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峰等|《论语》是怎样一部书？：孔语录

《论语》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几乎家喻户晓的书。它是孔子及其学生言谈举止的记录。这部书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一度遭到查禁，但从汉唐到明清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圣人经典，得到广泛的流传。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以及各级政府官员，以至皇帝本人都要学习《论语》，从隋朝开始的各级政府举行科举考试，它是必考的课目。这部书特别是它所倡导的等级主义的礼教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发展束缚很大。五四运动中，孔子和《论语》受到革命运动的冲击，当时的革命党人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以飙奔的气概和摧陷廓清的声势，对《论语》和它所倡导的礼教思想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五四运动对孔子和礼教的批判，很快受到尊孔势力的反击，北洋军阀政府重新提倡尊孔读经。同时五四运动对孔子的批判，也有其不足之处。除了批判的深度不够外，它对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的历史贡献以及《论语》中一些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有益的内容，都未有适当的分析与评价。所以毛泽东几十年前即提出对孔子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总结工作至今仍然没有做好，对于孔子和《论语》的评价，依然是学术思想界分歧很大的题目。但是不管对孔子和《论语》的评价如何，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有必要阅读这部书。阅读这部书首先就要了解这部书的编纂过程，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等等，下面分五节，对这些问题作一些介绍。

《论语》是孔子再传弟子整理的语录

《论语》书名的由来：东汉王充所著《论衡·正说篇》说：“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按：孔安国为孔子十二代孙，汉武帝时为博士)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近人金德建从其说，并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他在《〈论语〉名称起源于孔安国考》中写道：“据此，最初只称《论》、如云《齐论》、《鲁论》、《古论》，尚沿袭旧名。宣帝时称‘传曰’，盖别于“经”而言，非书名也。但亦非始于宣帝时，如《史记·封禅书》引《论语》已称‘传曰’(按：其原文是：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其后，扬子《法言·至孝篇》引《论语》称：‘吾闻诸传’(按：原文是：吾闻传：‘老则戒之在得。’);《汉书·外戚传》引：传曰‘以约失之者鲜’(按：成帝采刘向、谷永之言以报许皇后书所引，原文是：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语实出《论语·里仁篇》(按：‘三年不为礼……’两句出自《论语·阳货篇》)‘老则戒之在得’出自《论语·季氏篇》，皆其例证。至于《论语》一名的产生，虽始于孔安国，一时亦未普遍流行;后以经生传授，都用这个名称，才把《论语》名称确定了。本来几种经书的名称都是武帝时规定的。如《尚书》则刘向《别录》说：《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君名之。”初称《书》，至欧阳氏始加《尚书》之称。《诗经》未另定名称，历来就只称一个《诗》字。所以《史记》称《论语》，命名上不一律(按：指《史记》即称《论语》——见《仲尼弟子列传》，又称‘传’)，乃因孔安国始定名《论语》，其时尚未普遍流行之故。”(见194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金德建著《古籍丛著》)我们认为：王充之说和金德建的考证是可信的。杨伯峻不信王充之说。他写道：“《礼记·坊记》有这样一段话：‘子云：君子驰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的作者年代我们目前虽然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之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其实，《坊记》引《论语》乃后人所加，这一点早就有人看出来了。元人陈澔著《礼记集说》，于《坊记》篇说道：“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论语》曰’。不应孔子自言。因知皆后人为之。且不应孔子发言段段引证如此齐整。”

关于《论语》书名的含义，东汉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是这样说的：“《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近人钱穆根据《汉书》的说法，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之类。此书所收，以孔子应答时人之语为主。《卫灵公》篇载子张问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笃敬，而子张书诸绅，则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论者，讨论编次之。经七十子后学之付论编次集为此书，故称《论语》。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要之，皆孔门之绪言也。”

根据上面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讨论编纂的意思，“语”是话语。《论语》就是孔子的学生把孔子当时讲的话记录下来，约在战国初期孔门学生，把这些记录收集、整理、编辑成书。《论语》用现代话说，就是《孔子语录集编》。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论语》书名的含义有不同的说法。他认为“论”有“纶”“理”的意思，“以此书可经纶世务”，“蕴含万理”，故曰《论语》。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尚未被抬高为圣人，《论语》也没有被抬高到“经纶万世”“蕴含万理”的地位，郑玄对《论语》的解题，似含有主观引导意向。按《说文》：“论，议也”;《广韵》：“论，说也”;《周礼》贾疏：“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些解释都没有郑玄说的那种意思。

《论语》是由谁或哪些人，在何时整理、编辑成书的呢?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对此从汉代以来就有争论，莫衷一是。我们分析有关史料和前人的考证，认为：《论语》主要是由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子思征集、整理、编辑而成的，有若的弟子、冉求的弟子、闵子骞的弟子也参加了这一工作。《论语》成书大约在孔子死后50余年。

前引东汉班固说：“《论语》者，孔子应答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当时弟子各有所记”云云，是很正确的。但他又说：“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东汉末郑玄更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经典释文》，引)按之《论语》本身，班固和郑玄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论语》中曾参出现十七次皆称“曾子”，冉有出现十七次，其中有三次称“冉子”，有若出现六次，其中有四次称“有子”(并有他们的语录)，闵子骞出现五次，其中一次称“闵子”;其他称字或名，皆不称“子”。称“子”与不称“子”，在尊师重道的孔门弟子中，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如果《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及门弟子辑纂，或“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造”，他们为什么独尊曾参而称“曾子”……?

(二)《论语》记载，关于曾子，除了他和孔子的问答之辞不计，单独记载曾子的言行(主要是曾子语录)的共有十三章(《学而》两章、《泰伯》五章、《颜渊》一章、《宪问》一章、《子张》四章)。“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如果《论语》是孔子门人相与辑纂，或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为什么能够这样独尊“曾子”，竟辑录曾子十三条语录?

(三)《论语·泰伯》第四章：“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子少孔子46岁，在孔子诸弟子中最为年轻，曾子死于公元前432年，孟敬之是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死后的谥号，其死当更在公元前432年之后……。其时，七十子已经亡故，孔子的“门人”或“仲弓、子游、子夏”等已不在人世，怎么能够编辑或“撰定”《论语》呢?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断定孔子门人编辑或“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梁皇侃已不信班固、郑玄之说。他编著的《论语集解义疏》说：“《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子之门人所共撰录。”这是比较合理的，但还不能完全解释上面提出的三个问题。唐代柳宗元作过严肃的考证：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为之也。何哉?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没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柳氏的考证所得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宋邵博同意柳说(见其所著《闻见后录》)，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康有为亦同意柳说(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康有为《论语注序》)，《搜采异闻录》认为应加闵子骞的弟子云：“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可见矣。”我们认为应再加上冉子(冉求)之弟子。孔子的门人对孔子与弟子及时人问答之辞“各有所记”(不能机械理解为七十子每人皆有一份记录)，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子思后倡议编辑《论语》(当时未必已有此书名)，向七十子的弟子征集其师所记孔子语录，由乐正子春、子思整理，编辑成书。有若的弟子、冉求的弟子和闵子骞的弟子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这是合乎《论语》实际情况的。《论语》多称与孔子问答之人的死后的谥号，即所谓记事之辞，如“孟武伯问孝”，“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类似此不少)，显然不是孔子弟子当时所记之辞，而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乐正子春、子思等人)搜集到孔子同时人问答的语录，加以整理时所加的记事之辞。

今人杨伯峻坚持《论语》一书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三～五十年，又说：“《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着重点是引者加的;我们认为加着重点的几处语义模糊)他还举了三个例子，这里分析其中之一，问题也就清楚了：“《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章的‘原思为之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的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我们认为“笔墨”二字语义模糊，可以理解为“《论语》一书成于很多人之手，”原思是其人之一(这从前后文可知，这是杨伯峻的本意);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从原宪的弟子那里搜集来原宪所记的一条孔子语录，乐正子春、子思等把它编进去，至于体例不一，那是最后成书的编者没有严格地进行统一工作，《论语》体例本来杂乱，(见后文)。我们认为后一种理解是合乎情理的，但杨伯峻的本意不是如此。班固所云，“当时弟子各有所记”，是合乎情理的;编撰《论语》的孔子再传弟子要征集语录也是合乎情理的。说《论语》一书，“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的说法是不合乎情理的。“很多人之手”，他们不是“作者”，只是“各有所记”——如果排除《论语》中少量孔子之后的孔子弟子的语录，那还是孔子生时或孔子谈话的当时所记。他们怎么成了“作者”呢?如果说，是指的“编《论语》，也不能很多人编了“不止三、五十年”。所谓“《论语》的著笔开始于春秋末期”，也是过于模糊的说法，“著笔”是什么意思?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问答之辞吗?如是，就不能说“开始于春秋末期”，而应是“当时各有所记”;这不能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总之，杨氏企图调和孔子门人编纂《论语》与孔子再传弟子编纂《论语》，而实际上两说不能并存，所以只能以语义模糊的语言回避难题。

《论语》所录孔子与门人及时人问答之辞皆未经整理者、编辑者的文字加工，保存了当时的口语，如主语、谓语、宾语乃至补语多有省略，便是证明(参阅《论语译说》)。它保存了春秋末年的口语，是研究春秋时代语言变化的重要资料，当然这也增加了后人解释上的困难。

《论语》的编辑体例很杂乱。它的分篇既不是逻辑的(即按内容类别分篇)，也不是时序的(即按着“语录”的时间先后分篇)。各篇，都是取该篇的第一章第一句的两个字或三个字作篇名，如《学而》、《子路》、《子罕》、《阳货》、《卫灵公》……本身并没有意义，更不能表示各篇之间的联系;每篇各章之间的内容也没有联系，且许多章都是只有一句话或两句话，因此后人解释起来就很困难，也往往因此发生歧解和争执。解决的办法，我们认为一是把书中有关内容(散见于不同篇的各章)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考虑;二是考证每章语录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情况下说的，同它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有《史记·孔子世家》和清人编辑的《论语编年》可作参考)。我们所写的《论语今译和解说》就是努力这样做的。

关于《论语》的原始记录者，郑玄在《论语序》中指明为仲弓、子游、子夏，他们都是孔子七十门人之内的一传弟子。郑玄的说法不够全面，《论语》的原始记录者，绝不止仲弓、子游、子夏几个人。例如《论语·子罕》篇有“牢曰”，“牢”即孔子学生琴牢;《宪问》篇有“宪问耻”，“宪”为孔子学生原思。这些记载表明，除了仲弓等三人，琴牢和原思也参加了《论语》的原始记录工作;除此以外，还有子贡、有若、子张、曾参、陈亢之等人参加原始记录的证明。

《论语》的重复之处很多。例如“不患莫己知”的论题，在《学而》、《里仁》、《卫灵公》、《宪问》等篇中都有意思相近、文字稍有不同的记录。其他如“每事问”、“巧言令色”、“博学于文”、“子见齐衰者”等论题，也出现前后重复的现象。还有孔子的名号，前后也不一致，《颜渊》篇以上各篇皆称孔子为“子”，以下各篇又称孔子、仲尼、夫子，其《季氏》篇全称孔子。凡此种种，都是编辑没有最后统稿，也是体例杂乱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