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六章

接上文——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五章

第六章 面对 21世纪的资本主义

开端就是目的。

——黑格尔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毛泽东

黑格尔认为，事物的开端蕴含其目的性，原因包容着结果。资本主义问世以来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人类近现代史上许多伟大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作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然而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它的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中蕴藏怎样的目的?它发展的原因中将导致出什么样的后果?

一、现状与预测

20世纪即将结束，人类正迈向一个新的世纪，将要开始一个新的千年。人类将以什么样的状态进入新的年代，新的年代对人类将意味着什么?这是许许多多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有不少人就此作出了分析和预测。未来是今天的继续，那么，人类今天的状况究竟怎样呢?战后西方的经济复兴，政治、文化的发展究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什么?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还会照此一直发展下去吗?这些都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带——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外围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有的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然而，在战后和平与发展外表下的世界并不平静，战后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中始终蕴涵着两种不同的趋势——和平与动荡、发展与衰退。这种趋势此消彼长，共同汇成了战后世界的潮流。

世纪末的纷乱

在战后世界相对稳定发展的同时，不稳定和动乱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亨廷顿就是最早敏锐地感受到这一趋势的西方战略家之一。从50年代末起，亨廷顿开始关注并研究世界的政治发展问题，很快他就观察到：“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众多的政治暴力和混乱事件，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中有了明显的增加。”根据统计和研究，他指出：“1958年，全世界约有28个地区在进行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发生了4次军事暴动，以及2次常规性战争。7年之后，即1965年，发展为42个长期性的游击战，10次军人政变，以及5次常规性暴力冲突。在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不稳定的局面也有明显发展。1955年至 1962年间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及其他不利于政治安定的事件，与1948年至1954年期间相比，其频率增加了5倍之多。此间在全世界84个国家中，有64个国家呈现出政治更加不稳定的趋向。”亨廷顿惊呼：“我们面前呈现的景象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衰退。”①

亨廷顿确实是一位具有远见的西方战略家。经过细心的观察，他从战后前2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发现的苗头，如今已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自亨氏出版的那部使其声誉鹊起的名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来，又有20多年过去了，其间全世界的政治不稳定和动荡战乱有增无减，进入90年代后已呈愈演愈烈之势。

环顾当今世界，政治动乱、紧张局势、暴力冲突乃至战争，彼伏此起，遍布全球。

在亚洲，东亚朝鲜半岛的对峙因核武器检查问题而急速加剧，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已处于戒备状态。在东南亚柬埔寨、老挝、菲律宾、斯里兰卡、缅甸继续遭受内部冲突的折磨。南亚两个最大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争端而几次处于战争边缘，近年来克什米尔冲突已造成了30多万人丧生。在西亚，1991年两伊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伊拉克又侵科威特，引发西方大国干预、爆发了战后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国际战争——海湾战争，至今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仍未解除、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在阿富汗，至今战火犹酣。

在非洲，从北到南整个非洲正经历着普遍的动荡。撒哈拉沙漠以南直到南非，大部分国家出现了激烈的部族冲突和内战。南非第一次多种族的民主选举引起了空前的紧张与冲突，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一个新的也是最大的热点。东非的索马里内战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和涌入他国的难民潮，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干预又遭到了索马里人民的普遍反感和坚决的抗击，最后灰溜溜地撤退。西非的利比里亚内战在非统组织的干预下刚刚趋于平静，一直较为稳定的西非大国尼日利亚突发军事政变，成为西非政局中倍受关注的新焦点。在北非，巴、以冲突是影响这一地区的传统政治因素，“冷战”结束后，巴、以冲突并未消失，一个新的影响更为深远的因素又出现了，这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迅速兴起，目前原教旨主义已经威胁到了西非两大国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这两个西方在北非的主要盟友的稳定。因此，北非的政局是外界关注非洲形势的重点。

拉丁美洲是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在70年代一些拉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举世瞩目。然而进入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给世人的印象完全改变了，目前拉丁美洲多数国家内部社会分化严重、贫富对立加剧，社会问题成堆。在一些拉美国家中长期存在的内部暴力冲突、游击战争一直没有断绝，近年来又有新的扩大的趋势，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墨西哥的恰帕斯农民起义。墨西哥是拉美国家一直比较稳定的地区性大国，经长期酝酿，它与美国、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共建北美自由贸易区。然而就是在今年1月1日，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墨恰帕斯州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农民武装暴动，由暴动者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明确提出了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口号，要以武装斗争推翻政府和现行制度。国际舆论认为，这一事件表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激化，形势已恶化到爆炸的临界点。

欧洲在战后“冷战”的均势之下，保持近40年的和平稳定的环境，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一系列新的热点在欧洲出现，威胁着欧洲整体安全。欧洲历史上的火药桶巴尔干地区，因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战争已经热得发烫。在南斯拉夫与克罗地亚导致严重破坏的战争平息下去以后，波黑战争又全面爆发了，到目前在北约盟国的直接武装干预下，波黑战争仍没有停止的迹象。而从长远看，南斯拉夫(主要是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为在巴尔干地区争夺首要地位而再次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肯定会在伊斯特拉半岛的前途问题上发生争吵。与前南斯拉夫的动荡相比，对欧洲的稳定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前苏联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持续多年的纳卡冲突已演化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1993年战局发生重大改变，亚美尼亚占领了阿塞拜疆的大片国土，使战争进一步升级。此外，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及中亚地区的独联体国家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武装冲突也仍在继续。前苏联地区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有火药味，这给欧洲带来了更大的不安。

德国汉堡大学政治研究所于1994年初发表了一份当前世界形势的研究报告，根据该报告的统计：至1993年圣诞节为止，全世界有43个地方处于战争状态，其中亚洲22个，非洲13个，拉丁美洲5个。在欧洲，巴尔干半岛和北爱尔兰的战火也在继续。这份研究报告还显示，在50年代世界上平均每年只有12场局部战争;60年代则上升为22场。而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急剧增加，仅自1992年以来就几乎翻了一番。

在20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世界并不平静，混乱和动荡与日俱增，遍布全球的冲突和战乱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世界性的，比如其中的难民问题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甚至是恐慌。到1993年末，全世界难民人数已达3200多万，其中越过国界的难民达1820万，国内难民达2400万。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人怀疑：世界将在纷乱之中跨入新的世纪，那么，下一个世纪将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西方预测未来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成了四个方面：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不复存在了。因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外围，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中心与外围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在世纪末的纷乱中，西方的思想家、战略家们也在进行着世纪末的反思，总结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预测新世纪世界及西方的未来。现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雅克·阿塔利说：“再过短短的10年，我们将迎来公元2000年。那将是什么样的新政治秩序?发展的前景如何?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将处于何种状态?生活方式和艺术倾向如何?”“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历史的进程加速，集团分崩离析，民主阵地扩大，新角色登台，新焦点露头。面对这些表面看是无序的变化，通常的作法是忌讳恪守模式，任凭各种扰乱世界的力量角逐，漠视事物的权威和文化的标准。”“我不赞同这种作法。我认为，只要我们融汇贯通诸多社会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令人叹止的多姿多彩之现实，我们的时代，如同过去的时代一样是可以认识的，可以对未来作出认真的假设，给出新的地平线。”②阿塔利的这段话颇能反映西方思想界及战略家们对未来关注的深切的心情。

21世纪展现在西方眼前的“新的地平线”将是怎样的呢?西方的战略家们对此争相进行描述。然而他们的见解颇为耐人寻味，西方的未来畅想曲中，欢乐的调式里潜伏着抑郁的情绪，喜忧参半、悲欢交集。

西方对未来抱有乐观和希望，是因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是西方的生存、西方的民主、西方的价值的真正的、最大的威胁，这个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根基之中。对于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的恐惧、愤怒、仇恨还不仅仅在于，这是一种与西方的“基督文明”相悖的“异端邪说”。意识形态的分歧是社会利益对立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对西方最根本的威胁是经济上的;只要社会主义存在，只要公有制、计划经济存在，就实实在在地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不能覆盖全球每一块土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无法包容全球经济活动、就无法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变成人类生产活动的唯一形式，而不断再生产出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要社会主义存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存在，世界上就仍然会有一部分资源不能被西方的资产者所占有或支配，世界上就仍然会有一部分市场不能被国际垄断资本所占据;总之，只要有社会主义存在，只要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威尼斯商人的后代们就不能把世界上的每一份空气、每一寸土壤、每一滴水，统统盘算到他们的生意经中去。

现实的社会主义确实曾使得西方如芒在背、寝食不安。直到80年代末期，曾是美国的头号战略家尼克松先生，在他那本轰动一时的名作《1999年：不战而胜》中，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和平的战争。这是一场迄今尚未结束、可能还要继续几代人之久的冲突。苏联人不用军队和核武器打这场战争。他们在同西方的这场斗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宣传、外交、谈判、外援、政治手腕、破坏、秘密行动和代理人战争。这场冲突的成败所系不仅是我们自身的自由，而且还有世界各国的自由。自由的存亡取决于美国的行动。”“我们是否正目睹美国革命的苍茫暮色?我们是否正眼看着西方文明开始退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苏联极权主义?或是焕然一新的美国将为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领路，走向一个新的黎明?”③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战略家尼克松对资本主义未来所持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他预言：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纪之争中，美国将在本世纪末“不战而胜”，“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美国的另一位闻名西方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则在他的那本臭名昭著的、充满了情感喧泄和叫嚣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他为了使其“断言”更具形象的魅力，还突发奇想地来了一番虚构的描绘：在2017年，即苏联“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莫斯科红场已改名为自由广场，列宁墓将改建成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在克里姆林宫将举办所谓的“百年虚度——五千万冤魂”展览会。让西方的战略家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们的梦想竟然成真，而且提前实现了。他们毕生与之斗争的、一个强大到令他们恐惧的超级大国，竟然戏剧性地从内部被毁灭了；一个从他们幼年起就被灌输到头脑中的政治教条——东西方概念，竟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变成了一个地理概念；被敌对的力量的军事威胁、经济竞争、意识形态对立搞得筋疲力尽的美国，竟然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的战略家们当然有理由感到高兴、感到乐观，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似乎在预示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是一个资本千年王国的开端。

1993年中国北京申请主办2000年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而遭到了西方某些大国的政界和舆论界的广泛抵制甚至诋毁。这也是完全可以意料和理解的，因为在那些先生们看来，在2000年举行的、继承了古希腊文明传统的奥运会，无疑将是基督文明的新的一千年的隆重、辉煌的庆典。这样的伟大庆典怎么能放在一个有色人种聚居的国度中、不伦不类地举行呢?!

但是，西方战略家们并非浅薄的一群，他们并未被为建立资本的千年王国斗争的一个回合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清醒地感觉到了，新世纪中西方可能遇到的新的威胁和可能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而这些威胁和难题很可能在新世纪中彻底葬送资本主义的前程。一想到这些，西方的战略家们又忧心忡忡。

尼克松对于西方未来前途的担忧并不在西方发达国家本身，而在于它周围的第三世界。尼克松说：如果要使下一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就必须解决好第三世界的问题。尼克松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西方的前途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第一，当然是经济方面的，“第三世界拥有庞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它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和其他原料。”没有这些，西方的经济就会崩溃。第二，第三世界是革命的新的策源地，而革命最终会使对西方生死攸关的资源进一步丧失。第三，第三世界是战争的震中，这些战争大都损害着西方的直接利益，甚至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第四，西方与第三世界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别，“西方是个富足的小岛，而周围却是贫困的汪洋大海。”这种局面任何人都是难以长期忍受下去的，最终会导致西方的灾难。④对于未来，尼克松明确地意识到：“第三世界中的变革之风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布热津斯基一考虑到第三世界的状态，尤其是正在沦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前苏联各国和正在复归第三世界的东欧国家，便对未来充满忧虑，他担心新世纪中世界失控。布热津斯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无可匹敌的全球大国，也是西方无可争辩的领袖，而“没有头脑，没有灵魂”的欧洲和“没有社会模式，没有重要的信息”(指高科技领导地位)的日本都不能与美国竞争，因而西方内部的统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仍不足以无序地控制全球，不足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动荡和危机。除去已经动荡不已的第三世界国家，前苏联地区潜伏着更大的危险。他估计，中欧东部的几国大概会借助欧共体的力量与援助渡过难关，但巴尔干、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将面临长达几十年的严重的内部危机。⑤因此，布氏担心新世纪中天下大乱。

其他的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战略家们比布热津斯基更为悲观。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指出：“我们的世界迫切需要远见卓识，尤其是对整个世界的洞察力。主要的挑战众所周知：贫困与不发达、环境恶化、人口压力、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新的安全问题等。但是，对于解决方法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即使是意见勉强一致的问题，也常常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把解决办法付诸实践的政治愿望也常常缺乏。我们常在或接近于关键的时刻结束边缘政策，超过了关键时刻，成功就更难以取得。代价——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都将开始数率性增长。德洛尔把西方以及欧共体在未来面临的世界性的危险归结为：持久性的地区冲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排外意识形态”。⑥德洛尔的一位同乡阿兰·曼克写的一部近来在欧洲颇受重视的新作中，干脆预言：未来世界将倒退回新的中世纪。美国学者辛格和怀尔达夫斯基在对未来预测中偏重经济分析，他们认为：未来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主要将是经济的，经济斗争正在变成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战争，受害者不是用千百万阵亡将士计算，而是用千百万失业者衡量。他们指出，很多西方人士都警告要提防新世纪中的全球性阶级斗争，即东西方冲突后的北南冲突，一场无产者反对富有者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用毒品、病毒、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的。⑦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的一段话，也许能够最形象和最生动地概括西方战略家对未来的担忧。他说：“世界就像一辆汽车，其驾驶员——全球经济——并未完全控制发动机，他本身也失去控制，汽车上的孩子——人民——想踩汽车的制动器或油门，而成人——国家——是提心吊胆的乘客。乘客们的联合一致不可能足以使汽车安全沿公路行驶，但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⑧

塞缪尔·亨廷顿是以标新立异、见识独到而著称的。对未来的预见上亨廷顿依然不落俗套，1993年亨氏在权威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再次引起轰动。文中亨廷顿提出：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与矛盾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态因素或经济因素，文明之间的差异界限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的冲突将主导着全球的政治。⑨亨廷顿认为并预言：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方的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这里的儒教主要指中国或汉字文化圈)将成为未来文明冲突的三个主角。换句话说，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将成为西方未来的主要挑战者。亨廷顿一方面颇有些沾沾自喜地认为，如今同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正处于异乎寻常的力量的顶峰，原来同一数量级的超级对手突然从视野中消失了，西方国家之间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西方以其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足以覆盖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这种绝对的优势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但是，另一方面，亨廷顿对其他两个文明的动向又十分担心和忧虑。他预测，在未来其他两大文明对西方文明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反应形式：一是采取孤立方针，不参加由西方控制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家庭;二是“赶潮流”，设法加入西方行列，接受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三是设法同西方“平衡”，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同其他非西方社会合作对付西方，同时保持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⑩前一种或后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对于西方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因为西方不能“化”掉世界，自己就会被“化”掉。第二种可能是亨廷顿和整个西方所企盼的，那意味着西方一统天下。我们且不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科学，未来的冲突与矛盾的原因和依据是否会由于“文明”的差异;⑪亨廷顿所讲的未来冲突实际上也可说是：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冲突，或者说是西方文明与第三世界中主要文明的冲突。

以上引述的，都是西方目前权威的、有代表性的对未来的预测，从中不难发现其共同点，显然西方的主要战略家们在考虑未来世界格局时，都把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因素;都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决定西方未来的关键，并且对这一关系的未来多存有疑虑。当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当然不应忽视西方战略家们的这种考虑和预见。其实，理解西方的这种态度，应不困难。开端即包涵着结果。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系统地探讨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笔者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见解，战后第三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是战后西方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如果这个假设和初步的论证是合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那么，未来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情况、将取决于整个“外围”地带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状况。这应是合乎逻辑的推理。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

科学地预见下一个世纪里世界的未来，应从分析第三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工业化在战后的发展入手。因此，有必要对于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

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

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对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及状况进行初步的阐述。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实绩，从战后初期至现在，大致可把工业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增长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⑫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驼峰型的轨迹。这条轨迹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认识工业化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规律时，首先必须承认和尊重的前提。所谓规律性的认识，就是找出这条轨迹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深刻变化，逐渐形成了既为第三世界国家特有，又遍布于第三世界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了解这种结构的特点，是通向正确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

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即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有机构成。第三世界在没有摆脱旧殖民主义统治，获得独立和政治解放之前，在经济上统统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农业是社会的最重要的产业，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基本上是一些落后的农业国，有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则有一些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资源的采矿业或初级加工业。当时经济基础较好的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中看，1950年拉美14国的农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占到20%；从就业结构上看就更为明显，当时拉美14国的农业自立人口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重为54.7%。⑬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农业人口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更高，1950年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平均为37%。

在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工业和服务业，即所谓的第二、三产业是薄弱的。在战后第三世界普遍进入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的初始的工业，主要是传统的手工业，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则有殖民时代建立起来的单一的资源性的出口加工和采掘工业。与工业相比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原有的服务业则更为落后和薄弱。50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的服务行业，在整个国民生产部门结构中所占比重平均为19%左右，从服务行业就业人口看所占比例就更低了。与第二、三产业薄弱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第三世界原来城市规模一般不大，总体上看城市化程度很低，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无论从城市化程度或中心城市的规模上均有较明显的差距。

第三世界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虽经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与破坏，但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本上一直保持下来，直到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以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落后、城市化程度低、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及巨大的农村人口，为主要特征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恰恰构成了第三世界工业化起步的重要而有利的基础。第二、三产业薄弱与落后，恰好可以使第三世界直接引进和建立近、现代工业，而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广阔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中蕴藏着数量极其巨大的人口资源，可以为工业化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廉价的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巨大的原动力。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从农业经济结构释放蓄集已久的巨大社会能量的过程，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的过程。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除去对内以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为基础，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外在的条件，这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走上工业化道路时便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走的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初期所采用的战略大多是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在工业化初期，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外部的市场，都为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起步和初期发展注入了动力。

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有三个基本的有利条件：第一，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广阔空间；第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第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普遍的工业化开展之后，在原有的较低的经济水平基础上，有相对有利的内、外条件的保证，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获得了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这种势头从50年代一直保持到7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相当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中东的以伊朗为代表的产油国，大都相继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由原来一些贫困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中等收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初步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是为人们熟知的。概括地讲，在工业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形成了工业、服务业高增长，农业低增长、甚至衰退的基本格局。据统计表明，1965——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1%、8.8%和7.1%;1973——1980年,分别为2.6%、4.9%和6.4%;1980——1987年,分别为3.4%、5.1%和3.4%。由于长期的这种不同的增长速度，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向工业、服务业倾斜，而不利于农业的变化。就现有的产业结构看，到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例为：第一产业17.6%，第二产业43.2%，第三产业39.2%。总之，重第二、三产业，轻第一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其中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尽管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增长速度上，第三产业增长比重略逊于工业增长。但从就业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看，就大不相同了。从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在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196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从业人数和服务行业从业人数之比是1：1。而这时，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两个部门中的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大约是相等的，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服务业工人与工业工人之比竟为3：2，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⑭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的另一面，即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在第三世界，城市化就是工业化的代名词。保罗·哈里森曾对第三世界的城市化作过系统地描述，根据他提供的材料：1920年时不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大约为一亿，仅占当时世界城市总人口的28%。到1940年，达到一亿八千五百万，到了1960年，又翻了一番多，达到四亿一千多万。⑮到1975年，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人口总数已与发达国家持平，大约为七亿五千多万。到本世纪末，根据联合国的估算，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占世界城市总人口的66%。第三世界城市化发展速度是极其惊人的，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相同阶段上城市人口增加速度的两倍，在60、70年代发展最快的时候，非洲一些城市，如金沙萨、阿比让、蒙罗维亚等增长速度高达10%左右，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大都市人口增长也常在5%以上。1978年联合国关于世界人口政策的报告指出：在总共158个国家中，有73个国家，大部分(68个)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令人很难接受的”。另外的66个国家(其中42个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大到“令人不能接受的程度”。⑯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过度的膨胀既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与表现，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这也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的特色之一。

第三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由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时代，在“中心——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中，进行自己的工业化过程的，使自己的工业化成为国际资本循环与周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工业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要给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

农业的衰退与危机，是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内部，最突出、最深刻和最严重的矛盾与难题。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之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60—70年代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但这种快速增长大多数发生在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在这些部门里，年增长率通常超过10%，甚至更高。而在农业部门情况极不协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产出的增长一直滞缓不前。(见表Ⅵ-1)

表Ⅵ-1 第三世界地区1950~1980年人均粮食和农业产量的增长(和停滞)

资料来源：K·格里芬，“农业政策：政治和经济背景”，《世界发展》1973年第11期。

农业问题集中反映在粮食生产上。战后初期，一般来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粮食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当然消费也是较低的。60年代里，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部门基本上是停滞，人均粮食产量很少增长或根本没有增加。此后虽在70年代中一度好转，但很快又陷入停滞，而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农业部门实际上是相对衰退的，于是自80年代以来危机、尤其是粮食危机日益显露出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原来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整个第三世界日益依赖粮食进口。拿1988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发展中国家聚集的非洲进口粮食达2800万吨，亚洲9000万吨(包括日本),拉丁美洲1100万吨。⑰1983—1985年,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大饥荒，几百万人饿死荒原，几千万人在争取生存的死亡线上挣扎。第三世界农业和粮食危机彻底显露于世。自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的农业及粮食问题并没有转机，反而进一步扩展、恶化。1994年3月2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关于世界粮食情况的报告中指出：1988—1993年期间，有46个国家的粮食供应状况恶化，减少了2%以上。这些国家当然毫无例外的都是发展中国家。1993年，世界粮食产量达到18.73亿吨，比1992年减少达5%。与前一年相比，1993年被调查的93个国家中有70个国家的粮食供应状况趋于恶化。⑱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农村凋蔽、农业的相对衰退，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内部的矛盾，造成了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首先，薄弱的农业经济不能不断向发展中的工业提供充分的原料、也不能为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使工业化发展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限制了经济的总体进步;其次，农业落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更为直接的制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用大量的、十分宝贵的外汇每年进口大批粮食。以1981—1986年期间的情况为例，此间第三世界平均每年进口粮食8000多万吨，需要支付外汇平均每年达165.3亿美元。如果减去第三世界粮食出口国的出口数，则每年平均净进口粮食近5000亿吨，价值约为115亿美元。⑲进一步讲，长期的粮食生产和供给不足，使第三世界面临饥饿问题，据估计，第三世界国家中至少有5亿人口在忍饥挨饿，在情况最严重的非洲，严重的饥荒现已遍及20多个国家，饥民潮、难民潮席卷大半个非洲。粮食的短缺，造成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直接影响了工业化发展，甚至彻底葬送了工业化。

造成第三世界农业衰退的原因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中进行的。工业化被纳入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之中，必然造成目前的结果。当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西方国家也出现过工业对农业的侵蚀，传统农业的衰落。但是，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中经历的这种情况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环境不同，当时西方的周围是遍布全球的传统农业社会，西方通过殖民化很自然地就解决和克服了早期发展中的农业问题。

第三世界工业化所处的环境则完全不同了，第三世界是后发展的国家，它不可能通过殖民化来进行原始积累，它自己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对象。因此，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都不得不采用剥夺农村，牺牲农业的方式进行自我积累，以保证工业化的开展。大量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内的资本积累，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进行自我积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又必然是农村和农业。即剥夺农业的“经济剩余”支持工业的发展。阿明指出：与西方在几个世纪前向资本主义过渡相比，第三世界通过工业化“向外围资本主义过渡遵循一种不同的模式。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绝不是引进新制成品并使农民为满足新需求而生产出口农产品的自发结果。”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获取购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生产技术等必需的外汇，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西方工业化国家出口大量的农产品、特别是农业经济作物。在许多非洲国家都实行过“强制作物”计划，在“司令官田地”里强迫农民栽种出口作物。这样做虽然为工业化积累了一部分资金，但却严重地损害了本国的农业、特别是损害了粮食生产，牺牲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靠“出口农业”为工业化换取资金战略的弊端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拉美国家，转而寻求改革，采用发展战略，如“进口替代”的战略。“进口替代”是转向内向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战略，即通过保护政策，发展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制造业，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取代进口货，以国内经济的自我良性循环为工业化奠定基础。但是，在实行这一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中，并没有带来农业发展条件的改善，反而同样地损害了农业发展。由于对进口工业品实行限制，产生了国内垄断，于是工业品价格被不断抬高，对工业投资所提供的优惠利率也排斥了农业投资。工业部门的繁荣导致了这些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膨胀，进而也提高了工业部门中的工资水平(与农业相比)，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此外，政府为稳定城市和促进工业发展，常常以为城市居民和工人提供食物补贴为一项重要措施，结果同时却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还是破坏了本国农业发展的未来。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说明：只要把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其农业的衰落就是难以避免的。在本质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和农业的衰退，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利用外围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剥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结果。这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实质。印度人民的“圣雄”甘地早就指出过：“英国人通过印度的城市剥削了印度，而在此之前这些城市已经剥削了农村。乡村的鲜血就是建筑城市里大厦的水泥。”㉑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霍梅尼也曾严厉地谴责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工业化)使外国资本毁坏了伊朗的农业，并以此作为进行伊斯兰革命的重要理由。

实行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中遇到的一个新的矛盾是世界贸易环境的恶化。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特点和条件以及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采取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着重发展出口产业，将其产品投入国际市场、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提供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实行这一战略的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劳动密集型的廉价商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受到欢迎，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高能耗、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国外生产，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不失时机地引入了一批产业、资金和技术设备，促进了本国工业的发展。这种局面在7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的加强，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业制成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压力，也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带来了压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关系中的互补性，日益为相互之间的竞争性所代替。再加之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断加剧的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使得世界贸易环境发生了变化，多边贸易体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而被严重削弱。

自70年代末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对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此期间，国际贸易中仅非关税壁垒的数量就已从70年代的530种上升到目前的1000多种，这已成为近年来世界贸易增幅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7%，1990年为5%，1991年为3%。受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损害最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1991年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率仅为2.2%，低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在世界贸易出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已由1985年的25%降到1990年的20%左右。据世界银行测算，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等于全世界每年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官方援助总额的两倍。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亚洲的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台湾，由于种种原因和有利条件(也包括政治方面的)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而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而大多数也企图通过这条道路走向工业化的国家，则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难怪美国学者罗宾·布罗德和约翰·卡拉那格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化国家了，如果说过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面向出口的道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那么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已使现在不再有此可能了。㉒

经济结构是社会整体结构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分化。每一位研究或观察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人，都会对此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给社会阶级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社会分化的程度，在处于中心地带的西方国家和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同的。或者说，工业化所产生的社会结果是不尽相同的。尽管在西方最发达国家中，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别，依然存在着相对贫困化的趋势，即使是绝对贫困化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比如，在美国战后几十年来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据美国《商业周刊》1993年的统计，美国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的年收入与普通工人相比，在1960年的差距是40倍，而到1992年竟达157倍。而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无家可归者”的队伍日益扩大，目前已达数百万人，而他们无论从什么标准看都是贫困者，甚至其中的大多数是“赤贫”，这是西方依然存在绝对贫困化的有力证据。而在被认为西欧福利国家的典范的小国瑞士，“就连态度谨慎的专家都估计，在所谓的天堂里，至少有6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圣加仑大学的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认为，这是‘瑞士的耻辱’。”㉓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是从全世界敛集财富的富有之邦，它们可以从资本国际大循环获取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搞些社会福利，而且它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处于资本的国际循环末端的被积累的对象——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1989年美洲开发银行总裁在《联合国儿童基金1989年度报告》中惊呼：在第三世界“一部分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回到了20年前。只要稍有一点想象力，便不难想见在这个数字背后潜藏着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实际工资下降，失业增加，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在蔓延。所有的社会福利手段均遭到了损害。现在占拉丁美洲人口三分之一的1.3亿人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㉔80年代以来，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及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化日益加剧，日益贫困化的警报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在80年代初，还有一种轻松乐观的论调，说是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分化的加剧只是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它将会向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历的情形那样：随着发展，社会差距还会日益缩小。但是，当发展中国家中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引起政治动荡，甚至严重的混乱和暴力冲突，以至于阻断和毁坏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当人们亲眼看到非洲在整个80年代中一步步走向战乱和毁灭，而拉美经济终于陷入债务泥潭而无法自拔的时候，那种想当然的说法也是似乎偃旗息鼓了。

从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状况的一般比较看，发展中国家尽管在社会财富的总量与人均国民收入值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以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00，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仅为4.7。㉕在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上，发展中国家却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的情况极其严重。根据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70至80年代间，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比较数据，可以看出：被统计的22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与被统计的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发展中国家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14%，收入最高的20%家庭则平均为54.7%，两者相差为13倍;发达国家中统计的同样两组数字分别为6.57%和40%，两者相差为6倍。㉖

仅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分配上的数据比较，还不能得出对贫困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真正印象。具体地分析第三世界的社会分化及贫困化的趋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现实对世界和未来的意义。这里我们不以目前社会矛盾最为尖锐、饥荒和战乱频仍的非洲作为分析的对象，而着重分析被公认为战后工业化发展较快的拉美国家，这样可能使问题更具有典型意义。

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共4.6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5.9%。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68——78%，而委内瑞拉和巴西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也超过或接近50%。拉美国家中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加速分化。7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高，70年代初，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为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为5%;而另一方面，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却加速贫困化。在城市里，大批工人甚至一部分白领阶层失业，一些国家的失业、半失业率高达40%—60%，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近60%。墨西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25倍。第三世界的社会分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较之城市内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农民更为贫困。拉美国家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据联合国统计，拉美农村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高于60%，最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达97%，秘鲁达75%，巴西达73%，而今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墨西哥恰帕斯山区的印地安农民每天收入竟不足5美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40多年来，无论在工业化实施顺利的高速增长时期还是经济停滞、危机时期，拉美的社会分化始终在扩大，贫困化有增无减。根据统计，从1960——1990年的30年间，拉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倍多，翻了两番。与此同时，贫困人口也翻了一番，其占总人口比重也从不到40%上升为46%。在拉美国家中，实现西方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坚决的国家，恰恰是那些贫困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社会动乱最严重、暴力冲突重新加剧的国家，也正是这些被西方誉为工业化样板的国家。

工业化之路：前进与倒退

一旦真正了解了工业化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上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就不难解释战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先增长、后停滞和相对衰退的这种规律性现象了。

当第三世界国家刚刚踏上工业化道路时，确实曾面临着不少的机遇，一切似乎都顺利，甚至充满了希望。如前所述，工业化之初，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三项最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即：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广阔空间，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较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从反面来看，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在国内经济结构及社会方面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构成对工业化发展的重大阻力或障碍。对此，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因在玻利维亚设计“休克疗法”并担任过波兰和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而闻名的杰弗里·萨克斯进行的分析，颇有见地。萨克斯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随着工业化进行，劳动力开始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时包括进入工业生产领域的农民在内的各个重要的社会集团，都能从农业向工业的流动中受益，特别是如果新的产业是面向出口的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话，情况便更是如此。因此工业化开始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进展顺利，赢得了工业化增长，这并非偶然。

但是，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其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时候，经济与社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逆转。这种逆转的直接原因，前面也已经提到：首先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调，尤其是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农业萎缩不能进一步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和市场，不能进一步为工业化提供动力与支持，相反变成了工业化的累赘与障碍。其次，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交换，主要是依靠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和低附加值的工业加工制成品以及农副产品，换取高附加值的生产设备和工业技术，以支持本国工业化建设。随着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工业生产的升级、换代，其生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外贸出口结构不断调整、优化，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日益增加；这样在国际交换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矛盾也随之增长，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交换中趋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第三世界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第三个原因，也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停滞、甚至衰退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中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和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激化。政治动荡、社会不稳，直至暴力冲突和内战，已经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几十年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成果化为乌有，千里赤地、哀鸿遍野。那里不再有什么工业化、发展计划，人们在那里如果还能看到一些工业文明的遗迹，就是交战各方用于毁灭对手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武器。那里已经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遵循着发展—停滞—衰退的逻辑走过了几十年的道路。这个逻辑，在本质上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存在决定的；这个体系把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纳入其中，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变成西方的资本国际化的对象，变成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的一个环节，工业化在第三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进程，因而它也不可能有在既定框架内的自我完善与成熟。对于第三世界战后的工业化发展来说，开端就包含了结果，这种工业化是以在“中心—外围”结构中，向西方“进贡”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最终就变成了工业化的代价，使之丧失了未来。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即是西方新殖民化、经济殖民化的过程。

三、21世纪的两种趋势

20世纪后半期人类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及其工业化的发展。它在本世纪中对人类活动方式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下个世纪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它深远影响的意义必将进一步显露出来。从主观认识的角度讲，人们也不可能脱离这一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去思考和探索未来。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再一次变得清晰起来，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富裕的北方和一个贫困的南方。南北矛盾构成了当今和未来世界的基本矛盾，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将汇成未来历史的主旋律。南北矛盾中的两个主角，北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南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动向，将构成未来世纪中两种基本趋势。

后殖民主义：重建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终完成了资本运动的国际化，把第三世界的主体及其工业化进程纳入了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之中，并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包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在长达40年的“冷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是一场政治战、意识形态战，更是一场经济战。西方胜利的基础是它首先在争夺世界经济控制权的斗争取得了绝对优势：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总体上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及世界市场中进行的，而不是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联系中进行的。其实，当年斯大林设想并试图建立的、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冷战”本质上是，能够集中全世界大部分资源的西方与少数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冷战”终于结束了，按照一般的逻辑，作为胜利者、作为世界两大阵营殊死搏斗的幸存者，西方似乎应无可争辩地成为“冷战”后世界的唯一主宰，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应在下一个千年中继续。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对于这个信念坚信不疑，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应当被认为是“冷战”后西方的自信的代表作。㉗福山对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是：在这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即西方自由民主终于得以普及，历史至此宣告终结。他说：“我们正在亲眼目睹的事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战后历史中某种特定时期的流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和作为人类最后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普及的终结。”他对这种人类“最后统治形式”作出解释说：“在历史终结之时出现的那个国家，就它通过法律制度承认和保护人类普遍享受自由的权利而言，是自由的；就它只有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才存在这一点而言，是民主的。”福山把他认为的人类的“最后统治形式”称为“世界大国状态”。福山的言论把当下西方的乐观与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黑格尔推论道：“历史的发展最终将进入一个绝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最终的合理形式的社会与国家获得了胜利”。显然，黑格尔的“理想王国”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最终的实现。

我们且不对福山所依据的社会历史观作出评论，也不做价值观上的争论。即使按照福山自己的逻辑和论证，他所说的“世界大国状态”也大有疑问。因为，按照福山的说法，所谓的“世界大国状态”即是消除了人类历史中以往的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他说：“在世界大国状态下，上述一切矛盾都消除了，人类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为此论证说：“阶级问题在西方实际上已成功地得到解决，”“现代美国的平等主义表明马克思所想象的无阶级社会已基本实现。”福山的“世界大国状态”的命题，确实豪气十足，但是他对此的论证，却竟然是如此苍白、空洞，轻率得让人吃惊。当今世界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南北差距日益扩大，贫穷和饥饿像野火一样在世界上蔓延，像洪水猛兽吞食着无数生灵。目前全世界有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非洲的丛林中饿孚遍地、拉美的贫民为生存重新拿起武器，即使在“无阶级社会已基本实现”的美国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一贫如洗、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置现实于不顾，福山先生竟然说：“一切矛盾都消除了，人类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是离奇的现代天方夜谭。侈谈“世界大国”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质。资本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并没有消除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把矛盾进一步扩到了全世界的范围内；马克思曾经预言的，资本运动必然带来社会的分化与对立，带来财富在社会的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另一端积累的趋势，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当今南北分化的严酷事实所证实。

西方并没有理由乐观。西方在“冷战”中获得的胜利，只是在一场力量悬殊的角逐中靠实力的获胜，而不是道义的胜利。问题没有消除、矛盾依然存在、历史并未终结。在未来西方要面对的真正严峻的问题是：西方实力的前提正在消失，战后西方经济复兴、政治相对稳定的历史环境正在起变化。西方要想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它对世界的统治，这是西方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西方统治的对象，当然不会改变，那就是外围资本主义———第三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及其工业化进程的变化，西方必然要调整其与外围环境的关系，调整其统治形式，这是西方重建统治的基本涵义。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统治世界的形式是人们常说的“新殖民主义”，所谓“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即发达国家用资本的国际化等经济手段控制世界，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关系是新殖民主义的基础。

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普遍开始实行工业化并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当第三世界工业化产生了某种结果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依靠种种有利条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然而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陷入了停滞、倒退，甚至出现了全面的混乱。这两种变化了的情况，对于西方来说都意味着坏消息。前者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将从依赖、依附为主转向更多的竞争和不协调、更多的摩擦；而后者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脱轨”，从而将破坏和损害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这两者共同意味着，战后西方经济复兴的历史环境正在消失，新殖民主义的依重经济手段和经济关系来维系西方的统治，日益不能适应这种历史环境的改变。

对于历史环境的改变和对于原有统治方式进行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西方早已深刻地感受到了。1991年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在《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下一次美日战争》㉘，此文虽然是分析日本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调整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西方整体战略调整的意向。文中指出：经济大国“同供应者纯粹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政治力量总是以某种军事能力为基础，要维系一个贸易集团，或者使投资有保障，必须用政治力量。很简单，把石油从想出售石油的国家运往想购买石油的国家，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从西方利益和立场上看，这两位美国学者的见解是非常精辟而深刻的，显然新殖民主义正日趋过时，西方正在走向后殖民主义。后新殖民主义必定是对旧殖民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复归，是否定之否定的旧殖民主义，它将用更多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干预、直接控制来保护西方大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以维系资本的国际大循环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维持西方生存的环境。

事实上，西方已在行动。后殖民主义已在被舆论界称为“新干涉主义”的西方大国战略中初露端倪，西方正在坚定地迎接重建统治的挑战。在这方面，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扮演着主角。1993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全面论述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演说中指出：“有人说我们的国家正在没落，说我们再也担负不起领导的角色。的确，今天的美国面临着许多挑战，这和我们以前所感觉到的大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而不是更少；更热切地推进民主，而不是更冷漠；在我们发挥领导作用时更加积极起劲，而不是消极颓废。”6月1日他在北约外长会议上更直率地指出：“冷战的结束正在使美国的领导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接受这一挑战。”美国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克林顿总统，是正在经历着历史性战略转变时期的西方阵营的新领袖。他在上台后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表现出他并不是一位“孤立主义”的总统，他深刻地了解美国及西方，在未来世纪中与世界的关系，因而他为美国及西方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目标：“经济安全”、“加强军事力量”和“支持世界民主运动”。克林顿总统制定的美国及西方的全球战略目标，勾画出了未来世纪中的由西方驱动的发展趋势。

南方革命：中断循环

尽管西方已经制定了重建统治的新的全球战略，但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在资本的国际化和国际大循环成为资本运动的基本方式的条件下，西方的经济命脉，与其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不如说掌握在第三世界的手中。

第三世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时候，它身上带着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枷锁。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人们中间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第三世界的思想家、理论家中间，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及战略却有分歧。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三世界应顺应潮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国际资本大循环中、国际经济交往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最终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另一种意见，是以阿明等激进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家为代表的，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坚决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脱钩”，摆脱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控制。

几十年过去了，这其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当初这两种对发展道路的战略设想基本上都落空了。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指出：在过去的128年中只有一个国家——日本，从榜上无名跨入工业化国家;而在未来的世纪中，要跨入富国的行列可能更为困难。㉙当然瑟罗这里指的是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情况，没有包括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前苏联。发展经济学中的激进学派的理论已经较充分地揭示了第一种战略设想，即在已形成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中，以后发展超越发达，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只是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城市)，由于特殊的原因，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成为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而上述“亚洲四小龙”，前两者为“冷战”中的反共“前线”，是两个分裂的政治实体；而后两者实际上仅是两座城市。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是没有“亚洲四小龙”那样“幸运”的。第二种“脱钩”战略，由于需要很高的政治条件，加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难以与世界市场“脱钩”，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不应否认人为的选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但比人的主观意志更强大的是事物客观的规律性。(当然与自然规律不同，社会规律是以提供可能性空间的形式通过主观产生作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式的工业化道路的客观结果是“不发达”的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的发展。然而，对世界的未来；最具重要意义的是：外围“不发达”的发展会反过来窒息“中心”的发展，第三世界的贫困化必将导致国际资本循环过程的障碍，甚至中断，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我把第三世界工业化导致的这种趋势称为：南方革命。这种“革命”同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在形式上是不同的。南方革命在形式上更多的不是像以往的社会革命那样，由社会矛盾中的一方向另一方发起冲击，不同的阶级、集团之间开展社会大搏斗。南方革命是外围与中心的脱轨，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最终中断资本运动。

南方革命已经开始了。从现实中看，南方革命正在以两种具体形式进行着：

首先，最使人触目惊心的，便是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发生的一切。在那里无数深受新殖民主义涂炭的人民，正以饥饿、流离失所和死亡摆脱企图在那里建立起的西方式的文明；在那里众多的国家，正以经济崩溃的方式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轨，以堕入深渊的方式冲出国际资本的循环圈。总之，在那里南方革命表现为贫困和死亡，由资本主义导致的死亡将导致死亡的资本主义。

与黑非洲为代表的那种被动、消极的趋势相比，南方革命中还有一种积极、主动的潮流，那便是：汹涌澎湃的伊斯兰革命。70年代末，当那位端坐苹果树下的慈祥老人——阿拉木图霍梅尼，向伊朗人民发出呼吁，一举推翻了刚刚取得“白色革命”成功的国王的时候，西方的舆论轻蔑地认为：这是个意外，是集体退回中世纪的疯狂古怪的举动。然而80年代末，伊斯兰革命浪潮席卷西亚、北非的时候，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了——是什么原因使伊斯兰革命具有强大的动力?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不加分析便可确定的事实是：现代伊斯兰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而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是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相对立的。许多伊斯兰国家，如伊朗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得益于它拥有的这种独立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意识形态，才避免了它本来要与黑非洲国家共同遭遇的命运。

现代伊斯兰运动是以抵制主义为形式存在和发展的，这本身就集中而生动地反映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世界历史发展时说，资产阶级要“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然而，当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形成，全世界都被纳入到其中，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扩展到达它的最后的新边疆之后，历史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弯了。现在和今后的情况是：一切民族(第三世界的)——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摆脱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也正是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思想的实质。霍梅尼在评论巴列维王朝实施工业化——“白色革命”时指出：“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心良苦，旨在毁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廉价劳动力。今天，所有生活用品不得不一律进口，这就是‘白色革命’的罪过。”“至今，外国人不断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们只不过是外国利益的帮手。巴列维王朝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伊朗人民的。这个王朝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并向外国人开放。它破坏了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设施的基础。五十多年来，它一直压迫着伊朗人民。”他在谈到伊斯兰革命时指出：“她的首批目标是：铲除外国统治及其在地方的帮凶；取消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领域里的统治地位；驱逐殖民主义和剥削者，不管他是谁；把国家财富和地下资源归还给贫病交加的被压迫群众，几百年来——特别是在现代——他们由于统治者的险恶和虐待历尽千辛万苦。”㉚

在未来的世纪里，富于战斗精神的伊斯兰成为与西方抗衡的一种社会力量、一种文化力量是非常现实的。这首先是由于新殖民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弥散在亿万穆斯林心底里的、对他们不幸的遭遇的激愤心情。苏丹前总统萨迪克·马赫迪说：“今天，在落后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我们像一只跳蚤，怀着道德和精神上的种种顾虑，面对着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人”。㉛一位穆斯林宗教政治家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伊斯兰世界不仅忍受着西方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更难以忍受的是，西方丑恶文化的侵蚀。西方人很难理解，当西方的肮脏的色情文艺、堕落的生活方式、疯狂的流行歌曲，随着西方的资本、技术设备一同进入古朴的穆斯林社会时，给那些真正信仰者的心灵上造成了怎样的创伤，以及他们那种难以名状的反感和仇恨的心情。在这种社会的物质关系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伊斯兰很自然地与民族利益融为一体；在这些国家中，当人们对西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伊斯兰化显然就成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

伊斯兰有资格抗衡西方，还在于它是一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义在近代以来，经过穆斯林的卓越的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纳等人的释义、阐发，终于成为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和理想主义的战斗伊斯兰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是截然对立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形式上也是和西方对立的，但是有谁能说出它们所推崇的“电冰箱的社会主义”㉜与西方的崇尚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现代伊斯兰精神则与西方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哈桑·班纳曾经概括两者之间区别与优劣。班纳认为：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社会原则已经遭遇了破产，“西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建立在实用与技能的知识上，在发现、发明以及机械产品充斥的世界市场上，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㉝与西方的享乐主义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善尽美的伊斯兰，班纳继续指出：伊斯兰能为人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项背的。班纳主张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伊斯兰国家摆脱西方大国的控制，确保国家财富的增长，扩大社会服务，建立一个平等的、公正的社会，道德高尚的社会。在一个个被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压榨和西方精神污染，搞得穷困不堪、乌烟瘴气的伊斯兰国家中，原教旨主义的说教实在是太有说服力了。战斗伊斯兰给了穆斯林们新的光明和希望。

伊斯兰在未来作为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抗衡西方还在于它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亚、北非是地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事实上伊斯兰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在欧洲，伊斯兰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近200万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也是世界范围的信仰。

无论哀鸿遍野、困顿不堪的黑非洲和生气勃勃、洋溢着战斗精神的伊斯兰国家有多少不同；但对于西方来说，可能都是一样的。索马里的难民们连饮水都时常发生困难，他们当然就不可能“享受可口可乐”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广告词: enjoy coke)而穆斯林国家将伊斯兰化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新选择，装上美国油轮的中东廉价的石油肯定会日益缩小。“外围”地带的这两种变化，对于“中心”地带都将是致命的打击。西方的有远见的战略家们对于第三世界的“南方革命”的危险性的前景是最清楚不过的，因此，亨廷顿明确指出：未来世纪中伊斯兰文化将和西方文化进行一场真正的较量；而尼克松早就教导西方大国的掌权者们：“第三世界中的变革之风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我们无法予以阻止，但却能设法改变其方向。”㉞

那么，在未来的世纪中，西方能够改变第三世界变革的方向吗?是西方继续把第三世界绑在自己资本的战车上，还是第三世界“脱轨”，中断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这两种趋势将把世界带向何方?人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一章，第一节“政治差距”。

②雅克·阿塔利：《21世纪展望》，转引自《未来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③理查德·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第338页。

④参见上书第九章《第三世界战场》。

⑥雅克·德洛尔：《欧洲的抱负》，美国《外交政策》1990年秋季号。

⑤、⑦参见德国《时代》周报1994年第1期文章《行将结束的20世纪的世界》。

⑧斯坦利·霍夫曼：《新世界及其困境》，美《外交》季刊1990年秋季号。

⑨、⑩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

⑪《战略与管理》杂志1993年创刊号载石中文《未来的冲突》，所谓因文明而起的冲突似是而非，且三种文明的划分亦十分勉强；社会冲突从根本上讲还起因于经济因素，源于经济利益的对抗。

⑫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有关内容。

⑬参见徐文渊主编：《走向21世纪的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8页。

⑭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

⑮同上书,第164页。

⑯参见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第231——232页。

⑰(美)莱斯特·布朗：《第三世界愈益依赖粮食进口》，转引自李琮：《第三世界论》,第276——277页。

⑱引自1994年3月29日《参考消息》报：《世界部分国家粮食供应状况恶化》。

⑲见联合国粮农组织：《1986年粮农贸易年鉴》。

⑳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171页。

㉑转引自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第139页。

㉒罗宾·布罗德和约翰·卡拉那格：《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会再有了》，载美国《外交》季刊,1988年秋季号。

㉓《天堂里的耻辱——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贫困像瘟疫般蔓延》，德国《明镜》周刊, 1991年12月23日。

㉔引自《世界政治》杂志1989年4月上旬号。

㉕、㉖根据世界银行：《1989年发展报告》，表30《收入分配和国际比较项目对GDP的估计数》计算得出。

㉗弗朗西斯·福山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历史的终结?》是他于1989年在美国《国民利益》季刊夏季号上发表的一篇长文。

㉘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下一次美日战争》，载于《洛杉矶时报》1991年2月16日。

㉙莱斯特·瑟罗：《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转引自石中文：《未来的冲突》，《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号,第50页。

㉚转引自：海因茨·努斯鲍默：《霍梅尼》，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145页。

㉛萨迪克·马赫迪：《伊斯兰国家观念》，第119页。

㉜东欧学者将七十年代后的东欧及苏联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及政策体系称为：“电冰箱社会主义”，意指把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作为社会的主旨。

㉝哈桑·班纳：《昔日：伊斯兰世界新复兴的方向》，转引自凯马尔·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㉞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