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前夜：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与民教冲突

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这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是什么?是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看，以鸦片战争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主要不是从经济上说的，而是从政治上说的。因为通过一次鸦片战争并不能立即改变中国的经济状况。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年中，外国商品的输入量是下降的而不是上升的，但是外国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中国的政权，使其丧失独立性，却是从这时开始的。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一八四〇——一八六四年)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方面的变化大于经济上的变化。这一时期在阶级斗争方面完成了两个过程：一个是农民战争由高潮到低潮的过程;另一个是中国地主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由对抗到互相结合，共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过程。这些都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政治上的变化作为标志的。

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一八六四——一九〇一年)的三十多年中，情况便有些不同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逐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它的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仅政治上继续向半殖民地转变，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越来越强，而且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也比较清楚了。这个时期的极为复杂的阶级斗争，就是在社会经济变化的新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下面，分成经济、政治两个方面来叙述：

(一)社会经济的变化。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的三十多年中，社会经济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时期都逐渐具备了，这是一个中心;另一个中心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初步成长。这两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最根本的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到目前为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同志还没有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看标志是有的，就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面讲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特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22—624页。]。当然这些特点是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当时情况总结出来的，在我们所讲的这一时期里，主席所说的几个标志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我看在各个方面大体上都已经出现了，但不一定那么完备，发展的还不够充分。像主席讲的那样完备的程度，是后来逐渐发展的。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已经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确立了控制地位。表现在：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始形成一个倾销商品的商业网，商埠分布很广。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只是一口通商(十九世纪初是四口通商，乾隆时改为一口通商，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后是五口通商，而到了我们所讲的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则已经深入到中国广大地区，通商口岸共三十多处，连西藏、台湾都有了。

外国侵略者已取得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交通运输业。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五口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又增开天津、镇江、南京、汉口等地区为商埠，外国侵略者不仅取得在中国的沿海航行权，而且进一步夺得了内河航行的特权，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和海关。中国的出口事业都掌握在外国侵略者的手里，一直到国民党复灭前夕，连长江航行的船只都是外国侵略者(如英国太古洋行等)所有的。

中国的对外贸易掌握在外国侵略者手里，他们向中国倾销商品，收购原料，进行不等价交换。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增加了工业投资，在中国开办企业。外国在中国的工业投资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在鸦片战争以后有一些，以后日益增加，到马关条约订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厂取得合法地位。外国侵略者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特征之一。

外国侵略者开始在财政金融上控制了中国，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银行，最早在中国设银行的是英国，以后其他侵略者也来开设，外国银行的资本日益增加;一是帝国主义给中国以政治贷款。银行是金融控制的中心，通过政治贷款，则使中国在财政上依赖帝国主义。

这些表现在三十多年当中是比较明显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地位，就是在这三十多年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当然，当时的控制还是有限度的，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还少得多。

大体说来，外国侵略者此时已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支配作用，从数量上来说，帝国主义经济并不占绝对优势，但它是集中的，而中国都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体的。个体经济虽然广泛，从数量上说比帝国主义经济要大得多，但是很分散，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很幼小，以分散的个体经济和幼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来对抗帝国主义的集中的经济，相形之下，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力量就大得多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大得不得了，否则，很多问题就无法解释。如果说帝国主义一下子把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都控制了，那么，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为什么还长期存在呢?中国的经济生活并不完全依赖于帝国主义，但主要商品的价格却是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像茶叶、棉花的价格就是这样。近代交通运输业也为帝国主义所操纵，帝国主义掌握了轮船、铁路，内河的小船及其他简单的交通工具当然无法抗衡。在金融上，我国的旧式钱庄也无力抵抗外国银行，何况还有帝国主义武力作后盾的政治贷款?!

以上说明了从这时起，帝国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控制地位已经开始确立。另方面，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也已开始出现并初步成长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20—621页。]

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开始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投资于近代工业，主要是洋务派创办的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军事工业，这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资金来源是官府拨款，制造出来的产品不是拿到市场上出卖，而是由政府直接分配。但是，除了军事工业外，洋务派也办了些民用工业。民用工业有官股，也招私人商股。当时有资格向这些企业投资的，当然主要是那些大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买办商人往往与官僚有联系)。对这些企业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还搞不清楚，大家可以找些资料，研究研究。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中小商人、工场手工业主创办的新式工业。这一问题尚有争论。有的人说：这一时期，这种类型的工业还没有出现;有的人说已出现了。我同意后一种说法。当然材料很少，这一时期大的企业有人记载，小的企业没有人记载，从记载上看就要晚得多，到八、九十年代才有一部分中小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创办的企业出现。但是，我认为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这种小企业，我们不能设想，资本主义只有大规模的企业而无小规模的企业;也不可能设想，只有有很多钱的大富商才追求利润，而小业主、小商人就不追逐它。资本主义生产是唯利是图的，其基本法则就是追求利润，既然官僚、地主办大企业追求利润，那么中小商人、手工业主当然也会办小企业来追求利润，问题只是清政府在这时曾严禁民间使用机器，给小企业以重重限制;只有在政治上有势力的大官僚、大地主才能办新式企业，没势力的就不行。总之，大体上可以肯定地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已开始出现，一部分官僚、地主投资兴办近代新式工业;一部分中小商人、中小作坊主也雇佣工人，运用简单的机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中国史稿》第四册第八十三页写道：在这时“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这是说，它还没有摆脱萌芽的状态，还没有成长到资本主义的阶段，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从原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还是在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引起中国经济变化才产生的呢?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原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摧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有工场手工业的形式和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说：“较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在历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84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朝和清朝之际，帝国主义入侵以后是不是把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全部摧毁了呢?有的人是这种看法，我看不一定如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被破坏了.一些，保留了一些，也发展了一些。被破坏的是与广大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行业，如纺织业，由于洋布大量倾销，中国人改穿洋布，洋纱也因价格低廉而有逐渐代替土纱的趋势，因而使纺织业的手工作坊衰落。在制铁业方面，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只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洋铁排挤了土铁，中国的手工制铁业被破坏了，但是它在广大农村还继续保留下来。生产丝、茶的手工作坊被保留下来了，因为这是外国侵略者所需要的，这种作坊在很久以后还继续存在，可能还有发展。还有比较高级的消费品、有中国古老传统的艺术品如丝绸、湘綉、景德瓷器，织锦、杭纺等，这些都是为全世界所喜爱的，当然，它们也不是什么机器工业，不一定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总之，与广大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行业被破坏了，因为这是与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

总的说来，中国资本主义当时的发展水平还很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产生的。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20—621页。]这说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破坏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主席又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同上]可见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产生的。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到义和团运动前便有了初步发展，特别在中日战争时有一部分人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纷纷投资于新式企业，于是中国便出现了兴办工业的第一个小小的浪潮。以后，在一九〇四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一九二〇年，又分别兴起两次兴办工业的浪潮。一九二〇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和最快的时期，以后便衰落下来了。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重重阻难之下的初步发展和成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在这时作为阶级力量而出现了。大家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当中，在这时期比较有力量的是刚从官僚、地主、商人转化过来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是后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社会基础;另一部分是由中小作坊主、中小商人发展而来的，他们是后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而这一部.分的力量在这时还比较弱小，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他们的力量也逐渐增长了。

以上讲的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这是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背景的一个方面。

(二)在以上所讲的社会条件之下，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时的阶级斗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1)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规模大的如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规模较小的如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通过这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帝国主义蚕食中国边疆，并使中国丧失了所有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缅甸都在这一时期被帝国主义夺去了。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中国的边界问题，在《中国史稿》第四册里有些问题强调得不够，如拉达克本来是中国的，这问题我们原来不去强调它，现在为了彻底揭穿印度反动派的侵略面目，应该把这个地区和中国在历史上的关系讲一讲。在“藩属”问题上，也有些问题，如朝、越原来是中国的“藩属”，在《中国史稿》一书中写道：“清朝统治者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这些国家的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定期派人到北京向清朝皇帝‘朝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90页。]这种特殊关系如果不交代清楚，下面的文章就不好作，例如中日战争时，中日两国都出兵朝鲜，若不提中、朝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那么中日战争岂不就变成了中日两国争夺朝鲜的侵略战争?正因为中国与朝、越有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中国才出兵和他们共同抵抗侵略者，越南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情况。

帝国主义先是蚕食我国边疆，挑起侵略战争，再进一步就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各省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成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外国侵略者的入侵，说明民族矛盾在这时最为突出，最为尖锐，它曾迫使清政府两次参加对外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为什么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在这时形成?帝国主义把我们周围的国家都变成为殖民地，从而加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这也是说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形成的一个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强占我国领土，我们讲了英国、法国、还有俄国，都在我国边疆地区进行侵略，这些我们讲不讲都是人所共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讲过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印度反动派说我们是扩张主义，大家可以看看，比起清朝的领土来，我们究竟是扩张了还是缩小了?!

(2)国内的阶级斗争。贯串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有几条线索、有几个阶级在活动。

洋务派的活动。什么叫作洋务派?洋务派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他们与外国侵略者合作，并在这一基础上创办了新式企业。这一部分人最早的代表是曾国藩，后来是李鸿章，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洋务派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掌握近代大工业和军事工业，如上海洋炮局、轮船招商局、织布局、机器局等;第二是掌握武装，主持军事，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第三在政治上是大官僚，如李鸿章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权三十多年;第四是掌握外交权，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和约》，都是李鸿章经手订立条约的。总之，洋务派掌握了军事、经济、内政、外交，集大权于一身，他们的活动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复没，洋务派的军事资本搞光了。洋务活动有什么作用呢?它开始时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最初还有反抗外国、向侵略势力作斗争的因素，有两面，但不久以后，买办势力就发展了，洋务派是地主阶级与买办和结合的势力，一开始就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分成洋务派、顽固派两个派别，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深入，清朝政权的性质也开始起了变化，它原来是地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这时开始变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联合镇压人民的工具(即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人民的工具)，洋务派就是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洋务活动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政治活动，这是贯串在三十年当中的阶级斗争的一条线。

第二条线是改良主义的思想运动、政治运动。改良主义思想运动于六、七十年代出现，最早反映这种思想的是薛福成，他是洋务派幕僚，在一八七七年提出变法口号。最初改良派与洋务派的界限还不大清楚，到一八九八年就发生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即所谓戊戌维新。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变法思想发展为维新派的.改良运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长期酝酿。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派是一回事，维新就是改良主义的政治口号、政治标志(改良主义一直发展到后来都是存在的)。维新派是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它于一八九八年出现，说明此时中国资产阶级已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但它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改良的力量。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针对当时社会生活情况，提出了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发展的要求，但是它没有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它不知道依靠什么力量，这说明当时资本主义还很幼小、还不成熟。改良运动和维新派的出现也说明单纯由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实证明，不论反对封建主义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还是在农民群众中间，他们还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资产阶级一旦离开了农民群众便一事无成。这一时期的农民是什么情况?农民的斗争很活跃，开始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表示农民群众已有新的觉醒。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是反对封建势力，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农民斗争的主要锋芒已指向帝国主义。但维新派不敢正视农民群众的力量，维新派的活动不但与农民的斗争分道扬镳，而且直接与农民的斗争相对立，他们把改良运动看作是抵制农民革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手段，这一点康有为讲得很清楚。反之，维新派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却只讲妥协、不要革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爱国运动，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他们的爱国并没有发展为反帝的思想，照他们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在于外国的侵略，而在于中国不自强，不争气，他们主观上不敢把自己的改良运动看作反帝运动，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幻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如英国、日本)的支持来完成改革事业，

改良主义路线是敌视农民、向帝国主义寻求支持，当然也就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所以反动势力一旦发动了反击，他们便失败了。这里表现了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时候，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运动，如果不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的力量，不敢向人民群众寻求支持，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戊戌变法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后来一切失败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的先导。我们看到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而对帝国主义又抱幻想。但不愿革命就必然走向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条客观真理，它不愿人民起来革命，便不得不倒向帝国主义。有一个英国资产阶级人士说：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出来以后，就转而依靠西方，但它的纲领是标榜着共产主义的。因此，它必须制造一套理论，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不一定到处都搞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面，一种有组织的、全民的因素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就找到了为它自己的立场解说的根据，后来，现代修正主义就提出了他们关于和平过渡的说法。我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是这样，他们不能依靠群众，找不到革命力量，就把西方作为依靠的对象，并制造了一套理论，说什么帝国主义对中国有好处，中国灭亡了，帝国主义的生意就做不成了，因而帝国主义是不愿意中国灭亡的等等，为他们的立场辩解，他们和修正主义都是不依靠人民的，因而也都是没有前途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路线的破产，这一条线也是从七十年代到一八九八年，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它同洋务活动一样，是贯串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一条主要线索。以后，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便不能不由义和团运动担当起来。

3.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反洋教斗争从六十年代兴起，七十年代发展为强大的势力，到义和团运动(一八九九年)发展到高峰。义和团运动就是反洋教斗争的高峰，这是贯串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第三条线索。

反洋教斗争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直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开始时，参加运动的成分比较复杂，有些地方官、地主、绅士都参加了。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是由会党领导的，也还有绅士参加。开始领导运动的多是地方士绅，他们是读书人，接受不了洋教那一套。传教士霸占房屋，老百姓告到衙门，衙门判案，教士都要出来干涉，甚至有的传教士自称巡抚，无法无天，无所不为，官怕洋人怕得厉害，这些情况大家可以看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面写得非常生动。传教士这样为非作歹，洋教势力这样大，不仅人民反对，读书人、地主、地方官也接受不了。运动初期，他们都反对洋教，他们各自的阶级利益则不很鲜明;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以后，清政府大肆镇压，外国人也要出兵，地主、士绅、官吏就退出了运动，运动的领导成分变为会党和江湖艺人。农民始终是斗争的主力，农民斗争的锋芒由指向封建主义转而指向帝国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形成，中外矛盾突出，人民的觉悟也有了变化。在太平天国时期，农民主要反对地主阶级，这时农民斗争主要是反对以洋教为代表的外国侵略势力，当然，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也还在继续进行。

总的来说，反洋教斗争是经过几个浪潮的。它从六十年代开始，在七十年代经过了一个浪潮;中法战争期间，人民反对洋教的斗争达到一个高峰;从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又达到新的高峰，义和团运动是人民反帝洪流的总汇合;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个革命高潮。

义和团运动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大致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