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七章

接上文——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六章

第七章 总体资本主义

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

前面的各章、节，基本上是依照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线索，探讨了战后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关问题，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提出，发展的历史背景、原因和机制以及发展的前景等等。在这一章中拟就现代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的、概括性的探讨，同时这里也将涉及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当然，这里的探讨仍然还是很粗浅和不够成熟的。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的社会特征作出理论概括，是任何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最终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现实也催促着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作出某种程度上的新概括，战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近年来，环顾全球总让人有面目全非之感。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地观察和思考现代西方社会的变迁的时候，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资本主义已在总体结构上和形态上发生了变化，以至我们简单地运用以往所熟悉的理论观点、结论，已无法把握和解释它的存在和发展，更无法预言它的未来了。由此，还难以避免地对我们自身的状态、未来乃至信念产生了困惑。也正因如此，全世界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人，都在密切地注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不懈的分析、探讨，并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提高它的分析和认识当代社会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概括起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在于它的总体性。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这种总体资本主义比以往的资本主义更为成熟，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代资本主义总体性，不仅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更加成熟和完备，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具有了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发展的趋势。现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社会结构层次上的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既统一又独立的三个支持系统，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总之，总体性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也是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所要充分予以关注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总体性方法的理论背景

黑格尔、马克思以来的总体性思想

总体性，将总体性作为一种认识的方法，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总体性的思想至少以可追溯到黑格尔，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就是：真理就是整体。

马克思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巨人，这也表现在他运用总体性的方法来观察和概括人类的社会活动。萨特就十分推崇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他曾说：打开历史辩证法的钥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①萨特认为，这就是说“无论你考察

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同生产关系(即‘基础’)这个历史的整体联系起来。……人们正是必须在这种实践的物质性的水平上寻找这个总体，而经济现实或生产事实的总体最后即依赖于每一个人的人的总体。”②卢卡奇也说过：“总体范畴，即整体完全优于各部分，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那种方法的本质，马克思卓越地这种方法改变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基础。”③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也就是马克思解释社会历史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社会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核心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社会之所以是一个整体恰恰是因为生产活动的方式扩展到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我们也可以把总体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别称。马克思本人在《哲学的贫困》向他以前所有的思想家的认识成果提出了一个挑战，他发问：“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④马克思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资本论》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是：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不过是生产方式在这些领域的反映，生产方式起着基本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生平和思想时，把上述思想归结为马克思一生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发现。”⑤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中包涵着总体性，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阶段性的限制，同他其它许多思想一样，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从概念上明确地提出总体性，尽管如此，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在他身后还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进程中，也影响着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或者说，在马克思以后，总体性思想在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又继续发展了。

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人类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原则上，它是马克思的信仰的扩展”。⑥而文化人类学在贝尔看来，是本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本世纪30年代，本涅迪克特在斯宾格勒的启发下，⑦提出了重要的“文化的样式”的观念，他提出一种假设并试图加以证明——每一种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人们可以用文化的整体性原则来描述各种文化；运用整体性观念去视察各种文化，人们就会发现：一种文化是和谐的生活方式，第二种是狂热的，而第三种则是压抑的，彼此敌视的。1937——1941年索罗金在《社会与文化动力学》中又进一步将人类文化分为“理智型”和“感情型”，而历史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交替更迭。总体性思想在西方思想界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当中，由此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在这方面的权威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帕森斯。帕森斯也是从马克思出发的，马克思创造了一种解释历史的普遍方法，他假设每个社会都通过某种内部的原则而被联系为整体，这个原则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生产方式；帕森斯的雄心更大，他要建立一个全面解释社会制度与人类行为的形态学。帕森斯把“价值”作为基石，他解释说：任何社会都通过一定的“价值(伦理原则)系统”而结合为整体的，这些价值表示为支配行为的准则；或者规定个人所起的作用，将社会中的基本行为模式合法化。为此，帕森斯又确定了一套术语来定义他的整体。这就是后来逐渐演变、加工并已为人们熟知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学、社会学的那一套逻辑概念体系。当然，连贝尔也不否认帕森斯的逻辑框架并没有他本人所希望的那样成功。

一直到丹尼尔·贝尔以前，西方的理论家们基本上还是将总体性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来使用。在资产阶级理论家中间，贝尔首先自觉地运用总体性的方法来系统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将总体性思想的运用具体化，他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是这方面的一部杰作。对贝尔的思想，以下我们还将有所涉及。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卢卡奇、萨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理论家们，对把总体性运用于认识现代资本主义作出了卓然贡献。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异化现象的出现——异化已经普遍地渗透到了全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与角落，提出压抑人性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还更深刻地存在于其它一切领域之中，因此应当直接地用总体性的观点和方法把认识资本主义，并以此代替马克思学说中原有的政治、经济的有关概念，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逻辑起点。

从霍克海默尔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在研究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方法上，自觉运用总体性的原则。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总体性的研究方法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他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对于当时西方人文科学被分裂为一些彼此分离的学科，从而不能提供和帮助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整图景深表不满，他提出要与这种“片面专业化”的倾向抗衡，创立一种“集各门学科之精华”，“从整体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几十年过去后，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者马尔库塞怀着自豪的心情说：“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探讨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打破了学术分工，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运用于认识和提出当时的各种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⑧施密特也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名称就可以“用来代表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倾向”。⑨法兰克福学派运用总体性的方法来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思路，为许多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者，如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和普雷维什等人所借鉴。

卢卡奇对于总体性的理论概括

卢卡奇继承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关总体性的思想，明确地提出将总体性作为认识资本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从而进一步

发展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赋予了这个蕴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的基本概念，新的、现实的意义。

卢卡奇的思想中，总体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他是关于总体性概念的第一个系统的阐述者。但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来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卢卡奇曾经说过他是跟在黑格尔后面理解马克思的，因此他的总体性概念首先来自黑格尔，即黑格尔的辩证法。总体性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占重要地位，他曾在纯思辩的意义上，表述过总体性，在《小逻辑》中他写道：“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总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予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每一个圆圈便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⑩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在这里倡导的“具体概念的逻辑”就是“总体性的逻辑”。而这种在思辩领域内被阐述的总体性，由马克思将其运用到了现实的领域，变成了认识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卢卡奇指出：“总体性的范畴，整体对部分的无所不在的优越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而又卓然地把它转变为一个全新的科学的基础方法论的实质。”⑪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变化是深刻的。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其主要的表现是工人运动中普遍产生的经济宿命论，经济决定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自第二国际以来在各国工人运动中普遍出来并逐步扩大。卢卡奇把这种现象视为他提出的“物化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他认为：在物化意识的笼罩下，人们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部分、不见总体。单纯地谈论经济因素，特别是对经济运动法则的片面强调，必然而且已经钝化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和批判能力，弱化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革命性，使工人运动低落。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必须着重强调总体的压倒一切的优先性：“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它们综合进一个总体的时候，事实的知识才有希望成为现实的知识。”⑫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在科学方法论中实现的革命，恰恰是表现为对总体性的强调上。正是凭借总体的方法，马克思才穿破了历史表面的迷雾，洞见历史发展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因此，也只有强调和运用马克思的总体性的思想方法才能使工人阶级超越单纯经济主义的视野，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认识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正确把握。

基于这种理论和现实的考虑，卢卡奇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对总体性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首先是指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统一，……第二是指不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整个总体系统相对性(即是说总体从属于它的各个总体构成的，而这个总体本身同时又是由一个更高一级的复合体的各个总体决定的。……)，第三是指整个总体的历史相对性，即整个总体的总体特征是变化的，分解的，并限于一定的具体历史时期。”⑬这段话是卢卡奇对于总体性概念最为明确而完整的阐述，其中包含了三层基本思想：

第一，矛盾性。总体性是充满了内在矛盾的总体性，表明了互相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卢卡奇历来强调总体性不是各种因素无差别的统一，而是矛盾的统一，矛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总体之中的。恰恰是各种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矛盾造就了总体性，总体性是矛盾的产物。它本身是辩证的，因此也必须辩证地去理解它。第二，系统性。总体性不仅充满了矛盾，而且还构成了一个由于不同的矛盾统一体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具有自下而上的等级结构，也就是说总体结构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构成，各个部分的总体又由更高一级———复合总体所决定。第三，流动性。总体性是历史的，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历史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总而言之，正如卢卡奇以及萨特等人认为的那样，总体性是辩证法的重要内容;总体性，在本质上是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一种辩证发展的状况。而在现代条件下，我们以这种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认清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质，也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运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得出系统的科学认识。

二、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总体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制度的各种矛盾的全面发展。在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各种社会因素自身发生了变化，同时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排列组合。对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应以辩证的眼光加以看待，它并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各方面矛盾的消失和解决，而是这种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的一种新的状态。

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辩证地而不是僵化地观察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我们才能科学地认识它;而只有科学地认识了现代资本主义，才能真正担负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以总体性的方法去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目前对于总体资本主义的问题的认识还是相当初步的、还有待不断地探索加深认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对总体资本主义进行初步的描述。

总体性发展的历史环境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现存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包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一步的容纳取决于资产阶级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其社会的生产关系；西方资产阶级对于生产关系的调控，在现代条件下，实际表现为对资本的国际化以及对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过程的调控；对于资本的国际化及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的调控，则取决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西方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采取何种方式继续控制第三世界的发展。上述这一联串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基本的制约条件。当然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已使它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环境和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因此而马上瓦解、灭亡。但是，经济环境和经济状况毕竟仍然是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如果我们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概括一下的话，可以说，战后广大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这一进程实施新殖民主义统治，是现代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把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放到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地域、众多的人口和丰富资源的第三世界的广泛的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之下，才能真正理解它。

总体性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的总体性，既表现在发展的整体与全局上；也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基本的领域的发展之中。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经济发展及其特征

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出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资本的国际化，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现代资本运动和增殖是在全世界范围进行的，资本运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循环和周转的。资本国际化倾向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即在本世纪初已出现了；但资本的国际化全面实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在第三世界开展广泛的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完成的。全面的资本国际化意味着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与操纵的资本运动的过程之中，建立了以“中心——外围”为基本结构的世界经济体系。

资本国际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终形成，使世界经济二重化。世界经济日益分化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的“中心资本主义”和以广大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外围资本主义”。在“中心——外围”结构中，发达国家凭借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主要利用经济手段控制与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大开发谋取高额利润；在同一结构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掠夺的对象，成为廉价的资源产地、西方商品的大市场，甚至成了有毒、有害垃圾的堆放场。

世界经济的二重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地带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处于外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各自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可以从广大外围地带获得高额利润，同时又可以把本国的经济危机转嫁出去，并且利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从而大大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在产业结构上，发达国家利用大量财富向中心的集中，及时调整了整体产业结构，完成了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大规模的经济转移，⑭使其高技术、金融、信息产业得到了大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由于发达国家凭借优势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与占领，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传统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周期的严重破坏，使战后在较长时期内西方的经济能够大致平稳运行和发展。在社会结构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产业调整中，西方国家将一些产业工人十分集中、工人运动势力强大的传统工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调整和转移，结果削弱了传统产业工人队伍和工人运动，使由大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辅助性工种、职业的从业者组成的所谓“中产阶级”日益扩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工人运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到了控制。与发达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三世界虽然也加入了资本的国际大循环，但却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对象，因此发展在广大第三世界表现为“不发达的发展”，即矛盾与贫困的积累，表现为经济的依附性。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步入了发展的困境，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濒临发展的“黄昏”。

发展的二重态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总体性发展是矛盾的辩证发展，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体系的形成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仍旧是马克思早在上个世纪提出并深刻论证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对立。这个矛盾在今天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依然存在。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这个基本经济矛盾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改变。从表现形式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一矛盾从原来的主要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运行中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趋势之间的矛盾，逐步转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对立与冲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日趋严重和激化的“南北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在现代资本国际化的历史条件下具体表现。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反而更加扩大和深化了。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形式的转变，发达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发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世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因此，未来西方世界战略的重点必将转向第三世界。西方的战略重点转移不仅是因“冷战”结束而能腾出手来，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工业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在经历了一段较快发展之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明显放慢，甚至出现了较为普遍衰退和政治动荡。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环境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这意味着资本国际化、资本国际循环的障碍、甚至中断，而国际经济体系的瓦解对西方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所以西方必须全力以赴的避免或改变这一进程。而要强有力地干预第三世界，仅靠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手段是不够的，因此，西方的殖主义必将向它的第三种形态——后殖民主义演化。后殖民主义是旧殖民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它将凭借着西方的军事和政治强权越来越多地干预第三世界，以保护其经济利益，“削平”第三世界中经济发展势力强劲，与西方日益呈竞争之势的追赶者，另一方面又要“垫高”第三世界中经济崩溃、政治动乱，被甩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的“脱轨者”。总之，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成功与否，将成为决定西方在21世纪的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世界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斗争将奏出未来世界发展的主旋律。

政治发展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在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权威戴维·伊斯顿将政治概括为，社会价值(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虽然伊斯顿隐去了阶级斗争，但他也认为政治是有关利益的冲突、竞争和分配的活动。总之，政治是关于社会集团利益的总体实现的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的本质。然而，不同阶级乃至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既定的政治体系内部的表现形式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概括。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矛盾是在既定政治体系之中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基本表现形式。

从资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角度看，政治制度化是其统治的关键。政治制度化是统治阶级掌握的政治权力对来自社会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参与的整合，整合的目的在于化政治参与中的否定因素为肯定因素，使政治过程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平衡状态即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稳定状态，也可以说，即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达成了政治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化的手段臻于完备，制度化的水平基本上能够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政治参与，能够保持政治平衡和稳定。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资产阶级通过现行的政治制度，程序化、法制化、全面而系统地控制和统治社会。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参与的整合，将否定性的力量尽可能化为体制内因素，防止社会革命的发生。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化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对于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参与的整合，二是对于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的整合。

对于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参与具有两套整合的机制，一是政党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平衡，二是双层政治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这两套机制的基本功能，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程序化、稳定化，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既可靠地、真正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权势集团手中，又能够相对有效率、灵活地运行。对于来自社会范围的、主要是来自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资产阶级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加以整合。在现代条件下，资产阶级不能频繁地采取容易导致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激化和激发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直接的武力镇压的手段，而是着重采用疏导、软化的方法，关键是要把来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抗议，控制在现行的制度体系之内，使之成为在肯定现行制度前提下的否定，而不是对现行的制度前提本身的否定。也就是说要尽量使工人运动合法化，引导其成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为此，资产阶级要经济和文化统治手段的配合下，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分化、诱导工人运动，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方式就是现代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现代选举制在表面上采取了十分自由、公开的形式，而实质上是一个精巧而庞大的社会控制工程。它具有一种双向筛除的机制，可以使大资产阶级权势集团充分地表达其意愿、充分自由地选择最能代表其意愿的代理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排斥权势集团意愿以外的其它各种偶然性。双向筛除具体的做法是在选举过程中将其它竞争者和具有消极倾向的选民排除掉，确保事先预定的当选者成为竞争中的“幸存者”而当选。现代选举制的形式是“人民的选择”，而其实质却是一种“现代世袭制”，它的新的奥秘就在于：通过被压迫者之手选择压迫者。

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在形式和功能上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使资产阶级的专政更加稳固。它使社会统治更加深重，却使其形式更显得民主、自由，使统治更具有合法性。

文化发展及其特征

文化统治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个具有越来越重要意义的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也是整体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方面。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们日益倚重于文化的统治力量。这是观察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文化二重性的发展，现代西方文化是二重文化要素的组合，即以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丑恶文化与以提倡无私奉献、博爱乐群精神为内涵的善良文化的奇特结合。这两种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是截然对立的、矛盾的，但在其外在功能上却是统一的、一致的，两者并行不悖。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丑恶一面，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代表其文化的现实性一面；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所谓“善良文化”并没有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似乎是一种超历史、超现实的文化因素，其实这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主体性，来自其维护社会的资本主义常规与秩序、维护其统治的主体需要。资本主义文化二重性共同发挥作用，具有强烈的文化奴役的功能，对维持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存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文化二重性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成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发展的一种显著的标志。

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质是社会的思想统治，现代西方文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摧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否定力量————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肯定性的思维方式扩到全社会，消除现存社会中的否定性思维，同化社会意识。同化的形式就是用“物化意识”笼罩社会意识领域，窒息其它一切社会意识，消灭一切独立的思考，把人类变成没有思想、没有人格、更没有反抗精神的“物化”的人类，以保持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永恒。这实际上企图在从意识上消灭反对派，从意识上建立资本的精神王国。资产阶级文化统治的主要对象是工人阶级，它的目标是通过淡化、直到最终消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主体性，使工人阶级丧失承担其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能力。

目的与手段必须是相互统一的。要达到某种目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手段。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的建立和完善，也得益于其实现手段的发展。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拥有了强大的手段，通过信息垄断、信息控制，资产阶级可以在社会中无限制地传播其文化观念、向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灌输“物化意识”，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几乎无法避免这种灌输，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牺牲品。

总体发展中的对立与统一

总体性的观点认为，总体优于局部，总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但却不是局部简单的叠加；局部并不具有总体的性质与功能，局部只有作为总体的一部分才具有相应的功能。总体是局部的实现和完成的先决条件。根据总体性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某一局部或某一方面的发展，而是获得了总体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存和稳定要依赖于这种总体性；丧失了总体性，资本主义就不能维持其存在和发展。当然，总体性并不排斥部分的多样性，卢卡奇也说过：“我们重申，总体性的范畴并不把它的各种要素归结为一个无差别的统一体。”总体性中包涵着矛盾，局部间的矛盾状况与总体功能上的一致相协调是总体性的特色，正是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用艾略特的话讲就是：一个社会朝着功能合成和内别分解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就是社会总体性的发展。⑮理解这种“功能合成和内别分解”的现象，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总体性以及总体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西方社会的“内别分解”，是关于西方社会总体中局部间矛盾状况分析的一个典范。贝尔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逻辑概括，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已无法用单一的原则或封闭整体构造来加以概括。与之相反，他强调西方现代社会体系日趋分立并具有多重原则支配的特性，据此他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立说。贝尔提出：“与社会统一观相反，我认为较有益的方法是把现代社会(我此刻不管它与以往社会的继承联系)看作由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我把整个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⑯

在经济领域，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而它的调节方式是节俭。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是：节俭就是效益，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的利润。由于这种原则使经济部门，这个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基础部门，成为一个非人化发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见角色，不见人”，人的丰满的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

政治领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分离独立的倾向。贝尔认为，在很长时期内(贝尔的概念为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是薄弱的，国家机器(政治与法律部门)相对于经济非常弱小，基本上是经济活动的附属物，主要功能就是鼓励经济自由发展。以20世纪的经济大危机和政治动荡为契机，资本主义切实地感觉到了生存的威胁，迫使政府集中权力，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政治功能外，增加了干预经济生产和社会分配，处理国际问题等方面的职能，逐渐长成为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即政治的现代化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中，政治的轴心是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于政府进行管理的原则。贝尔提出的政治轴心原则——合法性，实际上也就是卢梭讲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服从转化为义务”的原则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现，从我们曾分析过的现代选举制的“被压迫者选择压迫者”的机制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由于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实质上是资产者转变了政治统治方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传统的阶级冲突、斗争激化的局面得到了基本的控制，因而政治领域中的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资本主义的新的支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政治化，政治机构的过份庞大和过多的经济干预职能，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之间，从原则到实践又发生诸多冲突与矛盾。

与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领域中的发展更为不一致的，甚至发生了严重断裂的是文化领域内的发展。贝尔将文化视为“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identity)的连续过程。”在文化领域内，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经济效益”，也不是“合法性”，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与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的组织性和管理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历来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使文化日益脱离社会的经济、政治领域，成为一种有独立特征与发展规律的领域，这一领域，与强调理性的经济领域和依重制度化的政治领域不同，它充斥着非理性主义、充斥着各种杂乱、多变、难以辨认来由的随意性的行为，用贝尔的话讲：“哪些人吸毒、放纵、换妻、公开搞同性恋、或者把猥亵当作政治风格，或偏爱‘非常事件’和淫秽电影，这些在目前都很难与社会学‘标准变异’原则相吻合。”对文化的考察使贝尔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

通过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内的发展，贝尔认识到：社会变革有着不同的“节奏”，三个领域之间已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说既援引了马克思学说中区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概念，又受到韦伯重视文化思想作用的启示；既贯穿了对社会发展进行全面分析观察的观点，又放弃了传统的社会学关于理性有机体的思想。着重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从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冲撞的社会态势。被贝尔描绘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其实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三大领域的“内别分解”就是总体性发展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描述的仅仅是总体性发展的一个方面——内别分解的现象。而我们应该看到：总体性发展的另一面——局部的功能统一性现象，或称功能合成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其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确实存在着逻辑上的对抗与矛盾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维护资本主义功能，并不妨碍它们构成总体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各个局部既互对立又相统一的状态恰恰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性，恰恰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优于局部的客观实在，某一方面及其发展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整体状态及发展;反过来，某一方面的问题与衰退也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全面覆亡。因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只有从总体的角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它;只有以总体发展的眼光来视察它，才能预见其发展的未来及其历史命运。

三、总体资本主义与总体社会主义

总体资本主义即是全面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总体化了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资产阶级最终建成了对于社会的全面的统治。今日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丧失了总体性，就不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传统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动荡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尚未获得现代条件的这种总体性发展，或者说尚未总体化。传统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缺乏政治的整合与文化的调节，因此，经济矛盾不仅在经济领域内造成严重危机与破坏，还时常冲出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中造成震荡与冲击，资本主义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资本主义的总体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内别分解与功能合成中，多重化解和抑制社会矛盾，特别是瓦解社会批判和否定的力量，瓦解工人阶级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从而保持资本主义的生存稳定。

两种总体性的较量

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总体化了，那么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也必然要依据总体性的观点和方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自身无法根本解决的矛盾，总体化在一定层次和范围内缓解的社会矛盾，在更深刻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又在积聚和发展。比如，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被缓解，而却在全世界的中心——外围结构中被扩大和加剧；发达国家中的“电视资本主义”，广泛地传播了“物化意识”，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但同时这也造成了全社会性的思想衰退和精神堕落，在西方社会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侏儒，为西方未来不可避免的文化衰落与崩溃埋下了伏笔。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歇，人类怎样超越资本主义，迈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呢？

在现实社会主义最初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最早的一批探索者、建设者们，在实现和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之后，立即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全体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等于“苏维埃加电气化”的著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公式。应该说，现实社会主义事业最初的探索者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与实践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成功的，他们严格遵循了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教导——“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⑰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

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包括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停留在原有认识上，显然就不够了。从本世纪20年代起，一些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感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发展的趋势，他们发现西方资产阶级正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建立起全面的专制，要推翻资本主义这种总体专制，必须用一种总体革命，并以“总体性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他们从那时就开始严厉批评“苏联模式”，指责这种模式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为没收资本主义银行和企业，然后在生产速度上超过资本主义，与之进行一场物质竞赛。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力拜物教”，而没有把社会主义规定为把社会从盲目的趋向中解放出来，允许“联合生产者”用一种具体和实际的方式去计划他们的未来。社会主义不仅要增加经济和财富的总量，以消灭贫困，改变生存的性质，满足人的需要;社会主义更包含了人们在物质上、文化上的需要和渴望本身的彻底改变，包含了意识和情感、工作过程和闲暇、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一系列的全面彻底的改变。苏联模式的问题之所在，是由于它仅仅把社会主义革命规定为用生产的合理化计划和经济生活的集体化，来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和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但却忽视了人的需要必须彻底加以改变，在千百年来的阶级社会中，劳动群众不仅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更深重地遭受私有观念的精神压迫和心理毒害，不将私有社会中形成的“人性”彻底改变，劳动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解放。而一个仅仅在经济和政治的表层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不去进一步从总体上否定资本主义，实现总体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也必须是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总体优于各个局部，社会主义总体是各个部分的实现和完成的先决条件。

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其模式以及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批评。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的现实，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发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两种总体性的较量。

总体发展中的历史飞跃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当这场社会变革从表面层次开始之后，如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进行和完成，还要进行更为深刻、更加艰难的变革——改变人，培养与造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在千百年的私有制条件下，人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类普遍具有强烈的物质欲求。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客观上不可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但却从主观上把人变成了物欲的奴隶。当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社会生活、包括人的意识完全、彻底地物化了，人对物质的占有欲无限膨胀，被推向极至，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依靠“单向度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下都是无法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改变人，改变在千百年的私有制社会中形成的人性!

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⑱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中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就是改变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人性，具体地讲，就是消除人类物质欲求的无限膨胀。社会主义并不是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之上，把资产者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社会平等，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更要改变人的需要的性质和方式。人类无限的物质欲求并不是永恒的，它是私有制社会“物化”的烙印。然而要完成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这样深刻的革命，仅仅依靠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力量，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和拥有更

多物质财富，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它必须要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作为前提，必须要在社会一切领域进行深刻地变革，才能达到。反过来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存在和有效地运行，也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总体作为前提条件，否则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可能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总体性的革命，社会主义也必将是总体性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的总体性的发展，才能最终改变人的需要，消除私有制给予人的“虚假需要”，把人的物质欲求还原为人的真正的“自然需要”，使对于全面发展、完善精神与道德和审美的需要成为全人类的基本需要，创造出道德和美学的新天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的一代又一代新人。总之，只有总体的社会主义才能代替总体的资本主义，人类将在总体性的发展中完成历史的新飞跃。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节的“第三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9页。

②《外国哲学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5-156页。

③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4页。

⑤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马克思的历史贡献”。

⑥参见丹尼尔·贝尔：《今日的伟大思想：1979》，芝加哥，1979，第139页。

⑦斯宾格勒在1934年写了《西方的衰退》，其中使用了文化样式的思想，他称西方文化为“浮士德型”文化，而称阿拉伯文化为“古波斯拜火教僧型”的文化。

⑧、⑨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⑩黑格尔：《小逻辑》第56页。

⑪、⑫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7页，第8页

⑬《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第63—64页。

⑭第三产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战后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几乎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是，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即消纳经济剩余的需要与推动。而第三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制造了大量的廉价、剩余的劳动力，第三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容纳过剩劳动力，或者说是大量贫困劳动力的就业需要的推动所致。

⑮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3页。

⑯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6页。以下有关内容引自该书的不再另外加注。

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⑱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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