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辛亥革命后的阶级斗争形势

(一)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丝毫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经济状况没有大的变化，多少有些变化的是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浪潮也比较高，但专制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没有被触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这时，地主依旧保持了特权，和过去一样，而不是像太平天国那样，打击封建统治，对封建势力来一番大扫荡。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通过军阀控制了国家机器，继续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各派军阀，从先上台的袁世凯到后上台的段祺瑞，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东交民巷是真正的决策中枢，帝国主义是太上皇，这些都一如既往，无所改变。军阀统治与清政府不同之处是：无论哪一派军阀统治，都非常不稳定。袁世凯有那么大的军事机器，只搞了五六年;段祺瑞没作过国家元首，当了袁的陆军总长，后来当了执政，不断上来下去。北方政府的所谓议会和总统频繁更替，总统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段祺瑞，议会时而这派得势，时而那派得势，南方各省对北方政府时而独立，时而取消独立，如两广、湖南、云南等省都是这样。国内战争在不断地进行，孙中山打倒了一个清政权却出了好多反动政权。所以，反动学者胡适就认为辛亥革命革坏了，失去了中心，社会乱了。他说的中心，不是指革命的中心，而是说没有了反革命的中心，这对革命有什么不好呢?无论哪派军阀都没有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却又想吞并对方。段祺瑞从日本借了那么多钱，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大力支持，也还是巩固不下来。袁世凯的部下分为直系、皖系，这两系又各有分支，这些北洋军阀头子分别依靠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更番地爬上权力的极峯，又从极峯跌了下来，结束了自己。中国的军阀纷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谁也没有力量建立统一政权。蒋介石在抗战时才开始进入四川，毒死刘湘，但他也没有力量统一中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反革命失去中心，军阀连年混战，谁也统一不了中国，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反动势力遭到人民坚决打击而削弱的结果。帝国主义是在军阀混战的幕后牵线的人，他们各搞各的，没有一个反动政府能够统一地代表帝国主义利益。袁世凯表面强大，实力很薄弱，一个护国运动——云南起义(这是脱离人民的一次运动，只有反袁一点反映人民要求)就把他搞垮了。可见没有统一的反动政权，对革命是有利的。这时各派军阀的统治，比清政府更加买办化。许多军阀集兵权于一身，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又是新式企业——银行、工厂、矿山的投资人，他们更加典型地买办化了。以前清政府中是贵族拥有大量土地，有权有势，但与资本主义企业无关，只有一部分人才兼买办、军阀、官僚、地主于一身，如李鸿章等，而现在的北洋军阀都是如此，几无例外。许多人在外国存款却不用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与日本人合办企业，如黎元洪就是用他儿子的名字出面的。在几次“阁潮”中揭露出很多丑闻，内阁总理们多和日本人合办企业，他们的上台和下台，都和日本有关系。谁不能满足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就在工厂里搞鬼，把他搞下台。北洋军阀的统治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依靠外国，在经济上也在依靠外国，这是中国殖民地化加深的结果。

总之，这次革命不免引起风暴，使封建势力有所削弱;但是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生活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还没有解决，也没有改变。所以人民继续要革命。

(二)资产阶级方面：从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年这几年发生的重要事件，仍然是围绕着辛亥革命时提出的问题在进行斗争，计有：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是袁世凯为了压倒国民党，杀死宋教仁以后发生的。这次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黄兴也参加，但光复会退出了。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革命派一部分人参加的运动。护国运动的旗帜在梁启超手里，原因是形势不对了，大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利用人民的反袁情绪。一九一七年讨伐张勋复辟的斗争，这本来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军阀们却借机展开了斗争，段祺瑞利用了人民的情绪把张勋打了下去，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一九一七年的护法运动，是孙中山发起的，所谓护法，是护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政府公布的“临时约法”。

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发起的，护国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同盟会一部分力量参加。这些斗争除了张勋复辟和段祺瑞讨张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资产阶级要求取得政权反对旧统治势力的斗争，但和辛亥革命相比，表现了更大的软弱性。脱离群众，对群众没有吸引力。这时的政党斗争大体也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两部分力量，即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这一时期政党多得不得了，但变来变去，基本性质还是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不过这时改良派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的走狗，再往后，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发动斗争了。这也就充分说明资产阶级不能解决革命问题。

(三)农民斗争形势：农民斗争在辛亥革命后处于低潮，但仍是一个重要力量。在袁世凯军阀政府的统治下，人民负担有增无减，各地不断爆发武装斗争。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地都有抗租抗税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在河南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骚动，这就是著名的白朗起义，有几十万人参加，规模浩大。关于白朗起义的性质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白朗起义是土匪起事。但什么叫人民起义?什么叫土匪起事?二者的标志是什么?如果都叫起义，还有没有土匪?这都还没有搞清。《中国史稿》上没有说是起义，但是反正是反压迫的斗争。不管领导成分如何，运动吸收了许多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参加，这是事实。听说现在河南年纪大些的农民骂白朗骂的不得了，如果书上歌颂，那岂不是对不上口径?但这总归是人民受压迫剥削，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结果。这个时期农民斗争的特点是多半产生于直接的经济要求。白朗的斗争口号开始是“劫富济贫”，后来有反袁的国民党人参加进去，搞了许多政治口号，后为袁世凯所消灭。“劫富济贫”和抗租抗税一样，都代表了农民的经济要求，这个时期的农民斗争很少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规模一般也较小。从农民斗争的要求、规模及其分散性来看，这时期的农民斗争处于低潮，原因是旧式的单纯的农民战争已经过去，资产阶级鼓动农民参加的斗争又遭到失败，并且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出卖了农民，农民没有在斗争中得到任何利益，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失望了。资产阶级的信用已经破产，对农民丧失了号召力，而农村的矛盾仍然是旧的矛盾，即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没有一个新的阶级的领导，旧的矛盾就不可能爆发为新的斗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辛亥革命以后，只是改变了形式，它的实质却丝毫没有改变，而革命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阶级来领导。

(四)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工人阶级力量壮大起来，人数多了，罢工次数也增多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过去工人阶级参加的政治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有时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还支持工人，至少是不反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了。现在，既然旧的矛盾没有解决，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软弱无力已经不能够领导革命;农民对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信心，自己单独发动革命的力量又不够;在工人阶级力量成长的状况下，领导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了。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资产阶级发动革命遭到失败，工人阶级壮大成长并开始领导革命的时期。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除了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为外部条件外，其内部条件就是由上述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的要求所决定的。经过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