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看新时代生产资料垄断下的打工人

题外话：

近来有传闻称，柳宗元的千古名篇《捕蛇者说》因主题过于沉重、教学难度较高及教材整体规划调整，已逐渐淡出部分主流语文教材。

尽管官方并未就调整原因作出具体说明，但民间对此讨论颇多。坊间普遍猜测，这或许与该文尖锐的批判性有关——文中对“苛政猛于虎”的深刻揭露，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容易引发对现实的负面联想，与当前主流倡导的“正能量”导向产生张力。

此外，文中关于捕蛇者生死悬于一线、底层百姓流离惨死的细节描写，也常被认为给未成年人带来过大的心理压力，而现代教育的理念则更倾向于积极健康的正面引导。

唐代元和年间，永州之野出产一种黑质而白章的异蛇(五步蛇)。触草木尽死，啮人无御。然而，这种剧毒之物却成了当地饥民争相捕捞的“救命稻草”。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记录了一个延续三代的捕蛇世家：“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面对死亡的威胁，蒋氏不仅没有逃避，反而哀求保留这项特权，原因在于：“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

这种“宁受蛇毒，不受苛政”的奇特现象，绝非个体非理性选择，而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下，底层剥削至极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聚焦于当下，会发现这种“明知山有蛇，偏向蛇山行”的结构性困境，正以一种高度商品化、制度化的方式在现代职场中复活。

当代打工人明知道熬夜加班在“慢性自杀”，身体快垮了，精神也快麻木了，但为了保住饭碗，还是不得不一边抱怨，一边拼命主动加班，甚至害怕连加班的机会都被别人抢走。

大家都心知肚明，天天熬夜、高强度连轴转迟早要出大问题，但摸着钱包，只能抱着“只要今天没猝死，明天就继续打卡”的赌徒心理。每天上班像个没有灵魂的“工具人”，找不到工作的意义和生活的乐趣，感觉自己被工作榨干了。

最讽刺的是，打工人不是被拿枪逼着去加班的，而是被生活压力(房贷、车贷、养娃、生活费)逼得主动去“内卷”。甚至在公司要裁员的时候，大家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用，只能主动把加班熬夜的“慢性自杀”当成竞争的筹码。

明知是饮鸩止渴，但为了生活，只能硬着头皮把毒药喝下去。

无论是唐代的捕蛇者，还是今天的打工人，他们身上所呈现的共同悲剧，本质上都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生存权被统治阶级高度垄断后所产生的结构性异化困境。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封建地主阶级通过垄断土地的所有权，对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实施残酷的封建地租剥削。

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彻底崩溃，两税法实施。这一变革表面上简化了税制，实际上却加速了土地兼并。官僚、豪强和寺院大量侵吞农民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佃农，要么沦为流亡的流民。

《捕蛇者说》中写道，根据永州荒凉的土地情况，这里的产出根本无法满足层层盘剥。岁赋之外，更有无数的“苛政”与临时征敛。

对于蒋氏一家而言，他们已经失去了通过正常耕作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

封建地租的剥削，使得劳动者只能勉强维持再生产的最低限度。一旦上层建筑的压迫超过了这个限度，劳动者就必须出卖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的其他代价，甚至包括生命安全。

永州产蛇，朝廷征集异蛇作为药材，并规定“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这意味着，原本致命的毒蛇，在封建国家权力的介入下，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金融属性——它成了能够冲抵封建赋税的法定通货。

封建经济的维系依赖于“超经济强制”，即通过政治、法律或暴力等非经济手段迫使劳动者屈服。蒋氏宁愿冒着“触草木尽死”的危险去捕蛇，是因为如果不捕蛇，他将面临比毒蛇更可怕的封建官吏的直接暴力。

柳宗元用极其生动的细节描绘了这种恐怖：“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

在那种“鸡狗不得宁”的暴力催征面前，封建国家的法律和基层官吏成了直接摧毁生产力的推手。蒋氏之所以“戚然”、“汪然出涕”，是因为他清晰地看到，邻居们在苛政的逼迫下，“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最终落得“顿步于饥渴，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的下场。

这是一种极为残酷的阶级困境，捕蛇，是“几死”;不捕蛇，则是“久已病矣”且伴随着暴力的凌辱。

毒蛇由“夺命之物”转化为“救命之物”，这一价值的颠倒，证明了上层建筑对底层民众的压迫，已经到了使人不成其为人、使毒物不成其为毒物的畸形地步。

蒋氏所谓的“自愿”，是在生命被逼入绝境时，在“慢死”与“猝死”之间做出的绝望权衡。

从唐代元和年间跨越一千多年的时光，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逻辑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劳动者的结构性困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资本主义确立的前提在于两个条件：

一是劳动者必须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支配;

二是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

今天都市写字楼里的白领、深夜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工厂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在法律身份上是自由的。他们不需要面对唐代那种拿着皮鞭和锁链“叫嚣隳突”的悍吏。但他们面对的是无形的、更具约束力的资本纽带。

现代职场中的超时加班、绩效指标、无休止的“在线待命”，就是当代的“异蛇”。

长期熬夜、高压工作导致的身体亚健康、乃至猝死风险，就是现代版的“触草木尽死，啮人无御”。

然而，广大打工人为了还房贷、供车贷、维持子女教育和基本的城市生活开销，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高强度的双休或单休变相加班体制。

这与蒋氏“几死者数矣，而五世居于此，以君子下车”的心理机制如出一辙。现代打工人一边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身体吃不消、心理濒临崩溃，一边在面对裁员风险时展现出极大的恐慌，甚至为了保住一份能够“交差”的职位而加倍“内卷”。

这种宁可透支生命，不可失去工作的逻辑，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对资本高度依附的体现。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深刻剖析了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对革命持有的态度。他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同时也是受剥削最深的阶级。

现代打工人在本质上，依然是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的雇佣劳动者。

资本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或者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技术革新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拉开历史的纵深去对比，就会发现其阶级压迫本质的高度一致：从剥削的直接压迫者来看，过去是封建官吏和催税悍吏，现在则是资本意志与资方各级代理人;从剥削的媒介来看，过去是永州的异蛇用以折抵岁赋，现在则是高强度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异化为各类项目交付物;从核心风险来看，过去是遭遇被蛇咬死或感染毒疠的危险，现在则是面临身体透支、心理疾病以及失业导致的信用破产;从生存保障来看，过去仅仅是免除基本田赋以勉强糊口，现在也只是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

现代打工人拿到的薪水，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为维持自身劳动力继续运转以及繁衍后代的必要成本。在现代高房价、高物价的城市经济结构中，工资的大部分通过房贷、房租流回了资本的口袋。

因此，打工人看似拿到了丰厚的报酬，实际上他们就像蒋氏一样，仅仅是“复其赋，以齿于乡”——仅仅获得了在这个残酷系统中继续存活并等待下一次“捕蛇”的资格。

无论是唐代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还是工业时代以来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剥削的根源都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在劳动者手中。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他指出，当劳动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时，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

蒋氏捕蛇时，蛇不是他的财产，而是催命的符咒和折抵税赋的工具;打工人敲击键盘、送外卖、做方案时，这些劳动成果也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转化为资本家压迫他们的筹码。

劳动者创造了财富，但财富越多，劳动者自身反而越贬值。

这是时代演变带来的最显著差别，也是现代结构性困境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地方。

在封建社会，剥削是赤裸裸的、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实现的。悍吏的叫嚣、邻里的死徙，让阶级矛盾直接暴露在桌面上。蒋氏很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是那凶暴的苛政，是促使他长居于此的赋税制度。

而在现代社会，资本运用了更高级的“经济理性强制”。剥削不再通过悍吏的叫嚣来完成，而是通过劳动合同、绩效考核、职场晋升机制以及消费主义来完成。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向打工人灌输，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实现阶层跃升，拼搏的青春才值得。这种叙事成功地将外部的阶级压迫内化为劳动者的自我剥削。打工人为了不被系统淘汰，主动加班，互相竞争。这种“内卷”，在学术上被称为“自愿的屈从”。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现代职场困境中，主要矛盾绝不是打工人不够努力或个别老板缺乏人性，而是资本社会化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本性，与劳动者生理、心理极限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现代人饮鸩止渴的根本原因。

柳宗元在文章最后感叹：“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现代打工人所面对的，同样是一个由多种社会要素交织而成的系统性牢笼。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每一次经济周期的波动、行业的洗牌，其代价往往首先被转嫁到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

当企业遭遇增长瓶颈时，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裁员、降薪、提高留任人员的劳动强度。打工人为了维持既有的生活水平，只能选择接受更苛刻的劳动条件。

这就像永州的旱涝灾害过后，土地颗粒无收，农民为了活命，只能把目光投向那深山密林中的毒蛇。现代职场中的每一次技术裁员或业务优化，都在制造一批新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倍奉命的“捕蛇者”。

在资本积累的后期，阶级固化成为普遍现象。知识和技术曾经是无产阶级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杠杆，但在资本对教育、技术资源的资本化运作下，这一通道正在变窄。学历在贬值，技能更新周期在缩短，三十五岁成了一道无形的职业生死线。

当打工人意识到通过正常途径向上流动的机会微乎其微时，为了保持现有的生态位不至于滑落，他们只能在现有的岗位上进行极其惨烈的存量博弈。这种博弈不仅消耗了劳动者的创造力，更消解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本应具有的联合意识。

面对如此深重的结构性困境，打工人绝不能走向虚无主义和宿命论，而是要了解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蒋氏的悲剧在于，由于封建小农经济的零散性和封闭性，他无法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他只能孤立地、子子孙孙地通过捕蛇来苟延残喘。他的反抗是消极的，甚至在客观上维护了封建朝廷药材供应的稳定。

而现代无产阶级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们是与先进的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现代企业将成百上千的劳动者集中在同一个空间中，共同接受资本的剥削。这在客观上为劳动者的觉醒和联合提供了条件。

打工人要摆脱捕蛇的宿命，不能靠个体的消极出走，因为只要资本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构不变，换一个锅炉同样是熬煎。

唯一的出路在于，首先要认清自身的阶级定位，摆脱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中产阶级的虚幻身份认同，回归到劳动者的本位。

柳宗元写下《捕蛇者说》，目的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希望朝廷的执政者能看到底层疾苦，改良政治。这种改良主义的尝试在封建社会注定无法根治制度毒瘤。

今天重读《捕蛇者说》，绝不是为了停留在历史的哀怨中，而是为了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将劳动者逼入生命绝境、迫使人类异化为工具的结构性体制，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