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译介｜工人真的会「认同」资本主义吗？

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原编者按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预言：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与剥削的加剧，无产阶级会走向反抗。这一则古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断言可以被总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内部存在着不稳定性。但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中，工人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反抗的。以至于解决这一社会革命的不断推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任务。

一个十分重要的补充，是中产阶级理论(艾里克·俄林·赖特《阶级》)，即在发达工业社会之中，一个阶级定位更加矛盾的中产阶级诞生了，以至于其是否与无产阶级联合会极大地影响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延伸，另一个重要的补充是“同意理论”。即工人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认同资本主义秩序，以至于放弃了反抗。本章之中，齐伯总结了三种不同的认同理论，而后在对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顺从”。

第一种认同理论是新左翼的文化转向的观点：通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人主动且积极地认可资本主义秩序，屈服于一种文化的幻象。而作者对于这一种观点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批判：这一方面偏离了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更展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即其时常以为工人对于自身的处境没有反思能力，但事实却充分地展现出工人十分了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只不过，这种自觉所引发的行动更多是自发性的抵抗与愤世嫉俗。第二种认同理论是普热沃斯基的观点：认同产生于工人组织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集体谈判与双方共赢性的妥协。但本书作者认为这其实只适用于少数高度工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工人是高度原子化的这一理论并不可靠。而第三种观点是葛兰西式的，而作者与这一观点也最为接近：

同意的“历史”成因，是统治集团因其在生产领域的地位与功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笔记》)

不过综合以上三种观点，作者认为其皆有一定不足：工人阶级甚至可以在不曾获得物质补偿，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怨恨的背景之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被动认同，也就是老实的去做一名工人。而其实这最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体验。作者认为这展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基线认同：顺从(resignation)。

随后作者根据是否存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分享以及工人是否组织化提出了一个描述工人认同情况的矩阵：

而这也是这一章之中最具有实践指向的一个部分。当经济增长暂缓、工人的生活日益苦闷化的背景之下，若没有阶级的组织化(而作者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指出，这大程度上使建立运动家以及工人积极分子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之上的)工人阶级也不会反抗，只会顺从。资本主义会在一派愤世嫉俗的绝望之中维持下去。

本次更新为书中第三章“同意强制与顺从”，以下为《阶级矩阵》已更新部分：

序言：书籍译介|工运低潮是“阶级意识”不足的结果吗?

第一章：书籍译介|无产阶级只是身份认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驳

第二章：书籍译介|阻碍工人集体斗争的究竟是什么?

作者：维韦克·奇伯(Vivek Chibber)

原文：《阶级矩阵》(The Class Matrix)第三章：同意强制与顺从(Consent, Coercion, and Resignation)

同意、强制与顺从

前两章的论述让我们得以重新探讨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资本主义为何能够存续?古典马克思主义曾笃定地断言，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必然会推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推翻这一制度。可为何这一预言并未实现?对于战后的批判理论家，尤其是文化转向理论的早期倡导者而言，唯物主义阶级理论难以解答这个问题。这套源于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认为，物质利益的冲突足以引发不断升级的政治对抗。其核心假设是：即便过程曲折，自我认同的阶级意识迟早会在劳动过程中出现。批判理论家指责，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认真考虑过工人可能拥有多重意识——即超越阶级范畴的社会身份——并因此形成维系而非颠覆资本主义的效忠关系。他们认为，这一疏漏归根结底是因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普遍贬低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作用。毕竟在其理论中，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无法消解经济结构中的内在矛盾。由此，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工人阶级融入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现象是反常的。

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家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放弃结构性阶级理论，要么对其进行重构，将意识形态与文化纳入理论根基。事实上，许多知识分子将经济冲突的消退视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驳斥，彻底摒弃了阶级分析。但在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流派看来，更可行的选择是保留阶级的核心地位，同时将文化从从属地位提升至核心位置。他们不再将意识形态视作一个黑箱，而是开启了一项研究计划，剖析人们通过媒体、学校、宗教机构等途径被社会化、从而接受自身在体系中角色的机制。多个理论流派最终得出了高度相似的结论：理解资本主义持久存续的关键，在于其成功让工人阶级产生了同意，而这种同意的来源正是意识形态与文化。

本章将对资本主义的存续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基于前两章的论述，我认为核心并非意识形态，而是阶级结构本身的固有特性。我之所以反对文化主义的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非但没有弥补结构性阶级理论的缺陷，反而与之根本冲突。若要让意识形态发挥文化主义者赋予的作用，他们要么必须假定社会行动者存在持续且严重的认知障碍，要么刻意无视他们口口声声承认的阶级基本事实。也正因如此，众多文化转向的支持者最终抛弃了阶级理论的根基——意识形态同意论本就与阶级理论难以相容。

我的论证分为两步。首先，我认为即便主动同意对资本主义的稳定至关重要，其根基也并非文化或社会化，而是物质利益的协调。工人之所以认可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并非受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因为该体系与自身的福祉相契合。这部分论述承认同意的作用，但为当下主流观点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反驳。其次，我提出，同意虽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存续，却并非其根本来源。资本主义稳定的更核心机制，是工人对自身处境的顺从。而工人之所以顺从，正是第二章所论述的阶级形成的约束条件所致。集体行动面临的重重障碍，让工人倾向于以个体而非协作的方式反抗——这种反抗或许能改善个别工人的处境，却无法改变两大阶级之间的结构性能力不平等。这反过来维系了雇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工人别无选择，只能调整自身预期与策略，适应从属地位。换言之，他们只能顺从自身处境的基本事实，即便并不认为这一地位值得向往或具有合法性。最后我将说明，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它是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果，而非原因。

1、转向同意

1983年，在伊利诺伊州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上，斯图亚特·霍尔发表了八场系列讲座，探讨战后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与贡献。霍尔是英国新左翼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于伯明翰大学极具盛名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在开篇演讲中，他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转向文化研究的动因：

我们必须明白，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为了回答某个宏大的理论问题，而是为了回应一个极为具体的政治问题：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

实际问题比霍尔的表述更为具体：为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极具斗争性的工人运动，会如此轻易地被资本主义体系吸纳?在上文中，霍尔似乎给出了初步答案——这与战后资本主义的物质繁荣进而与经济状况相关。但他和同辈学者认为这一解释并不充分。他回忆道，经济变化固然与之有关，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最主要的变革并非政治与经济层面，而是文化与社会层面”。因此，当时的核心难题在于：需要阐释现代社会中各类文化与社会现实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将工人阶级牢牢束缚在现有社会体系之内，进而弱化，甚至消解阶级之间的对立矛盾。

霍尔回忆道，探讨这一问题的并非英国知识界的老牌精英，而是新左翼的新锐学者。他们正值思想成熟期，渴望解开这一谜题，为更有效的政治实践铺平道路。对这一代人而言，分析政治局势的天然框架是古典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很快发现，该框架不适合这项任务。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依附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几乎不承认文化现象的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化由经济关系“完全且直接地决定”，因此“上层建筑自身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霍尔在讲座中反复强调：新左翼坚信，要理解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必须“挑战作为强决定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缺陷”。

得出这一结论的并非只有英国新左翼。多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流派共同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与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两部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后来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都聚焦于工人阶级如何被文化吸纳进资本主义，从而消解了体系的内在矛盾。二者的机制不同：前者归因于“文化工业”的运作，后者则认为是消费带来的心理满足。但正如霍尔所言，两者都试图从“上层建筑”而非经济结构本身寻找解释。

战后知识分子最倚重的理论家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如果解释资本主义的稳定需要将分析重心从经济转向文化，那么葛兰西的理论无疑极具价值——正如诺贝托·博比奥所言，他是最杰出的“上层建筑”理论家。

葛兰西转向的核心包含两个命题：一个是知识界的普遍共识，这让新左翼视这位撒丁岛学者为同道;另一个则是他理论的独特创见，使其思想展现出鲜明的原创性。

葛兰西的第一个命题是：即便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依靠从属群体的劳动获取收入的观点正确，这也不足以维系其政治霸权。统治阶级要掌握权力，不能仅依赖强制或暴力——这些手段只能作为权宜之计短期使用，长期来看，必须获得其他阶级对其统治的同意。即便是阶级社会，政治权力也依赖于从属群体的同意，这一观点被视为对古典理论框架的重大革新。霍尔回忆道，新兴的新左翼对继承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到不满，却尚未准备彻底摒弃它。他们希望保留阶级分析的根基，乃至其背后的唯物主义内核，但要更聚焦于文化的作用。这批新锐理论家清楚地看到，与导师们的预言相反，工人阶级已成为战后社会秩序的自愿参与者——统治他们的并非强制力，而是他们自身的同意。而与列宁、卢森堡同时代的葛兰西，恰恰提出了霍尔及其同仁想要阐明的这一观点。

葛兰西对同意的重视，吸引了新左翼乃至后来更广泛的知识界。但真正让他成为文化转向核心的，是他对同意如何达成的阐释。对其理论最普遍的解读是：统治阶级获取从属群体同意的手段是文化。葛兰西借鉴了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提出的一个观点。列宁在战略辩论中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只是劳动阶级中的极少数，唯有与农民结盟才能夺取政权。但农民是独立的社会群体，利益与工人阶级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必须通过一套纲领凝聚两个阶级、追求共同目标，才能巩固联盟。这套纲领会吸引农民靠拢工人阶级，从而确立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意识形态霸权。

在这一模型中，一个阶级通过让同类阶级认同其纲领与理念，从而确立对他们的霸权，这描述的是阶级之间的横向关系——无论是剥削阶级内部，还是被剥削阶级内部。葛兰西的创新在于，将这一模型拓展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纵向关系。马丁·卡诺伊精准概括了这一被广泛接受、成为葛兰西理论主流解读的观点：

对葛兰西而言，暴力或资本主义生产逻辑，都无法解释从属阶级对生产体系的同意。相反，这种同意的根源在于意识与意识形态的力量……霸权意味着统治阶级成功运用其政治、道德与思想领导权，将自身的世界观塑造成普世、包容的体系，并塑造从属阶级的利益与需求。

由此，霸权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获取大众的意识形态同意来维系统治的状态。意识形态不仅是从属阶级表达自身对体系依附的工具，更是这种依附得以实现的根本机制。凭借思想与道德领导权，统治阶级不再只是表达或协调从属阶级的利益，而是真正能够“塑造他们的利益与需求”。这一解读认为，葛兰西颠覆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因果关系：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意识形态更多是利益得以表达的媒介;而这一解读则颠倒过来，认为意识形态建构了利益。由此，文化被置于社会稳定性理论的核心位置。

卡诺伊的这段话意义重大，因为他并非在阐述自己对原文的解读，而是在总结他认为学界对这位撒丁岛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共识——一种看似毫无争议的主流观点。我在后文会指出，对葛兰西霸权概念还有其他解读。但毫无疑问，卡诺伊的概括囊括了该理论最主流的理解：霸权建立在同意之上，而同意通过文化达成。这一论断催生出一套成果丰硕的研究体系，横跨各类人文社科领域;该体系聚焦于媒体、教育机构、宗教等建制如何共同运作，生产、传播并不断再生产各类意识形态，借此将社会行动者吸纳、整合进现行社会体系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新左翼早期关于文化在资本主义稳定中作用的观点，已然成为一种常识。但问题依然存在：这一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同意与阶级现实

毫无疑问，获取工人阶级的同意对资本主义的稳定至关重要。新左翼及受其影响的广大知识分子关注到这一点并将其作为研究核心，对政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关键问题并非同意是否维系了体系稳定，而是它是否是稳定的根本来源。我将论证，同意并非根本来源，其作用从属于另一种更朴素的机制;此外，即便工人阶级的同意对统治阶级的权力很重要，统治阶级也并非依靠意识形态说服、道德与思想领导权获取同意，而是凭借其使从属阶级利益与自身利益一致的能力。简而言之，我将以唯物主义路径重构霸权理论，将同意(即便经过唯物主义重构)降格为次要角色，以此解释资本主义的稳定。最后我将指出，意识形态即便发挥作用，也只是对体系稳定的回应，而非稳定的原因。意识形态只是社会行动者用以回应自身结构性处境的媒介，而非将其束缚于该体制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必须明确“同意”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无论何种语境，同意都指行动者对某种状态的认可，即自愿接受。但这种接受分为两种：

主动同意：认为某种状态本身值得向往，因而具有合法性。

被动同意：认为某种状态令人遗憾，却无法避免。

前者是欣然接受，后者是勉强顺从。比如，我同意工作薪酬大幅提升，这是主动同意，因为我认为这一状态本身值得向往，具有合法性;但如果雇主因收入下降要求我降薪，我大概率只会给出被动同意——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本不愿接受，只是迫于压力妥协，因为不接受的后果更糟。

在阶级支配的研究文献中，用同意描述从属群体的态度时，特指主动同意。其核心观点是：工人阶级通过意识形态与文化融入，将社会秩序视为合法，甚至值得向往的存在。他们认同统治并非因为别无选择，而是因为主体性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塑造。这正是卡诺伊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同意背后“并非暴力或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而是“……意识形态的力量”。用我们的表述来说，卡诺伊明确区分了主动同意与被动同意，并强调主动同意维系了统治阶级对劳动群体的霸权。

如今，积极认同这一论点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中最根本的难题在于：该论点很难与绝大多数霸权理论学者或明或暗所认可的阶级结构论述自洽兼容。须知，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之所以难以解释，根源在于其底层结构性现实。对新左派、葛兰西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绝大多数批判理论家而言，这一困惑源自他们对体制结构性运行逻辑的前置判断——即资本主义建立在阶级支配与阶级剥削之上。学界的核心问题始终围绕：一个阶级如何维系对另一阶级的支配、如何持续再生产其统治秩序。整个文化转向理论研究的初衷，正是为了解答：为何阶级冲突并未爆发。而冲突的缺失之所以被视作反常现象，是因为该体制赖以运转的内在机制，本就理应激发工人阶级奋起反抗。因此，只要提出这一问题，就意味着研究者已然接纳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核心阐释。

我们简要回顾这一论述的核心内容。所有霸权理论家认可的资本主义描述都指出，阶级结构会对从属阶级造成伤害，这正是第二章探讨的雇佣关系的核心特征：第一，工作体验层面。雇主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会在规定时间内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量，这让工人持续面临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劳动强度的要求，且雇主往往无视这对工人福祉的影响。只要有用于替代的工人可供选择，雇主就可以肆意推行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无视员工福祉的工作制度，这对工人而言是直接的福祉侵害。第二，更普遍的自主性丧失，屈从于繁重的工作节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正如伊丽莎白·安德森极具说服力的论证，资本主义职场近乎“私人政府”，是一种现场专制——雇主对员工行使广泛的专断权力。工作时间内，员工的一切基本行为都受雇主管控：站在哪里、何时坐下、与谁交谈、何时吃饭、何时上厕所等。古往今来，这都是工人阶级强烈不满的根源，不仅表现为对职场具体自由的诉求，更反复体现为对“尊重”与“尊严”的普遍渴求。

除了工作中的伤害与屈辱，还有劳动合同的签订条件，其中最核心的是工资劳动带来的根本性不安全感。资本主义的讽刺之处在于：工人寻求就业本是为了摆脱物质不安全感，可工资关系非但没有消除不安全感，反而将其制度化。为工资工作，就时刻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对雇主而言，这是其对员工提要求的根本基础——没有这一点，他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就毫无意义，因为他失去了根据市场需求支配劳动力的权力。但对员工而言，解雇的威胁让雇主拥有了专断权力(即前文所述的自主性丧失)，还会扰乱工作之外的生活：所有人生选择都必须服从于让自己对现有或未来雇主保持吸引力的目标。职场权力的丧失，伴随着生活中的普遍焦虑。

最后是工资水平本身，这也是雇佣关系条件的另一核心。由于没有机制保障生产率提升转化为工资上涨，工人将要求增加劳动强度的指令视为威胁，而非鼓励。这一要求背后的潜台词是：若不服从，就会被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者取代，或是未来的加薪与自己无缘。更糟的是，如果工人议价能力微弱、极易被替代，或是阶级整体组织程度低下，就会长期面临生活水平停滞甚至下降的困境。就业的普遍特征变成：牺牲的要求始终不变，物质改善的回报却极不确定。

雇佣关系的这些特征根植于阶级结构之中，其表现形式与强度各异，但只要生产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这些因素无法被颠覆。由此可知，意识形态同意论的支持者必须承认这些事实——毕竟他们提出的问题，正是以这一阶级结构描述为背景的。

但如果他们承认这些事实，同意论就必须解释：仅凭意识形态，如何能让工人忍受阶级支配带来的种种伤害?诚然，学校、宗教机构、媒体与国家将现状合法化，穷人被社会化接受这一世界观，统治阶级也试图利用其“道德与思想领导权”。但这一切只是对灌输行为的描述，无法预测灌输的成功程度——即意识形态被内化的程度，取决于灌输之外的因素：工人自身的性情、批判能力，以及其他对抗性的意识形态实践;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工人对自身阶级处境的真实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是印证还是推翻了意识形态对体系“合法、值得向往”的包装。

工人是有思考、有理性的行动者，不能假定他们会被动内化统治机构宣扬的世界观。诚然，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行动者会被主导意识形态“询唤”，其主体性至少部分通过统治机构传播的符号建构，从而以特定方式看待世界。但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不能像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观点那样止步于此，还必须考虑工人作为劳动者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要么强化、要么削弱意识形态宣扬的合法性。文化主义者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释经历了雇佣关系中伤害与屈辱的工人，仅凭意识形态就主动接受这一切，仅仅因为被告知这是合法的?文化主义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自己能看清雇佣关系的剥削性与不公，却暗示真正遭受剥削、亲身感受残酷现实的工人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并非否认大众同意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工人的主动同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霸权的建构。但存疑的是，同意能否用社会化解释——即工人接受自身阶级地位，是因为主导意识形态这样教导他们。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必须尊重工人作为有意识行动者的基本能力，承认他们了解自身处境及其对福祉的影响。按理说，如果理论家能意识到某些实践对某一社会群体具有压迫性，就应当承认该群体的成员也能做出同样的判断。

3、同意的物质基础

如果我们承认工人知晓阶级结构带来的伤害，该如何理解他们对自身地位的同意?亚当·普热沃斯基在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提出了一种与文化主义者截然不同的葛兰西解读。他认同这一前提：资本主义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统治阶级获取从属群体主动同意的能力，但他反对这种同意仅或主要基于意识形态，更坚决否认葛兰西持有这种观点。他指出，文化主义的解读“将葛兰西的思想变得学术浅薄、政治误导”，因为它把工人视作愚民。而且，这些解读“并无文本依据”。普热沃斯基认为，在这位意大利理论家看来，同意通过意识形态表达，却从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其根基永远是经济。

基于这一另类解读，普热沃斯基提出了更具唯物主义色彩的同意理论：工人只有在能从剥削中获得实际收益时，才会同意接受剥削。问题的核心在于工资关系的不确定性。正如2.1节所述，工人寻求工资就业是为了缓解阶级地位带来的物质不安全感，可讽刺的是，就业非但没有消除不安全感，反而将其制度化。由于雇主掌控生产资料，收入、工作节奏、雇佣期限等一切事宜都由雇主决定、以雇主利益为先。因此，工人福祉的各个方面都基本不受自身控制，受制于专断权力，未来充满根本的不确定性。

普热沃斯基认为，资本家若同意减少雇佣关系中的种种不安全感，就能获得劳动力的主动同意。他们达成一项约束性协议：以工人付出一定劳动、保持合作为条件，承诺将部分利润用于持续提高工人薪酬。普热沃斯基的理论侧重工资：当工人确信劳动付出能转化为长期工资上涨时，就会给予同意。但这一观点可以推广为更普遍的命题：当工人能够约束资本家，让其将部分现有利润用于为自己创造未来收益(包括收入、工作条件、就业保障等)时，就会同意合作。工人同意合作的条件是，交换条款得以拓展，削弱雇主对他们的专断权力。

这一同意理论用物质利益协调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核心机制。普热沃斯基并非唯一反对葛兰西文化主义解读的学者，后文将论证他的反对是正确的。但他的贡献尤为重要，因为他并未止步于文本分析，而是提出了一套与“唯物主义葛兰西”一致且细节更为详尽的理论。该理论的优势在于，无需假定工人存在持续的认知障碍：工人给出主动同意，是因为在与资本家的政治交换中，能够实现经济福祉的持续提升。他们并非单纯的被动剥削对象，而是至少能部分让体系为自己服务。这让雇佣关系更接近正和博弈，为统治阶级的霸权提供了物质且可持续的基础。

但普热沃斯基理论的问题在于，即便被接受，也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时空范围内的普遍同意现象。因为它要求工人阶级具备高度的组织化与协作行动能力，预设工会等中间组织的存在——这些组织负责凝聚阶级力量、与资本家协商雇佣条件。这一理论固然能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上部分国家、部分时期的霸权稳定，却无法涵盖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经验。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并未组建工会;全球南方的工人阶级则从未实现有效组织化。如今即便在发达国家，阶级组织的分布也极不均衡，让普热沃斯基模型的制度前提岌岌可危。因此，劳资之间的协调政治交换固然能催生同意秩序，但这只是霸权的特殊、有限情形。更普遍的情形是，工人在没有中间组织协助的情况下给出同意。

事实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这样的理论。普热沃斯基预设工人阶级是组织化的，而葛兰西没有，这让两者对同意物质基础的描述截然不同。在普热沃斯基的理论中，工人通过阶级组织向资本家施加政治交换，从而获得同意;而在葛兰西看来，资本家即便面对无组织的从属阶级，也能凭借对社会生产力的掌控吸引他们站到自己一边，进而获取同意。葛兰西在《知识分子》一文中清晰地阐述了这一核心理论，并在整部手稿中反复印证。

葛兰西的理论指出，统治阶级能够如卡诺伊所言，获得从属阶级的“政治、道德与思想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并非基于意识形态或话语。葛兰西明确强调：“霸权固然是伦理-政治的，也必须是经济的，必然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核心领域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基础。”在争取大众同意的过程中，葛兰西将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义为“组织与联结”——他们是新兴统治阶级与大众之间的中介。他们并非如卡诺伊所说“塑造从属阶级的利益与需求”，而是协调从属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霸权的基础是：

广大民众对统治集团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总体方向给予的“自发”同意;这种同意的“历史”成因，是统治集团因其在生产领域的地位与功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笔记》)

请注意，民众产生同意的强烈倾向，并非源于制度化的交易，而是源于统治阶级的威望;这种威望并非文化建构，而是其掌控社会经济命脉的结果。

统治阶级对生产力的掌控，使其占据了政治制高点。它能够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从而持续改善盟友的经济福祉。更关键的是，它无需牺牲自身经济利益就能提供物质收益——因为其经济活力将本可能是劳资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正和博弈。不断做大的经济蛋糕，既能让劳动阶级持续获得经济改善，又能保证剥削者的剩余价值持续增长。对物质收益的真实预期，以及普惠红利的实际落地，促使广大民众自发对现存秩序产生 “自愿认同”。这便是统治阶级维系霸权的核心机制：依托兑现物质利益的承诺，统治集团得以与从属阶级的普遍利益达成具体协调;国家治理也被视作一个动态过程，不断建构并打破不同利益集团间不稳定的平衡——即在核心统治群体与从属群体的利益之间反复调适。在各类利益平衡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始终占据上风，但会保持适度边界，不会一味狭隘地追逐片面的集团私利。

统治阶级要赢得大众认同，关键在于调和自身利益与劳动阶级的利益;而这一目标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力造就了持续扩张的经济体，让不同阶级都能切实分享到发展红利。正因为统治阶级是向其他阶级输送利益的主体，才能让自身利益“成为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笔记》)

葛兰西与普热沃斯基的理论，都将统治阶级的霸权归于其经济功能。区别在于，普热沃斯基认为霸权源于劳资之间的政治交换，预设工人阶级具备一定组织程度;葛兰西则无此预设，因此其理论更具普遍性。这是他刻意为之：他明确试图将霸权理论扎根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历史社会学，而对他和他那一代所有主流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一理论最清晰的表达，是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多次探讨政治或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时，葛兰西总会首先提醒自己和读者：任何可行的理论，都必须与《序言》的框架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将《序言》称为“重构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真实来源”。

在《序言》中，马克思的决定论色彩最为强烈。他提出的历史理论认为，社会秩序的兴衰取决于其对经济发展的功能性。对接受葛兰西文化主义解读的人而言，葛兰西始终刻意援引这一文献，无疑会感到震惊。但对我们的论述而言，有两点尤为重要：第一，《序言》的论述高度宏观，抽离了经济体系内的制度差异，聚焦于基本结构以揭示核心属性。马克思无意解释资本主义或此前任何社会体系内部的变异，而是探寻适用于该体系所有形态的运行原则。葛兰西将霸权理论扎根于这一框架，也就试图忽略资本主义的制度特殊性。因此，他认为霸权的来源并非劳资有组织协商的偶然事实，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征——无论劳动是否组织化，这一特征都存在。

第二，这正是为何经济活力构成霸权得以形成的核心条件。在马克思的《序言》中，任何社会秩序唯有成功孕育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保持稳定;一旦其增长动能衰减、生产力陷入停滞，体系的稳定性便随之削弱。葛兰西在论述霸权问题时，恰恰援引了《序言》中的这一核心观点。而在阐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他提醒我们：

讨论必须遵循两项原则：1. 任何社会都不会提出不具备充分必要条件，或相关条件尚未开始形成与发展的任务;2. 任何社会只有充分发展其内部关系所蕴含的全部生活形式之后，才会解体并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笔记》)

葛兰西在另一段阐述中这样描述这一观点：“任何社会形态，只要其内部发展的生产力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就不会消亡。”(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笔记》)这些论述表明，只要社会秩序中的统治阶级能够主导经济发展，就能维系统治——因为其统治同时改善了被统治者的物质条件。霸权源于体系广泛分配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而非劳资之间的有组织协议(这正是普热沃斯基理论的核心)。阶级能动性在此至关重要：统治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构建制度渠道，将经济收益输送给从属阶级。葛兰西也承认，他们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失败。事实上，在阐述完两大原则后，《狱中札记》接下来的篇幅中，他详细描述了统治阶级可能失败的各种方式。关键在于，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在这方面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政治斗争的偶然因素，更取决于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出的总体“发展规律”。阶级可以利用经济环境提供的空间，但一旦空间收缩，其能动性的余地也会随之收缩。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是全体系的，而普热沃斯基的理论是制度特定的。有组织的政治交换或许能深化统治阶级的霸权，却并非霸权的根本来源。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从属阶级的同意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灌输或文化，而是基于物质福利持续改善的承诺。正因如此，两种理论都无需假定行动者存在认知障碍，也无需否认阶级结构的潜在冲突。我们由此能够理解，工人为何会理性地同意自己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4、同意的问题

葛兰西的理论是我们现有关于同意物质基础最具说服力的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稳定。有两个尤为突出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真的足以抵消工人对伤害的感知吗?第二，即便获得了同意，它真的是维持现状的核心机制吗?我将论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同意确实无法成为资本家维系统治的根基，我们就需要另一种解释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存续。

经济增长足以产生同意吗？

前文已述，工资合同对工人福祉的影响是多维度的。收入是基本因素，生产率提升无疑常常转化为工资上涨。但这只是工人阶级处境的一个方面，他们的福祉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劳动强度、安全条件、合同保障等，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工人在某一维度获得收益，其他维度也可能毫无改善。因此，即便经济增长带来工资上涨，工人对伤害的感知依然存在。即便生产力如葛兰西理论所言持续进步，工作体验依然繁重，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雇佣关系依然充满冲突。更重要的是，某一维度的改善，不仅可能不影响其他维度，反而往往会加剧其他维度的伤害。工作关系中某一方面的收益，会被另一方面的条件恶化所抵消。

举例来说，以工作日时长为例。到了19世纪末，一些欧洲国家的劳动者争取到了每周工作时间的法定上限。这无疑是他们福祉的关键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因为工作日终于受到某种程度的规范，从每天长达15小时缩短到10小时，最终达到每周40小时。此外，由于不再允许“血汗工厂”式的劳动，雇主不得不寻求新的方法来提高生产力，这也引发了一波技术创新浪潮。这为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然而，雇主们对工作时间限制的回应却是加快了员工的工作节奏。到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研究发现，员工的工作时间虽然减少了，但工作强度却增加了。新增的机器、新的工作组织方式以及新技能的创造——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却伴随着工作体验的恶化。

在同一时期，由于同样的过程，工人们也对自身自主权的丧失感到不满。由于雇主必须遵守新的工时限制，并引进新机器以避免产量下降，他们不得不重组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但这却意味着对工人自主权的全面削弱。在英国和美国的主要工业区，制造业的劳动过程仍然主要由熟练工人直接掌控。引进新机器、制定新的工作标准、实施新的劳动分工——所有这些都需要突破熟练工人在车间独立自主所设置的壁垒。19世纪末期劳工组织运动的大部分动力都来自熟练工人，其动机在于捍卫他们日益丧失的自主权。同样，在工资这一维度上的潜在收益，却被在其他维度上的损失所抵消。

值得注意的是，劳资关系上一次重大动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工资和收入正以数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1968年至1973年间，西欧和美国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罢工，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罢工。然而，战后罢工是由战时积压的诉求引发的，而25年后的动荡则则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特定现象。在美国，这些动荡实际上与生产率的提高直接相关。因为尽管工资上涨，但其所依赖的产出增长是通过劳动强度的大幅提高实现的。 工人的破坏性罢工行动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在雇佣关系的一个方面取得的收益不仅可以被另一个方面的损失所抵消，而且可能被这些损失彻底压倒。而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完全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偶然且外源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平衡。不能像葛兰西的理论所要求的那样，仅凭经济增长来预测未来。

这并非否认经济活力与工人同意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中实现产业和平比在停滞的经济环境中更容易。但即便如此，同意的形成也并非均衡发展，而且始终非常脆弱。它始终承受着持续的压力，随时面临被工资关系某些方面所削弱的风险——这些方面不仅持续造成损害，损害甚至可能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被加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劳动阶级的同意发生率更高，但要使其成为主导方向则要困难得多。

稳定性是否取决于公众同意？

葛兰西论证的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便经济增长足以获得民众的同意，但这是否真的是资本主义稳定的根本来源也未可知。检验“同意论证”最简单的方法是：当维系这种稳定的条件消失时会发生什么?葛兰西的论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只要统治阶级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他们就能继续获得工人阶级的同意。但如果生活水平的提高遥遥无期呢?如果资本主义陷入工人阶级生活机会停滞的时期呢?这种情况理应直接影响获得同意的过程，进而动摇现有的政治秩序。

这或多或少是葛兰西及其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当资本主义失去活力，社会剩余增长放缓时，收入分配的冲突就会加剧。统治阶级将无法协调自身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它无法证明所有人都能从其经济统治中获益。在健康的经济体中，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会逐渐演变成负和博弈。这最终会导致共识的瓦解，进而动摇整个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日益依赖强制手段来维持统治。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武力都将取代说服，成为阶级统治的基础。

因此，葛兰西将政治统治描述为“以强制为后盾的霸权”。更详细地说，当霸权瓦解时，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群体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开始瓦解。关键在于，在他的理论中，随着共识的消退而出现的政治空间，会被强制所填补：

如果统治阶级失去了同意，即不再是“领导”而仅仅是“支配”，仅仅依靠强制力，这恰恰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再相信他们以前所相信的东西。

但为什么应对民众同意度下降的手段就是强制呢?答案依然来自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民众同意度的下降是对经济停滞的回应，而经济停滞则表明统治阶级已经停止发挥其进步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新兴阶级承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并有望夺取政权。这个阶级的经济活力被认为能够使其联合各个阶级，然后在掌权后，引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代，而这反过来又会赢得群众的“自发”同意。简而言之，民众同意度的瓦解是系统性危机的先兆，也是革命时代的开端。统治阶级失去了对群众的控制，就不得不抵御对其统治不可避免的挑战，为此它诉诸强制。失去一种手段，便会依赖另一种手段来弥补。

但葛兰西从未充分考虑过这一点——如果社会同意逐渐瓦解，但人们对统治阶级的挑战却未能实现，那该怎么办?如果停滞不前，而人们预期会联合起来组成革命联盟的从属阶级却依然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或者根本无法凝聚成一股政治力量，那又该怎么办?他当然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其他成员也同样如此。但尽管他们能够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们也认为这种情况无法长期持续。迟早会有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新兴阶级找到克服自身瘫痪的方法，要么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必要时甚至诉诸武力。因此，尽管他们承认这种可能性，甚至设计了一套初步的词汇来概念化它，但他们从未构建出一套理论来理解其动态过程。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一代人自认为正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预言的非常革命时代之中。统治阶级威望的丧失导致了政治上的转折点，被统治阶级开始争夺权力，而事实上，民众的同意正在被强制所取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便是最鲜明的例证。但是，战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验截然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一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继承的葛兰西理论而言，很难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稳定。

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与底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持续停滞不前同步发生。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尽管程度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在美国，两代人的工资增长几乎为零;在德国和英国，这种情况也持续了近二十年。35 然而，即便生活水平下降、工作条件恶化，政治领域却几乎没有波澜。按照传统衡量标准，工人阶级的抵抗力量日益减弱，即便就业状况恶化。美国的罢工活动几乎与停滞不前的工资一起下降，以至于到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上台时，罢工活动已经三十年没有出现显著回升。英国的情况也类似;上一次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以失败告终，工会至今仍未从中恢复过来。

即使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也并未引发霸权理论家们所预期的那种劳工动员。但从许多指标来看，即便劳工运动保持低迷，民众对社会秩序的积极认同程度却持续下降。如果民意调查能够可靠地反映现状，那么劳动人民对现状深感不满，尤其对资产持有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感到不满。那么，如果维系这一体系主要支柱——工人阶级的同意——的条件显著削弱，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该体系的持续稳定呢?按照葛兰西自己的观点，同意的瓦解本应导致政治动荡。

我们是否可以假设，群众的认同并非统治阶级统治的基础?

5、从同意到顺从

正如我们所见，文化霸权论证在两方面都值得商榷：首先，它假定工人阶级在某一方面的生活改善可以抵消其他方面所遭受的伤害;其次，它拒绝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制度本身并未陷入危机，工人阶级的认同感也可能大幅下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对该论证的严重质疑，即便在其唯物主义版本中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稳定的理论不能将工人阶级的认同感作为其立足的基石。

对资本主义政治稳定性的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并非在于工人阶级接受自身处境，而在于他们顺从这种处境——也就是说，工人接受他们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可行的选择。如果工人始终拥有可行的退出途径，那么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将成为政治稳定的关键锚点。如果他们拥有退出资本主义的自由，那么获得他们对现有制度的认同将是维持该制度的唯一可靠机制。他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选择退出该制度。首先，如果他们有能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每个雇员都能自由选择工作或不工作，那么雇佣合同就必须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偏袒雇主的利益。这样一来，如果他们选择工作，那将是因为他们想工作，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工作。但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真正促使人们工作的动力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工人没有选择不工作的余地。他们参与有偿劳动，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内在可取的社会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结构性环境迫使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工人选择退出的第二种途径是马克思及其早期追随者所预言的那种方式——通过集体行动改变制度。但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这种观点严重低估了阶级形成的障碍。资本主义不仅造成生产资料分配不均，而且由此也造成了阶级能力分配的不均。这种不对称的核心在于，工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维护自身利益，而资本家通常无需与同行协调就能维护自身利益。这自然而然地将集体行动的所有常规负担都转嫁给了工人——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对这些负担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另一方面，他们的阶级对手却无需承担同样的责任，因为典型的资本家能够在与雇员的关系中维护自身利益，而无须与其他资本家组织起来。但同样地，由于资本家无需耗费资源来建立阶级组织，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将这些资源用于阻止或瓦解其雇员建立的组织——如果雇员最终能够勉强拼凑出这些组织的话。

因此，工人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劣势：一方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集体行动障碍;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抵御雇主的破坏性策略，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困境。因此，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总结的，如果工人进行抵抗，他们理性上会选择个体化的抵抗方式而非集体抵抗方式。只有当他们克服了集体行动的障碍之后，才能真正开始阶级斗争。

这意味着，在常态之下，工人并没有可行的退出选项。他们既无法选择脱离其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将其推翻。他们之所以默认资本主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除了以此为生之外，别无他途。因此，统治阶级并不必依赖工人对该体系的主动同意。当然，如果这种主动同意确实存在，统治阶级自然会从中获益。若某一阶级能够成功提升工人群体对该体系的同意度，其统治地位便会愈发稳固。但这并非该体系得以再生产的根本基础。那个更为根本的机制——即便是当同意度瓦解之时依然发挥作用，促使工人日复一日地重返工作岗位，并由此维系着整个体系再生产的机制——正是马克思所称的“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dull compuls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这并非意味着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同意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毫无作用。它所表明的是，这种同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扩散往往是短暂且不稳固的，因为它所依附的各种条件本身便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尤其是当存在着某种机制能将生产率的提升转化为收入的增长之时——工人阶级对该体系的主动同意便会更为普遍地扩散开来。这种情景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所发生的那样：彼时，资本主义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迅猛的增长期，而工人阶级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若要论哪一个时代堪称“同意的时代”，那非这一时期莫属。然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与工资停滞现象的显现——至20世纪80年代，这种趋势已然全面铺开——资本主义便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那些曾促成劳资双方达成政治性妥协与交换的制度机制，开始被逐一拆解;而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收入增量，则绝大部分流入了资本家与管理者的囊中。在这一时期，维系既有社会秩序的既非“同意”，亦非“强制”，而是那股压在普罗大众头顶、令人喘不过气的“经济生存”的巨大压力。如今，关于新自由主义文化的研究文献已然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对个体原子化、无力感、社会纽带断裂以及个体向内心退缩等现象的探讨。凡此种种，皆源自同一个深层的社会病灶——即社会稳定之基石，已然发生了一次强有力的位移：即原有的基础转向了“顺从”(resignation)。

因此，相较于低增长的资本主义，高增长的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将享有更高程度的同意;而相较于工人阶级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已充分组织起来并能与雇主进行政治交换的资本主义，将更倾向于达成共识。至于既不具备前者条件、又不具备后者条件的资本主义，则将只能退而求其次，只能凭顺从来维系自身的稳定。一旦工人阶级实现了组织化，且常规的认同来源发生瓦解，加之那种消极顺从的情绪已被克服，那么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革命性过渡情景，便会随之成为一种可行的政治选项。由此可见，社会稳定状况实则取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组织化这两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图3.1对上述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了归纳总结。

图3.1

值得一提的是，第1和第2种情形应当被解读为“叠加在顺从之上的同意”。这并非意味着在劳动阶级内部，同意完全取代了顺从;确切地说，只是同意出现的频率有所增加。这一论点源于我在第4节中的观察：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就业关系某一维度的物质条件改善，就能缓解该关系其他维度所产生的损害。这意味着，工人对其自身处境怀有一种基线水平的怨愤——这种怨愤源于阶级关系本身，既非葛兰西式的“同意”所能消解，亦非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所描述的那种更为宏大的“同意”所能化解。他们之所以参与雇佣劳动，其主要动因依然是经济关系所施加的那种“迟钝的强制力”。真正发生变化的，仅仅是这种强制力作为一种驱动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

上述关于资本主义稳定性的阐释，之所以不同于葛兰西的观点，在于它将解释的重心从同意转移到了隐忍之上。值得指出的是，葛兰西显然早已察觉到了这一现象。他在《狱中札记》中阐释道：“当既有现状逐渐丧失其正当性之时，危机有时仍可得以避免;究其原因，乃在于大众“要么已经习得了适应新的生活与工作体系所必需的习惯与习俗，要么依然受制于其生存基本必需品所构成的强制性压力。” 大众所形成的“习惯与习俗”——即那些源自“日常生存必需品的习性”——似乎正暗指了我所描述的那种顺从状态。葛兰西似乎确实在暗示这样一种可能性：统治阶级维系其统治的稳定性，所仰赖的并非单纯而纯粹的同意，而是这种顺从现象。然而，尽管这一现象在葛兰西的论述中有所显现，但在其更为宏大的政治社会学体系中，它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它从未被真正整合进他对阶级统治机制的解释之中。

6、意识形态的位置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在我所构建的这一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如果它确实扮演了某种角色的话。我曾论证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其阶级结构对社会行动者所施加的物质压力。这与战后数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文化主义理论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后者看来，意识形态被提升到了核心主导的地位。尽管我坚持认为文化主义者赋予了意识形态一种过分夸大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主张意识形态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在任何基于唯物主义视角的资本主义分析中，意识形态都必须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正如我接下来将要论述的那样，意识形态在本书这一框架中的定位，与文化主义者所赋予它的定位截然不同。在文化主义的框架中，意识形态被视为促成社会结构得以稳固的“因”;而在我的论证中，它则是这种结构稳固化过程所产生的“果”。

我曾提出，工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意(consent)——如果这种同意确实存在的话——其根源并非意识形态，而是他们所处境遇的压力;具体而言，这种压力源于他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权力关系，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实际上所拥有的选择空间。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结构的稳定化过程毫无关联。它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并非促使工人接受其在社会结构中既定位置的内在动因。真正驱动他们接受这一位置的，是他们的物质利益。然而，意识形态依然扮演着一种重要且清晰可辨的角色——即作为一种“合理化”的手段而发挥作用。无论是对于资本家还是工人而言，身处这些特定社会位置的个体都必须构建一套文化与规范准则，以便他们能够从主观层面理解并阐释自身的各项决策。换言之，他们必须为自己为何接受并遵从这套“游戏规则”提供合理化的解释。Goran Therborn 曾提出，意识形态的一项主要功能在于确保阶级行动者具备一种主体性，使其能够“胜任其在结构中被赋予的角色”，从而“有能力去履行这些角色”。38 因此，意识形态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主体性资源，去执行那些由结构强加于他们的策略。

现在，对于任何此类理论，都存在一个必须遵守的基本约束。如果在一种唯物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被视为行动者用来为其自身处境进行合理化的手段，那么它就必然受制于我此前对文化主义理论所施加的同一项条件——即它必须尊重行动者所具备的基本认知能力。因此，这种合理化绝不能仅仅是一种幻觉。意识形态必须得到行动者所处境遇之基本事实的强化与神圣化;因为一旦意识形态否定了这些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它将随之丧失对行动者本身的吸引力。因此，它绝不能充当某种“虚假意识”——即那种彻底遮蔽社会结构实际运作机制的帷幕。然而，从本质上讲，合理化并非彻头彻尾的谎言——它们是我们学会与既定事实共存的方式，而非对事实的全盘否定。因此，若将意识形态解读为一种合理化手段，那么该理论须承担与将其简单视为“虚假意识”的情况截然不同的分析重任。

就工人阶级而言，我们此前已然指出：他们之所以接受资本主义的博弈规则，并非因为他们视之为正当或理想之物，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由此不难推断，工人们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应，便是将现存的阶级结构“自然化”。他们会将自身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合理化，将其视为生活中不可更改的基本事实——恰如自然法则一般;尽管这些事实令人不快且深恶痛绝，却终究无法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整个社会体系视为某种独立于人类行动之外的、外在的强制力量;毕竟，他们已经在工作场所的切身经历，以及管理者或所有者所行使且受法律认可的权威中遇到过这些了。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每一个维度上，都清晰地烙印着人类制度的印记。然而，经济压力那无情的重负、工人群体与雇主之间那巨大的权力悬殊，加之采取集体行动所须付出的高昂代价——所有这些因素交织汇聚，共同赋予了社会结构一种不可撼动的表象。

虽然阶级结构的自然化在工人阶级中很普遍，但在雇主中也同样存在。毕竟，他们和雇员一样，都深受定位限制。因此，正如对待工人一样，我们应该预料到资本家也会将自身角色视为人类社会深层且永恒不变的事实的体现，如同生物学事实一般难以操控。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家不仅将资本主义规则视为自然法则，而且更有可能认为这些规则是合法且可取的。唯物主义阶级理论预测，社会体系中的赢家会将自身所受的限制视为不仅是约束性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会将自身获得的狭隘利益视为社会利益。

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在任何社会体系中，统治群体不仅会构建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而且会比其他任何群体更充分地内化这种意识形态。因此，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积极同意资本主义的阶级并非工人阶级，而是统治工人的阶级。文化理论的问题不在于它强调了共识的重要性，而在于它在错误的阶级中寻求共识。工人阶级倾向于将制度视为一成不变且不公平的，而资本家则会将其视为人性的自然表达，甚至是可取的。这就是合理化在两个阶级之间呈现出不同形式的原因，也反映了他们所受制约和境遇的差异。这两种情况下，合理化都不是虚假意识。在两种情况下，行动者的合理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同样，合理化的内容也因各方的经历而异。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我们应该预期他们的自然化反应会表现为对制度的愤世嫉俗——认为制度腐败等等——以及对社会变革普遍持悲观态度;而对于资本家而言，我们应该预期他们不仅会将资本主义自然化，还会赞美其与人性的接近，将自身的成功视为制度公平性的证明，并警告人们不要改变任何如此直接表达人类深层驱动力的事物，等等。

因此，意识形态在唯物主义阶级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它发挥作用是作为行动者阶级策略的一种“效应”，而非“成因”。就此而言，它契合了马克思的那条普遍箴言：正是行动者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意识，而非其意识决定了其存在。

7、新左派的愚蠢

新左派在战后时期所开启的研究纲领中，蕴含着一种深刻而持久的讽刺意味;而“文化转向”正是这一纲领的嫡系传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以及文化葛兰西主义者等人物都深知，他们的研究计划核心在于弥补古典马克思主义中一个最深层的理论缺失——即其对资本主义的末世论观点。在新左派及其后继者看来，若立足于最初的理论视角，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存续并保持稳定，实属一种反常现象。他们理论的问题在于：该理论过于聚焦于那些推动体系走向崩溃的因素，这不利于对体系稳定之源的理论化研究。这正是该理论所导致的一种自然后果——即它将经济结构置于优先地位，从而贬低了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它将“经济基础”凌驾于“上层建筑”之上。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究竟是如何得以存续的，批判理论必须将目光投向文化机制的运作——即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价值观等要素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然而，在采取这一理论转向的过程中，战后的理论家们实际上并非在弥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而是在不自觉地将这一缺陷内化到了自身理论之中。他们默认并接受了这样一种论断：该结构正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去稳定机制的根源所在，因此，其稳定性的来源必须存在于该结构之外。正如古典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他们同样拒绝赞同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阶级结构本身其实蕴含着一种“双重逻辑”——它固然会引发社会冲突，但也同时可以将这些冲突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新左派的批评是正确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充分关注那些破坏阶级形成、从而长期维系资本主义的势力。然而归根结底，新左派所开启的这一研究纲领，最终却产生了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的理论效应。从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尽管这些学者被视作特立独行者——即那些突破正统理论框架的理论家——但他们所批判的理论本身，其基本假设正是他们所依据的。

我在本章提出的论点，在两个方面有别于“文化主义”的研究纲领。首先，该论点指出，资本主义稳定性的真正来源在于其自身的阶级结构。由此引出了第二点——也是更为深远的一点：资本主义远未濒临崩溃，相反，它恰恰是其自身稳定性的有力保障。这一结论自然而然地源于这样一个前提：在资本主义体系下，阶级能力在雇主与雇员之间被不平等地分配。若此前提成立，那么即便资本主义在二者之间制造了对立与冲突，这些冲突最终也往往会以有利于雇主的方式得到化解。鉴于通往扬弃资本主义的道路必须经由阶级形成这一环节，且鉴于后者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因此可以推断：该体系往往会将阶级对立引导至一种“可控”的形式，并将其激烈程度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而确保其自身的稳定再生产。这种机制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而非统治集团运用其文化机构所造就的产物。因此，新左派的观点不无道理，即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对资本主义稳定性的深层根源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未充分阐明其自身理论的深层含义。战后理论家们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试图在文化领域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不仅走上了一条值得怀疑的学术道路，更错失了发展自己曾宣称恪守的研究计划的机会。

本章翻译：SR;ilo

本章校对：公民伯里克利本章编辑：思空仅供学习目的，译文基于CC BY-NC-SA 4.0发布，欢迎规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