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论文集）》第一章

目录

序言——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一点说明——答邓初民先生

和贺麟先生辩“矛盾斗争的绝对性”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扬弃三法——有关哲学发展和继承哲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

第一章 序言——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

这里，我想根据我的理解，向读者介绍一下近一年多以来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规模相当大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会前几个月，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就发表了一批文章①。这些文章提出了问题，也做出了明确或不明确的结论;或者没有结论，但是提问题的“逻辑”却在导向一定的结论。这些文章，尤其是冯友兰、贺麟先生的文章，实际上成了“中国哲学史问题座

（①这些文章，有冯友兰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贺麟的《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学论问题的意见》，另外，还有朱伯昆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上列文章，均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谈会”的提案。这次会议，实际上讨论的问题是;

一、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一方坚决为争取予唯心主义以“更高”的评价而斗争;一方坚持唯心主义(哲学原则)是绝对错误的论断，并细致的分析唯心主义哲学原理的错误性，和它的不同形态以及它在不同时代所起的社会作用。

二、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方在各种术语的掩盖下，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原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一方坚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它们的斗争的绝对性，反对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深入探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统一。

三、关于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什么范围里进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偷梁换柱”式的;问题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亦即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论断，是不是正确。在这个问题上，一方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前有唯物史观(所谓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否定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断，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一方坚持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并努力说明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方面向历史唯心主义转化的事实和规律。

四、关于继承哲学遗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比较复杂的。但是，问题的提法却是形而上学的。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他的“抽象继承法”，他的同道贺麟先生却是反对的。

然而，他们这一方，在根本观点上是一致的，即：从哲学史上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或与之相同、近同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使用;并趋向或径直否认哲学的阶级性，据说哲学中有超阶级的、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因此，这些先生们相互之间的争论，无论言辞如何激烈，那不过是“战术”上的争论，而在根本方向上、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另一方，则坚持哲学的阶级性，并企图通过揭露历史上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的复杂性，显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真理;在批判形而上学的继承观的同时，也在深入研究如何正确解决继承哲学遗产问题，并扩而大之，进一步研究和阐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针问题。

上面所说的前一方，即以冯友兰、贺麟先生为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一方所打出来的旗帜是：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从以上所述可见;由“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揭开的斗争，不是什么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固然也揭露了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一些教条主义的现象;但是，被以反对教条主义面目出现的先生们所坚决反对的，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过他们确是利用了一些教条主义的现象罢了①——而是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即：哲学史工作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

但是，这条唯心主义路线却有它独特的特征，这就是：它不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开对立，而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以既辩证又唯物的姿态出现;它反对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却“玩弄无穷尽的遁辞，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掩饰他们的背离，用某一唯物主义者代替一般的唯物主义，坚决不愿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的唯物主义的言论”②。总而言之，其手法是修正主义的。如果说，它和历史上的哲学修正主义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提倡这条路线的先生们，大部分从来就是坚定的唯心主义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信奉过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也就谈不到什么“由于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由于恐惧和不能够公开地、率直地、决定地、明白地‘清算’自己所抛弃的观点” ③，而采取扭扭怩怩的姿态了。

（①这里不论这些先生们是否都是自觉地这样做;主观上是否自觉，是否完全自觉，对于探讨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没有意义的。②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③同上，着重处是引者加的。）

这些先生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扭扭怩怩的，其原因在于客观——我们的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这种客观形势使得唯心主义者不愿意公开自己的面目，这种客观形势也不能不迫使唯心主义改变形态，改变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斗争的形式。

因此，发生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路线和唯心主义——修正主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哲学史方法论上的哲学修正主义，下同。）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不仅是因为那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规模相当大、参加的人数相当多(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因为它远远超出了中国哲学史工作的范围，它讨论和争论的是哲学的一般问题、基本问题;而且因为它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系的(后边我们还要较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许多人，从一定的立场出发，根据自己的观点参加了斗争。“座谈会”后发表了许多文章;搜集到《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里的文章，就将近40万字。在此书出版以后，还继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当仁不让”地出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理之当然。应该说，在这场斗争中锻炼了马克思主义者。有些青年哲学史工作者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集中进行的哲学斗争。有些不久以前转到理论战线上来的老干部，他们经历了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但参加这样集中进行的哲学斗争也还是第一次。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受到了锻炼。从总的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唯心主义——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和谬论，也就不能不更深入地考虑问题、更细致地分析问题;因此，通过这场斗争，对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确是推进了一步。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被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称作“教条主义”者，但是，实际上他们对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较细致的批判，却是同时在反对真正的教条主义的。

“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开罢不久，有些人问：“马克思主义是否胜利了呢?”答复曰：“似乎胜利得太容易了一些。”——这话出于不同的人之口，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在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嫌对反对者的批判还不够尖锐(是的，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是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还没有明确提出开展反对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还很不深入，特别是“立”的方面(指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做得很差;而在另外一些人则觉得实在是胜负难分，这说明了他们还处在动摇状态中;在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无非是说：“什么胜利!批判者们都是教条主义的典型。”

斗争，似乎是要在中国哲学史或哲学范围里，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接着到来的是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对右派的坚决反击。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哲学工作者、哲学史工作者，也都无例外地自觉地参加了或是被卷进了这场斗争。这是一场政治斗争;然而，也是对他们的哲学观点的考验，近一点来说，则是对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所表明的哲学观点的考验。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摆在提倡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坚持自己的哲学观点，用以分析当前的政治问题，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还是放弃自己的哲学观点?还是保持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矛盾状态，而在政治斗争中徬徨、动摇?

有必要说明，右派头子是密切注意了中国哲学史工作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例如右派谋士费孝通，在他那篇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臭名远扬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里，恶毒地污蔑了我们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说是“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了打就叫好”;接下去又说：知识分子前进了，他们要求把唯物唯心的问题搞清楚：但是“别人还是红脸白脸的对付他”，这样会把积极的东西变成消极的东西。他说的“别人还是红脸白脸的对付他”，就是骂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批判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鼓励那般先生们：“向前走吧!用你们的哲学观点去分析当前的政治问题吧!……”费孝通的反动党性，使他看出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联系。

反右派斗争，似乎把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盖过去了，然而，客观的逻辑是不留情的;它深刻的揭示了由1956年冬天酝酿、由“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揭开的两条基本哲学路线斗争的实质，揭示了这场斗争的意义。

(二)

当然，哲学观点并不就是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并不就是政治斗争。但是，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却是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联系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之一，就是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力谋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复辟。他们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意识到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知道唯心主义复辟会在政治上引导到什么后果。所以，他们在疯狂地进行他们的政治阴谋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哲学”。

如果说，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大多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不自觉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现实的政治观点存在着一定矛盾的话(这里是就多数而论，有的不在此列;例如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大放厥词的朱启贤，就是一个右派分子)，那么，在反右派斗争中，客观事实却在揭露着这种联系和矛盾。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两个例子。

贺麟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是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是特别坚决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绝对斗争性这条基本原理的。当时许多同志友好的批评他这一点，指出他在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然而他却嘲讽这些同志，说别人误会了他的意思。他那时宁愿玩弄无穷尽的遁辞，而不愿公开承认否定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绝对性。然而，在右派的反动的政治暴风雨袭来的时候，贺麟先生的腔调变了。他有一篇《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载195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在那里说：“这次关于哲学史的讨论，很多人似乎公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绝对的’作为指导原则，违犯这个教条便被斥为‘脱离马克思主义’、‘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然而……经典著作中找不到这一条原理”。

他较之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理直气壮”得多了，他公开出来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绝对斗争性”了。根本敌对、相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具有绝对的斗争性，而且有共同、一样的内容(这就是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所说的“统一性”)——请以这条原理，推论一下当前的现实政治斗争，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贺麟先生这样做了，他说：“经典著作上并未说过唯物同唯心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也没有说过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绝对的。”（据《新建设》1957年6月号“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未闻其评。着重处是引者加的） 当时右派分子正在不遗余力地混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界限，说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抹煞它们的斗争的绝对性，宣扬阶级调和。这无非是麻痹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以售他们的奸计。而贺麟先生也公开反对“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绝对性”这条原理了;显然他从否认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向“前”走了。这已经不仅是哲学观点的谬误，而且是政治观点的谬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替右派帮腔了(说得客气一点)。要是从这里再向“前”走，真是“不知其可也”。

说“经典著作上并未说过唯物同唯心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也没有说过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纯粹的瞎话。但这里却是显示了一条客观的逻辑：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不是绝对的——矛盾的斗争不是绝对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绝对的。这是一贯的逻辑。坚持否认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用以分析阶级关系，如果不愿意陷入自相矛盾，就必然得出否认阶级斗争的绝对性的结论。客观逻辑的力量，是不饶人的。

在右派分子徐懋庸身上，更完整地显示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联系。他并不是搞什么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但在“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之后也写了一篇《敌与友的关系》的杂文，“修正”恩格斯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接着他就运用他信奉的这种哲学分析当前的政治问题了：人性论——红色资产阶级(“过了时的纪念”);真理对各阶级一视同仁——资产阶级也在掌握真理了——认识的阶级性、真理归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这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真理归于谁家”);异中求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共同之处，都拥护社会主义，——“最可怕的是戴上宗派主义的眼镜;那眼镜，使我们对于异派，只见异而不见同，对于同派，只见同而不见异，……对于异派来求同，自然更是不允许，故阿Q有被假洋鬼子‘不准革命’的悲哀”(“同与异”)一言以蔽之曰：“共产党是假洋鬼子，不准红色资产阶级革命!”(呜呼!)

从徐懋庸身上显示出来的逻辑;一般的说来：唯心主义——哲学修正主义观点——荒谬的政治观点，反动的政治行动;特殊的、表现的最明显、最完整的：否定根本对立的东西之间的绝对斗争性，徐式“同异法”(“哲学”)——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都拥护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是红色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不承认资产阶级是红色的，是假洋鬼子;打“假洋鬼子”，“革命”!

逻辑的力量，就像钟表上的发条。哲学观点的内在逻辑，它在指向一定的政治观点。除非是破坏这个发条，或是指针走到一定的地方发生了故障，那是定要走到它指向的政治观点的。

当然，这不是说，“逻辑”使右派分子成为右派分子的。但是，右派分子如果有点儿哲学的话，他的哲学一定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观点一定是和他的哲学观点密切相联系的。一般而论，在我们国家里，用唯心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把唯心主义哲学合乎逻辑地应用于政治问题，那么他的政治观点也不能不是荒谬的、反动的。当然，有不少的人，其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是有矛盾的，在我国现在的情况下，在知识分子中这种情形是比较多的。有些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度动摇、迷惑而终于清醒了过来。我想人们应该从这里觉察出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矛盾状态，所以曾一度动摇迷惑，主要是阶级立场问题，然而“哲学”在这里也起了作用;所以终于清醒了过来，乃是没有或终于放弃了以他的哲学观点分析当前政治斗争、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在这里，从表面看来，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联系的逻辑是不明显的。“自己的家事自家知”，如果反省一下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变化状态，那么是会弄清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联系的。

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长期保存的。然而，终究是要这样或那样的解决的。我们要和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而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知识分子作朋友，但也劝督他们改造世界观。要做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不改造世界观是不行的。我们要同唯心主义作斗争，是为了真理，也是为了帮助这些朋友们改造思想——当然，同时也对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残余作斗争，如果有的话。

事实比公式要复杂;这种情形也要说一说：有的同志在某件工作中或某次争论中表现了唯心主义观点，但在反右派斗争中却是坚定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这些人是为现象所迷惑，一时在实际上陷入了唯心主义，他们并不是唯心主义的自觉信奉者，他们的世界观，整个说来还不是唯心主义的。其所以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论上的原因居多，当他不自觉的用唯心主义观点分析当前政治问题，得出结论时，他们会大吃一惊，无产阶级的立场使他们必然断然推翻这个结论，并从而怀疑、乃至放弃所抱的个别唯心主义观点。从这里不是看出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没有联系，而是相反的，倒是看出了联系，在政治上的坚定，正是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克服了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一时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

作一个清醒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世界观必须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三)

在这里简略地探讨一下，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发生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根源和认知论根源，是必要的。

在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发生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有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两面性。其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当然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思想上，而且在这方面表现的更持久、更顽固。他们接受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还想维持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并企图用他们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改变周围的环境。当右派分子挑起激烈的阶级斗争，阴谋推翻社会主义时，他们的尾巴翘得更高了，有些人跟在右派的后面要来改变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个阶级的要求，不能不在各方面有它的代表。这种要求反映在哲学——哲学史工作上，就是以唯心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企图以唯心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并在知识界以及广大群众中抬高唯心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这样，他们也就不自觉的作了右派复辟唯心主义的自觉行为的应声者。

为什么又表现为修正主义的形态呢?一般说来，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它在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

因此，唯心主义者不愿意公开地反对它，公开地打出唯心主义的旗帜，而采取了修正主义的形态。以辩证法家姿态出现，反对数条主义，这是多么“名正言顺”啊!——如果我们所指的那些代表人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被资产阶级推着走而不得不然的“客观必然”了。 特殊地说来，则是唯心主义者“移花接木”的结果。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立场，必须彻底清算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里，又显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绝对性这条真理。可是，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在解放以后并没有彻底地清算自己的唯心主义，而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它。他们也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却是“移花接木”式地“学习”，企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之“花”接于唯心主义之“木”。这样就只能是穿上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把唯心主义巧装打扮起来。这样，结出来的果子，就不能不是修正主义形态的唯心主义了。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有一位先生针对自己的情况说：“搞了几十年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体系充塞了头脑，现在不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公开的‘率直’的唯心主义者，学马列主义就要做修正主义者”。这话未免过分悲观;但是，却也道着了一点真实(当然是片面的)。“移花接木”式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要搞出哲学修正主义来的。悲观倒是不必的。社会变化了，人也在变化着;唯心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抛弃呢?改造的条件好得很，所欠的只是主观努力的“东风”了。搞了几十年的唯心主义，当还没有把它彻底清算的时候，这是压在胸口的大石头;但既经彻底清算，就会变成前进的有利条件。他深知敌情，具有较多和较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教训;那么，就有希望在哲学方面，在新方向下做出一些真正的成绩来。

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发生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也有其认识论的根源;正因为这样，所以它才有迷惑人的力量。

客观世界有其现象方面和本质方面，现象常常不是正面的直接的表现本质的;有其主流和支流，二者也是矛盾的;整体表现为各个方面，它们并不是直接的同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的;发展之流是一个螺旋型的曲线，而曲线的每一小段都可以形而上学地变成直线。唯心主义就是摭拾了客观世界的某些现象、支流、片面、一小段，而把它们吹胀，夸大成为神秘的绝对，并构成体系，用以去“君临”世界。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何尝不是这样呢?这里举几个例子说一说。

例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绝对斗争性，这是本质;然而本质并没有包括全部现象，现象比本质更复杂。但是，无论怎样复杂，它总是这样或那样表现本质的。而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却东鳞西爪地抓住一些现象，摭拾片段的历史事实，而否认本质。例如历史上某个唯物主义者和某个唯心主义者是朋友——这里，用不着否认这种事实，重要的是分析这种事实，予这种事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那就恰恰证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绝对性，而不是相反。问题在于透过现象揭露本质。而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却在用这个现象掩盖本质，以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如果他们不是用现象骗人，那就是被现象欺骗了。又如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凭借和利用知识材料;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就拿它来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说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成分(哲学)，因此断定我们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是教条主义、简单化。这里重要的也是透过现象揭露本质。唯物主义粉碎唯心主义体系，利用(改造)其包含的某些知识材料(这并不是哲学观点)，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而利用(包括歪曲)其某些知识材料，从同一知识材料而做出两种根本相反的哲学结论，难道不是越法证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绝对性、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吗?例如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为争取予唯心主义以更高的评价而斗争，也是摭拾历史上的一些片断材料，加以歪曲和扩大，而来否认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科学论断。唯心主义是坚持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哲学体系，它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错误的，即：与客观实在不符合。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不愿意正面地反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找到了历史上的某种唯心主义(如中世纪的二重真理论)在特定条件下，曾经起过暂时的、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事实，加以夸大，来否定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论断。这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难道，客观世界真的如(或曾经如)“二重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吗?难道真的有(或曾经有过)“二重真理”吗?可惜，被唯心主义迷了心窍的人们，是根本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的。这里，我们也不是否认例如怀疑主义、“二重真理论”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事实，而是要恢复被人歪曲和夸大了的事实，予这种事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才更见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二重真理论”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在于它要上帝给哲学和科学让出一点地盘，这种积极作用是在特定条件下(中世纪)发生的，是暂时，有限的。另一方面，它也起着麻醉人的作用，而且这方面的作用是长期的，是从它的整个的哲学本性发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考察一种哲学学说的客观作用，本来是要考察它的历史条件的;即其客观作用可以是有条件的，而唯心主义世界观(无论是何种形态)是错误的，却是无条件的。

再例如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先生们，否定“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论断，也是摭拾了旧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观方面一些个别的唯物主义命题，而加以夸大。他们不分别是一个手指头还是九个手指头，他们把支流当作主流。而且，就是那一个指头——旧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观方面的个别唯物主义命题，也要看它的内在逻辑是指向什么方向。这些命题是片片断断的;和它的体系联系起来看，无例外地都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那么它的内在逻辑所指的方向，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了。

列宁说：“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5页。）当中国哲学史战线上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来潮时，有好几位先生引用(曲解)过列宁这段话，说是用来反对“教条主义”和“简单化”。他们并不懂或装作不懂这段话的真实意义。不错，这段话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武器，教条主义、简单化是反不了唯心主义的(它自己即是一种不很自觉的唯心主义)，但更是反对唯心主义的武器，彻底揭示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才更见其荒谬性，才使它再无藏身之所。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也“不是没有根基的”，它也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根据，然而是被夸大和歪曲了的。

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所以具有迷惑人的力量，还在于它的修正主义的手法。其问题，提得曲折、隐晦;其论证，玩弄无穷尽的遁辞;在最尖锐的地方坚决的、狡滑的避开问题的实质。正是这一些，容易把不坚定的、缺乏哲学修养的人引入迷宫。

因此，我们的批判，就必须予这些先生们所捧出的历史事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探讨其失足所在;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去对付这般先生们所玩弄的无穷尽的遁辞。他们在问题最尖锐的地方，缺乏“理论”的勇气;那么，我们就要指明他们的议论的内在逻辑，在指向什么地方，和它必然导致的结论，挑开问题的实质，在“致命”所在以“将”其“军”。——这算是作为一个参加了战斗的“新兵”的一点微末体会吧!

(四)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又有些同志写了一些批判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但是，对方却没有什么反响。

真理越辩越明。批判者是非常欢迎被批判者出来继续辩论的;被批判者如果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也应该继续辩论。我们说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有其逻辑联系;但是，哲学观点并不就是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并不就是政治斗争。经过反右派斗争，党在科学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更充分的贯彻了。那么，自信自己在政治上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哲学工作者，也应该更有为坚持自己并未放弃的意见而争辩的勇气;当然，也应该有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勇气。

看来，很少有可能继续辩论下去了。似乎大家已经感到疲倦。有些同志也以为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些中国哲学史的具体研究好。这种想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我以为对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所提供的反面教材，在泡制上我们还得做一些工作;这次斗争中所提出来的哲学史方法论的某些问题——例如历史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互转化的问题，无论是作一般的探讨也好，或是通过具体研究中国哲学史上某一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来阐明它也好，是应该继续研究的。

不管由“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揭开的争论是否会继续下去，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绝对不会停止的。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对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也是适用的;虽然，斗争的形态将是新的。

这里，我想谈一谈中国哲学史工作中，近一年来发生的、还在发展中的一个严重倾向。我以为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将是中国哲学史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式，并且这种斗争将会是更加持久的。它的意义决不会亚于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斗争，而其实质则是相同的。

请看下面的这个单子。

有人断定孔子基本上是辩证唯物主义者(金景芳：《论孔子思想》，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4期);

有人断定庄子是唯物主义者，并有辩证法，并且“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接触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哲学家，关于这一方面的巨大成就，只有斯宾诺莎和他可以相比”(任继愈：《庄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载《新建设》19 57年第1期;张岱年也认为庄子是唯物主义者，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

有人认为惠施是唯物主义者(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

有人认为孟子是唯物主义者;

有人认为“中庸”有“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作用于客观”的思想，“接触到了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实际上是指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引者注)这个真理”(刘泽如：《中庸的人性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人断定董仲舒是唯物主义者;

有人断定《白虎通义》的世界观比王充的唯物主义还深刻(张德钧：《王充论衡和白虎通义的世界观》，载《争鸣》第1期);

有人断定二程是辩证的素朴唯物主义者，“二程和张载一样，同受易、老影响，发展了辩证的素朴唯物主义”; ……………………

有人认为“先秦的哲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又说“儒道合流是中国秦汉以来素朴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 有人说：庄子思想的“主要部份应该肯定”，其虚无主义、神秘主义也应该批判，“不过，前者本身就作了自我否定，后者以庄子这样善于表达的作家并未能表达明白。

所以批判确是应该批判，不过也只消指出就够了。”(罗根泽：《论‘庄子’的思想性》，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未注明人名者，是未公开发表的文稿或议论;为了说明一种倾向，我把它们也列入了，我想这是可以获得这些朋友谅解的。）

一年多来出了这么多的“唯物主义者”!对古人何其“厚道”!——究竟是一种什么倾向呢?

自然，大部分作者们是各说各的;但客观上却在形成一股暗流。他们自然各有各的“根据”，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讨论。但在这里可以探讨一下他们的总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特点是：

(一)他们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硬说成唯物主义者;其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说来主要的是：断章取义、主观附会、把现象当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最明显的，是张德钧先生的《王充论衡和白虎通义的世界观》。张先生的“根据”完全是断章取义的，他没有看一看《白虎通义》是怎样的一本书。如果《白虎通义》所表达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在历史上就找不出唯心主义来了——我想，认真读过《白虎通义》、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研究者，是不会认为这个说法武断的。

任继愈的《庄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也用了若干这样的手法：断章取义，把引文减头去尾。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他引《齐物论》的话：“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庄子要从自然界本身说明世界，他指出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自然界自身的原因，而不能在自然界以外去找。所以庄子用自然界刮风时发出的大小强弱不同的声音这一事实来说明自然界一切现象都是自动进行或停止，不是谁主使的”（《新建设》1957年1月号，第19页）。真是“风牛马不相及”!只要通读一下《齐物论》，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搞明白的。庄子的意思不过是说：地窍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待”于风;那么风“有待”于谁?是谁发动的呢?究竟是谁?难道不是下文所说的“真宰”、“真君”吗?如果联系前后文思索一番，问问什么叫“吾丧我”、“真宰”、“真君”，“一受其形，不忘以待尽，……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所说的得道“真人”、庄子的“蝴蝶梦”是什么意思，是决不会做出任继愈那样的结论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打倒对象——绝对的主观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以绝对的相对主义为骨架的庄子哲学体系，怎么能是唯物主义的呢?任继愈所用的方法，更主要的是把现象当作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庄子哲学体系的三段式是：“有待”→“无己”→“无待”(见《逍遥游》及内篇其他各篇)。在“有待”范围内，有些类似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议论，但他却是通过“无己”(齐彼此……齐物我)而达到了或者说构造成了“无待”的形而上的绝对体系。庄子哲学，是典型的虚无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如果设有什么唯物论、辩证法的话，那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至于说生子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上有什么贡献，那真是海外奇谈;那“贡献”不就是“人间世”，虚无主义，滑头主义的人生哲学吗?

刘泽如先生的论断，更属无稽。他说：“‘自明诚’是客观决定主观。‘自诚明’是主观反作用于客观。”(《中庸的人性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按：《中庸》原文为：“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又说：“‘成己’是客观决定主观，使主观和客观一致。‘成物’是主观反作用于客观，是依照主观过去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规律，改造现在的客观事物……所以‘成己’、‘成物’是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作用于客观。”(同上书，第15页。)(按：《中庸》原文是：“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据此，作者断定说：“中庸作者也接触到了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这个真理”(同上书，第20页。)按作者的“分析”，岂止是“接触到”而已，它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纯粹是主观附会、无中生有;查遍注解、古字书也找不出作者对《中庸》文句的那种解释的。而作者也没有任何论证，显然是“望文生义”了。

(二)他们这种主观主义的做法，指向的一个方向是：伪造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这样下去，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唯心主义了。的确，这种做法，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都可以被说成唯物主义者的。而且已经有人说：“先秦哲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儒道合流是秦汉以来素朴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了;照这个说法，中国历史上顶多只有外来货——佛学，是唯心主义了。不管这班先生们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汇向一个总的方向：中国哲学史上没有或很少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那么下一个结论则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哲学史了。可见，这种倾向是通向哲学修正主义的。

(三)这种主观主义的做法，指向的另一个方向是：颂古，美化古人。而颂古，客观上是必然非今的。这也是要导向哲学修正主义的。《中庸的人性论》表现得就很明显。刘泽如研究了“中庸的人性论”，对封建道德的修养境界、修养方法，备加颂扬，并感慨地说：

“研究了中庸的人性论以后，使人最受威动的是：古人在不利于开展封建道德的条件下(封建社会不利于开展封建道德，奇怪!什么是封建道德啊?——关)，只凭个人的信念，坚强的实践，能把自己的道德感情修养到诚的境界(“中庸”所谓“诚”是什么?!——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做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

在现时社会广泛开展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下，只要我们着重依照这些条件实践，就必然能广泛地开展共产主义道德运动。可惜的是，直到现在我们的许多人们，还多是停留在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学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和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却做得不够(用什么办法克服这种“不够”呢?比古代的唯心主义者怎样呢?——关)。学的是为人民服务，做的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看看封建时代的先哲，我们是有逊色了。我们是一般地反对封建道德呢?还是汲取封建道德中的精华哺育我们呢?是值得深思的了。”(《中庸的人性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着重处是引者加的。)

作者研究的结果是：(1)“看看封建时代的先哲，我们是有逊色了”，真是今不如古，许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联系实际上还不如古人;(2)修养共产主义道德，必须读“中庸”，它有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好东西;(3)不应一般地反对封建道德，而应从中吸取精华哺育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条逻辑：(1)颂古必然非今，刘先生给我们作了证明：(2)颈古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导致哲学修正主义，作者没有越出“道德没有阶级性”，但是他的议论，或者说他的议论的逻辑方向，不是指向“修正”道德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道德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吗?

《中庸的人性论》，修正主义倾向是相当严重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作者是怎样‘遵照’、怎样‘运用’的啊!——关)，分析和总结儒家思想，找出它的合理因素，并把这些合理的因素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这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理解儒家思想，也就可以从古代儒家思想上体会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特点。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代文化联系起来，这是发展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这也给现在抱有儒家思想的人，从他的思想基础上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搭上桥梁.(这样地理解思想改造!——关)。……相反的，若是对儒家思想采取简单的否定，便割断它和马克思列宁，……也拆断了现在抱有儒家思想的人，从他现在的思想基础上过渡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桥梁。……”（《中庸的人性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资重处是引者加的。）

看来，这是作者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方针。“从古代儒家思想上体会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什么意思呢?照作者的“实践”，那就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是“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作用于客观”了。这样的“继承”哲学遗产只能是颈古、贬今、非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搭上桥梁”的议论。姑不论儒家思想，在先秦的客观作用和它的学术价值，今天抱有儒家思想的人，他这种思想总是落后的吧!依我们看来，改造思想不是什么“搭桥梁”，而是必须破旧立新，彻底清算所抱的儒家思想。而作者却说“给现在抱有儒家思想的人，从他的思想基础上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搭上桥梁”。这也就是提倡我们前边所说的那种“移花接木”式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即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花，接于儒家思想之木、之“基础”。从作者的议论可以看出，作者有这样一种思想苗头：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儒家思想搭上桥梁;要不然，怎么能说得上“给现在抱有儒家思想的人，从他的思想基础上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搭上桥梁”呢?而且，作者自己也确是这样搭了，这就是“中庸”有“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作用于客观”，利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的思想。很显然，这是导向“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论点本身就是“修正”或指向“修正”马克思主义产生是哲学上的大革命的原理，就是“修正”或指向“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

在中国哲学史工作中颂古，而把颂古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结果必然是导向哲学修正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由以上所说，可见这样做的先生们，是完全放下了批判的武器，而来美化和保护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而且还有人公然提倡放下批判武器的“理论”。例如罗根泽先生，照他的说法;庄子的虚无主义“本身就做了自我否定”，用不着批判;而确是应该批判的庄子的神秘主义，“也只消指出就够了”（见《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第123页。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就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观点作的。）——所谓“批判”就只是“指出”，这算得什么批判呢?实质上，他是提倡放下批判武器的“理论”。按照他的逻辑必然引出对唯心主义不必批判的结论。至少他的议论本身就已经指出对虚无主义、神秘主义不必批判了;那么请问罗先生，有那个唯心主义体系不是神秘主义的、不存在自我否定的矛盾呢?罗先生的观点和以马克思主义作武器研究中国哲学史(连文学史也不例外)，是根本不兼容的。对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予以粉碎性的彻底批判，才能使其在人间完全绝迹，“只消指出”是极其“不够”的，那根本算不得批判。

(五)应该指出，上述倾向是和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继承观有联系的：从历史上找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或与之相同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使用，亦即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按照这样的继承观、继承法去做，当然用不着批判，只消一心一意去找就行了;而且主观上已经确定了历史上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或与之相同的)“好东西”，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古代哲学文献进行断章取义、随意附会的解释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前边所列的单子中的论文或论点，从一方面看，就是“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公开出现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的产物，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影响下的产物。

总合以上所说，我们可以将这种倾向的最本质的东西加以概括，名之曰：“主观主义和新国粹主义倾向”。“主观主义”是它的方法，“新国粹主义”是它的根本立场，是这种具体的主观主义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国粹主义”所以叫作“新”，乃是因为它在“国粹”身上贴的是辩证法、唯物主义的标签。当然，这不仅是形式，有了这个形式也就必然带有哲学修正主义的色彩，它的矛头是指向“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

上述倾向，是在若干人身上，不约而同的发生的。但它却形成了或正将形成为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一条路线——隐蔽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

我以为同“主观主义和新国粹主义倾向”作斗争，将是较长期的、更加艰巨的。

首先，因为这种倾向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现在我们正在大规模的进行工作，摧毁思想的旧上层建筑(这不是短时期所能彻底完成的)。在这个时期，两种世界观、两种文化的斗争，也必然是尖锐的(尽管大部分是在人民内部进行)、范围十分广阔的。思想的旧上层建筑，必然企图改头换面，把自己保存下来。因此，哲学史上的“国粹”(即：渣)也必然要给自己贴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标签，以圆蒙混过关。这是它们保存自己的“最好方式”。因此，也就不会没有人出来代表旧阶级、旧上层建筑，采取这个“最好方式”进行顽抗(至于这样做的人是否自觉，那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新国粹主义倾向”产生的社会根源。

其次，这种倾向会汇合成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隐蔽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正因为它是隐蔽的，所以坚持唯心主义的先生们是乐于采取的;因为它是隐蔽的，所以也更容易引诱某些人。加入这个合唱的，可能有各色人等。不消说旧国粹派是可以加入的了。而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哲学史工作者，也可能被卷入，他们会自以为这样做是爱国主义，为祖国争光。不肯艰苦用功的、企图找不费力的“捷径”的哲学史工作者，也会加入到里边去。“画鬼容易画人难”，难道还有比采取主观主义方法、从古代“发现”唯物主义哲学家更容易的事吗?——当然，我们这是说的一种可能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有对这种倾向的势如破竹式的批判，而广大群众的实践也在摧毁其存在的基础。

再次，这种倾向可以、甚至必然披上“训沽学”、“校勘学”的铠甲，而貌似具有科学精神，而顽强的坚持下去。另外，它涉及的范围会很广，可以是从孔子到孙中山。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里没有到，它可以钻到那里去。而对之进行深入地批判，则必须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个工作是长期的。因此，和这种倾向的斗争也会是比较长期的。

矛盾斗争是前进的动力。我们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根据这个普遍原理而制定出来的发展科学的方针。中国哲学史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欢迎这种斗争，积极的迎接斗争。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也将在这种斗争中成长。在中国哲学史工作中，我们要更高的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进行踏踏实实的研究。另外，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工作队伍，也应该有自己的训诂家、校勘家(当然要利用前人的成果);在这方面有人作一些适当的工作，首先，它对于剥掉“主观主义和新国粹主义”身上的“铠甲”，是很重要的。

(五)

现在，说一下我这本小册子。

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编入这本小册子时，作了一些个别修改。这些文章中有个别例子的重复，没有删除。

这些文章，都是在参加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写的。我是作为一个“新兵”参加这场斗争的;当然，这些文章不能表明这场斗争的万一。我只是在争论的某些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意见。《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是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写的，曾企图总合探讨一下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仍然是对争论的问题本身分析多(这是必要的)，总合探讨过少。所以要写这篇长的序言，也是企图弥补这个缺陷;自然，也是想给对中国哲学史工作比较隔膜的读者，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史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般情况，以表明我这本小册子所表现的不过是全豹之一斑。我有万分信心，相信我参加的战斗队伍是正确的。至于说到我这些文章，如果说它的矛头指向或主要部分是正确的，那么其中也会有一些缺点和错误。我想，这是会得到专家和读者的匡正的。

在这些文章中所表述的观点，也并不是或未必是和站在同一立场的所有同志，完全一致的。我总在想，有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破”的同时必须有“立”(当然，在基本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早已给我们“立”定了)，所以就发表了一些自己也认为尚不成熟的意见。主要的有： (一)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根本出发点问题，扩大一点说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即根本目的和根本方法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在《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一文中，作了初步表述，在《扬弃三法》中又略作了一点补充。最近写的《判批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根据我现在的理解又作了较为详细的补充。我的意见，概括为两句话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对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哲学斗争进行分析、解剖、批判、总结;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总结哲学斗争发展的规律，总结规律性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二)与上述根本观点相联系，我写了《扬弃三法》一文。这篇文章，我是企图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继承观”对立，在辩证法的“发展观”、“继承观”的前提下，提出哲学史工作中几种“分析方法”和历史上几种“纵往开来”的联系线索。这是一个尝试。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中，对“分析哲学命题的两重意义”结合所讨论的主题，作了一些补充说明。在《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一文中，对“分析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作了补充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我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是根本相反的。

(三)把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形而上学化，以混淆两者的界限，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我们必须研究、说明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怎样辩证的统一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的文章只是刚开始，远没有说得清楚。这里包含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历史上的旧唯物主义和具有辩证法因素的唯心主义，有无相互转化。我认为是有的，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从根本原则上解决了的问题。有人玩弄“转化”这个字眼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正因此要正确的说明它。在《扬弃三法》以及《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中，表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观点。

这些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之所在。但在我自己看来，对这些意见却是比较重视的。我现在以为，这些意见在方向上是正确的。我打算在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应用它、检验它。同时也希望大家批评，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这也是我出版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之一。

1958年4月。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在上面提到的那几篇文章，都没有把我的看法说明白。在这本小册子编讫以后，我又写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发表于光明日报。我自以为这篇文章，从原则上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的。所以，商得出版社的同意，又把这篇文章补入了。

6月30日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