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与资本》二、初步提纲-马克思、劳动力、工人阶级

让我们从一项基本发现开始，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一发现是《资本论》的基础，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Doppelcharakter)。甚至在马克思的时代，很明显商品是双重的东西，同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中仍然未知的是，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资本论》的开头附近，马克思说：“我是第一个指出并批判性地考察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本性(zwieschlächtige Natur：一种同时是双重的、分裂的且被矛盾撕裂的本性)的人。”事实上，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曾试图将商品分析为“表现出双重形式的劳动”。这是根据交换价值作为劳动时间或等价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分析，对作为现实劳动或生产活动的使用价值进行的分析。在这里，马克思发现了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以及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的古典经济学一百五十年来的最终的、批判性的结果。马克思在这个地形上的发现，是“从具体劳动到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的过渡。”¹

早在1859年，马克思的生产价值的劳动的概念就呈现出三个明确界定的面向：简单劳动、社会劳动和一般抽象劳动。这每一个面向本身都是一个过程，它立即表现出与另外两个过程的密切联系：正是这些过程的结合，允许了从前资本主义劳动形式向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过渡。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受新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力量支配的客观事实。简单劳动意味着将所有劳动还原为一种简单的、无差别的、统一的劳动，它在性质上总是相同的，仅仅在数量上有所不同。复杂劳动只不过是提升到n次方的简单劳动;强度更大、比重更大的劳动总是可以还原的，也就是说必须总是被还原为非熟练劳动，被剥夺了质。但是没有质的劳动和“一般人类劳动”是同一回事：不是不同主体的劳动，而是作为“纯粹劳动器官”的不同个人的劳动。“这种抽象，即一般人类劳动，以平均劳动的形式存在，在特定的社会中，平均的个人能够完成这种劳动，它是对一定量的人类肌肉、神经、大脑等的生产性消耗。”²因此，劳动获得其简单特征的特定形式，就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形式。向简单劳动的还原，就是向抽象人类劳动的还原。生产价值的劳动的社会特征也是如此。正如价值分析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劳动的条件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或社会劳动的规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们都不纯粹是社会的;它们是通过一个特定的过程才成为社会的。那么这种社会特征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有两点：(1)劳动的无差别的简单性，也就是说不同个人劳动之间的等价性，每个人劳动等价性的社会特征;(2)个人劳动的一般特征，它表现为它的社会特征——因为，它确实是个人的劳动，但也是一个与任何其他个人无差别的个人的劳动。在这两点之间的逻辑过渡中——这也是从劳动的社会规定到社会劳动的规定的历史过渡——不同的交换价值找到了一个一般等价物：它仅仅因为它是一个一般量才是一个社会量。但是，一个产品要呈现出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个人的劳动本身就必须呈现出一般抽象的特征。

因此，劳动获得其社会特征的特定形式，就是抽象普遍化的形式。这种社会劳动的特殊特征在于，它也是抽象人类劳动。当它们生产价值时，简单劳动和社会劳动被还原为抽象劳动，还原为一般劳动。因此，把劳动看作物质财富的唯一来源是错误的;因为在这里再次，像往常一样，这将意味着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相反，我们必须谈论抽象劳动作为交换价值的来源。具体劳动在其无穷无尽的各种使用价值中实现;抽象劳动则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之间的等价性中实现。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是人与自然之间有机物质变换的条件;相反，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第一种是分裂为无限类型劳动的特殊劳动;第二种总是一般的、抽象的和等价的劳动。“作为物质财富来源的劳动，立法者摩西知道，海关官员亚当·斯密也知道。”³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工人阶级观点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基本发现。

随着《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我的书里最好的两点是：1.(这是理解事实的全部基础)根据劳动是表现在使用价值上还是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而强调的劳动的二重性，这在第一章中就指出了;2.对剩余价值的论述不考虑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⁴几个月后——在另一封信中——他批评杜林对《资本论》的评论未能把握该书的“根本上的新要素”，即：“(1)与所有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把带有地租、利润和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作为已给定的东西来处理相反，我首先处理的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其中所有这些部分仍然是无差别的——可以说，是在溶液中。(2)经济学家们无一例外地错过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一点，即如果商品具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由商品所表现的劳动也必须具有二重性，而仅仅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对劳动本身进行分析，必然会到处碰壁，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⁵我们稍后将回到内在地将这两个发现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有机联系上：劳动力的概念和剩余价值的概念。现在，我们将继续追踪这第一个概念的起源，在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来源中。

“那么，如果我们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谈，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作为劳动产品的属性。”但是，即使是劳动产品也可能具有使用价值。我们可以超越这一点，抹去商品的所有有形属性：那么，后者将不再甚至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性劳动的产品。“体现在其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特征也消失了;这反过来又必然导致劳动的不同具体形式的消失。它们不再能被区分开来，而是完全被还原为同一种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那么，在这一点上，劳动产品还剩下什么呢?如果不是“同一种幽灵般的客观性;它们仅仅是同质人类劳动凝结的量”，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不顾其支出形式而支出的人类劳动力”。只有作为这种共同社会实体——人类劳动力——的结晶，事物才是“价值，商品价值”。事物的共同的社会实体(gemeinschaftliche gesellschaftliche Substanz)，在商品中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在劳动产品中是共同的，并且不是“交换价值的共同社会实体”(见《对阿道夫·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注》的开头)，而是增殖实体(wertbildende Substanz)。这是我们在《资本论》中发现的劳动力概念的第一个定义。在这里，马克思使用的是劳动力(Arbeitskraft)，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使用的是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一词，在《大纲》中，他主要使用的是劳动本领(Arbeitsfähigkeit)。概念是相同的。在这里，我们对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的文献学转变不感兴趣。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在准备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有著作中已经以完整的形式被发现了(见1857-8年的《大纲》);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著作跨越了十年(从1849年到1859年)，我们就会恰当地把马克思对劳动力概念的所有意义的决定性发现定位在1848年之后不久。很自然地，我们也可以在此日期之前的所有著作中找到这一发现的种子。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记录劳动力概念本身内部的发展——也就是说，它逐渐的内部规范化，赋予它越来越大的科学资格，直到在1848年的革命经验中，它与工人阶级概念发生决定性的相遇并获得了决定性的认同。

早在马克思于1844年在巴黎编写的一些摘录最伟大经济学家著作的笔记本中——这些笔记本因此为1844年的《手稿》做了准备或者是与其同时代的——我们已经可以找到谋生劳动(Erwerbsarbeit)这个概念(术语)。我们认为这可以直接翻译为“工业劳动”。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工业劳动中我们有：“1)劳动与劳动的主体之间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与劳动客体之间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角色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然而社会需要对他来说是异己的，他出于利己的需要和必然性而屈服于一种强制，这种强制对他来说仅仅具有满足他迫切需要的手段的意义，正如对社会需要来说，他仅仅作为其需要的奴隶而存在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他个人的生存表现为他活动的目的，而他实际所做的被他仅仅视为一种手段;他进行他的生命活动是为了赚取生活资料。”⁶在这些基础上，人类劳动的统一性仅仅在分工的范围内被考虑。一旦我们预设了分工，那么对个人来说，产品——私有财产的物质——就越来越具有等价物的意义。而等价物通过货币获得了其作为等价物的存在。异化客体对人的全面统治已经表现在货币中：“劳动同自身的相分离(Trennung der Arbeit von sich selbst)——工人同资本家的相分离——劳动和资本的相分离。”经济学家区分了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两者之间中介的交换或分配。但是，“生产和消费、行动和精神在不同个人身上以及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相分离，是劳动同它的客体以及同作为某种精神事物的它自身的相分离。”⁷它是“劳动同劳动的相分离”(Trennung der Arbeit von Arbeit)。在1844年第一份《手稿》中，在关于工资的一节里，马克思写道：“不用说，无产者(Proletarier)，即那个没有资本和地租，纯粹靠劳动，而且是靠一种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被政治经济学仅仅看作是一个工人(Arbeiter)……在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仅仅在谋生活动的形式下出现。”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就会出现两个决定性的问题，马克思恰恰在这一点上提出这些问题是有充分理由的：“(1)把人类的绝大多数还原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那些要么想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要么(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目标的零星改良主义者，犯了什么错误?”⁸直到很久以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才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同样决定性且完全准确的回答。鉴于它们强烈的“意识形态”形式，在《手稿》中除了未来研究方向的指示(这无疑已经存在)之外，几乎很难找到更多实质性的东西。“的确，正是由于私有财产的运动，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获得了异化劳动(异化生活)的概念。但是，通过对这个概念的分析，很明显，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异化劳动的理由和原因，但它毋宁说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正如神最初不是人类理智混乱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变成了相互的。只有在私有财产发展的顶点，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显现出来，即一方面它是异化劳动的产品，另一方面它是劳动借以异化自身的手段，是这种异化的实现。”⁹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的颠倒已经全部在这里了，以种子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把握它所提供的一种革命性方法论进路的所有可能性，这种进路打开了通往立即颠覆性解决方案的大门，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斗争层面。我们将表明，这是贯穿马克思全部著作的一条红线。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在目前的这部著作中，这一发现并没有超越一种辉煌的直觉，仍然受制于资本历史客观路径的不确定性。而它所采取的路径，比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观点所能考虑的路径更缓慢、更复杂、更间接也更不确定。今天，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这种战略性颠倒需要被彻底重新发现;它需要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行动指南，被重新、完整地阐述。即使是对当前局势最低限度的战术把握，也能让这一原则的真理肉眼可见。资本发展的顶点事实上再次揭示了它的秘密，而且是强调地揭示了。

“私有财产的主观本质——作为自为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的私有财产——是劳动。”是政治经济学首先承认劳动为其原则：“因此它表明自己是私有财产和现代工业的产物。那些对重商主义货币体系进行拜物教化的人只知道财富的一种客观本质。重农学派学说代表了在劳动中发现财富主观存在的决定性阶段，但这更多地是一个具体、特殊劳动的问题，与充当其物质的某种特定自然元素相联系。从亚当·斯密开始，政治经济学认识到了财富的一般本质，并随之被引向“把劳动提升到其总体的绝对性(即它的抽象)作为原则。”“反对重农主义的论点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从唯一有效的观点来看——农业不同于任何其他工业;因此，财富的本质不是与特定元素相联系的特定形式的劳动——劳动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而是一般劳动(Arbeit überhaupt)。”¹⁰在对私有财产主观本质的科学理解过程中，劳动最初只表现为农业劳动，然后使自身被承认为一种一般劳动。在这一点上，“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如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完善的本质一样，正如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¹¹

在标有1847年12月布鲁塞尔日期的《工资》(Arbeiterslohn)手稿中，我们一开头就读到：“人类活动=商品(die menschliche Tätigkeit = Ware)”。往下我们读到：“工人(der Arbeiter：劳动者，而不是劳动)成为一种日益片面的生产力，他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熟练劳动日益转化为简单劳动。”¹²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工人的普遍人类活动被还原为商品，最复杂的劳动被还原为最简单的劳动。在手稿的结尾，我们此外还发现了一个被马克思放在括号里的段落，表明他想“以一般形式”来考虑这个问题：“既然劳动已经成为商品，并作为商品服从于自由竞争，人们就寻求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它，即以尽可能低的生产成本生产它。因此，对于未来的社会组织来说，所有的体力劳动都变得极其容易和简单了。”¹³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社会劳动的主题，即便它的特定内容仍然存疑，尚未被明确界定。

这份《工资》手稿，提供了马克思1847年在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协会演讲的痕迹。它发展了他在1849年4月发表在《新莱茵报》上著名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文章中也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一些观点。如果我们以恩格斯处理这些1849年文章的相同方式来处理1847年的手稿——也就是说，每次我们处理抽象劳动时，或者说在任何地方，都用劳动力(Arbeitskraft)来代替劳动(Arbeit)——这就会产生一个显著的实践结果。也就是说，劳动力(以及这个词本身)的概念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仅在《资本论》之前，而且在《宣言》之前，作为他的一个特定发现，可以追溯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出现在1844年《手稿》中的那第一次仍然不充分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人“不是出卖劳动……而是为了换取一定的报酬……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力供资本家支配：他出租，或者说出卖，他的劳动力。但是这种劳动力是与他的人身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因此，它的生产成本与他的生产成本相一致;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劳动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就是工人的生产成本，从而也就是他的劳动力的生产成本，”¹⁴恩格斯在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导言中这样说。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全部区别就在这里。在劳动力的概念中存在着工人的形象，而劳动的概念则不是这样。而正是这个出卖自己的“劳动”、实际上是在出卖自己作为“劳动力”的工人的形象，(以她的全部面貌)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他早年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就开始了。事实上，这是他整个论述的先决条件：在资本所强加的条件中，劳动的异化和工人的异化是同一回事。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这种分析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涉及一般社会;不涉及工人，而是涉及一般人。那些试图在青年马克思身上只找到旧的总体性哲学的人，犯的就是这种错误。但是，马克思1848年前著作的局限性却在于其他方面。它在于对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定义仍然不充分——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缺乏对这种商品的特殊特征的分析，以及没有将劳动力作为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来考虑。在1848年之前的马克思那里，我们已经发现了作为劳动力的抽象劳动，然后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但是，只有1848年的革命转折点，才在马克思自己的头脑中暴露了将引导他发现劳动力商品特定内容的理论过程。这种商品不再仅仅通过劳动的异化与工人的历史形象相联系，而是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本身的诞生相联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开头附近，我们发现了这句富有启发性的话：“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阶级斗争在1848年以巨大的政治形式发展起来之后，是时候更密切地处理经济关系本身了，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阶级统治，以及工人的奴隶制，都是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的。”我们可以说，只有在1848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1848年6月之后——劳动力的概念才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首次遭遇到工人阶级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劳动力商品真正马克思式的历史。后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后来的《资本论》中以更明确的形式重新出现，现在它被赋予了它所有的“特殊特征”——即它所有特定工人阶级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资产阶级即使在战场上打败了工人，他们感叹“六月灾星!”也确实是对的。

劳动作为抽象劳动，从而作为劳动力，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存在了。劳动力——而不仅仅是劳动——作为一种商品，在李嘉图那里就已经存在了。至于作为工人阶级的商品劳动力：这是马克思的发现。劳动的二重性仅仅是这个发现的前提：它不构成发现本身，而仅仅是达到发现的手段。我们不是从劳动而是从劳动力得出工人阶级的。不再谈论劳动，而是谈论劳动力，就是谈论工人，而不再是谈论劳动。劳动力、活劳动和活的工人这些术语是同义词。对“劳动的价值”这一表达的批判以及对“劳动力的价值”的定义，为通往剩余价值概念开辟了道路。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未走完这条道路，因此从未揭示出工人阶级的历史存在。事实上，在这个层面上，如果后者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劳动力，那又是什么呢?从剩余价值到利润，从利润到资本——这就是它所遵循的路径。因此，作为社会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活的商品，不仅被证明是理论起源，而且也是历史-实践的先决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铰接(同时是环节与基础，Glied und Grund)。

但这些都是我们论述的结论：我们仍然需要论证这些前提。寻找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主要来源，并非出于需要在考据学上明确问题术语的任何学术需要。相反，它源于辨认马克思“真正”发现的实践需要，以便能够承认并发展它们;同时也源于一种有倾向性的选择：即从一开始就将那些在工人阶级思想地形上痛苦地孕育出生命的一切分离出来，恰恰是为了将对手思想的某些部分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熊彼特所称的“马克思著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几乎总是具有以下特征：重要的不是他个人的发现，而是他对他人的发现的整合使用，以及通过参照单一的思想方向，以这种单一观点提供的具体的和片面的导向，对这些发现进行的集体性重组。工人阶级科学的宗派主义全在这里了。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模式，但他自己在分析和结论中并不总是能够遵循这个模式。他之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没有做到。唯一决定性的例外是列宁和他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综合的方法——从倾向的有意识选择出发，去全面把握既定社会现实的进路——在具体形式的政治组织中产生了实践结果。这是自马克思以来工人阶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从那以后，把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一般利益“直接”等同起来的资产阶级神秘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被证明不再站得住脚了。对社会一般的控制要通过斗争来“获得”，强加一个特定阶级的明确统治。在这个地形上，两种力量和权力几乎相等的观点发生了碰撞。意识形态的普遍统治崩溃了。现在只有两个对立的阶级立场的空间，每一个都寻求通过灵巧和暴力来强加其对社会的排他性统治。列宁在实践中，通过“过早地”组织革命，将这一点强加给了他那个时代的资本家。马克思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相对于他的时代来说也是“过早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论》和十月革命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列出使这两者“不可能”的巨大历史和逻辑矛盾是容易的：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一切甚至丝毫没有使它们的有效性受到怀疑。事实是，这两者都涉及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应用的一种相同方法：即从严格的工人阶级观点出发，对由物质条件(一系列概念和环境)构成的网络进行的理论和实践使用，在一个旨在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待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古典哲学概念的方式，与列宁对待旧社会中间阶层和旧俄罗斯国家历史性政党的方式是一样的。马克思强有力地发现了一个研究的“战术”契机：利用当时科学所获得的某些结果，并在战略替代的对立维度上将它们倒转过来的实践能力。列宁——唯一在这一点上理解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将这种理论进路转化为行动的规律。列宁对战术的发现只是马克思理论发现在实践领域的延伸：即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那种有意识的、现实主义的、且从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片面性。我们的雄心在于证明，“一切价值归于劳动”和“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是同一回事。它们是两个涵盖了斗争战术契机、却又与任何可能的战略发展不相矛盾的口号。它们是两条运动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这可能是马克思的一个错误，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失去战术契机的风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的运动规律(而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的修正)。

为了清晰起见，在这里，关于定义劳动概念这个具体的、决定性的问题，参考马克思的来源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已经被研究了很久，但关于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几乎无人问津。最有趣的将是研究黑格尔/李嘉图的关系。如果我们有时间并且在政治上能平静地这样做，我们可能会考虑对黑格尔的《现象学》和李嘉图的《原理》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处理的材料是相同的，处理材料的方式(他们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处理它时所采用的“形式”，这使得黑格尔和李嘉图分别走向了不同的、无法相互交流的学科。在这里，我们将把自己限制在通过一种分离但平行的分析，以客观的术语揭示黑格尔/李嘉图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观念。英国人是李嘉图，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和杰出的经济学家;德国人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普通哲学教授。”¹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29卷，第299页。

2同上，第272页。

3同上，第278页。

4 MECW，第42卷，第407页。

5同上，第514页。

6 MECW，第3卷，第220页。

7同上，第221页。

8同上，第241页。

9同上，第279页。

10同上，第292-3页。

11同上，第292页。

12 MECW，第6卷，第415、422页。

13同上，第436页。

14 MECW，第27卷，第199页。

15 MECW，第6卷，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