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五章

 接上文——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四章

第五章 资本主义文化统治

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思想的再限定有助于精神操作同社会现实中的操作相协调，治疗即是它的目的。当思想不再超越一种既是纯公理的(数学和逻辑)、又是与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共存的概念框架时，思想便与现实处于同一水平上。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当西方在全世界开拓和建立殖民统治的时候，它总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三样东西，它先用廉价商品的重炮“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然后再升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的政府或代理政府。在忙于建立经济的和政治的统治的时候，殖民者总不会忘记还建起哥特式的尖顶教堂，向殖民地的子民传播基督文明的福音。西方列强镇压中国义和团获得的战利品——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也被退还中国，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传播西方文化。可见，从一开始资本主义统治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比起早期的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而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现代西方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都以研究资本主义文化见长，产生了不少影响广泛的思想成果。如韦伯、马尔库塞、贝尔等对文化资本主义的分析都可称得上是经典之作。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文化是其中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不是“大文化”的概念，而主要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等，总之是指社会的精神方面。

一、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二重性

认识资本主义文化要从现象入手，然而现代西方文化称得上是个“万花筒”，五光十色、变化万千。人们在谈论西方文化时也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极易产生歧见和争议。而关于西方社会、文化的争议常常是因人们的话语不等同一律所致，谈到西方，人们的话语在意义上总是发生断裂。比如：当人们谈论美国的“天使之城”————洛杉矶时，有人指的是恍如仙山琼阁的贝佛利山庄①，而有人却是在说萧条可怖的南中心区②；提到法国的巴黎，有人以为是指富丽堂皇、光彩照人的香谢里大街，有人却联想到破旧脏乱的贫民区。其实，不仅走马观花看西方的中国人时常对西方文化产生歧见，西方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美国有一首有名的民谚：

如果你爱他，带他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带他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那么，西方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西方文化是好是坏？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有不少人认为，公众对于西方文化的褒贬不一、爱恨交错，是带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新闻舆论的引导造成的。当然不能排除舆论引导中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作用，但是，实际上说西方是地狱抑或是天堂，说西方文化是假、恶、丑抑或是真、善、美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资本主义文化现象

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把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丑恶、肮脏、腐朽罗列起来，那将是骇人听闻的。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富裕强盛之邦，美国的一些闻名遐迩的大都会却有一些不雅的别号，有人把纽约称为罪恶之城(sin city)、芝加哥被叫做谋杀之城(murder city)，而美国首善之区，首都华盛顿在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成了名副其实的“谋杀之都”。其实这些使人毛骨悚然的别号还远不能全面反映出西方文化中各种问题。现代西方文化中的被推到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加剧了道德沉沦、社会失范，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纵情声色、骄奢淫逸的社会气氛与群众心理，其结果就是人们有目同睹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泛滥，吸毒酗酒、色情暴力、精神崩溃、疯狂堕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西方社会中纵情声色的意味相当浓厚。从服饰的“新式样”到报章杂志中的直露的色情照片、影视作品中的×级节目，直至脱衣舞、色情表演，形成了一整套色情文化，色情产业。色情文化的核心就是性乱与卖淫。早在70年代美国进行了一次调查，估计卖淫的妓女有10万到50万左右。由于卖淫嫖娼成了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社会的道德标准也随之改变，意大利的一位“名妓”居然堂而皇之地当选议员。

暴力与犯罪是西方丑恶文化的又一集中表现。西方各国的犯罪问题都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例如在法国1985年犯罪总数为360万起，每天平均发生近万起犯罪事件。③自1957年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集中整理有关全国的犯罪情况并做出一年一度的权威性报告，从有正式统计以来，美国犯罪率不断迅速上升。1960年美国的犯罪率为每10~万人中有1887人犯罪，1970年上升为3985, 1987年为5550。1987年美国的服刑人数为55万多人。④

在外界人看来，西方国家中毒品泛滥，无数人吸毒成瘾，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其实在西方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毒品泛滥，吸毒成为一种时尚和一种生活方式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既可以借助各种毒品放纵，疯狂，又可利用毒品麻醉精神、逃避现实。因而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离不开毒品，毒品已经深深融入现代西方文化之中。美籍学者柏忠言指出：“如果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大都市繁忙的街道上漫步，请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过路人吧。你看到的每三名成年和青年人中就有一名是吸了大麻烟而醉迷迷的，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因为用了迷幻药正在幻觉联翩。”有人估计美国20%的国会议员抽玛利华纳(大麻)，还有更多的人尝试过它的滋味。卡特总统在毒品滥用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之一彼德·伯恩博士曾因为开过一张含有麻醉剂的假处方而引咎辞职；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贝里市长则于1991年因吸食海洛因而受到传讯，后辞职。80年代初美国人使用毒品的情况，美国国家毒品滥用问题研究所曾有过调查，基本情况如下：

1980年美国人使用毒品情况(单位：万人)

麻醉品类 大麻 吸收剂 致幻药 可卡因 海洛因

吸用人数 2250 140 180 4400 250

不仅在美国，其它西方国家毒品问题也很普遍。在意大利因注射过量海洛因致死的1985年为340人,1987年为640人,1989年为850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400万人中有14.4万人承认吸过毒，3.5万人注射过毒品。而法国10——20岁的青少年中，有9%的人吸食过各种毒品。由于大量的需求和广阔的市场，毒品的生产、销售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发展十分迅速的产业。据墨西哥国立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世界的毒品交易额已占国际贸易额的9%，自1978年以来的10年间，世界毒品交易额达6000亿美元，仅美国的毒品交易额就达2500亿美元。⑤

精神崩溃和自杀是现代西方丑恶文化的一种副产品，剧烈的生存竞争和极度的自我膨胀的双重冲击，在人的精神上造成了痛苦的压力，导致了一部分人最终的精神崩溃、甚至自杀。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精神病患病率最高的国家。据有关资料讲，美国的精神病床位占整个病床位的65%以上，仅儿童精神病患者就达一千万人。⑥近年来美国年均自杀人口一般超过3万人。而企图自杀和实施自杀之比是50：1左右，这就是说全美每年有近150万人有自杀意图。日本的自杀问题也十分严重，日前达到千分之二左右。日本青少年自杀现象更是引人注目，西德《明镜》周刊曾以“最纯粹的地狱”为题记述了日本的青少年自杀问题，文中写道：“在日本，‘儿童年’是以一种可怕的纪录开始的：单单在一月份就有一百零四名未成年的人自杀。”⑦

色情、毒品、暴力等等固然已经描绘出西方文化的一幅可怕的图景，但最典型、最能代表和反映西方文化中的丑恶方面的却是:以滚石乐(Rock and roll)为代表西方现代音乐。那是一种由爆炸般音响、不可名状的肢体抖动与震颤、疯狂的吼叫组成的集体自虐仪式。滚石乐最集中、最形象地表现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极度自我膨胀(如果不是爆炸的话)、无耻放纵和垂死疯狂的社会心理状况。

在滚石乐的轰鸣声中，人们吸毒、纵欲；在夜色的掩盖下，甚至不在夜色的掩盖下，人们盗窃、抢劫，杀人或自杀。把这种西方的现代文化景象称为“最纯粹的地狱”，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

如此地描述现代西方文化，肯定会激起某些西方人士和西方的朋友们的义愤，难道西方社会就是这副样子?！当然，西方文化绝不全是上述那副样子。现代西方文化有如东方的文化巨匠曹雪芹笔下的那块“风月宝鉴”，除去丑恶可怕的一面，还有光彩照人的另一面。在西方，每逢星期日教堂的钟声便在城市和乡村的上空回荡，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地走向教堂，虔诚地祈祷祥和宁静的生活；痛苦地向上帝倾诉自己的过错，忏悔心灵中的罪恶；真诚地祝福他人幸福、安康。在神甫和牧师们庄严深沉的宣教声中，在纯净美妙的圣歌声中，人们的情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净化，人们的心灵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洗礼。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基督教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道德伦理观念而存在和传播的，它的核心教义是劝人行善、博爱众生、无私奉献。它教导人们在纷乱的世事中分辨出秩序、获得内心的安宁；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人生的意义。基督教的神圣、无私与博爱的精神代表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另一面。

基督教在现代西方社会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社会化的力量。据《美国百科年鉴》统计，在美国基督徒的人数进入80年代以来仍不断地上升，有50%以上的美国人经常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The Christian fellowship)。而在欧洲教徒的比例更高，英国近70%，法国和西德近90%。在西方发达国家基督教的影响处处可见，一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就职仪式要由大主教主持，议会、军队一般都有专职的神职人员。在文教领域，宗教的影响更大，西方国家大多数的高等院校都有神学系。在美国绝大多数的私立中小学都是由教会开办的，据70年代初统计，美国青少年中91%就读于教会办的中、小学校。基督教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被渐渐地植入青少年稚嫩的心灵。

在现代西方社会里，助人为乐、尊老爱幼、扶危解困、济贫拔苦的高尚品行被广为称颂，勤奋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得到了着力弘扬。

前些年我国新闻媒介曾报道，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开展学习雷锋活动，还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并不稀罕。如果把雷锋仅作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典型，那么这样的典型在西方也有的是。在美国，每当教会发起捐献或义务服务等慈善活动时，总会得到响应，有时捐献者、志愿者还非常踊跃。在原联邦德国，有遍布全国的“敬老协会”，关心和帮助老年人排忧解难，送温暖、献爱心。在意大利，更有一支由 300多万学生、工人、专业人员、退休老人组织的义务服务大军活跃在全国城乡各地。他们不图功名、不计报酬，为了帮助残疾人，保护环境，救灾抢险，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赞美诗低吟，圣歌萦绕。虔诚的教徒、热情的志愿者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勤于劳作。在我们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阳光普照、真情洋溢的人间乐园。现代西方文化亦丑亦美、善恶相见、真假难辨。对于局外的视察者来说，西方到底是地狱还是天堂？这是个问题。

文化二重性分析

显而易见，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具有双重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而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无私博爱、勤于奉献。这种相互矛盾的文化现象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内涵上的二重性。而了解与认识这种文化二重性，对于我们真正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是至关重要的。为此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求甚解。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文化现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该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关系对于文化的决定作用以及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统治实质的经典论述。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很容易理解现代西方丑恶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是西方丑恶文化的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都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之下，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物质基础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或资本家集团占有，是千百年来劳动异化的继续，它使人类彼此被分离、隔绝。不仅工人与资本家，因为各自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被分离开来；资本家之间也因彼此竞争而处于对立状态。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之一，英国卓然的思想家霍布斯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分裂、对立的状态。霍布斯指出：“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⑨这种状态进而使社会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之中，“人对人是豺狼”。西方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萨特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实质的概括，更是透彻而又精彩————他人就是地狱。

人对人是豺狼，他人就是地狱，西方思想巨匠们对于西方社会关系如此深刻、生动的揭示和把握，实在令人叹服。在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问题上，如果说霍布斯、萨特是以其哲学家的睿智与机敏，形象鲜明地一语破的；那么马克思则是以经济学家的严谨与缜密，科学地论证了这种社会关系的现实性。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金钱被上升为社会的至尊，“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一切物，无论是商品与否，都可以转化为货币。一切都是可以买可以卖的。流通变成了社会的大蒸馏器。一切都抛到里面去，为要当作货币结晶再流出来。连圣骨也不能抵抗这个炼金术；人间商业范围以外的比较微妙的圣物，是更不能抵抗了。不仅商品间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⑩有了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就可以转换为其它的一切价值，就拥有了一切，也就是进入了人间天堂；而没有钱，就什么也得不到，只能在人间地狱里倍受煎熬。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为了获取金钱，必须将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实现其价值，一切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使用价值都不是生产的目的，只是换取价值的手段，获取价值是一切活动的唯一的目的。⑪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说，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在市场上完成“惊险的一跃”。就商品所有者而言，有人的商品“跃过去”了，而有人的却不行。为什么有人的商品没能“跃过去”?是因为其他人的商品“跃过去”了。所以，他人就是地狱！

在人类互为豺狼、互为地狱的社会关系中生存，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一种文化特征是毫不奇怪的。因此，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爱尔维修说：“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们好像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谁要想这样做，就会是疯子。”⑬尼采则断言：自我“是一切事物的标准和价值的源泉。”萨特在其巨著《存在与虚无》的最后结论中总结道：“本体论和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应该向道德主体揭示，他就是各种价值赖以存在的那个存在。这样，他的自由就会进而……发现自己是价值的唯一源泉。”⑭

美国学者柏忠言曾给享乐主义(hedonism)下过一个定义，他指出：“享乐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它认为感官上的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也就是说，光凭感官上的快乐就能使人幸福和满足。”“因此，享乐主义者就是指这样的人，他把追求一切能够引起他各种感官快乐的刺激看作是自己的人生目的。这样的人的一生是在极力追求最大限度的感觉享受中度过的。”⑮享乐主义作为西方丑恶文化的又一特征也是深深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据保罗·巴兰和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和要解决的主要难题就是经济剩余的吸收问题。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名著《垄断资本》中，他们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剩余吸收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吸收经济剩余的方式——资本家的消费与积累，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剩余的增长。为维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现代资产阶级越来越借助于一种新的吸收经济剩余，解决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的方式，他们称其为“销售努力”。即通过不断人为地创造社会的消费需求，来刺激过剩产品的销售、促进经济剩余的吸收的方式。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愈演愈烈的广告风潮，就是这种销售努力的一种基本手段，同时也构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显著外部标志。从实质上看，销售努力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试图把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克服其基本经济矛盾的方法，实际上是通过隐蔽的(与早期直接销毁过剩产品相比)方式浪费部分经济剩余，以维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这也从经济上再次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

与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大众文化自然是享乐主义，这也是“努力销售”的资本家们努力营造(包括运用广告手段)出一种文化氛围。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享乐风气，当然会扩大销售，扩大利润了！

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表现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它代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性，也就是说，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外化。从认识的角度看，当我们观察西方文化时，对于其文化的现实性的一面比较容易理解；比较费解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方面，即以无私博爱、勤于奉献的伦理观念为标志的健康文化表现。无私博爱、勤于奉献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似乎是一种超现实的、超历史的文化现象。因为，可以肯定这种伦理观念、文化现象缺乏现实的生活土壤，人们无法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中找到这种思想观念生成的物质基础。处于互为豺狼、互为地狱中的人类居然能够具有无私的精神、博爱的情感、勤劳奉献的品行，这确实难以想象。这种令人费解又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与思考。有人据理推断，既然资本主义文化中出现了“真、善、美”的因素，那么一定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相应的新变化，形成了一定的能够产生这种文化因素的物质基础。这种半生不熟的“唯物主义”的观念，当然是幼稚可笑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推论，在西方的社会现实中找不到多少佐证。

资本主义文化中这种“超现实”、“超历史”的侧面，不仅与形成社会文化的社会物质关系极不协调，而且也与资本主义文化中现实性的侧面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矛盾。在西方的思想家中间较早地、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文化矛盾，又十分自觉地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分析的，是马克斯·韦伯。也正是这位卓越的思想家基本上揭开了这一文化矛盾的奥秘。

早在本世纪之初，马克斯·韦伯便完成了他的那本篇幅不长、却对于认识资本主义文化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不可或缺的必读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并没有被流逝的岁月所湮没，相反它随着历史的不断展开，而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韦伯思想的深邃。透过韦伯的思想，可以启发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超现实”、“超历史”性的缘由。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导论》中，韦伯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他的资本主义文化观，他指出：“在文化史的幼稚园里就应该教导人们，一定要彻底放弃这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天真思想。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⑯韦伯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观在当时颇有些标新立异，它与当时已经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如霍布斯等人的观念有所不同;当然也与后来的萨特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那么，在文化观念上，韦伯与霍布斯、萨特等人，孰是孰非?其实，他们的观念并不矛盾。试想，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关系的本质，如果完全外化为社会现象，在一个早上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人人都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支配自己一切行为，所有人都变成“狼”。显然，这个社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存在下去的，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开始，而是世界的末日——社会将立即陷入自相残杀，同归于尽的毁灭之中。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关系必然要与由其决定的社会文化现象发生某种背离，既相一致又有所区别。一方面，社会过程的本质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另一方面，在文化及道德领域却充斥着自由、平等、博爱，无私奉献一类的说教。表面上看二者相互对立、矛盾，而在实际的社会功能上却是相得益彰。韦伯深谙这种“对立统一”的奥妙，因而他说：“来世论、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与参与资本主义营利活动这两个方面，不仅没有冲突，也许反而倒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⑰请看：上帝多么公平而周到，把一部分人按照资本的本性变成“狼”，又把另一部分人按照资本的需要变成“羊”，正好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平衡。

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二重性的内在的统一性。然而事物到此还远未完结，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谁来作“狼”，谁来作“羊”。对此，韦伯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颇能发人深省。在他的那本名著中，韦伯专门挑选了美国作家费迪南德·科恩伯格的《令人厌烦的美国》中的一句话“从牛身上榨油，自人身上赚钱”，请读者仔细琢磨。韦伯说，这种贪婪的哲学，表现了个人对于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作为目的的责任感，是一种伦理原则，它反映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本质。甚至违背了这种伦理原则不被认为是愚蠢，而被看作是渎职。在这里，韦伯扮演了一个称职的“唯物主义者”的角色，他准确地概括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典型反映——贪婪的人生哲学。然而韦伯的高明还不止于此，他马上又表现出了辩证的思维。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资本主义的贪婪是否要体现于所有人的身上?当然不是！这种贪婪、这份“责任感”和“伦理原则”，只是有产者，资本家所独具的精神气质。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雇用那些奉行漫无纪律的‘自由劳动’教义的劳动者，……那些毫无保留地服从金钱欲、把它当作抑制不住的冲动的人，……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⑱ 来原来资本家的精神气质不能成为一种“群众现象”，劳动者不能不讲礼义廉耻，不能为所欲为；劳动者必须守纪律、讲良心、有道德，一定要充满爱心，无私奉献。这样事情就变得清晰起来了：资本家作“狼”，工人作“羊”，各得其所，天经地义。

对此，韦伯也是直言不讳：“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由于意识到处于上帝的全面恩宠之中并受到上帝明显保

祐，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他准备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⑲韦伯的这段话是多么精辟呀!不由地让人感叹。

韦伯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那种文化因素，虽然与该社会的物质关系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对于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却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韦伯的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看似“超历史”、“超现实”的文化因素的存在，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主体性;源于现代资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现代资产阶级已经不像早期资产阶级那样，是一头任直接的物欲驱动的经济动物;现代资产阶级越来越能够自觉地把握自己的根本的和长远利益，自觉地作为一个历史主体把握自己的行动。从根本上讲，西方社会中的“丑恶文化”和“健康文化”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不过前者是直接的反映而后者则是间接的反映。二者貌似对立、实则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因素。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文化二重性”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的发展。

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二重性的分析，还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理论问题，或者说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地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认识，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唯物的反映论，但却是机械地、简单地理解和说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⑳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的消极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客体也从主体，不仅从客观也从主观，不仅从直观也从实践这些双重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事物和世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并不是其社会的经济关系在思想领域内简单的、机械的和照像式的反映。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是资产阶级长期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它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实在，又是资产阶级的主体性意识的表现。作为有经验的统治者，资产阶级懂得：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一定程度的“背离”，可以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控制在一定的“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长远的发展。

二、文化统治的方式与手段

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统治不仅表现在其内容的发展与变化上，一定的内容要有相应的形式来体现;一定的目的要有相应的手段.才能够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发展变化，也是现代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现代的文化传播方式与手段，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统治。

文化传播方式：明示与暗示

当代西方传播学大师、传播学创始者之一威尔伯·施拉姆曾把传播研究比喻为一块未经开垦的“绿洲”，而正是他把人类社会中的信息传递开辟为一个科学研究的专门领域。现代传播学高度重视和评价，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施拉姆认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㉑ 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外化”，西方行为主义的政治家们也把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看作是政治体系的社会化的过程。”㉒“外化”也好、“社会化”也好，实际上就是物化的社会制度向人们头脑的传播，

传播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形成。文化传播从方式上看不外乎两种：明示与暗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统治中，这两种方式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文化传播中的明示是指：社会上公开的思想观念的交流，它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信息等等的宣扬与传递。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文化的明示传播的途径与场合比比皆是，然而学校无疑是一个最重要、最集中的途径。

学校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文明继续传播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现代西方社会，学校并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外的一方净土。学校是西方社会中，公开的、甚至是强制性宣扬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主要场合。西方的学者、教育家们也公开承认：“学校最重要的职能”不是“认知的教学”，而是“灌输思想信仰”；㉓在向青年一代灌输社会“政治制度的准则和信念”方面，“学校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马斯特斯在论述学校教育与社会统治的关系时指出：“拥有权力和影响的团体和个人在必要时刻，将会尽最大努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一个体系，并使课程设置得在技术与学科上符合自己的特殊要求。”西方各国的大、中、小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一般都开设专门的思想政治及道德宗教课程。如日本的“道德时间”、“公民”课；美国的“公民”课、“宪法”课、“社会研究”课，美国学校中的美国历史课的政治色彩也极其浓厚；英国学校一般开设宗教课、政治课；法国开设“道德公民”课、哲学课；联邦德国开设“时事”课、宗教课等等。这些课程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针对不同的对象，全面而系统地向青年灌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授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历史、结构以及运行规则等方面的知识；培养以基督教或其它神学观念为核心的，世界观、伦理观和人生观。总之，通过系统的思想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分层次、按步骤地把青年学生造就成为“民主社会的好公民”。

西方各国学校中的思想教育也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十分强调针对不同年龄、处于不同的心理发育阶段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开展“层次教育”，以求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在学校的思想教育课程中，对缺乏社会经验，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形成的年龄较小的学生，多采用“强记法”。即把有关的思想教育内容编为若干教条，通过教师的正面讲授，使学生熟记于心。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方法。但是，强记式教学主要的功能是向学生灌输政治及社会文化的有关知识，对于学生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是有限的。而且由于灌注式的教学容易引起对象的抗拒心理，降低学生的学习热情，影响教学的实际的效果。为弥补强记式教学的缺陷，在高年级学生的教学中，一般注重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通过课堂上的“自由”讨论，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将预先设定的逻辑前提进行判断、推理，最终由学生“自己”作出政治一道德的价值评判，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易于引起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在学生的积极的思考的过程中，强化教学效果。此外，在欧美学校中常采用被称为“模拟法”的辅助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把资本主义的重要的社会规则，变成模拟游戏中的规则，使学生在各种模拟活动中学习、体会和接受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则和价值观念。在美国的小学中，常开展“游戏商店”(playingstore)活动，通过模拟的商业活动，使学生体验“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在美国大学的政治类课程中，也经常采用模拟教学法，如模拟竞选、模拟政府等活动，让学生熟悉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接受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念。

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文化的明示传播，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文化中正面的、积极的“健康文化”的内容。但是，在所谓的“健康文化”传播的同时，“丑恶文化”也照样在西方社会中公开传播。西方社会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时时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展示着暴力、色情，宣扬着腐朽、糜烂的丑恶文化，渲染着疯狂、堕落的社会情绪，引导着人们去贪婪攫取、及时行乐。暴力和色情是西方高度商业化的文化娱乐业的两大主题，西方的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戏剧充斥着这两样东西。

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在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报告中说，美国的电视观众一周内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1000个以上暴力动作。以研究电视社会学著名的凯特·穆蒂女士在1980年出版名作《依靠电视成长》，她指出，美国儿童在5岁以前收看到的有暴力行为的图象平均超过200小时。到4岁，已目睹了13 000人被杀的镜头。前不久有又一位美国中学生发表了他的统计材料：美国18岁的青年在电影和电视中可看到50 000多次暴力破坏活动。10岁到13岁的少年每年可看到100多次有暴力和色情意味浓重的场面。日本学者岩男寿美子教授曾对日本东京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进行分类统计和研究，结果发现：在统计的139个节目中，带有杀伤等严重暴力活动场面的节目为51个，占37%。相反，完全没有暴力行为的节目仅为26个，占19%。记录到的全部暴力行为共计626次，平均每个节目4—5次。而且据岩男教授指出，日本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场面比美国电视节目中的同类场面，更加残暴可怖、描写的细致生动。㉖

色情泛滥、“黄”潮汹涌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大奇观。赤裸裸地宣扬色情、诲淫诲盗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在西方文化市场上比比皆是。战后,“无限制的性”运动(“Sex without limits” move-ment)在西方国家风行一时，青少年性关系、婚外恋、同性恋、卖淫、色情表演、性虐待、性犯罪等乌七八糟的东西搞得西方社会乌烟瘴气。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科学家也以科学的名义推波助澜。从50年代起，一些研究人类性活动的研究报告，如著名的金西报告(Kinsey report)、马斯特兹报告(Mastters report)和海特报告.(Hite report)，在西方先后轰动一时。这些报告，或完全从生物学的角度，把“性”作为“行为”而非情感————仅是一种肉体的自然运动来加以考察和描述；或者就是女性“性结白”的记述(海特报告)。这些报告客观上使读者得出结论：性的乐趣是一种自然“好事”，让人徒增苦恼的是那些关于爱情的道德和世间的伦常观念。

由于“丑恶文化”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这种文化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也是不可缺少的。正像自然界中，猛兽必须教会自己的幼兽凶猛猎食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也必须教会人们贪婪、无耻、残酷无情。只有这样，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维持传衍、后继有人。当然，如前所述，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对社会的影响必须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的发展，不能把人人都变成狼，所以就需要有“健康文化”作为补充。唯其如此，资本主义才能维持其社会的常态。总之，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丑恶文化”与“健康文化”并行不悖，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的意义就在于：二者共同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的肯定因素。

暗示是在无对抗条件下，通过语言、行为、情境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使其接受暗示者的某一观点、意见，或按暗示者的一定方式活动。由于暗示只要求受暗示者接受现成的信息，并以无批判的接受为基础，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传播中日益重视这一方式，越来越多地以暗示的方式推行文化统治。

通过暗示来实施政治社会化，是运用这一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主要社会目标。阿尔蒙德将暗示的政治社会化定义为：进行非政治性的社会交流与传递，而这类特殊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交流与传递可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及政治心理的变化。㉗这也就是说，许多非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传播，可以暗示人们接受某种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可以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评价。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许多文化活动具有这类暗示功能，都被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含蓄的政治社会化的实施场合。被大众传播媒介大肆渲染的体育活动，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台湾的《自立早报》曾有一篇文章，对现代西方社会中体育的政治暗示作用分析得相当准确、深刻，特引述如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原来最不具商业色彩的体育活动变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化商品’，原本最不具备意识形态的体育活动，变成了包含意识形态的集体奉行的‘仪式’，……大量的体育节目暗示，竞赛规则是公平的，而‘竞争’是必要的，这些价值观刚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呼应，明确个人的失败(例如失业或贫穷)罪在个人缺乏竞争力，而不在规则本身(例如法律或制度本身)。”这篇文章最后指出：“无怪乎某些较激进的批评家说，媒体运作下的体育活动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宗教，成为现代劳动阶级的鸦片，麻醉他们无从产生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㉘以研究“平等与效率”关系而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在西方被认为是社会公理的“机会均等”的观念，实际上是来自体育中的田径比赛的“公平赛跑”的一种幻觉。㉙

“电视资本主义”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社会主体想要达到的目的与其所拥有的手段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的相互制约关系。手段是达到或实现目的的桥梁、媒介、方法、工具，是为实现一定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手段服务于目的、服从于目的；而目的又要依赖于手段、受手段的制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手段的产物。特定的目的只有在拥有实现目的的特定手段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这对目的与手段的范畴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的文化统治。现代资本主义能够进行较为有效的文化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可以说，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化的传播媒介造就了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没有广为普及、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电视和其它传媒，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控制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中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以

及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上信息流通量急剧增长，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也迅速发展普及。有人据此认为，人类进入了所谓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信息爆炸、传播膨胀。以世界头号“传播大国”美国来看，它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阵容规模大得惊人。据美国著名评论家本·巴格迪坎的统计，美国有1700种日报，11000种杂志，9000个广播电台和1000个电视台，2500家图书出版公司，7家大型电影制作公司。如果它们每一个都由不同的业主管理，全美就会有2万5千家个别的大众传播机构。㉚另外一些西方国家，如日本和英国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规模相对于本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也很惊人。日本有日报360种，杂志3100种，每千人拥有报纸550份；英国有日报130种，每千人拥有报纸600份，高于日本的平均水平。㉛然而，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是无与伦比的、最重要、也是普及程度最高和影响最大的现代传播媒介。电视是现代传播媒介的代表和象征。

1953年2月1日,日本广播协会(NHK)东京电视台开播,这是日本最初的电视广播。在开播典礼上，日本广播协会会长古垣铁郎在题为《NHK 东京电视台开播之际》的演讲中指出：“今天在日本文化史上揭开了划时代的一页。……电视并非仅为一部分阶层带来安慰和娱乐，它还将在国民生活中起到革命性的重大作用。电视蕴藏着改变国民生活方式的强大动力。”㉜在40多年后，日本的家庭彩色电视普及率已达98.5%，美国则达到98%。电视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的预言完全变成了现实。

今天，依据一些单纯的数量事实，我们就可以了解电视融入人类社会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程度。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联合国在该年10月24 日举行了一次多国参加的电视大联播节目《大团圆》，并通过卫星进行转播，结果全球大约有20亿观众收看这套节目。当今国际上一些重大的事件、活动，如奥运会、海湾战争、非洲的饥荒，常常有数亿散布在世界各国的观众通过电视观看到最新的事态和实况转播。1980年，日本NHK 国民生活时间调查，表明发达国家中观看电视已成为其国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调查发现，电视行为者率，即每天至少看一次电视的人的比例，在10岁以上的日本人中占 95%(平日，休假日为96%)。远远高于广播行为者率(26%)和报纸行为者率(50%)。电视行为者平均收视时间，平日为3小时27分，星期日为4小时15分。㉝然而，日本人并不是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最多的人，据统计，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天收看电视时间为7小时。㉞美国儿童在电视机前坐着的时间超过他们坐在教室里的时间，而美国成年人则将空闲时间中的一半用来看电视，近70%的美国人说他们获得的“新闻”全部或大部分来自电视。电视是美国人最信赖的传播工具。㉟

现代电视传播，为人们制造了一个超现实、超时空的“电视世界”。在大众传播不发达的时代、尤其是没有电视的时代，人们接触、了解和认识的世界就是人们周围的现实世界。而在电视时代，人们从电视中感受的世界是超越时空的。电视节目中远古、现代和未来常常交织在一起。在第3频道中，你刚刚与中世纪的骑士云游四方，尽享浪漫情调；而当电视转到5频道时，你可能必须考虑是否支持你所在的城市在2004年主办奥运会。电视的超空间性更是向你展示了，只有在电视中才能感受到的多维度、多视角的世界。电视是个包罗万象的魔镜，只要你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晚间黄金时间的新闻节目，你可以成为从好望角到白令海峡、从南非的丛林到北美大都会的各种各样惊人事件的“目击者”。电视是社会的超级指南，从医学科学的最新发现到一种新型饮料的配制，从介绍最佳的旅游胜地到择业咨询，从日本丰田公司推向美国市场新型轿车销售情况到联合国难民署在索马里发放救济粮，政治、经济、教育、体育、军事、娱乐消遣、暴力犯罪，人间万象无所不包、社会百态无奇不有。总之，在电视展现给人们的世界面前，任何人直接感觉的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电视垄断了人们的信息来源。

电视的信息垄断，使人与现实的世界隔绝开来；或者说，人们所感知的世界是电视创造的世界。处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西方学术界首先敏锐地感觉到了电视给予其社会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的传播学者将“现代”解释为“电视日常化的时代”；美国著名学者托尼·施瓦兹则把电视称为“第二个上帝”。日本社会学家藤竹晓曾经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电视对于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他指出：“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电视的现实，但这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姿态。然而，这毕竟是电视的现实，它是由于电视摄像机的存在而成立的，电视摄像机也是这样进行拍摄的。如果把它作为节目而播出，并与其他摄像机所拍摄的部分相结合，就构成了电视的独特的现实。”“现代人一方面生活于能够以自己的感觉器官来验证的现实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又生活于这种电视现实之中。我们在作为社会人而感觉、思考并采取行动时，电视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现实)就不断地表现其姿态并发挥作用。如果说，没有这种庞大的象征环境，现代人就不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那么，对现代人来说，电视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现实)的比重将更为增加，而现实环境的比重将更为减少。现代人是大众传播媒介“所构成的事件”当作环境而生活着的。”㊱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然而，在电视充斥时空的现代西方社会里，“社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电视制造并提供给人们的。那么，人们的意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电视决定的。把电视称为“第二个上帝”的施瓦茨就认为，无所不在电视电波犹如“上帝”一样，向他的信徒布施相同的感情、知识、情趣和道德观念，使人们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乃至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进而使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社会中的电视并没有有意地制造一个“世界”，也没有有意地影响社会公众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实际上，电视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这类观点的论据主要有两个：第一，电视是“社会的镜子”，一些西方人士认为，电视所反映的世界是客观的，因为电视本身是多元化的，电视传递的信息来自多种渠道，所持的立场也各不相同，所具有的思想倾向也是不同的。总之，电视并非人为控制的宣传工具，它本身就代表和反映千差万别、多彩多姿的世界，它只是能映照出客观世界的一面镜子而已。第二，“有选择地收看”。不少西方学者还争辩说，即使电视在有意地“影响”人们，但观众的“有选择地收看”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方式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电视的左右。这就是西方传播学中的所谓“有选择收看”理论。按照这个理论，观众会从思想上筛除他们不喜欢、不同意的消息、图像和观点，他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的只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从行为方式上看，由于电视节目的多样化(在西方国家电视频道总有几十个)，所以观众在收看电视时有充分的选择自由。这种理论认为电视很少能使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社会行为发生变化。

电视是“社会的镜子”吗？身在西方社会，宣扬这种看法的人，恐怕不是过分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电视广播在内的大众传播首先是一个产业，它拥有巨大的利润，代表着无与伦比的权力和地位，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法则必然在其中发挥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产业掌握于大资产阶级权势集团手中。本·巴格迪坎在对美国的大众传播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之后，提供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他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数目高达25000种传播机构，实际上为50家大公司所垄断。他指出：“50家大公司垄断着大部分日报的销路，以及杂志、广播电视、图书、电影的大部分市场和对象。主管这些公司的50位男人和女人会和衷共济。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私营的新闻和文化部。”㊲在英国，“七家多国公司或富裕家族拥有英国全部大发行量的报纸。一般说来，它们利用其报纸全力以赴地竞相捍卫它们的商业利益和政治方针，以保护自己。”㊳电视行业中的垄断更为集中、更加严重。托马斯·戴伊说：美国人对于周围

世界究竟能看到和听到些什么，其决定权属于三家私人公司，即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和歌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因为美国人收看到的全部新闻和娱乐节目的90%来自这三大公司。㊴其实，岂止是美国公众的视听由大公司、大财团掌握的传播媒体的控制，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机构也垄断了全世界新闻报道。世界各国人民看到的“当今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透过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摄像机镜头看到的。屈指可数的几家西方大国的通讯社、电视广播公司垄断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新闻消息来源。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电视及其它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然而电视又是由人来掌握的。托马斯·戴伊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美国，控制消息流通的人属于全国最有权势的人。这就是说，处于当权地位的上层人物的价值观念在信息传播中占统治地位。不久前一条来自美国的消息就颇为有趣地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上述论断。1993年美国权威新闻机构评出体育界影响最大百位名人，结果名列第一的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总裁特德·特纳，而在体育运动员名列前茅的是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但是他仅仅名列73位。掌握着公众视听大权的传播企业的老板、董事、经理、发行人、主编、名记者和名主持等等构成了资产阶级权势集团中一类特殊人物，美国前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称其为：“电子舆论贵族”。那么，“电子舆论贵族”们是否像一面镜子那样，客观、如实、公正地向观众反映当代世界的“真实”面貌呢？美国新闻学者弗兰克·莫特说过：“否认有势力的广告客有时能让一些报登什么和不登什么，这是愚蠢的。”⑩著名主持人戴维·布林克利说的更直接了当：“我说是新闻就是新闻。按照我的标准值得了解的事就是新闻。”㊵美国学者罗伯特·史密斯详细统计和研究了美国三大广播电视新闻网的一年间的晚间新闻节目的构成，结果发现：

事实表明，所谓“自由、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中，几乎有70%的内容是事先计划的。如果非要说电视是“社会的镜子”，那么，它实际上是“电子舆论贵族”加在公众眼睛上的一副眼镜而已。

在电视面前，观众能够“有选择地收看”吗?回答这个问题不困难。观众在收看电视时有选择的自由，但是选择自由的给定的前提是收看。观众在电视前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一个频道转到另一个频道；但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他们却几乎没有不看电视、或完全拒绝传播媒介的自由。现代工业社会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社会横向传递的信息已成人们生存的条件。在农业社会中，纵向传导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代际相传，就是那时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前提。但农业社会中横向传播的信息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即使到了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京城里发生了“革命”那么大的事件，而消息传到乡下的“未庄”也不过只是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而已。随着人类迈入工业社会的门槛，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将人类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对于每一个体越发显得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这恐怕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工作、生活节奏大大加快，人们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去直接了解和感受周围的世界，携带大量信息的电视便成为沟通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主要桥梁。如果，收看是给定的前提，那么，收看中的选择自由便是有限的。或者说，收看规定了选择收看的自由度。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收看的节目全部是由几位“意见一致的竞争者”提供的；所以，“有选择地收看”实际上就变成无可选择了。从实际的效果看，无论西方国家的官方机构的调查还是研究者的独立调查，都一致得出结论认为：现代西方国家中，电视对公众的意识、心理和社会行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电视已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控制社会思想的基本工具。

三、文化统治的功能

辅之以现代化手段的资本主义文化统治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概括起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全面控制和从意识上摧垮工人阶级。

“襁褓”中的人类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定要经过一个“人对物的依赖的基础上的独立性”阶段，这个社会发展的独立阶段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它较之“人依赖人”的阶段(即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形态)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的异化、人的异化。在任何一个西方社会中都可以看到一种非常明显的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呈现出富裕社会的物质辉煌；另一方面则是精神无所皈依，精神的异常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做出过解释，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

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的剥削。”㊸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摧毁了封建的生产方式，也彻底涤荡了封建时代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把人的精神世界冲刷成一片裸露荒原。

然而，人类的精神世界不能永远是空白的，每个时代都要创造出自己的时代精神来填空人的心灵。对思想的每一次改造，都是一次思想的重建。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马克思在评论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指出：“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㊹那么，资本主义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究竟建立起了什么样的“信仰的权威”，究竟把俗人变成了什么样的“僧侣”，究竟给人的心灵套上一条什么样的“锁链”呢？这就是：“商品拜物教”，就是物质欲求，就是让人变成自己无限膨胀的物欲的奴隶。现代资本主义把以往人类对于由物质世界产生出的精神偶像的崇拜，还原成了对物质本身的崇拜。

卢卡奇根据马克思的有关“商品拜物教”的思想，专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指出：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物化”(reification)。卢卡奇说：“商品拜物教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有的问题。”㊺又说：“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在物化条件下，人对物的追求，成了人的唯一追求；物对人的统治，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是物化的客观原因。科学技术的进步本应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也会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可能。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人局限于日益狭小的分工范围，整体社会生活也被分解为块块碎片。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职业也更加专门化，他们生活的天地日益缩小，他们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世界也越来越小，其结果便是迫使人们终日窒息般地生存于狭小的圈子里，终日为生活琐事繁忙，而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卢卡奇说：“技能的专门化导致了对整体的每一个想象的破坏。”物化的本质属性就是对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扼杀。布鲁门贝尔格说过一段有名的话：“任何一种上帝，无论是宗教的、理性的还是科学的上帝，其本质都是‘统治’，都把人置于其监护之下，每一种上帝都毫无例外地压制着、贬斥着人的主体性和个性。”㊻当然“科学的上帝”背后深藏的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代科学技术被纳入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因而被赋予了扼杀人性的嗜血品格。

当人失去主体性和创造性之后，他就变成了被自己的物质欲求驱使的奴隶。马尔库塞将这种人称为：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单向度的人是“物”对“人”重压之下的人，他丧失了主体性，因此处处需要引导。他自己至多具有一些“角色意识”、“雇员意识”，离开了引导，离开了被给定的角色，他便无所适从了。《孤独的一群》的作者里斯曼指出，现代西方社会中人是极其孤寂的，人成了巨大的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一个“操作对象”，这种被动的“操作对象”处处需要引导。里斯曼说：“我们现在不再是小企业为基础的时代，而是大企业相互合作的时代。现在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并不是要成为 entreprebeur (实业家),并不是要不断地创新、发明、富于开拓精神，而是要成为一个组织的有效的一员，要对自己的企业忠诚，要具有唯技术人员精神。这当然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他人引导’的实质是整一性，你不能与别人有任何差别，只要存在差异，你不仅在社会上感到不舒服，甚至可能被解雇掉”。㊼巴兰和斯威齐也十分敏锐地察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丧失的状况。他们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过程实行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合理化，计算渗透到了生活的一切方面。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用现有的预制模子之一来压造————随他或者毋宁说他的家庭所属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为转移————这种模子的正常产品是标准化的、合理化的‘人的产品’，由从幼儿园起用无数测验方案来实施的统计的质量控制办法来加以系统检验的。这种‘产品’的反应和反响，变得越来越是自动的和可以预见的了。”㊽

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功能之一，就是不断维持和强化“物化”，不断地促进人们的物欲，不断地引导人们消费或虚假消费。以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为外壳的资本主义文化，变成了西方人永远也走不出的“襁褓”。它支配了人的一切：它告诉你吃什么食品、穿什么服装、住在哪里、住什么样的房子，它告诉你最好买什么样汽车、去怎样度假。总之，电视的引导、电视所制造的“时尚”，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襁褓”中的人类来说，唯一多余的东西就是思想，“最痛苦的就是有思想”。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氛围中，人类的思维萎缩了、退化了。日本学者大宅壮一曾惊呼：电视使日本“一亿人全部白痴化”。

物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社会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稳定地生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具有真正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仅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积累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平(其中也包括了“外围”向“中心”转移的财富)。这种发达的程度意味着，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从总体上已经能够满足全社会的基本物质需要。这种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其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角度看，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生产力达到如此水平时，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方人确实有了“物”满为患的感觉。80年代初，美国的《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常常刊登这样一些言论：一位美国专业人员说，“我们可以靠我们现有的东西过得很舒服。”另一位则承认，“坦率地说，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对于收集物质的东西，我已经厌倦了。”一个日本人注意到，“家庭中的用品已经饱和了。”一个欧洲人则指出，“再也没有更多的购买力了。”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并没有中断。物化，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马尔库塞揭示道：“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这变成了它的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他们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相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人们完全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并在这方面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它的需要。”㊿

在社会意识方面，物化使人为了使商品得到消费而生活，人拜倒在物面前，物成了人的灵魂。人的思想意识被限制在追逐商品消费的领域，无从产生对社会关系的思考，无从产生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思维肯定因素。具体地分析，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思维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发达，较为富裕的现实。但是，谁都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经济上的社会分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前提，资产阶级不可能把现代物质享受的甘霖播撒到千家万户。事实上，资产阶级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手段，即文化手段——电视资本主义，这是肯定性思维产生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信息时代，资产阶级拥有了一个物美价廉的社会控制器——电视。通过电视，在不附加物质内容的情况下，便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者的情调，送入每一个人的心灵，变成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大众的情调。西方国家每天都无止无休播放那些描述资产阶级生活的“肥皂剧”，还有那些鸿篇巨制，如《王朝》、《达拉斯》，它们使坐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人都舒舒服服地进入资产阶级生活氛围。即使是刚刚温饱的蓝领工人的一家人，每天晚上都可以在电视中与华尔街的富商、好莱坞的明星心交神往;每一个人除了像机器般地被固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上以外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里，都可以用来漫游电视制造的虚拟的资本主义的仙山琼阁。

通过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手段，制造社会的精神同化，是资产者的现代超级愚民术，是人类有史以来统治者对人民能使用的最卑鄙、最凶残的精神杀手。

摧毁工人阶级意识

列宁曾经给阶级下过一个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51)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从经济关系上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和阶级区别的经济特征。但列宁在这里还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阶级。如果我们把阶级视为一个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一个实际存在的、有着活动功能的社会集团，那么列宁的定义就不够了，或者说列宁所说的阶级，还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在的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作为一个社会功能集团，必须具有主体意识。也就是说，对阶级来说，在某一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特定地位、群体共同的经济利益，还仅仅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经济的前提;而要真正成为一个实在的阶级、具有活动功能的历史主体，还必须具备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阶级意识。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只是茫然的一群、不会具备社会的功能、不会成为创造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主体。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它所处的经济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既定的、无论资本主义制度怎样变化、改革，无论西方发达社会怎样发展、怎样富裕，全世界无产者与资产者的经济关系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52)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段话是绝对正确的，只要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还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就会不断地从经济上都再生产出来。对此，资产者是无法改变的、也不能去改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没有看到今天少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物化的现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严酷的处境、资产者赤裸裸地、野蛮的剥削和压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工人——你是谁，无时无刻不在既从经济上、又从意识上制造着工人阶级，那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用每一位工人的血泪铸成的。如果你今天再读一读恩格斯当年写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里面如实记录的资产者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会明明白白地说清一切。

但是，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毕竟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的工人阶级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生活状况还是思想意识上都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生了改变。如果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更没有性质上的改变。但是，如果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观点来视察这一问题，情况便有所不同了。在“中心——外围”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中，处于中心地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共同的既得利益。中心发达国家从外围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超额利润、转移来的财富中的一部分，为维护发达国家的稳定、缓和社会矛盾，变成了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享有这部分福利的工人阶级，无意中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大树之下乘凉的人。这样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这部分工人阶级在世界总体工人阶级之中的经济地位则发生了变化。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家巴兰和斯威齐就隐约地感觉到：当代美国工人阶级“不像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那样，是这种制度的特殊牺牲品，虽则他们和所有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一道，从这个制度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遭受痛苦——比某些阶级和阶层多一些，比另外一些阶级和阶层少一些。”(53)马尔库塞则更明确地指出：“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卡迪拉克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54)

卢梭曾说过一段话描述文明人的悲哀，他说：“文明人毫无怨声地带着他的枷锁，……只是不断地夸耀他们在枷锁下所享受的和平和安宁，其实他们是把最悲惨的奴隶状态称为和平。”(55)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思想意识上，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卢梭所描述的“文明人”的意识十分类似。而西方现代工人阶级的那种空虚、麻木的精神状态，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现代文化不断地维持和强化社会的“物化”，扼杀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制造着人的异化，把人变成被自己的物质欲求驱使的奴隶。对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来说，这种文化的作用便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意识上摧毁工人阶级，使其丧失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力量的主观能动性，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因素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被“制度化”。马尔库基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资本主义采取了新的控制形式，从而击败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性的思维，即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追求物质享受、信奉商品拜物教成为工人与资本家共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即“单向度的哲学”，因此，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前提的社会意识——肯定性思维，获得了胜利。马尔库塞说：“思想的再限定有助于精神操作同社会现实中的操作相协调，治疗即是它的目的。当思想不再超越一种既是纯公理的(数学和逻辑)、又是与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共存的概念框架时，思想便与现实处于同一水平上。”(56)工人和资本家一样的“务实”、“讲求实际”，有关社会制度的问题已经不是工人阶级思考的对象，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否定、超越;工人阶级的思想对现实的资本主义不再否定，便同它相容了。因此，马尔库塞甚至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已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

由于马尔库塞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发展时，提出了“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观点，有人据此批评马尔库塞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甚至把他与公开为现代资本主义作辩护的西方右翼理论家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对马尔库塞思想的误解。作为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他所说的并不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实现了社会平等，取得了同等经济、政治地位;他所说的一体化是指，在“虚假的需求”与“虚假的满足”的单向度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在精神上的同化，即工人阶级在意识上的瓦解，而意识的瓦解则意味着：工人阶级作为否定资本主义、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主体，在功能上的消失。或者说，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从自为的阶级倒退为自在的阶级。因而，马尔库塞在他阐述“革命新理论”的著作《反革命和造反》中指出：“如果工人阶级不再是现存社会的‘绝对的否定’，如果它变成这个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分享着它的需要和渴望，那么，单是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并不保证过渡到作为一种在质上不同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如果它要变成实现这种过渡的力量，那么，工人阶级本身就必须改变。”(57)马尔库塞这里所说的改变，就是工人阶级的物化意识的改变，即重建工人阶级意识，或者说，从意识上重建工人阶级。

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被削弱，甚至在精神上被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社会对立消失;而是表明了这种矛盾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变化，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在这方面，现代西方文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贝佛利山庄(Beverly Hills)为好莱坞电影明星和富翁们的聚居区。

②洛杉矶南中心区(the South Centre L. A.)是当地著名的贫民区,1992年震惊世界的洛杉矶种族暴动便起于该区。

③引自胡振良：《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④参见《美国政治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252页。

⑤转引自《西方世界透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页。

⑥参见《西方不是天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⑦1979年3月26 日西德《明镜》周刊。

⑧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3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8页。

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⑫引自《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58页，第537页。

⑬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⑭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8页。

⑮柏忠言编著：《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83页。

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导论》,第15—16页。

⑰、⑱、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页,第31页;第166—167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㉑：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㉒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他那本颇具权威性的政治学教科书《比较政治学》中，将政治社会化定义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

㉓赖默：《学校已经死亡》。

㉔卡扎米亚斯等：《教育的传统与变革》。

㉕马斯特斯：《公共教育政治学》。

㉖转引自:藤竹晓:《电视社会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68页。

㉗参见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第96——97页。

㉘台湾《自立早报》，转引自《海外文摘》，1992年第6期，第42页。

㉙参见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㉚引自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㉛有关资料引自《外国新闻界概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㉜转引自，藤竹晓，《电视社会学》，第103页。

㉝同上书,第105页。

㉞资料来源：《美国政治统计手册》，第177页。

㉟罗珀组织：《人们对电视及其他大众传播工具的看法》，转引自《谁掌管美国》第158页。

㊱藤竹晓：《电视社会学》，第42页。

㊲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第4页。

㊳托尼·本：《民主的辩论》，乔纳森·凯普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㊴、㊶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第159——162页。

㊵转引自:《当代资本主义论》,第435页。

㊷罗伯特·史密斯：《电视新闻中的虚构因素》，《传播杂志》，第29期第78—82页。

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㊹同上书，第9页。

㊺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本章以下引述此书，不再另注。

㊻布鲁门贝尔格：《世界的可读性》，法兰克福1981年版，第7页。

㊼转引自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㊽、（53）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第329页,第342页。

㊾转引自威廉·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㊿马尔库塞:《革命还是改良》,芝加哥1976年版,第67页。

(51)《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54)、(56)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9页,第153页。

(5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3页。

(57)赫伯特·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波士顿1972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