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什么是凯恩斯主义》第二章 虚伪透顶的“就业理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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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凯恩斯理论的“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蓬勃发展，而帝国主义经济停滞，危机四伏，各种基本矛盾日趋激烈。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垄断资本家的御用学者又杜撰了一套蛊惑人心的“理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增长。他们妄图以“稳定发展”或“均衡发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这就是臭名远扬的“经济增长论”。这一庸俗理论实质上是凯恩斯理论的“新发展”。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短期的静态的理论。他从社会结构、生产技术和工人数量不变的前提出发，分析那些决定现有工业设备利用程度的因素，企图通过这些因素的控制来消灭危机和失业。这自然是一种幻想。现在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凯恩斯的静态分析同现实完全脱节，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主张用投资来填补收入和消费间的差额，但是随着投资的增加，生产能力也扩大了，这时有效需求若不增加，生产设备就不能充分利用，结果投资率将会下降。随着投资的下降，收入和就业也将减少。由于投资具有“两重性”，它既能增加需求，同时也会扩大生产能力，必须使这扩大了的生产能力也得到充分利用，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增长。凯恩斯只注意投资在增加需求方面的作用，却忽视了投资在增加供给方面的影响。纵使照他的想法，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达到短期的充分就业均衡，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因此他的一些信徒就极力为反科学的凯恩斯主义作修漏补缺的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使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方面，即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扩展到长期趋势的分析，把凯恩斯的静态分析扩展为动态的分析。他们妄想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不但可以“消灭”危机和失业，而且可以不断地稳定地发展。他们企图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切内在矛盾，而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口增加等因素来探索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把生产和收入不断增长的条件加以公式化，从而把政府的调节政策放在比较长期的基础上。“经济增长论”就是这一“发展”的产物，它有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的趋势。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各国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庸俗经济学家有卡莱琪、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逊和杜玛等人。他们都对经济动态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编造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哈罗德模型”或“哈罗德—杜玛模型”。

哈罗德是英国人，早在1939年，他就发表了《论动态理论》一文，正式提出经济增长的观点，1948年他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写成一本书，题为《动态经济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着重研究了三个问题：(一)假设生产与设备一开始是平衡的，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平衡随着时间的进展仍将保持下去，换句话说，国民经济要以怎样的速度增长，才可以避免膨胀和萧条;(二)如果实际的增长率大于或小于必要的增长率，经济体系内有没有一种力量使两者趋于相等;(三)如果必要的增长率获得实现，它能够自动保持下去吗?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他把经济增长率分为三种，即“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他想通过这三种增长率的比较来断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关系，为政府制订长期补偿政策提供理论根据。

哈罗德首先考察了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据他说，有保证的增长率就是资本家所要求的增长率，它意味着从整体来看资本家对其生产和投资计划是感到满意的，因为社会上需要增加的资本恰好等于设备的增加额，即投资的需要恰好等于储蓄的供给，所以国民经济可以保证按照这个速度向前发展。他又说，如果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那末，社会上需要增加的资本就大于设备的增加额，即投资的需要量超过储蓄的供应量，于是资本家感到生产设备不足，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订货增加，投资扩大，经济趋向繁荣。相反的，如果实际增长率小于有保证的增长率，那末，社会上需要增加的资本就要小于生产设备的增加额，即投资的需要量少于储蓄的供应量，于是出现生产设备过剩现象，因而资本家订货减少，投资下降，经济趋向萧条。他认为，“甚至在想象得到的最理想条件下，由于季节或偶然性的原因，‘实际增长率’也常会与‘有保证的增长率’脱节。”如果两者发生不一致的情形，就会产生愈益背离的趋势，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哈罗德从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变动。这是一种最庸俗最荒诞的危机理论。因为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什么两者的背离，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以及由这个矛盾所决定的生产日益扩大的倾向与人民大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就一方面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于是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家又不断地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于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小。因此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证，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一切谬论，它告诉我们，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经济危机就是无法避免的。

还应指出，哈罗德的危机理论也是极端唯心的。他假定：(一)现有生产设备充分利用;(二)消费量的增加乃是引起新投资的唯一因素。他根据这些前提假定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建立综合模型，进行逻辑推论。然而现实生活表明，战后许多国家经过不同形式的斗争，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控制，赢得了独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缩小了。同时国内市场的问题，也愈来愈尖锐化。因此，企业开工不足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哪里还谈得上生产设备的充分利用。以美国为例，工业生产设备利用率一般只有80%。至于投资，它不是完全以当前消费为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不一定是为了应付消费品生产的当前需要。资本家可能投资生产新式的机器或改良的原料，用来开辟新的市场。列宁写道：“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的消费。”“……生产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真正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各种矛盾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哈罗德的前提假定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从这种前提假定引伸出来的危机理论自然也是虚构的、反科学的，完全脱离实际。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也说，哈罗德的模型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

哈罗德不仅捏造了“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并从两者的比较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变动，他还捏造了一个“自然增长率”，并从“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的比较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增长率就是国民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它是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的增长率。譬如说，假定每年人口增长1.5%，劳动生产率提高2%，那末国民收入每年就可能增加3.5%。照他的想法，自然增长率可能和有保证的增长率相等，然而这只是偶然的，因为经济体系内没有一种力量会使两者必然趋于一致。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它意味着资本积累快于人口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由于劳动力缺乏而发生生产设备过剩现象，于是利润率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出现慢性的萧条。反之，当自然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时，资本积累相对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所必需的资本来说是不够的，劳动力显得过多而且相对地低廉，于是利润率上升，投资引诱加强，经济出现长期的繁荣。据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不稳定性的原因。

显而易见，哈罗德的这一论断也是荒谬透顶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和死亡的必然性，是它的内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在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不断地尖锐化，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腐朽性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就是一个铁证。当然，这种不稳定性和腐朽性并不意味着生产技术的完全停滞。但是技术的进步，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加速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旧制度的毁灭。

以上说明，哈罗德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企图把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机械的函数关系，用形式主义的数学游戏来代替生产关系的本质研究。他从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变动，又从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美国杜玛分析经济扩展过程，得出与哈罗德相似的结论，这就是，要使经济稳定增长或均衡发展，国民收入和投资必须按一定的速度增长。所以“哈罗德模型”又叫作“哈罗德—杜玛模型”。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增长论”在资本主义各国之所以如此泛滥，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庸俗理论是为垄断资本加紧对内剥削、拼命对外扩张服务的。在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条件下，它切合垄断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

第一，“经济增长论”是垄断资本疯狂地进攻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按照这个“理论”，好象资本主义经济还能够稳定地向前发展，问题在于控制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只要对这些基本因素进行适当调整，资本主义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关键在于资本积累过多，因而资本需要量也要越来越大，国民经济才能均衡发展，这就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勇敢地担负起保证足够投资的责任。哈罗德等的政策建议是降低利息、减少赋税、加速折旧……。一句话，就是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器溶为一体，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加紧压榨劳动人民，以保证垄断资本的最大限度利润。

第二，这种“增长论”也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效劳的。他们极力掩盖被压迫民族之所以经济落后的真正原因，硬说“不发达国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而在于人口太多，资本太少，因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充分利用外资，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而且，随着资本在国际间的移动，就会有知识和技术在国际间的交流，从而满足“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和技术的需要。他们妄图用这一套伪善的说教来麻痹正在维护和争取独立自主的民族的革命意志，解除它们的思想武装，从而加强殖民主义的统治。

第三，“经济增长论”的矛头也是针对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凯恩斯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趋势感到十分惊恐，因而妄想依靠他们的理论模型来谋求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增长，使资本主义得以“万世长存”。杜玛说：“现在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得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了。”这句话充分暴露了“经济增长论”的反动实质。

以上我们说明了战后时期一些凯恩斯分子对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发展——“经济增长论”，并揭露了这一庸俗理论的极端虚伪性和反动性。此外，凯恩斯分子们的“新理论”还有：(一)以汉森为代表的“长期停滞论”，他们绕过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而从人口增长率降低、技术发展缓慢和新领域开发停止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现象;(二)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景气变动论”，他们抹煞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从投资引起消费增加、消费增加又引起投资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震荡过程;(三)以杜森贝为代表的“消费函数论”，他们离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从周期变动、消费习惯和各个人消费行为的相互影响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稳定性，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作用。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货色都是在“发展”凯恩斯理论的幌子下，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它们的中心论题只有一个，就是鼓吹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反动性增强了。在下一章我们要探讨一下凯恩斯理论的实际影响，以便进一步认识这一庸俗理论所起的反动作用。