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与资本》二、10. 作为口号的劳动价值论

这是战略翻转的决定性一环。目前，它还不会在“实地”研究中启动自身。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片沙漠中，它还没有直接播下任何种子的可能。这不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东西。只有在这一新战略准则的战术指导下所进行的具有威望的政治经验，才能一劳永逸地炸开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硬壳，炸开只接受对立阵营所提出之创新的传统中被动服从的硬壳，而几十年来工人阶级的观点就一直被埋葬在这种硬壳之下。只有产生这种实践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再生产的新力量，才能把理论重建的工作、科学建模的劳动进行到底。我们不应该相信相反的情况是可能的。仅仅揭示斗争进程的新可能性，并不能改变斗争在其中展开的现实条件。但是，当我们根据新观点真正改变这些条件时，这就在未来也带来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同样，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穿过一扇窄门。工人阶级的观点每前进一步，都会发现它必须通过实践的例子来证明它在理论上所提出的东西;从其本性来说，它发现它必须把政治置于科学之前。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科学永远不会以一种内部完整的形式把自己呈现给“学者”。作为科学的工人阶级观点已经是一个矛盾了。如果要使它不再是一个矛盾，它就必须超越科学，换句话说，必须是对现象的有意识的把握或是预测现象的手段。它必须是革命，一个夺取现实并翻转现实的实际过程。百年之后，经济学家继续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经济学错误，历史学家发现历史学错误，政治家发现政治学错误等等，这丝毫不奇怪——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正常，是因为从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传统政治家的观点来看，这些彻头彻尾都是错误。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问过自己，他们是否真的能从他们的观点、从他们学科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如果马克思的著作被还原为学说史上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个人确实可以以一种或多或少精致的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各行其道。但是，如果这部著作本身被视为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实践契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那么重要的是在一种单一的、粗糙的意义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即成为工人阶级一边的革命战士。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明白，这在客观的科学领域会产生重大的后果。那么，我们应该接受我们在从事地下工作，在地下，在一个与公认的科学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工作。因此，通常不可能进行同类比较。我们要求被当作学者鄙视的权利，要求被学者鄙视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研究、学习、科学必须自觉地选择承担被孤立的荣誉。这是为阶级运动提供对他们如此需要的、具有侵略性的对抗力量之清晰理解的唯一途径。这使工人恢复了马克思恰当地向他们指出的、作为不可避免之选择的东西：“成为一种征服力量的荣誉”。¹如果我们今天提议翻转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优先性，开始把资本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种职能，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作是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一个契机，从而通过研究打破和翻转工人阶级运动从属的历史，以便在实践中恢复把资本自身的运动强加给资本的可能性，那会怎样呢?所有这一切在方法论上与马克思本人所做的并无二致，当时他接受了劳动价值规律并对其进行解释、使其完善并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并不完全是他分析的目标，而是他所在阶级斗争的总体目标之一。发现劳动价值规律的并非马克思。他发现它在他那个时代的现有思想中已经基本完善了。但虽然这确实是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这恰恰是工业资产阶级中先进部分的思想，它在与过去残存势力的生死斗争中，有意现实地将其自身的理论表现为经济关系的“科学存在”。在那时，仅仅是面对事实就已经是对旧平衡的打破。此外，恰恰是这个真理使得与这种资产阶级科学发生关系变得具有生产性。而这门科学试图以最粗暴的方式引起政治关注的真理——有充分的理由——是新的、同时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劳动价值、劳动资本现实的结。因此，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不是要相信这样一个历史错觉：当资产阶级处于革命时期时，它不害怕说出真理，而它越是反动就越不诚实;它掌权前是好的，掌权后就变坏了。这些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幼儿园里给孩子们讲的童话。古典资产阶级思想的现实主义并不是资本黄金时代的孤立果实——每一次最先进的资本主义要素决定在工人阶级阵地上攻击并击败最落后的资本主义要素时，它都会重演。也就是说，每当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人阶级衔接被引入博弈时，就必须以直接且现已公开的方式颁布它。现在，对对立观点所获得的一些科学发现进行替代性的、工人阶级的使用再次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李嘉图关于为了利润的劳动条件的资产阶级犬儒主义比共产主义文献中所有关于劳苦大众悲惨境遇的哀叹对马克思更有用的原因。当马克思拒绝劳动是所有财富源泉的观点，并假设一个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概念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被一劳永逸地击败了，工人阶级科学诞生了。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这是一个永远适用的选择。劳动不创造任何东西，它不创造价值，就像它不创造资本一样，因此劳动不需要要求任何人对它所创造的全部成果进行补偿。马克思多少次告诉我们，劳动是资本的预设，同时，它又反过来预设了资本?如果这不意味着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资本要成为资本、成为一种生产关系，它就预设了劳动力和劳动力去劳动——也就是说，资本能够生产，它就预设了劳动条件，这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而这些并不是简单的相互预设，我们可能称之为静态条件。相反，它们与两个阶级之间动态的、非常易变的、甚至可以说是动荡的对抗有关。并且这种对抗看到了——而这就是辨别点——一个阶级，一种活劳动的积极力量，一大群无产者，早就作为自在的资本，也就是说，作为单个资本家，与死板的劳动条件相对立。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迫使后者在这种相同的模式上、作为一个对抗阶级来生存和构成自身的地步。通过把劳动的概念作为使社会现实同质化的契机，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作为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时既是多样的又是死板的东西还原为活生生的单位的通道——这个通过劳动的通道现在获得了其基本且不可消除的重要性。劳动之所以能使各个现实之间变得更加同质，是因为产生劳动的无产阶级群众是社会提供的唯一同质力量。劳动之所以能衡量价值，是因为从一开始，它的工人阶级衔接就存在于所有推动资本机器运转的决定性结构中;它之所以是价值的客观衡量标准，是因为它是对资本的潜在制约。劳动之所以能把一切都还原为它自己从而使一切都活生生起来，是因为表达它的阶级运动具有单一的对抗方向，一个单一的要击败的敌人，以及一种单一的可用攻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用劳动力代替劳动改变了价值规律的性质，从马克思发现它时的样子变成了他留下它时的样子。但这只有在经济分析不把劳动力简化为普通商品，只有在政治上把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抬高的条件下才成立。我们可以说，商品劳动力的特殊性——它能实现比自身真实价值更多价值的可能性——恰好与它是被资本结合起来并在其中客观化的活劳动这一事实相吻合，并且与它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工人阶级这一事实相吻合——不是创造财富从而为自己要求这种财富的劳动，而是作为阶级生产资本，因此可以作为阶级拒绝生产资本的工人。在这一点上，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特殊性质现在被发现不再是一个被动地融入工人存在的经济事实，而是工人阶级凭借其在资本中作为活生生部分的唯一存在而掌握在手中的一种积极的政治可能性。因此，劳动力价值超越其自身价值的增殖，现代对剩余劳动的强制，工业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这些经济运动规律都应该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规律被重新发现，在组织的客观主观力量的迫使下，粗暴地服务于阶级对抗和斗争的客观革命需要。并且我们应该明白，在翻转发展规律内容的情况下，它不会通过其直接的自发力量实现。当然，在这里自发性也会起作用，就像它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然而它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在经济的铁的机制下所有主观政治意愿逐渐瓦解的方向上起作用。一个简单的战略呼吁，对新战略完全理论上的呼吁，也不足以扭转这种趋势。所以，我们反而被迫直接关注战术上准备阵地，以便将迄今构想出的最具颠覆性的实践适当地植入其中，使其寻求深扎根。这种实践是双重颠覆性的——一次是反对资本的权力，一次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传统。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并不已经暗含了所有这些。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正如我们的意图——这一规律是工人阶级科学首个要投入实践的模型假说，那么我们也有可能在其中发现比马克思自己想看到的更多的东西。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关于这一规律在现实经济关系中不起作用的喧嚣，被现实本身压倒了，因为它们从工人阶级的政治观点呈现出来。如果这些现实不是阶级斗争的日常常识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那它们是什么?因为在劳动价值规律进入马克思头脑的那一刻，它就变成了与以前不同的东西。它曾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最先进资产阶级科学的一项发现——现在却变成了工人阶级的运动规律，从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进行攻击和物质侵略的实践契机——不再仅仅从对立的工人阶级科学的理论观点出发，而是从一个可能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政治阵营出发。现在，资产阶级科学自身介入以揭露这一规律的矛盾。这是事实：当马克思把价值规律当作自己的规律时，他在实践方面使它陷入了危机。事实上，从客观经济科学的观点来看，在马克思之后，价值规律不再起作用了。我们不能再把马克思卷入这场危机，卷入这一规律的经济崩溃中。我们不能因为本应归咎于李嘉图的事情而批评马克思。这就是为什么每一项在客观经济领域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辩护，或试图为其辩护的尝试——甚至是像斯威齐或彼得拉内拉这样更严肃的例子——都被证明在政治上是没有生产力的，也就是说在实践方面是中立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价值规律是一个政治论点，一个革命的集结号;它不是一条经济学规律，也不是科学解释社会现象的手段。或者更好的是，它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并作为其结果的后两者。在这个意义上，再次重申，从资本科学的观点来看，价值规律确实是一个经济错误。这门科学的现代工具已经很好地识别出这一规律的内部困难。但正确的关系在于规律与其对象之间。在马克思那里，对象不是商品的经济世界，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政治关系。经济学家来了，在第一章第一节之后就合上了《资本论》，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能解释价格。是的，这是永恒的资产阶级借口：把科学置于科学之前，想要先验地解释所有显然与这一规律相矛盾的现象。但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有机历史痼疾，他们把《资本论》误认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其科学工具和目的的批判，是为新目的准备新工具，这两者都超越了科学的界限。那么，劳动价值首先意味着劳动价值，然后才是资本;它意味着受劳动力制约的资本，由劳动力推动的资本，由劳动衡量的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尺度，因为工人阶级是资本的条件。这种政治条件是马克思自身经济分析的真正的前提性出发点。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论述的重建，以及在这一问题上他与自身理论来源之间的质的差距——参见黑格尔和李嘉图——同时，他回溯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作为可能解决方案的真正实践来源——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赋予阶级关系以特权，使其凌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关系之上，并使其成为制约其他社会关系的关系。在其他这些关系的中心，是资本与其自身工人阶级部分的关系。作为中介的契机现在确实丰富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把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第一种同质化要素，是资产阶级理解社会现象必不可少的——和工人阶级作为资本的一种衔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组织中的首要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捆绑在一起的可能性。我们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阶级衔接今天仍然表达了劳动价值规律的资产阶级矛盾，既没有解决它们，也没有利用它们。这就要求赋予这一相同的规律以一种新形式，或者——这是一回事——使其内容完全明确。工人阶级观点不再需要一种经济上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劳动价值的理论问题;只要为工人阶级和资本之间的实践关系寻找政治出路就足够了。因此，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工人阶级科学的任务仍然恰恰是“展示价值规律是如何确立自身的”。²然而，有一个条件：这种阐释不能陷入经济科学虚假的矛盾中。规律强加自身的方式是阶级关系政治组织的一个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只要存在阶级关系，就必须揭示该规律内容客观发挥作用的情况，同时，确立主观强加该规律的政治形式。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解释中，劳动价值规律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础的阶级关系中被推断出来。当市场规律假装它不再存在时，我们仍然并且必须始终坚持认为，价值规律确实在发挥作用。如果这不意味着阶级斗争一直活在生产关系内部，就像过去一样，它还能意味着什么?这是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悖论：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的正统忠诚，恰恰要在资本发展各项经典规律的鲜活存在中去发现。当被问及在具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义的经济体中能否看到价值规律在发挥作用，并且回答是肯定的，这因此是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想在这里进一步推进——即使在这一阵地和目前的研究阶段，带着这样一种忧虑，即突破一种将工人阶级的观点阻挡在如今已无用的政治机会主义障碍背后的知识分子缄默法则——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个令人震惊的主题当作一个真正的问题提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谈论劳动价值规律客观的经济功能，我们能够仅仅并且只有在参考那个声称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时，才能谈论这一点。如果实际上，我们将价值和资本放在一边，将劳动和工人阶级放在另一边——这是完全合法的——并说劳动价值规律的现代的、充分发展的形式现在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人阶级衔接，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只要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存在，就有可能详细阐述这一规律，但这种规律如今有效地强加于自身的方式具有其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形式上是工人阶级的管理方式。那就是：只要资本发展的所有规律都在资本家阶级的主观指挥下公开运作，工人阶级对发展的制约只能通过各种——但全都是公开和主观的——工人阶级斗争形式强加。在这里，资本家不需要在自己的经济计算中参考价值规律，因为他没有兴趣让工人阶级发挥整个过程的积极政治马达的作用;对他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在经济上使用工人阶级本身就足够了。但是，如果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背景，工人阶级的集中核心成为唯一能推进资本发展的同质社会力量，那么，那里就为劳动作客观强加自身为一切价值的同质标准、为工人阶级客观强加自身为这样一种资本物质衔接准备了条件，以至于它不再需要以公开的斗争主观形式来表达自身。我们必须有我们信念的勇气，承认资本的政治权力可以采取工人国家形式这一荒谬现象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当工人阶级的制约超出了单纯的生产关系条款，并掌控了普遍的社会关系时，它可能通过革命的破裂，以自己的名义带来并强加一种阶级专政。请注意，资本的工人阶级衔接确实仍然存在。但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中，它是作为一种斗争来运作的，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它是作为一种规律来起作用的。因此，这又是一连串的悖论。资本作为阶级关系有效发展的决定性政治阵地呈现自身，而社会主义则作为其静态经济调节的可能形式呈现自身。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不再成功摆脱其作为管理资本的临时实验的特征。资本主义已选择直接为活劳动的活动买单，甚至不惜以公开的阶级对抗为代价，这种对抗随后也被适时地制度化了。社会主义预见到这些制度化的政治形式带有某种工人阶级自我控制的意味，但它的代价是工人们对“他们”体制的大规模被动性。因此，由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经济最终证明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一个集体被动性的封闭司法组织。但重要的是在这里不要犯错。阶级斗争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中无疑呈现出更直接、更尖锐的形式，但这场斗争的内容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结构内部，或许具有一个更高的水平。一旦被动性扩展到大规模的社会规模，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极高形式的工人阶级斗争。我们永远不应将公开斗争形式的缺乏与斗争本身的缺乏相混淆。发展的经济机制越是变得完全客观，工人阶级对剥削的拒绝——如果仅限于单纯的自发性——就越倾向于跟随而不是先于资本的运动规律。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高度社会化的地方，现在不仅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而且阶级斗争本身，甚至还有工人阶级对抗的组织本身，都在物质上体现出并入资本之中，作为它的内部部分，作为它的形成契机。但社会资本的水平不仅限于资本问题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它同样也捕捉到了我们所说的处于最高点的古典资本主义。相反，一切都表明，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将构成这两个体系趋同和重合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预见，从长远来看，资本将在其自身的逻辑内，利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为自己服务。除非，工人阶级斗争的自主恢复——在一个经过战略选择和战术准备的地点进行的工人阶级革命经验——能够介入，阻止并翻转这一进程。在一个处于发展中点的破裂理论，必须有意识地在这些历史条件背景的中心找到它的应用。只有为了准备好去参与这种具体经验，弄清楚缺乏这种经验时进程的客观趋势是什么才变得重要。如今，革命运动犯下的致命错误在于它被动地服从这种客观性，允许资本在它铁般的经济规律的领域内选择斗争阵地，而它又拒绝组织起来，从资本主义的政治上拒绝工人作为阶级的角度来加剧非理性。这意味着放弃通过一种强化的外部主观干预，让资本的工人阶级衔接以颠覆性的方式运作。我们对此反思得越多，就越会发现，在“革命的炼狱”中，工人阶级的观点摆脱了它的所有经济主义、客观主义和政治上对资本运动机会主义地从属的罪过。

注释

1 马克思，《著作集》(Werke)，第8卷，第15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3卷，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