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裂的时代寻找“理想国”——《人境》的多重辩证法和精神性诊断

刘继明的《人境》以马垃、慕容秋两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神皇洲这一江边小村的变迁和两代人的命运交织，呈现了中国社会从集体化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会转型与价值裂变。

它出版于2016年，距今已近10年。在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10年并不算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但也可检验一部作品的持久生命力——它足够让一部作品经受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的持续讨论，以及时代变迁的重新检验。而《人境》正是在这10年间，完成了一部严肃文学作品从问世到经典化的关键跨越。那些仅仅依靠话题性、时效性或批评界短暂热捧的作品，往往在三五年后便销声匿迹;而真正具有思想重量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释放出新的意义。

《人境》，便是属于后者。出版之初，这部篇幅逾五十万字，编织了一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精神史的长篇小说并未获得与其思想分量相匹配的“轰动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下文学批评界的浮躁生态有关，也与作品本身“不合时宜”的严肃姿态有关。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虽已突破五千部，但能够直面社会转型核心矛盾、以严肃态度回应时代重大命题的作品却愈发稀缺。碎片化的个人叙事、轻逸的都市情调、精致的语言游戏构成了写作的主流。然而，10年过去，《人境》不仅没有被人遗忘，反而呈现出一种“逆生长”的经典化趋向。它先后入选当年度多个重要文学榜单，包括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榜第3名、路遥文学奖长篇小说排行榜、北京青年报文学排行榜等;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等刊发评论文章近20篇，这些来自不同学术立场的评价，共同构成了《人境》在批评界的“经典化”前奏。2025年，《人境》英译本由美国维诺出版社出版，通过亚马逊向全球发行。

它在读者中也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生命力：市面上正版难求，二手书价都被炒至百元以上，盗版层出不穷。

这种“喧嚣中的沉默”与“沉默后的回响”，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探究的文学现象。

正如作者后来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指出的那样，“一直就存在两种文学史，一种高踞庙堂之上，一种写在读者心里，而后者往往会更持久”[1]。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境》虽未获茅盾文学奖，却已在读者和思想者的心中完成了更具实质意义的经典化。

然而，要真正理解《人境》的文学史意义，仅仅停留在作品文本内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将其置于作者个人的思想转型轨迹中，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延长线上，置于“前后两个三十年”与“新时代”的精神辩证关系中，才能把握这部作品的“总体价值”。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完成的工作。

这种接受上的“温差”，本身就折射出作为一部具有“总体性”追求的长篇小说的《人境》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在碎片化写作成为主流、长篇小说日益轻量化的时代，文学是否还能承担起对时代的整体性把握?

如今，当作者再次创作出《黑与白》这样更具史诗气魄的巨著时，回望《人境》，愈发清晰地看到这部作品在其创作谱系中的枢纽位置。它既是作者此前文化关怀小说阶段的一次总结，也是此后“总体性写作”转向的预演。不理解《人境》，就很难理解作者后来何以能够写出《黑与白》这样兼具思想深度与史诗格局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人境》的重新审视，不仅是对一部10年前的“老作品”的回顾，更是对一种被遮蔽的文学可能性的再发现。

作为没有顺流而下反而逆流而上的《人境》，构成了它的核心价值，它迫使读者在资本逻辑日益渗透进文学肌理的时代重新面对那些被淹没的根本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写作才是真正“为人民”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在今天还有怎样的生命力?

我想围绕《人境》的精神谱系、叙事结构、思想主题、文学史位置及其在作者创作谱系中的意义，以尽量做一个系统性的浅见解读。

小说的开篇是一幅充满象征意味的画面：2000年秋天的河口镇，阴雨连绵，一个约莫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从长途客车上下来，“他的鼻梁和嘴唇的线条因此格外分明，看上去像一幅木刻”[2]。这个叫马垃的男人，刚刚结束七年的牢狱生涯，以一种近乎“从天而降”的方式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神皇洲。小说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像从托马斯·哈代笔下走出来的某个人物”[3]，将读者带入一种苍凉、宿命的氛围。

这个开篇可以说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一个“归来者”的故事，一个关于“重新开始”的寓言。《人境》的书名借用了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一命名本身就揭示了小说的核心关怀：在喧嚣的时代，人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在资本逻辑日益支配一切的世界，人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

所以，马垃的“归来”不同于古典文学中游子还乡的温情叙事，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回乡—离乡”的启蒙模式。他既不是衣锦还乡的成功者，也不是寻求安慰的失意者。他带着一只装满书籍的黑色皮箱，带着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更带着一个巨大的精神困惑：在经历了从教师到企业家再到囚犯的跌宕人生之后，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人境》的叙事野心远不止于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小说以马垃和慕容秋两条线索平行展开，上部聚焦神皇洲的乡村世界，下部转向武汉的高校学术圈和知识界，最终在“三峡”这个象征性的地理空间交汇。这种结构本身就暗示了小说的核心命题：乡村与城市、底层与精英、行动与沉思、革命与改革——这些构成当代中国精神版图的基本张力，如何在个体命运中得到呈现和化解?

一、精神谱系学：哥哥、老师与“父亲们”

《人境》最引人注目的叙事策略之一，是它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精神谱系。陈若谷就指出：“主人公马垃首先是活在历史和社会里的人物，因此外部的声音和深层的记忆常常占据着他的内心。”[4]马垃的人生轨迹中始终贯穿着“引路人”的形象——从哥哥马坷到老师逯永嘉，这两个人物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和改革开放初的自由主义精神。他们的存在，使马垃的个人命运获得了超越个体的历史厚度。

（一）马坷：革命英雄主义的最后背影

马坷的形象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呈现：一是马垃的记忆闪回，二是那本被保存了三十年的日记本。这个“高小文化程度”的生产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是文革后期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他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所推崇的全部品质：大公无私、吃苦耐劳、忠于集体、勇于牺牲。1976年夏天，他为抢救生产队的种子冲入火海，壮烈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马坷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艳阳天》里的萧长春一样，是一位成长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也是小说中两位主人公马垃和慕容秋共同的精神偶像。

马珂的日记本是小说的“书中之书”。这些写于19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字，以原生态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一个农村青年的精神世界。日记中反复出现的词汇——“集体”“社会主义”“考验”“榜样”——构成了一个消失已久的意义世界。张高领在分析马垃的阅读史时指出，1980年代马垃之所以接受个人主义式的价值观，不仅在于导师逯永嘉的精神诱导，更在于社会主义“总体性视野”失效这一“社会状况”[5]。而马坷的存在，正是那个“总体性视野”的人格化体现。

马坷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和雷锋同志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我也是孤儿，很早就没了父母，从小就跟弟弟相依为命，在生产队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茁壮成长……”[6]

这段文字的力量在于，它不是怀旧者的感伤追忆，而是历史当事人的真实自我表述。对于马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说，“集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可以触摸的生活形式。生产队、团支部、大队小学、水利工地——这些组织化的空间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马坷的在1976年牺牲的就具有多重象征意味：它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死亡，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并且，小说并未将马坷塑造成一个所谓“扁平化的英雄”。通过慕容秋的视角，可以看到马坷“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雄壮洪亮、铿锵有力”、唱《马儿呀你慢些走》时“嗓音浑厚、嘹亮，响彻云天”[7]，在面对爱情时却显得笨拙、木讷。这些细节都赋予马坷以血肉和温度。

（二）逯永嘉：启蒙者、企业家与“多余人”

如果说马坷代表了革命年代的集体理想主义精神，那么逯永嘉则代表了改革年代的个体自由主义精神。这个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作风问题”从省城发配到沿河师范，又从教师转型为沿河县第一家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他身上交织着多重矛盾：既是名牌大学的知识分子，又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异端”;既有“购岛计划”这样的乌托邦冲动，又有嫖娼、玩弄女性等道德瑕疵。

逯永嘉作为新时期的个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他信奉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但从他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个不分主义、不受限制和约束的“理想国”来看，他所追求的决非真实的西式的生活，应该只是一个以想象中的“西式现代社会”为象征的未来世界，而这种追求，也可以理解为革命年代精神遗产的一种扭曲的呈现。

逯永嘉对马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小说中有一段极具仪式感的场景：马垃决定辞职跟随逯永嘉下海时，逯永嘉说：“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我的学生，而是我的……同志和战友了!”[8]这个措辞耐人寻味——“同志和战友”是革命年代的称谓，却被用于一个“弃教从商”的决定。这暗示了逯永嘉自我理解的方式：他并非单纯追逐利润的商人，而是把自己想象成一种新生活的开拓者，一个“市场经济的‘革命者’”。

逯永嘉的悲剧在于，他既无法真正融入体制，也无法在资本的逻辑中获得自洽。他迅速暴富、又因投机卷入大案而破产，最后患艾滋病去世的设定，具有强烈的道德寓言色彩：一个试图超越一切规范的人，最终被自己的“自由”所吞噬。但作者的处理并非简单的道德审判。通过马垃的视角，逯永嘉始终被赋予一种悲剧英雄的光环——“壮志未酬”是马垃对他的最终评价。

马垃在哥哥和老师之间的精神摇摆，构成了小说的一大张力。张高领指出：“与1980年代个人主义顺利取代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同，2000年后马垃脑海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观剧烈地撕裂着其精神世界。”[9]在神皇洲的坟地里，马垃“看见”哥哥和逯老师争论不休：逯永嘉指责马坷“为了那点种子，你白白牺牲掉自己宝贵的生命，太不值得了”，马坷则反驳“你这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人生观”[10]。这段想象中的对话，实际上是马垃内心冲突的外化。他无法完全认同任何一方，但又无法摆脱两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焦虑”，正是社会转型期国人精神状况的微缩景观。马垃的困境，本质上是这一代人的困境：在革命遗产被宣告终结、改革承诺尚未兑现的“中间地带”，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呢?

二、复调叙事：两种“归乡”与两种时间性

《人境》的显著结构特征是它的“双主角”设置。两条线索看似平行发展，实则通过“神皇洲”这个地理空间和“马坷”这个已故人物形成深层呼应。刘复生指出：“刘继明以近乎经典戏剧的严谨法度，书写了一部中国当代的精神史及其演变的辩证法。当马垃在坟前倾听两位精神导师在虚拟中进行的激烈争辩之时，刘继明将小说内在的戏剧性推上了巅峰。”[11]

（一）马垃的“归乡”：从资本到土地

马垃的归乡具有多重象征意义。返乡对马垃来说并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切实的回归，他决定“留在神皇洲开垦这片撂荒的茅草滩”[12]，把自己的命运和生长的故乡、村民、土地联系在一起。

马垃的归乡首先是一种“去芜存菁”的自我清理。经过七年的牢狱生涯，他主动与过去的商人身份切割——“我已经不是什么企业家或资本家啦”。他回到神皇洲，住进大碗伯看守的防汛哨棚，开荒种猕猴桃，过起了“耕读生活”。这种“返璞归真”的选择，在资本逻辑日益支配一切的时代，本身就构成一种无声的抗议。虽然他回到农村，不是出狱后的人生失意，也不是自我放逐，甚至都谈不上是为了抗拒资本力量的选择。在小说里，马垃的选择，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影响有关，他想全心全意地把神皇洲建成一个“理想国”。

所以，回乡后的马垃很快发起成立了“同心生态农业合作社”，带领谷雨、胡嫂、曹广进等几户农民尝试种植生态水稻和猕猴桃。在他的身上凝聚了1960年代生人的思想历程，他在童年、少年时接受社会主义教育，青年时相信个人自由主义，但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经历了人生沉浮之后，在经过痛苦思索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年少时的起点，并且在这个起点重新进行自己的实践。”

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马垃从“独善其身”转向“兼济天下”。小说对这一过程的描写细致入微：从旱田改水田、购买杂交稻种，到安装沼气设备、建立网络销售平台，再到与种田大户赵广富的冲突、与洪水抗争保卫家园。

他的合作社实践，可以视为作者对“资本下乡”的一种替代性方案。当李海军这样的商人扛着“美国抗虫棉”和“草甘膦”的大旗进入农村时，马垃坚持的是“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的生态农业;当赵广富这样的“种田大户”追求规模效益时，马垃追求的是“共同富裕”的合作经济。小说通过对比，揭示了两种“农业现代化”路径的根本差异：一种依附于跨国资本的技术链条，另一种扎根于本土的生态循环和社区互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未将马垃的合作社理想化。洪水最终摧毁了神皇洲，合作社也随之解体，村民们搬到镇上成为“城里人”。这一结局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在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双重挤压下，乡村自救的空间极其有限。但马垃拒绝搬到镇上，独自留守在被洪水浸泡的家园。这个倔强的姿态，保留了某种不可摧毁的希望——“他哪儿也不去。这儿有我的桃园，它们没有被淹死，过一阵子就缓过劲来啦”。刘复生认为，正是这样的情境构成了人物命运的舞台，“而人的能动性也在改变着世界，使它成为新的‘人境’”[13]。

（二）慕容秋的“归乡”：从学院到田野

如果说马垃的归乡是从城市回到乡村、从资本回到土地，那么慕容秋的归乡则是从学院知识回到田野实践、从理论回到生活。作为W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她处于学术体制的核心位置。但小说通过一系列细节，揭示了这个位置的脆弱与虚妄。

在小说的结尾，慕容秋决定回到神皇洲，“下个学期就带研究生去沿河，去神皇洲，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14]至此，在小说中分属上下部的两大主角的生活场域——农村与学术圈——就建立起了有机联动。而将两者相互关联的结构设计，应该蕴含着作者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结合。

慕容秋的精神转折发生在她重返神皇洲之后。当她站在马坷的坟前，看到唐草儿在桃园里与刺猬嬉戏，听到唐草儿念的马垃写作的书稿，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击中了她。

慕容秋的“归乡”也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知识范式的转换。她要从书斋走向田野，从“关于农民”的研究转向“与农民一起”的实践。这种转向，呼应了马垃从“为资本”到“为土地”的转向。两条线索在神皇洲交汇，构成了小说颇富感染力的场景——那个傍晚，慕容秋站在江边，看着马垃在江心游泳，“太阳已经西沉，夕阳的余晖把江面映照得一片火红，那个人仿佛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15]。

马垃和慕容秋的故事，分别对应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性”。马垃的时间是循环的、农业的——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合作社实践，试图在资本逻辑之外重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形式。慕容秋的时间则是线性的、现代的——学术论文、职称晋升、研讨会议。她的困境在于，这种线性时间正在丧失意义。

小说通过这两种时间性的对位，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发展”成为唯一信仰的时代，是否还存在另一种时间的可能性?马垃的“耕读生活”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这种回答并非简单的“退回传统”，而是在充分经历了现代性之后的有意识选择。马垃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他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他的“归乡”因而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意味。

这种时间性的对位，还体现在小说对“记忆”的处理上。马坷的日记本、刘蓓送给慕容秋的《青春之歌》、逯永嘉留下的老别墅——这些“物”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媒介。它们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仍然能够激发行动的力量。记忆对两位主角来说不是消极的怀旧，而是积极的精神资源。

三、社会批判：资本下乡、三农危机与知识界困境

《人境》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介入，显示出作者作为“思想型作家”的敏锐与勇气。李静指出，作者“对于精英写作、主旋律写作与商业写作始终都保持着敏锐的批判”，而他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一直致力回答的也正是这一问题”[16]。小说通过李海军、赵广富、楚风集团等人物和机构，勾勒出一幅跨国资本与中国农村“相遇”的复杂图景，同时对知识界的学术体制和思想状况进行了深刻的解剖。

（一）李海军：从知青到“买办”

李海军是小说中最具讽刺性的人物之一。这个曾经的沿河县知青，返城后做过文化馆干部，下海经商后成为美国杜克公司在中国地区的代理商。他回到神皇洲，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下乡的急先锋，推广“抗虫棉”和草甘膦除草剂，还娶了赵广富的女儿赵满月为妻又出轨抛弃了她。

李海军的形象揭示了“知青”这一群体的复杂面向。在以往主流叙事中，知青常常被塑造为“受难者”或“理想主义者”。但作者揭示了另一种可能：一部分知青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利用自己在农村积累的人脉和对农村的了解，成为资本进军农村的“买办”。陈若谷指出，小说中的“真正的赢家是资本买办(辜朝阳背后的跨国势力)、为达私利甘于苟且的学界官僚(W大学社会学系岳书记)，以及革命后代投机分子丁友鹏和只手遮天的显贵‘红二代’(二公子)”[17]。

小说通过赵广富的遭遇，揭示了“抗虫棉”神话的破灭。起初，抗虫棉确实带来了高产，但随后棉花价格暴跌，种子和农药成本居高不下，“一年的纯收入就所剩无几了”。更严重的是，楚风集团生产的草甘膦导致了“怪病”，周边居民接连死亡。可以说，李海军个人的商业成功，建立在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健康的双重代价之上。

（二）楚风集团：污染、暴力与“发展”的代价

楚风集团(前身是沿河化肥厂)的改制，是小说处理“国企改革”和“环境污染”议题的核心案例。这家曾经“利税占全县财政收入一半以上”的明星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陷入困境，被美国杜克公司收购后转而生产草甘膦除草剂。经济指标上去了，但周边的居民却开始患上“怪病”。

小说对“管家铺怪病”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纪实色彩：“先是像普通的呼吸道感染那样咳嗽，接着患者身上出现了瘙痒、疼痛，随后皮肤开始大面积溃烂。”[18]当死者家属抬棺抗议时，县政府的态度是“捂”和“压”。丁友鹏的算盘很现实：楚风集团关系到全县的财政收入和“撤县建市”的大局，“牵一发动全身”。

2003年沿河县城的“骚乱”是小说的高潮之一。陈若谷指出：“书中的主要场景是农村(乡土空心化)和工厂(工业污染与企业改制)，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中……作者刘继明显然想把小说作为参与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19]骚乱最终以警方的强制驱散收场，但问题并未解决。丁友鹏在骚乱后的处境，揭示了地方官员的生存之道。他被上级“严厉批评”，面临“引咎辞职”的压力，最终靠辜朝阳的关系才保住职位。这一情节暴露了政商关系的深层结构：在GDP主义的支配下，地方政府与资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普通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反而成为可以牺牲的变量。

（三）知识界的异化与学者的精神转向

《人境》的下部以慕容秋为主角，展开了一场对知识界的尖锐批判。小说通过社会学学会年会、高校行政化、学术腐败等场景，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改革时代的困境与分化。

李静对此有精辟的概括：“小说的下部则将视线转移到曾经插队神皇洲的学者慕容秋身上，以她的视角与际遇批判了高校与知识界脱离现实的学术生产方式。”[20]慕容秋的困境具有典型性。一方面，她面临学术体制的项目化压力——系里将课题经费与职称评定挂钩，“照这样下去，我们这些人还搞什么研究，都去做生意算了”[21];另一方面，她目睹学术圈的勾心斗角和思想贫乏——何为的《何家庄的变迁》因“政治倾向问题”被庄定贤打压，连副会长候选人都未能进入。

小说通过庄定贤和何为这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了学术场域的权力逻辑。庄定贤代表的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将自己定位为“专家”，为国家决策提供“技术性”支持。何为代表的是“批判性”知识分子，他们坚持独立立场，试图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庄定贤对何为的打压，揭示了独立的声音往往要被边缘化，只有“建设性”的意见才能进入主流。

慕容秋最终选择辞去系主任职务，并拒绝了副会长候选人的提名。她在纸条上写道：“如果何为教授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都不是副会长候选人，我自觉更无资格忝列其中。”[22]这个姿态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她宁愿退出游戏，也不愿成为体制的共谋。在回到神皇洲后，她发现，只在书斋里研究中国最复杂最深刻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可笑的，根本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有深入下去、自觉践行，才会有解决的希望。

四、理想主义的多重面向与内在困境

《人境》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之一，是它对理想主义的正面书写。在解构和虚无成为文学主流的当下，作者选择逆流而上，以一种不合时宜的严肃姿态，重拾了理想主义的叙事传统。

（一）理想主义的三重谱系

《人境》中的理想主义呈现出三重相互关联却又内在紧张的谱系。

第一重是马坷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理想。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公而忘私的理想主义。马坷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生命，他的日记本记录了那个时代一个农村青年的全部精神世界。乌兰其木格将马坷归入“梁生宝、肖长春、林道静等社会主义新人”的谱系，认为刘继明在《人境》中“接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流脉，在业已废弃的英雄谱上重新指认……社会主义新人的合法地位”。[23]

第二重是逯永嘉所代表的“个人主义乌托邦”理想。这是一种追求个体自由创造的理想主义。逯永嘉的“购岛计划”——购买一座海岛建立“理想国”——是这种理想的极致表达。他具有说干就干、敢想敢干的干脆魅力，他旺盛的生命力，也是资本主义上升期具有的活力表现。但这种理想主义带有内在的悖论：它既是革命理想的变形延续，又在资本的逻辑中走向异化和自我毁灭。

第三重是马垃所代表的实践型理想主义。这是一种既吸收了前两种遗产又努力试图超越它们的新的理想形态。李云雷指出，在马垃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梁生宝、萧长春等‘社会主义新人’的影子，但又有着鲜明的不同。同样是走‘合作化’道路，梁生宝等人是在有利的大环境中顺势而为……而马垃则不同，他身上有一种沉静的气质，这是因为他在环境中是逆流而上”[24]。马垃的理想主义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扎扎实实的实践——开荒、种树、组织合作社、抗击洪水。

（二）“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

李云雷将《人境》定位为对“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他指出：“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以马垃与慕容秋为核心人物，以神皇洲和知识界为主要场域，书写了40年来人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及‘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命题。《人境》是对《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的继承与重新思考，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对‘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25]

这一判断的重要性在于，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将“社会主义文学”视为一个封闭、僵化的范畴的思维定势。李云雷批评了创作界的“以洋为美”和“缺乏文化自信”，认为“创作界似乎尚未走出1980年代的精神氛围”，对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尤其是左翼文学传统“避之唯恐不及”。[26]在这个意义上，《人境》的出现“可谓意义重大”。

《人境》的“新社会主义文学”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内容上，马垃在新时期对乡村“合作化”的坚持与创新，慕容秋在知识界自由主义泛滥之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二是在形式上，小说放弃了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先锋实验和个人化叙述，转而采用一种朴实、本色甚至口语化的语言，向传统的写实技法回归。作者在与蔡家园的对话中承认了这一“转向”，指出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变，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渡期”[27]。

（三）理想主义的困境与“乌托邦”的限度

《人境》并没有将理想主义浪漫化。恰恰相反，小说以清醒的笔触揭示了理想主义的内在困境和外在限制。

首先，理想主义面临着强大的结构性阻力。马垃的合作社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被洪水冲垮。乌兰其木格指出：“一切终究逃不过‘烈火烹油’后的残破。因为既然‘结庐在人境’，又怎能毫无‘车马喧’?刘继明笔下的马垃和梁生宝们一样要面对来自乡村社会的敌对破坏者;不一样的是，历史与时代早已取消了理念中的整全，改变了既定的设定模式。他以及他的探索之路才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28]

其次，理想主义面临着内在的精神危机。张高领揭示了马垃重建人生意义的“内在危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构成了小说的叙述困境，也是马垃重建人生意义的内在危机。《人境》的尝试和努力值得充分肯定，但如何突破‘限制’、克服‘困境’、创造新的‘可能’仍旧任重道远。”[29]

然而，正是这种“困境”赋予了《人境》以悲剧性的力量。孙杨在分析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时指出：“《人境》的‘后撤’也就有了重新思考人们何去何从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时代绝望的判断。”[30]

马垃的“后撤”不是逃逸，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他的理想主义虽然遭遇挫折，却没有被摧毁。这种在绝境中仍然保持希望的精神，正是《人境》的动人品质。

五、叙事美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转化

《人境》的叙事美学体现了刘继明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鲁太光指出：“《人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空间。其最为直接的表征，就是在小说中久已不彰的‘环境’又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出现了。”这种对“环境”的重视，标志着作者与1980年代以来“向内转”的写作潮流分道扬镳，重新接续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传统。[31]

（一）细节描写的复归

鲁太光特别强调了《人境》中细节描写的意义。他写道：“在新世纪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写作语境中，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些平实而有益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几乎读不到像样的描写，看不到动人的风景。”而《人境》中的红花草描写——“红花草的花是粉红色的，一串串，像葡萄似的，开得最旺时比朝霞还要灿烂，比火焰还要璀璨”——正是这种“精确、及物的描写”的典范。

这种对细节的重视，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主义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细节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建构可信的文学世界的基础。没有细节，文学就会沦为抽象的观念游戏。《人境》中的猕猴桃园、刺猬“大林小林”、红花草、江边游泳等场景，都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这种写实的能力，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多见。

（二）总体性追求

《人境》的叙事野心是宏大的。与1980年代以来盛行的20世纪历史重构型小说相比，《人境》呈现出两种鲜明的叙事特质：其一，在历史认知层面体现出深沉的反思维度——并非简单延续或否定1980年代对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而是将“前三十年”置于更复杂的延续性视野中，将其叙述为改革时期不可或缺的精神传统与经验参照;其二，在现实观照层面贯彻了强烈的介入意识——通过对1980年代逐渐主导知识界的新启蒙话语及其背后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的深入剖析，尝试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一副贯穿中国城乡的社会变迁全景图，并探索新的叙事可能。

刘复生从理论层面评价了《人境》的总体性追求：“通过直面这样的重大命题，《人境》重又回到了长篇小说的正途!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热情!……在这里，刘继明与当下的‘纯文学’分道扬镳，他又重新找回了文学的力量，面对历史与岐路徬徨的现实，刘继明焕发出与之对话与介入的美学雄心，这使《人境》闪现出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美学风采和内在的英雄主义气质。”[32]

这种总体性追求，使《人境》超越了当下流行的个人化写作和碎片化写作，重新恢复了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把握世界”的能力。在资本逻辑日益支配一切、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症候的今天，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三）介入现实的书写方式

李静将《人境》定位为一场文学介入现实的写作实验。她指出，作者“对于精英写作、主旋律写作与商业写作始终都保持着敏锐的批判，因为这三种写作模式都没有建立起作者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间真诚而深刻的血肉联系。而他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一直致力回答的也正是这一问题。”[33]

这种介入现实的姿态，体现在《人境》对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上：三农危机、资本下乡、国企改制、环境污染、学术腐败、官员腐败……小说不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而是以一种直面“硬骨头”的姿态进行处理。陈若谷指出，作者“显然想把小说作为参与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34]。

这种介入不是简单地为某个政治立场背书，而是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性的思想姿态。作者在与蔡家园的对话中谈到自己的精神历程时提到：“有一阵子，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自己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看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35]正是这种对“根本问题”的追问，使《人境》超越了简单的社会批判，上升到了对“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永恒命题的思考。

六、身体、欲望与伦理：情感结构的政治经济学

《人境》对身体和欲望的书写，构成了一条隐秘但重要的叙事线索。小说中的身体不仅是生理性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欲望的满足与压抑、身体的健康与病态，都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一）逯永嘉的“身体政治”

逯永嘉的形象始终与“身体”密切相关。他嗜酒、好色、喜欢裸泳，对自己的身体有着近乎自恋的迷恋。在佴城海滨度假村，马垃看见“依然高大挺拔、没有丝毫衰老痕迹的身体上，水花像一颗颗珍珠那样滚动和闪烁着，一根比常人粗壮许多的阳具像棒槌一样在大腿间摆来摆去”[36]。这段描写大胆而直接，将逯永嘉的生命力与他的道德缺陷并置。

逯永嘉的悲剧在于，他的“身体解放”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但作者的处理并非简单的“恶有恶报”，这反映了小说对“身体政治”的复杂理解：一方面，身体解放是改革年代“个体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没有伦理约束的身体放纵，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

逯永嘉的“身体政治”还可以从阶级角度理解。作为资本家的儿子，他的生活方式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腐朽性。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被体制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他的放纵某种程度上是对压抑的反叛。这种复杂性，使逯永嘉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判断。

（二）唐草儿：毒瘾、创伤与救赎

唐草儿是小说中身体创伤最严重的一个角色。她从小缺乏父爱，两任继父都曾试图对她性侵。这种创伤经历导致她染上毒瘾，成为戒毒所的“常客”。唐草儿的身体是“被侵犯的身体”“成瘾的身体”，是家庭破裂和社会失序的受害者。

马垃对唐草儿的救助，构成了小说的一条动人线索。他没有简单地把她送进戒毒所，而是把她接到神皇洲，让赤脚医生吴道坤用“土方子”为她戒毒。在这个过程中，唐草儿逐渐恢复了健康，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她帮助马垃整理书稿，给刺猬喂食，在桃园里劳动——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构成了疗愈的过程。

唐草儿与慕容秋的相遇，则具有“认祖归宗”的象征意义。慕容秋将逯永嘉留下的老别墅交给唐草儿，唐草儿用它办起了少儿音乐培训学校。从“成瘾的身体”到“创造的身体”，唐草儿的转变暗示了救赎的可能性。但这种救赎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她与土地、与他人建立的真实联系。

唐草儿对马垃的感情，是小说中一条微妙的情感线索。她称马垃为“老马”，对他有着女儿对父亲般的依恋。慕容秋问她“是不是不舍得离开神皇洲”时，她的回答是：“我喜欢这个地方，就像我上辈子是在这儿长大的一样。还有老马。这不只是因为他帮我戒掉了毒瘾……在我心里，老马就是老逯的化身。”[37]这段话既澄清了唐草儿与马垃的关，并非男女之爱，而是父女之情，也揭示了马垃作为唐草儿“精神父亲”的角色。

（三）劳动的身体与健康的身体

与逯永嘉和唐草儿的“病态身体”相对照，马垃的身体是“劳动的身体”。小说描写他在桃园里劳动的场景：“赤脚站在江堤上，一只手拎着被露水打湿的鞋子，一只手握着铁锨，整个身体侵染在色彩斑斓的霞光里，远远望去，像一棵燃烧的树”[38]。这种身体是健康的、有力的，与土地有着直接的接触。

马垃每天傍晚在江中游泳的习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游泳不仅锻炼身体，更是一种精神仪式。在江水中，他与逝去的哥哥和逯老师“相遇”，与自己的过去和解。游泳使他保持了身体的活力，也保持了精神的韧性。

慕容秋的身体同样经历了转变。在神皇洲插队时，她“脸被晒黑了，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茧”[39]。回城成为教授后，她的身体变得“文弱”。重返神皇洲，她重新体验到了劳动的滋味。这种身体经验的变化，与她精神上的归乡同步发生。

小说对身体的不同书写，构成了一种“身体政治经济学”。资本逻辑下的身体(比如逯永嘉、李海军)要么放纵、要么异化;社会失序下的身体(比如唐草儿)成为创伤的载体;而扎根土地的身体(比如马坷、马垃)则保持了健康与活力。这种对比暗示了小说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只有在与自然、与他人建立真实联系的基础上，身体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

七、生态意识：土地、动物与可持续生活的可能

《人境》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范畴。小说通过猕猴桃园、刺猬、红花草、有机农业等意象，建构了一种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不仅是关于自然的，更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

（一）猕猴桃园：从资本到生态

马垃的猕猴桃园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之一。这片在江边荒滩上开垦出来的果园，是马垃从资本回归土地的象征。他从劳改农场学到的猕猴桃栽培技术，在这里得到了实践。果园不用化肥农药，靠的是有机肥和生物防治。刺猬“大林小林”在果园里安家，帮助消灭害虫。

猕猴桃园的象征意义是多重的。首先，它代表了“生态农业”的可能性——在资本逻辑支配一切的时代，仍然存在着另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其次，它代表了耐心和等待——猕猴桃树需要三年才能挂果，这与资本追求赚快钱的逻辑形成对照。再次，它代表了可持续性——果园不是掠夺性的，而是与生态系统共生的。

小说对猕猴桃园被洪水淹没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马垃没有放弃，洪水退去后，他重新培土、修剪，等待果园复苏。这种不放弃的姿态，构成了小说最富感染力的部分。它暗示，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抵抗的可能性。

（二）刺猬“大林小林”：人与动物的共生

刺猬“大林小林”是小说中最可爱的形象。这两个小家伙在桃园里安家，每天定时出来向马垃和小拐儿讨食。小拐儿最初想杀了它们煨汤，被马垃制止。从此，刺猬成了桃园的一部分，帮助消灭害虫，也成了马垃和小拐儿的精神慰藉。

“大林小林”的名字取自张天翼的现实主义童话《大林和小林》。这个互文暗示了小说对童话思维的征用——在一个日益冷酷的资本世界里，保持童心、保持对生命的尊重，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唐草儿来到神皇洲后，也爱上了这两个小家伙，每天给它们喂食。刺猬成了连接不同人物的纽带。

洪水淹没桃园后，“大林和小林”失踪了。小拐儿“吧嗒吧嗒直掉眼泪”，马垃虽然嘴上说“大林小林会游泳”，心里也很伤感。但当洪水退去，两个小家伙又奇迹般地出现了。这个情节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生命是顽强的，只要土地还在，希望就在。

（三）红花草与有机农业

红花草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这种曾经在平原上随处可见的绿肥植物，随着化肥的普及而消失，“以至现在许多年轻的庄稼人都不知道红花草是何物”。马垃的合作社重新种植红花草，既是为了恢复地力，也是为了恢复一种与土地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

有机农业在小说中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价值问题。马垃坚持“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是为了追求“绿色食品”的标签，而是出于对土地和生命的尊重。他明白，化肥和农药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产量，但长期来看会破坏土壤、污染环境、损害健康。这种认识，来自他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反思。

小说通过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生态农业的对比，提出了一种可持续生活的愿景。这种愿景不是“退回前现代”，而是在充分吸取现代科技成就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猕猴桃园的网络销售平台，就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用最新的技术，服务于最古老的土地伦理。

八、历史的幽灵：记忆的政治与“阴兵”的隐喻

《人境》对历史的处理，不是线性叙事的，而是充满断裂、幽灵和“不合时宜”的闯入。小说中有一个神秘的情节，是马垃在洪水过后看到的“阴兵”过境：“黑魆魆的原野上，无数的人排着整齐的队列从江堤边浩浩荡荡地走过……可他们头盔上鲜红的五角星，分明又像是现代人。”[40]

（一）“阴兵”：被压抑者的回归

“阴兵”的意象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从最浅的层面看，它是民间传说中的“鬼兵过境”，是马垃在精神恍惚中产生的幻觉。但从更深层面看，它是历史的“幽灵”——那些被主流叙事刻意遗忘、压抑、抹去的人和事，在某个时刻突然“回归”。

“阴兵”头上的“鲜红的五角星”，暗示了这些幽灵的身份——他们是革命年代的牺牲者，是马坷那样的烈士。在改革年代，这些名字已经从公共记忆中淡出，被“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主流话语所遮蔽。但“阴兵过境”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在某个时刻会突然“显灵”。刘复生指出：“刘继明以近乎经典戏剧的严谨法度，书写了一部中国当代的精神史及其演变的辩证法。”[41]而“阴兵”正是这种“精神史”的幽灵化呈现。

马垃在“阴兵”过境后做的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解读。他梦见“多年前生产队队屋失火的情景又在他的梦境里重现了。但这次失火的不仅仅是队屋，而是整个神皇洲”。这个梦暗示，历史创伤从未真正愈合，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重新浮现。

（二）记忆的政治学

小说对记忆的处理，隐含了一种“记忆的政治学”。哪些记忆被保存、哪些被遗忘、哪些被扭曲，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比如逯永嘉的遗产争夺战，就是一个缩影：唐丽娜最初对女儿隐瞒生父的信息，得知有房产态度才转了180度的弯”。记忆在这里成为利益争夺的对象。

《人境》这种“记忆的政治”深层结构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记忆的探寻打破了1980年代以来将前三十年简单视为“黑暗时代”的叙事框架，重新肯定了那个时代被遮蔽的价值。

马坷的日记本就是这种“记忆的政治”的重要载体。这些写于1970年代的文字，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一个农村青年的精神世界。它们不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历史叙事，而是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日记本成为连接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的媒介，使那些被主流叙事压抑的声音得以重新发出被人听到。

九、史诗性与当代性：《人境》的文学史位置

《人境》的篇幅和野心，使它自然被纳入“总体性”作品的谱系。但何为“总体性”，在碎片化写作成为主流的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转化

《人境》最明显的文学谱系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作者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推崇，在小说的结构、人物塑造和主题处理上都有体现。小说试图通过个人命运折射时代变迁，通过家庭、村庄、企业的微观描写呈现社会总体，这种总体性追求是现实主义史诗传统的核心特征。

但《人境》不是对传统的简单模仿。它吸收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技巧(比如复调、时空跳跃、内心独白)，也融入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传统。小说语言的简洁、克制，与它所处理的宏大主题形成对照，产生了一种冷峻的美学效果。

更重要的是，《人境》的现实主义不是没有反思的现实主义。小说对现实主义本身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它不再相信所谓客观反映现实的神话，而是在叙事中不断插入反思性元素(比如马垃的写作、慕容秋的学术思考、何为的邮件)。

（二）与“底层文学”的关系

《人境》的写作与2000年代兴起的“底层文学”思潮有着密切关系。作者本人就被认为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但《人境》超越了底层文学的某些局限——它不再满足于代言底层，而是试图呈现底层的自我表述(比如马坷的日记、谷雨的成长、合作社的实践)。

与底层文学中一些苦难叙事不同，《人境》更关注底层的能动性。马垃不是被动受苦的受害者，而是积极行动的实践者。他组织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与资本逻辑抗争。这种正面强攻的叙事姿态，在底层文学中并不多见。

但小说也没有陷入英雄主义的陷阱。马垃的合作社最终被洪水冲垮，神皇洲的村民被迫搬迁。这一结局保留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力度——在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双重挤压下，个体的抵抗空间极其有限。

（三）史诗性的当代意义

在“碎片化”成为时代症候的今天，总体性写作还有意义吗?《人境》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但《人境》的总体性不是宏大叙事的简单复活。小说对总体性的追求是自我反思的——它不再相信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规律或终极意义，而是在多种声音、多种视角的对话中，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上部小说的开放性结尾——马垃看到“有个人从大雾散尽后的旷野上走来”，“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那个人的面目不仅没有变得清晰，反而越来越模糊了”[42]——意味深长。历史的意义不是给定的，而是在行动和思考中不断生成的。史诗的任务不是“总结”历史，而是“打开”历史，为未来的行动提供可能。

结语：在“人境”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对本文开头的问题，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强调扎根的重要性——马垃回到土地，慕容秋走向田野，唐草儿找到“认祖归宗”的感觉。这种扎根不是保守的“退回”，而是在经历了现代性洗礼之后的有意识选择。另一方面，它强调行动的重要性——马垃不是隐士，而是合作社的组织者;慕容秋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田野调查的实践者。真正的宁静不是逃避，而是在行动中获得的内心定力。

《人境》对当代中国精神状况的诊断是严峻的，但它的基调不是绝望，而是悲壮的希望。马垃的合作社虽然被洪水冲垮，但他没有放弃;神皇洲的村民虽然被迫搬迁，但“同心合作社”的牌子还在;慕容秋虽然辞去了系主任，但她决定“带研究生去神皇洲做田野调查”。这些开放性的结尾，暗示了抵抗和希望的可能性。

在“小时代”写作成为主流的今天，《人境》提供的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范例恰恰是它最重要的价值。人只有在与土地、与他人、与历史的真实联系中，才能获得完整的人格。

至此，有必要勾勒出作者的思想转型轨迹，因为只有在这个脉络中，《人境》的“总体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显明。

作者的创作起步于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浪潮。早期作品如《海底村庄》《前往黄村》等，在叙事技巧上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印记，但其内核已经显露出一种不同于当时主流先锋派的特质——对历史的关怀、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思考。

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作者的写作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转变。他不再满足于在形式层面进行技巧探索，而是开始将笔触直接伸向正在发生的现实矛盾。三峡工程移民、国企改制、农民工进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这些重大社会议题开始进入他的视野。长篇小说《江河湖》的写作，标志着他从“文化关怀”走向“现实介入”的转折。

然而，真正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便是《人境》的创作。这部小说历经近二十年的酝酿、中断、重启，最终在2015年完成。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完成《人境》的那一刻，我心里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感觉：我写出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43]写这句话的时候作者当然不会想到在之后他又创作出了史诗性著作的《黑与白》——个人创作的巅峰，但《人境》依然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不仅因为它在艺术上的成熟，更因为它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思想突围：它冲破了1980年代以来主导知识界的“新启蒙”话语框架，重新将社会主义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不可省略的精神资源。它以其思想深度，为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命题提供了一个典范。

这种思想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正是作者对“‘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看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44]的持续追问，使他逐渐走出了1980年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可能性。

如果说《人境》是这种思想转型的结晶，那么此后出版的《黑与白》则是其深化和拓展。两部作品之间构成了一种“正——反——合”的辩证关系：《人境》聚焦于“乡村——知识界”这一对矛盾，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新的结合点;而《黑与白》则将视野扩展到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以更加宏大的叙事架构回应了“中国往何处去”的根本命题。从《人境》到《黑与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家思想不断深化、视野不断扩展、勇气不断增强的轨迹。而这，也正是理解《人境》价值的关键维度。

孙杨在分析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时，引用了作者的一句话：“《人境》的‘后撤’也就有了重新思考人们何去何从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时代绝望的判断。”[45]

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整部小说精神内核的精辟概括。在“后撤”中前行，在“退守”中寻找新的可能——这既是马垃、慕容秋的选择，也是作者的选择，更是所有不愿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人的选择。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人总是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只要还有人在荒芜的土地上种下树苗，在喧嚣的学府中保持清醒，在冷漠的世界里施予温暖，那么“人境”就永远不会彻底沦陷。

【注释】

[1]刘继明访谈：《<黑与白>之后，我再写一个字的小说都是多余的——答<火星>编辑部》，红歌会网。

[2]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

[3]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

[4]陈若谷：《棱镜，历史的回返与现实的勾连——读<人境>》，中国作家网。

[5]张高领：《重建人生的意义及其内在危机——论<人境>中的马垃形象》，人境网。

[6]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85页。

[7]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64页、第469页。

[8]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9]张高领：《重建人生的意义及其内在危机——论<人境>中的马垃形象》，人境网。

[10]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57页。

[11]刘复生：《回到小说的正途——读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长江丛刊》2017年3月上旬。

[12]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

[13]同[11]。

[14]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82页。

[15]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60页。

[16]李静：《文学如何介入现实——论刘继明<人境>的思想姿态与书写方式》，《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

[17]同[4]。

[18]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262页。

[19]同[4]。

[20]同[16]。

[21]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334页。

[22]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59页。

[23]乌兰其木格：《<人境>，风车、精神之父以及断线的风筝》，人境网。

[24][25][26]李云雷：《“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及其探索——读<人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27]蔡家园：《在“后撤”中前行：关于长篇小说<人境>的对话》，《长江丛刊》2017年3月上旬。

[28]同[23]。

[29]同[5]。

[30]孙杨：《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中的<人境>》，“保马”公众号。

[31]鲁太光：《重建“世界的镜子”——论<人境>》，人境网。

[32]同[11]。

[33]同[16]。

[34]同[4]。

[35]同[27]。

[36]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37]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73页。

[38]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

[39]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37页。

[40]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294页。

[41]同[11]。

[42]同[40]。

[43]刘继明：《刘继明文集(6)-人境》，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485页。

[44]同[27]。

[45]同[30]。

初稿于2026年5月11日，江苏徐州

再稿于2026年6月1日，云南曲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