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什么是凯恩斯主义》第三章 凯恩斯的救治方案(三，四)

三“投资社会化”与赤字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主要经济纲领是“投资社会化”。他所谓的“投资社会化”，就是指通过政府管理投资来抵制私人投资的周期波动的一种政策。它包括两个方面：管制私人投资与实行公共投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管制私人投资的说法，只是欺人之谈。资本家经营生产的目的是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在经济景气时期，政府没有办法限制资本家继续扩充生产;当危机和萧条出现的时候，商品堆积如山，一般企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政府也不能勉强资本家从事投资。英国工党在《英国劳工信仰》一书中完全承认了这一点：“假如萧条的征候再度出现的时候，政府将鼓励私营企业继续订购新装备。假如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的话，最后我们也还不能强迫私人投资者去投资。”这说明，管制投资不能作为克服危机和消灭失业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机构从属于垄断组织，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首先就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因此它不可能采取什么反对金融寡头的措施。所以，凯恩斯着重的不是管理私人投资，而是实行公共投资。根据凯恩斯的见解，政府筹措公共投资的费用，不能采取增税的方法，而只能采取举债的方法，换言之，就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

公共投资和赤字财政政策在凯恩斯的经济纲领中占着首要的地位。凯恩斯认为：在消费心理不变时，救济失业的办法是投资，如果私人不肯投资，那么就只有依靠政府投资了。从凯恩斯的观点看来，假如充分就业时的国民生产是2,000亿美元，根据消费心理，人们的消费支出是1,200亿美元，根据利润率与利息率的相互关系，私人投资是3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社会需求的不足，政府必须维持5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才能使国民支出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危机，从而保持充分就业的水平。

一些凯恩斯的信徒，又把他所主张的公共投资政策分为两类：(一)“打气”的政策，就是说，当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本家对企业丧失了信心或其他原因而使经济陷于停滞状态，这时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往往可以调整物价与成本的关系，或消除资本家的悲观心理，从而促使经济自动地复兴。这与一个心脏忽告停顿的人，需要打吗啡针来刺激一下是同样的道理。(二)“补偿”的政策，就是用公共投资来抵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犹如病人的心脏机能恢复后，须常吃补药以补其营养的不足一样。

由此看来，凯恩斯的公共投资政策的目的，据说是要借助于财政政策来维持最高的就业与生产水平以及最大量的购买力。四十年代，凯恩斯分子又把这种公共投资政策改装成一套更为完整的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它的具体内容是：在经济高涨时期，政府可以增加赋税和减少开支来消除过多的需求;而在衰退时期，政府可以增加开支和减少赋税来提供更多的需求，以起相互“补偿”的作用。“补偿性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发展。这一政策在资本主义各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它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各国财政政策的核心。四十年代以来，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曾颁布了体现这个补偿性政策的法案。联合国也曾在战后指定一批“专家”研究补偿性措施在一国内和在国际间实施的问题。1946年美国的“莫莱充分就业法案”规定：私人投资降到“支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数量以下”的时候，国家就应当进行直接投资。这样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的支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大的比重。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大危机前的1929年，美国政府用于采购和劳务的总额只占国民总产值的8.1%。在罗斯福根据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生活的1935年，就提高到13.7%。战后，1946年又上升到14.4%，此后一直维持在大约20%的水平。1970年，美国政府的采购和劳务开支高达2,194亿美元，占国民总产值的22.5%。

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也是一样。战后英国通过预算的投资几乎占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法国三分之一以上，西德接近30%。

尽管凯恩斯及其信徒们对于公共投资的作用大吹大擂，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这到底能不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呢?

公共投资不外是政府投资于生产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就投资于生产事业来讲，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一，公共投资不能全部补足私人投资的减少，同时它也不可能在长期萧条中反复地投资下去。因为这是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相矛盾的，当公共投资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将会动摇整个“私有企业”的基础。

第二，国家大规模投资于生产事业，将同资本家企业直接发生竞争，反而会使危机更加强化和尖锐化起来。

第三，脱离消费发展生产，含有惊人的内部矛盾。不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和个人消费亦步亦趋。但这种独立性只存在于一定限度内，归根到底，生产是以消费为转移的。一个国家不可能继续不断地投资来生产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而不必考虑产品的最后销路——人民的消费。对于这一点，连凯恩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每一次我们通过投资的增加来获得今天均衡的时候，我们却增加了明天求得均衡的困难。”

就政府投资于非生产性的社会福利事业来讲，这一措施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首先，政府投资于社会福利事业，势必牵涉到收入的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会违背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把国家的资金大量投于社会福利事业。因为，在现代的条件下，它从属于垄断组织，是垄断资本的工具，它只能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决不可能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何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社会福利事业也是通过买卖方式来“服务”的，既然通过买卖，那就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充分享受，广大劳动人民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平时连吃饭都成问题，当然更谈不上支付一笔额外费用来享受这些社会福利。所以这些社会福利事业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有名无实。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指出，即不论是投资于生产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这种公共费用的支出，都必须用增加赋税或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结果全部负担还是落在人民群众的身上，使劳动大众更加贫困，社会购买力更加低落，生产必将进一步的收缩。由此看来，凯恩斯企图通过公共投资的措施，来使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也是办不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要宣扬社会事业是反危机措施的最理想形式。然而到1940年时，他也感到政府投资于社会事业的作用不大，于是他的眼光就转到国民经济军事化方面来了。他写道：“在最近整个时期，投资费用水平很低，毫无解决问题的希望，……显然，就资本主义民主而言，在政治上不可能使开支达到足以证明充分就业的伟大试验所需要的水平，而战时条件则为例外。”他还露骨地说过：“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经济学之薰染太深，想不出更好办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在这里，他公然提出经济军事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后办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走上了经济军事化的道路。政府支出主要的不是用于修建学校、医院、公路、房屋，而是用于扩充军火生产和建立战略据点。庞大的军事费用被说成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军火生产被看做刺激工业发展的有效方法，于是在战后年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军费支出就扶摇直上。

从1946年至1970年，美国直接军费开支共一万一千多亿美元，平均每年在四百五十亿美元以上，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每年平均数。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各个经济部门便愈来愈依靠军火生产。现在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军火生产成为整个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国际形势稍有一些缓和的迹象，就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震动。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所主张的“投资社会化”，在实践上一变而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将资本主义经济“调节”得更适合于战争。这说明凯恩斯是怎样为垄断资本扩军备战政策出谋献策的。英国的凯恩斯分子卑弗利支说：“到现在为止，民主国家所发现的解救失业的唯一有效办法是总体战争。”这句话已经成为好战分子的口头禅了。

国民经济军事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虽然可起一种暂时刺激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是它将使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解决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在经济军事化的前一阶段，由于扩大了生产能力，增加了就业人数，因而刺激建筑业、机器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一般经济活动;但在经济军事化的后一阶段，由于扩大军事生产所引起的沉重赋税和高昂的物价，降低了人民的购买力，最后必然要酿成更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民军费负担逐年增加的情形。在美国，每人平均负担的军费：1913—1914年度为3.5美元;1929—1930年度为7美元;1954—1955年度为250美元;1959—1960年度为291美元。现在尼克松政府三番五次扩大军费开支，使美国1974财政年度的直接军事预算增加到811亿美元，占预算开支总额的30%。美联社说：“十二年来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国防预算将是有史以来——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最大的预算。”“这个数目超过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开创的早先纪录799亿美元。”很明显，巨额的军事费用是由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榨取来支付的，于是劳动人民更加贫困了，人民的购买力更加低落了，其结果是使生产能力和日益缩小的人民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各国越来越靠庞大的军费支出来维持虚假的繁荣，这好象一个有吗啡嗜好的人一样，开始注射的时候，觉得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后来变成麻醉剂瘾者，每次旧病复发，需要注射更多的吗啡才能“起死回生”，可是越来越多的注射，终于不免要毁坏自己的肌体，直至中毒而死。所以凯恩斯对消灭危机和失业所提出的一套纲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不管凯恩斯分子嘴上讲得多么冠冕堂皇，他们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利用国家机器来为垄断资本家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结果是累进税变成了群众的负担，公共工程变成了军火生产，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凯恩斯全部纲领的真正目的。对于这一套纲领的反动性，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四对外经济扩张政策

凯恩斯的《通论》是以“封闭的社会”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没有涉及一国对外经济关系。但是他的“理论”体系同样可以应用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而且正好迎合了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外经济扩张提供了“理论根据”。

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业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国内和国外投资额的大小。国内投资取决于利息率的高低;而国外投资则取决于贸易顺差的多寡。在经济萧条时期，一国如能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样可以提高社会需求，从而创造较高的国民收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政府扩大贸易顺差，既可增加国外投资，又可带来黄金进口，降低利息，以刺激国内投资活动，这“实在是一箭双雕”。汉森也说，增加出口，直接使国内消费品工业得到刺激，间接又推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扩充，因而整个工业得到刺激。马柯洛普在他所著《国际贸易与国民收入倍数》一书中，甚至吹嘘扩大出口可以导致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据他说，贸易顺差对于国民经济总是有利的，而且，这种利益不限于第一次国民收入的增加，由于“倍数”的作用，国民收入还可以成倍的增长。总之，凯恩斯及其门徒将他的“就业理论”应用到一国对外经济关系时所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越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则国民收入的增加也就越大。一国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就可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从而获得高水平的就业和生产。

凯恩斯分子的这一辩护性谬论对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是一个极大的煽动和鼓励，它已成为现阶段帝国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上。

近三十多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投资增长尤为迅速。193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总额为528亿美元。到1970年时，这些国家的资本输出总额已增至3,000亿到3,200亿美元，比1938年大约增长了5倍。其中以美国增长最快，从1938年的115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55亿美元，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美国资本输出增长了12倍多。

非常清楚，凯恩斯分子大力鼓吹的扩张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政策。毛主席指出：“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是一切反动派发展的必然规律。事实正是如此。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不择手段对外巧取豪夺，曾经形成国际市场的一场混战。混战结果，不但没有使它们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的一切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凯恩斯也意识到，各国竞相实行扩张政策，是会造成不良后果的。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大，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极力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来谋求世界经济的稳定，并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扩张的工具。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提出了一项“关于国际结算联盟的建议”，后来这个“建议”发展成为“国际货币基金计划”，现在联合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根据这一计划建立起来的。战后，美国凯恩斯分子为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作辩护，比起凯恩斯本人来更富于蛊惑性。汉森就大力鼓吹在全世界范围内“调节”经济，以便“达到劳动的充分就业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他还无耻地宣称：“美国的繁荣和充分就业，是世界政治与经济安全的根本前提”，“美国对于国际经济合作机构积极而有力的支持的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战后世界。”另一个著名凯恩斯分子哈里斯也要求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协调”行动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听起来，这些蛊惑性宣传好象是一个很动人的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新思想”，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些欺骗人民群众的花言巧语罢了。它含有明显的阶级意图，这就是：(一)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扭转三十年代相互厮杀、两败俱伤的局面，企图以此“防止”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危险;(二)在国际合作的幌子下，使帝国主义扩大对外侵略合法化。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和“共同安全计划”等，除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以外，还想在“援助”和“发展”的幌子下，来实现其转嫁危机和加强掠夺的罪恶目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今天，凯恩斯分子玩的就是这套把戏，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把对外经济扩张这个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政策，涂上“国际合作”的色彩，进行招摇撞骗。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国际合作”的旗帜下面，是一副凶狠、狰狞的侵略者的嘴脸。

总起来讲，赋税政策、通货膨胀政策、赤字财政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四项基本政策。凯恩斯的“理论”是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捏造的，从他的理论体系引伸出来的经济政策，则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的。他企图从理论方面，政策方面找到“消灭”危机和失业的方案，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合理性”，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意志，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这自然是枉费心机。在马列主义光辉的照耀下，在世界人民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这一反动的伎俩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