眼，挖蓄水池三百多个，修水渠一千一百八十九条，总长一千多公里。这些水利工程，灌溉草原一百九十五万四千多亩，扩大草原利用面积四百二十万亩。草原建设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二年，各类牲畜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牧业学大寨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西藏牧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例如，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牧业公社、牧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那曲县红旗人民公社，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战，到一九七二年底，全社各类牲畜圈存数达到三万六千二百四十四头，比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时纯增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五，比办社时纯增百分之五十六点九。建立人民公社较晚的日喀则地区萨噶县加加人民公社，战胜连年自然灾害，全社牲畜也纯增百分之七十五，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

在大寨精神鼓舞下，牧区人民公社大搞草原基本建设，牧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各项事业相应发展，牧民的生活也逐步改善。仍以西藏那曲县红旗人民公社为例。这个公社，现在有铁工组、木工组、缝纫组和供销社。随着生产的发展，给国家提供的畜产品越来越多。酥油、肉类等主要畜产品，年年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六年中这个公社向国家交售酥油二万四千五百多斤，羊毛十三万多斤，皮子二千六百八十多张和大量的肉食和羊绒等。社员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一九七二年，社员平均收入比一九六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大多数社员储备有酥油和奶渣，许多户还有存款。牧业生产的发展，给牧民们带来的生活改善，最为突出的还是定居。民主改革前，全乡只有九间房屋，全被剥削阶级占有，牧民们长期过着缺吃少穿无定居的游牧生活，一年到头只能蜷缩在破烂不堪的帐篷里。现在，依靠集体力量，修起房屋二百三十多间，绝大部分社员住进了新房，实现了定居。其他牧区，牧业人民公社，和红旗人民公社一样，随着生产的发展，也都逐步实行定居放牧。广大牧民，陆续住进了镶有玻璃的新房，从而结束了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现在，牧民放牧归来，把畜群赶进电灯通明的村落旁边的圈棚里，走进宽敞明亮的新屋休息过后，可以去生产队图书室看书看报，也可以去政治夜校学习理论、学习文化，感到无限幸福。抚今追昔，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对比解放前饥寒交迫的悲惨岁月，各族牧民满怀深情地唱道：

大海再深也有底，

草原再宽也有边，

毛主席的恩情啊，

千歌万曲唱不完。

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植树造林，扩大绿化地带，能够保持水土，改良气候，促进农业和牧业的发展，还可以改善环境。同时，木材又是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要在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少数民族地区，在农、林、牧三者相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浩如烟海的天然森林资源，并且有营造人工森林的良好自然条件。可是，在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非但不提倡植树造林，对天然森林资源也恣意破坏，滥肆盗伐，再加火灾迭起，人畜践踏，许多青山变成秃岭，绿洲被沙漠侵蚀，致使水源日渐枯竭，农田、牧场荒芜。解放后，广大林业职工和农、牧民，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林业政策，为发展林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林业战线的各族职工和广大贫下中农(牧)，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林业建设的罪行，坚决贯彻农、林、牧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山、水、林、田综合治理，大搞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改善了农、牧业生产的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遇到严重水旱灾害的情况下，仍然夺得粮食丰产，除其他条件外，林业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地处火焰山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风大、沙多、干旱，素有“火洲”和“风库”之称。当地年降雨量只有十六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三千毫米以上，夏季酷热，气温最高可达到摄氏四十七、八度。每年春夏之间还有多次八级以上的狂风，常常把田地变成沙原，把村庄荡为废墟。位于这一地区的我国历史上曾经繁华一时的汉代交河古城和唐代高昌古国，都是在风沙和干旱中沦为历史遗迹的。在神话故事中，火焰山更被描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唐代诗人岑参描写它是“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族人民，抓大事，促大干;以大干，促大变，终于把“火洲”变成了“绿洲”。被誉为“火洲大寨”的吐鲁番县五星人民公社，由于风沙干旱为害，一九六三年以前粮食一直不能自给。一九六四年，这个公社广大干部和社员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了四十万个人工，移沙填土一百万立方米，造林四千多亩，植树四百五十万株，栽成了三百多里长的防风林带和护田林带，基本上控制了风沙灾害。此外，他们还修水渠、打机井、修坎儿井，全公社七万多亩耕地，已有四万多亩建成为旱来能抗，沙来能挡，风来能防的高产稳产田。全公社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七三年粮食单产达到五百三十四斤，较一九六三年增长近一点三倍;皮棉单产一百斤，较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这个昔日风起黄沙滚的荒凉地方，如今已成稻谷飘香、牛羊成群、瓜果满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各少数民族地区还因地制宜栽种果树、薪炭林和其他经济林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以及解决群众的烧柴问题。广大社员、机关、学校、部队，在宅旁、渠旁、路旁种植各种林木。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不断改变着山区的自然面貌。过去树木稀少、气候干旱的戈壁沙滩和高原严寒地带，现在都建立起许多郁郁葱葱的防护林带或人工森林，出现了许多绿树成荫、桃李争艳的园林式的新山村和新城镇。

工业发展 交通发达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在极端反动的旧社会里，各种自然资源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严重阻碍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交通陷于极端落后的境地。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关山阻隔的拉萨，解放前，除了仅有十余人的打铁炉之外，根本没有现代工业。即使同内地联系比较方便的广西南宁，也只有印刷、火柴和水、电四家破烂的小厂，被人们形容为“一根火柴，半截烟囱”，连一根铁钉、一张草纸，都得从别地运来。其他几个地区的中心城镇，也同样如此。少数民族地区的铁路很少。公路也很少。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山川纵横，交通阻隔，人们长期以来，只好依靠一双肩膀两条腿，穿林海、“攀天梯”、“过溜索”来背运东西，传递信息。工业、交通的这种落后状况，严重地阻碍着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解放初期，根据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国家即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交通建设投放大量资金，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事业更加一日千里地飞跃发展。

呼和浩特、南宁、拉萨、乌鲁木齐、银川等城市，建国以来，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都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工业。如今，这些城市不但是自治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名副其实地成为自治区的经济中心。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青海省西宁市和云南省昆明市，也大规模兴建了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成为青海和云南两省各族人民的经济中心。此外，国家还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的柴达木等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规模宏伟的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石油等工业基地。这些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城市，以及国家在这些地区兴建的现代化工业企业，成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的骨干力量。

遵照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坚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现代化的大型工业企业外，还创建了基本上是土法生产的小型厂矿，如小钢铁厂、小煤窑、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机械厂等。地方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更好地为农(牧)业生产服务，而且还能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二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钢铁、煤炭、石油、电力等现代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具有不同特点的轻工业、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工业还是一张白纸的西藏，现在全自治区已经建立了电力、燃料、化工、机械、采矿、建筑、森林、食品、火柴、纺织、造纸、印刷、皮革、纸张等数百个中小型厂矿，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七五年全区工业总产值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将近三倍。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七四年工业总产值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二点四八倍。解放前只有几个破烂不堪的小工厂和一些手工作坊的新疆，现在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二十多倍。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如今也迅速发展起冶金、煤炭、电力、机床、化肥、农机、纺织等现代工业。我国西部的青海高原，如今工业也初具规模，煤炭、冶金、化工、石油和轻工业等都有所增长，并且已经生产出“青海湖”牌的汽车。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也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巨大变化。凉山，在解放前，莫说办工业，就是工业品也很少看到。如今，全州办起了上百座工厂和矿山，能够生产磨面机、脱粒机、粉碎机和小型发电机等。其中小型发电机，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还深受国外欢迎，现已部分出口外销。

社会主义制度在把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矿藏和各种物产开发出来的同时，也把取之不尽的水利资源逐渐利用起来，发展电力工业，为农业提供灌溉之便，为工业提供巨大的动力。

解放前，甘肃全省的发电量，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先后建立了火力发电厂和中小型水电站，特别是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发电能力更上一层楼。现在甘肃省一天的发电量，差不多等于一九四九年这个省全年发电量的五倍。宁夏回族自治区，解放前只有一个二十多人的电灯公司，一台几十瓩的单缸煤气发电机。现在，规模巨大的青铜峡水电站早已发电。全区从平原到山区，从沙漠到草原，还有不少水力或火力发电站和变电所。全区拥有的发电装机容量比自治区成立前的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百一十九倍。高压输电线路总长达六千公里，发电量逐年增加。宁夏黄河灌区百分之九十五的生产队通了电。

此外，还有大量中、小型水电站遍布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农村和草原牧区。例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以后全州新建了大量小型水电站，使全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公社用上了电。解放前从来没有见过电灯，甚至油灯也很少用的凉山彝族人民，如今满怀喜悦地用上了电灯，并且兴高采烈地办工厂、开矿山、打机井、建抽水站，等等。工农(牧)业生产如虎添翼，飞跃前进。

电力工业的大发展，促进了工业和农(牧)业的发展，过去没有工业的偏僻山村，现在有了新兴工业。许多过去是“山上和尚头，沟里没水流，一雨便成灾，人人都发愁”的地方，如今一个个都变成了米粮川、幸福村。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平原，自从青铜峡水利工程建成以来，更如锦上添花，变得格外富饶而又美丽。

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农(牧)业机械化的进程。如今无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阔的土地上，还是在浩瀚的内蒙古草原上，甚至在苗家山寨和彝族人民聚居的凉山的梯田上，都回响着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马达的轰鸣声。在旧社会，那种骑在马上撒种子、木棍戳洞种谷子等等落后的耕作方法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千百年来一直靠手工操作的粮食、饲草、饲料和乳品的加工，以及打草、搂草、剪毛等工作，也逐渐被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所代替。

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解放后，国家拨付大量资金、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在少数民族地区修筑了许多铁路干线。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都有铁路贯通境内，并和其他省(区)相联结。如贯穿内蒙古全境的集二线;联结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的兰青线、兰新线和包兰线;联结西南地区和中南地区的有成昆线、黔桂线、贵昆线、川黔线等。这些干线条条通向祖国的首都——北京。

公路交通更是四通八达。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只有少数破烂汽车和很少几条短程的简陋公路，多半还是时通时阻，不能正常通车。解放后，在毛主席“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指示指引下，实行国家投资筑路和发动群众自建公路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公路交通的面貌日新月异。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宁夏，全区仅有一千余公里长的公路，将近一半的县、旗没有公路。解放以来到一九七四年为止，全区新建公路三千多公里，改建公路五百多公里，现有公路通车里程比解放初期增加三倍多。当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六盘山区，有三个县过去从来没有公路。一九六八年，三个县都通了公路，并且还和邻近省(区)沟通了联系。过去六盘山“道路险阻”、“交通梗塞”的历史，今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公路建设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其中西藏地区的变化尤为突出。

解放前，西藏和内地的交通阻隔十分严重。那时，从拉萨到现在四川雅安，用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严重阻碍藏族同胞和祖国内地的联系。解放后，修筑了川藏、青藏和新藏三条公路干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修筑了滇藏公路，这是加强西藏和内地联系的又一条公路干线。这些公路的建成，大大加强了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联系。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公路交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前，在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里公路，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帝国主义和中外反动派曾经断言，西藏高原建不成公路，建成了也不能通车。但是，现在这些断言已成了历史的笑话。如今，一条条公路穿越云山雪岭，一座座桥梁横跨湍急江河，西藏已初步建成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据统计，目前全区已有公路九十一条，总长达一万五千八百多公里。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等著名的江河上都架起了现代化的桥梁。这个密布在万里高原上的公路交通网，把西藏和邻近的四川、青海、云南、新疆等省(自治区)紧密联系起来。在自治区内，东起金沙江畔，西到孔雀河边，北起藏北草原，南到喜马拉雅山麓，百分之九十七的县和绝大部分县辖区也都通了车。

建国以来，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数量众多的河流，大力进行疏浚和开凿，不断延伸通航里程。水系素来发达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解放以后，以梧州为中心的内河航运日益繁荣。流经少数民族地区的黄河，在旧中国，历来都是桀骜不驯，害多利少;现在，不仅驯服地被用来发电灌溉，而且已有数处通航。向以激流险滩而著称于世的“天险”乌江、金沙江、澜沧江等著名河流，也都早已部分通航，而且通航里程逐年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事业现代化的另一标志，是民用航空事业的飞跃发展。现在从内蒙古的阿巴哈纳尔到广东的海口、湛江;从新疆的和田、伊宁、喀什到云南的保山、思茅、丽江都有民用航空飞机通航。一九五六年，我国航空人员又突破“空中禁区”，把民航机降落到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的拉萨机场。现在从成都和兰州到达拉萨均有飞机通航。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幅员广大，地势复杂。在那些近代化交通工具暂时无法达到的地方，还因地制宜组织牛、马、骡、骆驼等畜力运输，作为现代交通运输的辅助力量。这些运输力量，穿行在海拔数千公尺的高原山区，跨越无数深川峡谷，往来于群山峻岭之中，和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紧密配合，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阻隔的落后面貌。纵横交错的交通线，宛如遍布祖国全身的脉管，使边疆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和祖国的心脏——北京紧密相联，使各族人民的交往愈益密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方便条件，加强了工业和农(牧)业的相互支援，促进了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种交通线路，伸展到祖国边塞要地和各个哨所，更加强了我国的国防。

随着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我国各少数民族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迅速成长。据一九七三年的不完全统计，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等四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工人，已达四十三万多人。解放前，西藏只有为数很少的铁匠、铜匠，民主改革后，大批翻身农奴参加了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煤炭、纺织等几十种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解放前，现在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工人也没有，现在已经有了四千多名彝族工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工人，已由刚解放时的几百人发展到三万三千多人。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等，如今已有了一批操纵高炉、钻塔和驾驭机器的能手。解放初期还在用木棒、石斧进行耕作的佤、傈僳、景颇等民族，现在也有了能够制造农业机械的技术工人。居住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畔的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赫哲族，也有了本民族的电气、建筑等技术工人。在交通运输战线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铁路职工和养护、修建公路的技术工人。成昆铁路线上就有彝、傈僳、纳西、阿昌、普米、傣、白、回等少数民族的近千名第一代铁路职工。西藏自治区公路部门，藏族职工已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各少数民族工人在工业、交通战线上，同汉族工人兄弟团结一起，互相学习，共同战斗，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工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一批一批地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成为工矿企业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商业繁荣 市场兴旺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有了很大发展。解放初期，党和国家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国营贸易机构，发展民族贸易，打击不法商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加强了对市场的领导，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商业占领了农村和牧区的市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商业战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购销店、流动服务的商店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商业战线各族职工，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成立了由贫下中农(牧)代表、商业职工和基层干部参加的“三结合”贫下中农(牧)管理农村、牧区商业工作委员会。把农村、牧区的商业置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牧)监督管理之下，不断清除刘少奇、林彪的“业务第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流毒，坚持社会主义商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为工农(牧)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在商品流通领域里，发挥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积极作用。

各族商业职工，根据农村、牧区人民公社或生产队发展集体生产的实际需要，及时提供各种工具、农药、化肥、种子、饲料、粮食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帮助工业特别是直接为农业、牧业服务的地方工业组织供应各种设备和原料、材料。并经常反映产品供销和使用情况，帮助工业部门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生产成本，发挥其沟通工、农(牧)业生产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各族商业职工，不仅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积极做好供销工作，而且还直接参与基层的生产规划。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结合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帮助社、队因地制宜制定生产规划，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营。并且帮助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决优良牲畜、家禽品种，解决各种经济林木的树苗和药材籽实，帮助解决饲养管理和栽培、采集、加工技术，积极扶持社、队搞好多种经营。例如，云南省是人所共知的药材之乡，商业部门的各族职工，通过认真看书学习，分清了路线是非，帮助社、队正确处理粮食和药材的关系，建立药材种植基地，做到计划、土地、种子三落实。为了提高种植技术和充分利用野生资源，商业部门还会同医药公司举办药材训练班，提高社、队种植人员、采制人员和基层收购人员的技术水平。由于各族商业职工的积极努力，全省药材种植面积和药材收购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既满足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需要，又为集体增加了资金积累，也增加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收入。

为了更好地和城乡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商业战线的各族职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搞好供销工作。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农(牧)副产品的收购和人民群众日用工业品的供应搞不好，投机倒把分子就会钻空子，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会抬头。为了削弱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各族商业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收购到队，送货上门，把农副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收购上来，支援城市，支援工业，把工业品和人民生活用品包括各少数民族的特需商品，送到广大农村、牧区，支援了农牧业集体生产，方便了群众生活，堵塞了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孔道。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商业职工还同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旧传统、旧习惯作斗争。每当发现有人为婚丧喜事而铺张浪费的时候，他们就加以说服教育，劝阻那些不正当的消费，制止“四旧”歪风复活。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收入也逐年提高。特别是国家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产品规定了有利于少数民族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价格政策。如适当提高农(牧)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适当降低某些工业品的销售价格，这就大大提高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实际收入。这种变化，仅从下列内蒙古自治区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比较表，即可见一斑。

生产决定流通，流通促进生产。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生产发展，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物价稳定的大好局面。农(牧)副产品收购总值，逐年上升，商品零售额也大幅度增长。各族人民喜爱的花布、条绒、绸缎、茶、糖、收音机、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等，销售额增长的幅度更大。人民的存款数额也年年增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

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更加坚定了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景颇族翻身的贫下中农说得好：“摸过夜路的人，最感灯光明亮;度过严寒的人，最觉太阳温暖;翻身农奴最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最懂得新社会的幸福。”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美好现实，鼓舞着人们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进一步加深了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各族人民经常用不同的语言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独龙族人民说：“高黎贡山的映山红，靠的是阳光雨露滋润;独龙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全靠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成就，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实践，使各族人民懂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明的方向前进，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更加鼓舞着各族人民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以飞跃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少数民族广大干部和群众，决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们说得好：“我们不能骑在马上看自己，要站在雪山顶上望全球。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要象攀登雪山那样，永远把脚印留在后面。”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它表达了各族人民万里征途不歇脚的钢铁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