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与资本》二、14. 反对工作的斗争!

最后,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劳动那双重的、分裂的以及自我对立的性质。但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而是包含在资本内部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两重性在于它同时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劳动和劳动力、使用价值和生产性劳动、资本和非资本——也就是说,既作为资本又作为工人阶级而存在。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分裂已经是一种对立。而对立总是斗争。但斗争还不是组织。劳动和劳动力在工人阶级内部被客观地分裂是不够的:事实上,这恰恰是它们在资本内部呈现为统一的方式。它们必须通过一种主观行动被分裂: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成为建立一种替代性权力形式的手段。诚然,分离、分隔、分裂,是这个社会中的正常关系。但同样真实的是,资本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够把被分裂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种力量支撑了它的历史,并将成为它未来残存部分的基础。资本只能通过将工人阶级保留在其内部并与之对抗来生存,并且在此基础上,它将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强加给社会。因此,必须找到能够阻碍这种统一的焦点,在这个焦点上,阻断综合机制成为可能,将对立的两极强行分离到破裂点乃至更远。而这个焦点就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就像工人阶级存在于资本内部一样。这个焦点恰恰是工人阶级与其自身的分离,与工作的分离,从而也是与资本的分离。它是政治力量与经济战略的分离。我们需要谈论的不仅仅是分裂和分离:需要的是斗争、反抗、对立。为了与资本作斗争,工人阶级必须与作为资本的自身作斗争。这不是工人们矛盾的顶点,而是资本家矛盾的顶点,有必要扩大并组织这种矛盾。资本主义系统将不再运转,资本的计划将开始退却,这不是作为社会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革命过程。工人阶级反对工作的斗争,工人反对自己作为雇佣劳动者状况的斗争,劳动力拒绝成为劳动,工人阶级大规模拒绝劳动力被使用:马克思的分析首先在劳动性质中发现的最初的分裂-对立,在这里经过研究的战术之后,正是在这些术语中被战略性地重新提出。因此,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被发现是工人阶级的双重性质——双重且同时分裂,分裂且同时与自身对立,与自身对立且同时与自身斗争。我们应该明白,所有伟大的组织问题及其在重新发现阶级与政党之间有机关系中的解决方案的巨大政治复杂性的基础,全都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之中。随着工人阶级成长为一支统治力量,这种关系变成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未解决问题。从今以后,无论是经过精心打磨的理论武器,还是日常实践中较为迟钝的物质武器,都应恰好瞄准这一焦点。在这里,也不需要发明更多东西了。
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当代工人阶级斗争形式,在其自发性的丰富内容中,全都带有反对工作的斗争这一口号,以此作为打击资本的唯一可能手段。再次重申,政党表现为对阶级内部已经存在、但单靠阶级无法成功组织起来的事物的组织。今天的工人没有谁准备承认资本之外的工作的存在。工作等于剥削: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逻辑前提和历史结果。从这里开始,没有回头路。工人对“工作的尊严”不感兴趣;她完全可以把“生产者的骄傲”留给老板。事实上,现在只剩下老板在颂扬工作了。诚然,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这种意识形态仍有一席之地,但在工人阶级本身内部却没有。今天,工人阶级只需审视自身就能理解资本。它只需与自身作斗争就能摧毁资本。它必须承认自己是一股政治力量,并否定自己是一种生产力。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斗争本身的那一刻:在罢工期间,“生产者”立即被认定为阶级敌人。劳动作为敌人与工人阶级对立——这不仅是对抗的出发点,也是其组织的出发点。如果工人的异化有任何意义,那么其本质是高度革命性的。对异化的组织:这是党必须强加于工人阶级自发性的必由之路。目标再次是拒绝,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它变成了积极的和集体的,一种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拒绝。因此,现在工人阶级组织的直接任务就是克服被动性。这在一个条件下是可能的:这种被动性被认识到是工人阶级一种初级的、自发的拒绝形式。因为大规模的被动性总是伴随着工人的政治失败而来,这要归咎于他们的官方组织,或者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即对社会生产力的占有)向前飞跃之后。每个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导致工人阶级被动性的这两个客观前提已经结合在了一起。事实上,它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资本绝对的专制权力。当资本在国际层面上征服整个社会并变得社会化时,赋予工人阶级运动管理国家社会利益的政治角色的想法,冒着历史性自杀的风险。结果就是打断了从1848年和1871年到1917年分阶段推进的革命进程。从1917年起,革命的编年史就带上了工人阶级失败的印记。此时是什么介入阻碍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什么阻止了该进程达到其预期的最终目标?我们看得越深,就越会发现被动性一直是阻碍所有未来革命可能性的最强大障碍。事实是,工人阶级大规模拒绝将自己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这已经代表了一种退出的决定,一种反对社会利益的立场。因此,表现为工人阶级融入系统的现象,实际上并不代表放弃反对资本的斗争;相反,它表明拒绝在特定的政治界限之外、在固定的防御警戒线之外发展和稳定资本,而从这条警戒线就可以发动侵略性的突击。如果工人阶级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官方工人运动找到单一的回应,那么唯一可能的回应就是一种基于自发被动性的完全属于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的特殊形式。换言之,一种没有组织的组织,意味着不受资产阶级制度化约束的工人阶级组织。结果就是产生了只有从工人阶级观点出发才有可能出现的组织奇迹之一,就像列宁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不再被视为工人国家的中间形式,而是被视为工人阶级政党初步形式的组织。今天,无论是在实践经验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党的基本纲领都必须架设在政治的虚空之上。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直接阶级斗争的决定性阵地上已经奠定了巨大的基础,标明了攻势必须从哪里开始,必须达到哪里。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被动不合作和对其权力的积极政治拒绝,是这一突破的起点和终点。革命进程的开启完全在这一点之外;在这一边则是当前为革命建立组织的所有问题。我们需要组织的战术才能达到拒绝的战略。正是在这里,在中间地带,我们需要不断地将唯一能够把阶级敌人降为从属力量的颠覆性武器对准他:即威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中拒绝向他提供工人阶级的调解。工人阶级绝不能再哪怕是以自身要求的形式来承担资本的需求;它必须迫使资本家阶级提出自己的客观需求,然后在主观上拒绝它们;迫使老板们去乞求,这样工人们就能用一个积极的、有组织的“不”来回答。今天,这是克服工人阶级被动性的唯一可能途径,在深化其目前否定和反叛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推翻这种被动性目前采取的自发形式。工人们对资本家最初要求的第一个有组织的“不”,将作为全面战争的宣言爆发,成为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历史召唤,即古老革命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现代形式。没有最大程度的暴力,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在过去所有的剧变中,生产活动的类型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始终只是一个生产活动分配的问题,即将劳动重新分配给新的人群。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或者正如我们今天可以开始说的那样,简单地称之为革命——当今工人阶级唯一合理的最低纲领——才首次挑战了迄今为止存在的所有生产活动。这一挑战将废除工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将废除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废除工作与对资本的暴力摧毁是同一回事。那么,作为“人类存在的第一需要”(马克思)的劳动又将如何呢?也许最好把它从共产主义的未来前景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中——让资本家去做,而不是让工人去做。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与马克思对质,工人阶级的观点将得出一种弑父的结论?这是一个我们尚不能回答的问题。此处提出研究的继续,将对解决这个问题及其引发的所有其他问题起决定性作用。没有预先给定的解决方案。再次重申,一切都有待去完成。为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整个过程中最晦涩的方面——直到我们达到能够区分自马克思以来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事情的那个点。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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